东方的美篇

东方

雨水：盼一场春雨 等一地花开

王军贤

雨水，这个轻柔而富含诗意的节气，悄然降临在冬与春的交界，宛若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在广袤的大地上勾勒出一幅幅生机渐显的画卷。它以一种温柔却坚定的力量，融化了冬日的严寒，唤醒了沉睡的大地，预告着万物复苏的时节已经到来。

雨水，字面之意便是降水开始增多，细雨绵绵，如烟似雾，轻轻地、悄悄地滋润着每一寸土地。不同于夏日的狂风暴雨，也不同于秋日的凄清冷雨，雨水时节的雨，更像是天空对大地的低语，细腻而深情，带着几分羞涩，几分期待。

它落在屋檐上，发出轻柔的滴答声，像是小夜曲，让人心生宁静；它落在枯枝上，凝结成珠，闪烁着晶莹的光芒，预示着生命的奇迹即将上演；它渗入土壤，无声地滋养着根系，为即将到来的春暖花开蓄积力量。

在这个节气里，田野间开始呈现出勃勃生机。小草偷偷地从土里探出头来，嫩绿嫩绿的，仿佛是大地母亲最柔软的发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柳条儿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悄悄抽出了鹅黄色的新芽。偶尔，一两只早归的燕子穿梭其间，剪尾点水，留下一圈圈涟漪，它们的呢喃，是对春天最深情的颂歌。

雨水，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节气。农人们开始忙碌起来，整理田地，准备播种，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对丰收的憧憬。雨水滋润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人们的心田，它让人们相信，无论经历了怎样的严冬，春天总会到来，生命终将绽放。

在这样的季节里，人的心情也变得格外柔软。雨，总能勾起心底最细腻的情感，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去感受那份静谧与美好。或许，在某个闲适的午后，泡一壶清茶，坐在窗前，静静聆听雨声，让思绪随着雨丝飘远，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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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节气，是大自然赋予的一份温柔礼物，它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多么喧嚣，总有一片宁静属于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希望如春雨般滋润心田。

让我们在这细雨蒙蒙的季节里，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静静等待那一树树花开，一片片绿意盎然。

很多人没有等到年老

刘亮程

有一年赶马车的冯七走到老年，我觉得这个人真有意思，贩运了一辈子东西，把虚土庄的麻和皮子运到玛纳斯，又把玛纳斯的苞谷和麦子运到老奇台，再把奇台的瓷器和盐运回虚土庄，天南海北地跑买卖，其间赚了多少说不清。最后他的车马把他送到老年。

有的人一趟车没坐，靠两条腿走到老年。像韩拐子，靠一条腿，一根木棍，一瘸一拐的，也走到老年。还有冯瞎子，黑摸着也到了老年。看来老年并不是一个难以到达的地方。为啥好多人没有老年。

我父亲的老年就不见了。我没有看见一个老掉的父亲。他一样没看见长大后的我。

我觉得父和子，就是一场相互帮忙的事，我们叫谝工。我幼年无助时他养育我，他老了走不动时我养活他。中间那段时光，我青年，他壮年，谁也不靠谁，各干各的事。

可是我没有看见父亲的老年。他好像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老掉了。

很早前一个傍晚，母亲做好晚饭，叫我去喊父亲，我走出院门，空中昏黄昏黄，没有一丝风。我在树下聊天的中年人中找，没有。又去墙根晒太阳的老人堆里找，还没有。我一声一声喊，没人答应。

我记得母亲做好饭，往锅里揪面片时，我围在灶火旁。她一碗一碗盛饭时，我已站在院门外。她让我去喊父亲，我就站在门口喊，又站在路上喊。空气昏黄昏黄，我喊一声，天就暗一层。

后来天透黑了，我往家走，路突然变得模糊。好像我到了另一个村子，又好像家就在前面，却老走不到。我担心饭放凉了，担心母亲等得着急。

那一次，我没有回到家中，我到哪去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回来端起那碗饭。父亲也没有回来。也许他回来了而我不在。我只记得没找到父亲，一直没找到。我跑到村头，看见一条一条的岔路。

我也许从没碰见过父亲，他偶尔回来的夜晚我在梦中，母亲说我出生后的半年里，父亲哪都没去，他坐在我身边，一会儿逗我笑，一会儿抱起我转转，我不时望望母亲，又望望他，我好像不认识这个以后我叫父亲的人，我的眼睛在他脸上看来看去，又盯着他的手看。一个早晨他走了，再回来时我已经开口说话，母亲说这是父亲，让我叫。我怎么也叫不出这两个字。我的记忆中没有他的影子，他突然来到我眼前，一个早晨他又离去，我没有醒来。

柒马老得胡子都白了，父亲肯定从另一条路上走了，我没有追上他。弟弟在一个晚上被抱走。我大哥去了哪里。还有另一个弟弟和妹妹，又在哪。母亲也许忘了她生养了几个儿女，她偶尔醒来，看见儿女们睡在沙枣树和草垛的阴影里，她喊他们。

“呔，回到炕上睡。”

没有一个答应。她过去给他们盖衣服，发现好几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她没生过他们。又是谁家的孩子呢。等天亮了再说吧，天一亮，谁家孩子回到谁家。可是，那以后天亮了没有，我母亲记不清了，她的记忆在那一刻停住，接下来是我看见的，我趴在沙枣树枝上，看着她回到炕上，然后天渐渐亮了，守夜人的四个儿子，从四个方向回到家，老守夜人从房顶下来。鸡叫二遍的时候，我在树枝上睡着。在我没闭严实的一丝目光里，我母亲醒来，她的儿女们睡在炕上，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背草筐

厉彦林

草筐这种农具，如今基本见不到了，只是偶尔会在村史馆、农耕文化馆里露面。

草筐大多用腊条或柳条编织而成。它近一米高，底部是平的，侧壁根据需要确定弧度、厚度，开口处加厚收紧，这样耐磨，盛东西稳当。草筐能手提、臂挎或者肩背，用途很广泛，带着它上山下田、逛菜园，既能装柴草，又能盛蔬菜、玉米、地瓜，还能装捡拾来的牲畜粪便。

草筐，是最普通的农具，没有大雅之堂可登，它经常出现在猪圈旁、草垛边、锅灶前。像我这样上了一定年纪、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应当都背过草筐。与草筐有关的记忆，让我刻骨铭心。

那时，在我们沂蒙山区，家家户户养鸡、养猪、养羊，有的还养牛、养驴。于是，薅草喂牲口，成为孩子帮衬家长的活儿。孩子们放学后便背上草筐，跑进山野沟壑一边薅草一边玩。在星期天和麦假、秋假、寒假，背草筐更是家常便饭。

俺村坐落在丘陵之上，西北方向有座柴虎山，满山都是灌木叶和野草。然而每年入冬后，树叶都落了，野草也黄了，捡来的柴草根本不够烧火做饭。于是，老人和孩子常常背上草筐跑到沟汊树林、田埂地堰拾草，用竹耙子搂草、搂树叶，那路旁和树林的地面都被搂得很是溜滑。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无论夏季薅猪草，还是秋冬拾柴草，都得趁早。要是有小伙伴早到了，占下了“地盘”，我就只好去更远的地方寻找“草源”。

背着草筐拾草，这活儿又脏又累，但其中也有快乐。夏天，河边和树林里各种各样的野草长得又高又快，树上也有不少枯枝，不一会儿就是一筐。拾草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自然界的各种小动物，比如蝴蝶、蚂蚱、老鼠、青蛙……我们还常常爬到树上看鸣蝉、喜鹊和各种鸟窝，在溪流里抓小鱼、小虾，在河沟里捉河蟹，有时顺手摘到酸涩的野果，咬一口一咧嘴，舌头都不听使唤。黄昏时分，远远地看到自家的烟囱冒出了浓浓的炊烟，就赶忙背起塞得如小山包一般的草筐气喘吁吁地往家赶。一路上，心中满是甜蜜和幸福，我为自己分担了家庭责任而感到自豪。进了家门，饭菜香瞬间扑鼻而来，禁不住高喊一声：“娘，我回来了！”娘应声道：“好，快洗手吃饭！”一股暖流立刻直抵心窝。

我也有偷懒的时候。记得那年冬天，旷野里刮着干冷的西北风，我兜里装着一本刚借来的连环画《地雷战》，和比我小一岁的堂弟去拾草。一到西北岭，我就把草筐扔在一边，裹紧肥大的棉袄，蹲在沟底的背风处，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地看起了连环画，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一晃，天就黑了，可草筐还瘪着，于是赶紧在筐底放了些枯树枝，再盖上匆忙搂来的一点枯草。我知道造假理亏，胆怯地回到家，把草筐匆匆塞在草垛旁。

1974年冬，我正上高中，学校搞勤工俭学，草筐一夜之间变成了粪筐。爷爷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老师讲：“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拾粪被当作一门课程对待，还算分数。我家离学校8华里，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背着书包，带上铁锨、粪筐出发了。乡间小道不好走，加上“粪源”有限，必须走更偏僻、人迹罕至的沟汊。眼睛只有像探照灯一样四处搜寻，才能有收获。虽然衣着单薄，但并不觉得寒冷。如遇上大坨的牛粪，心头自然一阵欣喜。冬天的粪便上了冻，便于整体铲拾，只是费点劲。偶尔遇上拾粪的同学，我们还会相互谦让，再逗笑一番。赶到学校交上粪，把粪筐依次排好，洗完手，整理好衣裳，上课的钟声就敲响了。现在想来，那是一道极具年代感的独特的校园风景。

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为饲料和柴草而发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孩子们都生活在蜜罐里。回想起背草筐的过往，我既感辛酸又感幸运，它让我亲近了大自然，享受了劳动的快乐，也更加珍视生活的美好。

热闹的塔里木

卢 山

曼妙的音乐突然响起，广场上立刻热闹起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大步穿过白杨树林，女儿更是一路小跑，拨开人群，循声望去：一个身着节日盛装的维吾尔族大叔，踩着鼓点和音符，带着一群老年人跳起了麦西来甫。

大叔虽然啤酒肚微微鼓起，却并不妨碍他身怀绝技、轻歌曼舞。在欢脱曼妙的音乐里，他快乐无比，在塔里木大地上尽情跳跃。一曲麦西来甫，再来一曲《掀起你的盖头来》，广场上顿时沸腾一片。

塔里木冬日的寒风依然凛冽，却阻挡不了大家纷纷打着节拍，尖叫着、嬉闹着，涌入这欢乐的洪流。烤包子的小伙子满脸黢黑，卖坚果的姑娘长发飘飘，都不约而同地加入舞蹈的队伍，跟着唱起来、跳起来。雪山和胡杨也都不请自来流连驻足，庆祝这美好的新年。

两岁多的女儿戴着维吾尔族姑娘的小花帽，有模有样地转着圈。此时，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女孩也加入进来，娴熟地舒展着身姿，咧着嘴哈哈大笑，艾德莱斯裙、长辫子在阳光里翩翩飞舞。小小的年纪，流动的舞蹈，成为广场上一道动人的风景线。

“爸爸，长大后我要学这个好看又好听的舞蹈。”女儿拉着我的衣袖。

“哈哈，别等你长大后了，你现在就可以学呀。你还有一个好听的维吾尔族名字呢——小古丽！”

“小古丽？小古丽，哈哈，爸爸你也是个小古丽！”

穿过广场就是胡杨河。胡杨河最早是一条不大的排碱渠，当地这几年花了不少力气清淤拓宽，如今一条几公里长的清澈小河穿城而过，涓涓细流给南疆小城的市民带来了不少清新和浪漫。来到阿拉尔这座小城一年了。“北有石河子，南有阿拉尔”，这座光荣的英雄之城，正在一日日地生长着、变化着。塔里木机场通航了，胡杨河边的综合体大厦建起来了，大巴扎集市流动起来了，快餐店灯火通明，奶茶店里排起了长队……

烤包子刚出炉，没等你品尝一口，隔壁烤馕的老乡就开始吆喝，几十个大馕摆成了一个超级大的“福”字，简直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此时，当地诗友打来电话，约我晚上一起观星赏月，喝一杯维吾尔族朋友送的穆塞莱斯。

实验室里过大年

李雨书

我二十出头离开家，去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学习生物无机化学。留学的时候，春节并不放假。我和同在牛津的同胞们，庆祝的方式朴素且简便。小伙伴们下午做完实验后，一队人马去中国超市买点韭菜、猪肉馅和饺子皮儿，另一队人马到玛莎超市购买水果、零食和饮料。大家晚上聚在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唠唠家常，开着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回放——当作背景音乐，其乐融融地等待零点钟声的到来，许下新年的愿望。

本以为回国后，可以守候在父母身边安心过年。然而，由于我国各大城市产业布局侧重不同，我从事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是江浙沪以及大湾区一带的优势产业，因而我先后在苏州和深圳从事科研工作。大多数年份，我都是用做实验来庆祝新春佳节的到来。

忘不了，在苏州工业园区度过的那个跨年夜。半夜两点，我做完实验，走在回家路上，空气中饱含潮湿氤氲的水汽，和着冬春之交的寒冷气温，路灯上高悬着的一串串大红灯笼，把路中间的我包裹在迷蒙的红雾里，如入仙境一般。

我默默感叹，这座城市真美呀。

后来，我到了深圳。深圳的冬天一点都不潮湿，与北京清爽的初秋一模一样，甚至连“八月桂花”都在腊月里开放，鲜少有叶子掉光的景象。我在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实验台跨年，实验间隙，深夜引颈，即可看到东莞与深圳交界处，村民们燃放的簇簇烟花，点缀在浓黑的山间苍穹中，一整夜络绎不绝。即使没有特意捕捉，这浓烈的年味儿，依然顺着灿烂的烟花与红雾，飘到了我的实验台前。

做实验与过大年并不冲突。

生物发酵实验完整流程长，且需要多批次重复以确认稳定性。我的每一个实验的周期一般是一周，一旦实验出现问题，这一周就等于白干了，浪费了。一年能有几周？科研的容错率是很低的。因此，一旦开始，便很难找到恰当的停工节点进行休息。事业的发展，是由一个个实验累积起来的，每迟缓一周，距离设计目标就会延缓一周。人生有四季，有年节；而我所培养的微生物是没有四季和年节的，它们的轮回浓缩成一周或两周，一个轮回的结束，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我在期待实验的“爆点”。我必须只争朝夕。

我的博士生导师曾对我说过，所有的假期（vacation）都不是节假日（holiday）。我好奇地问，vacation和holiday有什么区别？导师说，holiday是指你真的放下所有学业、工作，全心全意和家人一起消遣玩乐；而vacation则是指，你离开工作台回到家，继续学习，人在哪里，并不影响继续学习这件事。科研的人生，只有vacation，没有holiday。

其实，我多么想回家与爸妈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大年，我也想在这一天给百岁的姥姥磕头拜年！但是，实验——我的事业，把我吸引在了深圳光明科学城。

在地球最南端

谢润嘉

3个多月前，我乘“雪龙”号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南，穿越赤道，经历了传说中的“咆哮西风带”，驶入南极圈，见到了纯粹、壮观又神秘的蓝冰世界。

这一路我随船报道中国第四十一次南极考察工作。从中山站到长城站，从南极大陆到南大洋海域，我记录了科研工作者在极端环境中执行科考任务，见证了“雪龙”号和“雪龙2”号“双龙探极”克服恶劣条件为考察站运送物资。

不知不觉，竟要过年了。

要是往年我在国内，一定早早就买好回家的车票，只等除夕那天和家人团聚。但是今年很特殊——我要在“雪龙”号上，和第四十一次南极考察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南大洋度过春节。在南极过年会有怎样的年味？作为第一次来的“新人”，我很好奇。

“雪龙”号的二副苏显和我一样都是95后，今年却是他第六次来南极，“海上过年”的经验相当丰富。他告诉我，过年期间，船上会挂灯笼、中国结作为装饰；还会举办各种活动，比如联欢晚会。因为船上网络不好，每到过年很多队员都会在驾驶台排队，给家里打卫星电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每年春节我也都是在照常值班。眼下正是大洋作业的时候，大家都很忙。”大洋考察作业是南极考察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之一。队员们常常要昼夜不停地作业，和天气、海况抢时间，甚至要连续奋战十几天。几乎每年春节，“雪龙”号都是在南极海域执行大洋考察任务。作为驾驶员，苏显也要值守在驾驶台。

尽管工作如常，苏显还是会特意在除夕这天，对房间和驾驶台大扫除一番。“过年的态度还是要有的。”苏显说。这个习惯他从2019年第一次参加南极考察一直坚持到现在，变成了每年春节都要有的仪式感。

6年前，苏显刚大学毕业，对“雪龙”号和南极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如今，他每年在这艘船上的时间甚至比在家的时间都长，他习惯了“以船为家”。

“雪龙”号上的年味是郑重的仪式感。而远在4000多公里之外的秦岭站，年味是白色冰原上的坚守。

2024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秦岭站建成开站，我这次正赶上了它的第一个农历生日。站长王哲超也和94名队员一起在秦岭站过年，也为秦岭站庆生。

王哲超曾经参与过昆仑站、泰山站和秦岭站的建设任务。今年是他在南极过的第五个春节，“我对秦岭站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熟悉了，站上的每一个区域我都非常有感情。”

那时候，秦岭站刚刚建成开站。此前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其他同样承担建站任务的第四十次南极考察队员们一起，日夜奋战，在恩克斯堡岛的大风和暴雪中创造了又一个南极奇迹。王哲超说，这是他度过的最充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春节。

秦岭站目前处于配套设施的建设阶段，任务依然艰巨。临近春节，站上准备了丰富的餐食和娱乐活动，努力让队员在秦岭站过上一个温馨的年。

参加过这么多次的南极考察，王哲超见证了昆仑站、泰山站和秦岭站从无到有，见证了中国极地事业由弱到强。提起新年愿望，他说：“希望我能继续为南极秦岭站建设贡献力量。”

曾读过一句话，说年“是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一切生活的理想都在这个时刻焕发出来”。在地球的最南端，我感受到的年味，是冰雪与热情的碰撞，思念与坚守的交融。

　　诗思不远

刘 扬

我们好像与古人的生活离得很远，但今古攸同，人的心理终有共通之处，许多诗句在生活中都有影踪，仅仅是需要捕捉和触碰。

下了晚班，赶上空气能见度好，抬头就是星空，约略有银河的影子，那便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了。即便只剩寒星几点，就站在那深深吐纳几口气，看着星星，想一会儿过去的事，也就是“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碰巧有新月升起，抑或明月中天，国人更有数不尽的才思，从“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想到思念的人，从“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想到珍惜，随手拍下来发给朋友，这是当代人表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方式。

春时，斜风细雨一夜，楼下的碧桃想必是开了，清早赖在床上晏起，窗外不知传来什么人的声音，你心头一动，陆游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大略该是这种情思吧。又或者朔风凄紧，雪片纷纷落在北方大地上，你呵呵手进了一家火锅店，走上二楼凭窗而坐，点两盘羊肉，叫一瓶薄酒，看琉璃世界白雪红梅，想到的也许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也许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正是“能饮一杯无”的时刻。

现代社会流动性强，尽管一张车票就能相见，可人事暌违，终究聚少离多。在这点上，我们与古人有说不尽的共鸣。老同学相约于中山公园，北大殿的轮廓由清晰而渐浑圆，“来今雨轩”充满了文学的象征意味。“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就此互道珍重。偶会收到老友的快递，或是一箱时令水果，或是几张旅途的明信片，这在物流方便的今天再寻常不过，可细细想来，何尝不是古人“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之意。

在外奔波的游子，总有一个时刻，想要褪下满身疲惫，找一家熟悉的小馆子，吃一口家乡饭。也许是一碗小面、一碟烧腊，也许是一味煮干丝、一段香肠，这不正是当代人的莼鲈之思？又或者在春雨未息的时候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泥土气，新茬的韭菜清炒土豆丝，配上一点杂粮饭，亲友叙旧拉拉家常，我常以为杜诗中“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会是这种意境。有时亲友相逢，反倒不想跑东跑西，愿求半日清闲，喝茶聊天就好，苏轼说“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或道出此中三昧。

古人的诗思离我们能有多远呢？其实就在一饮一啄之间、时序轮回之际。

年画里的祝福

尤丽云

走进吴百锁的年画社，就是走入一个丰富的年画世界。《灵蛇呈宝》《天官赐福》《门神》《渔樵喜乐》《连年有余》等色彩张扬的年画像五叶爬山虎一样，大面积占领墙壁、柜面和长桌，合力点燃一屋暖意和喜庆。吴百锁是山西绛州木版年画传承人，他为蛇年量身创作的《灵蛇呈宝》，是对乙巳非遗中国年的礼赞和致敬。画面上，一条灵蛇口衔金币身绘彩鳞，绕葫芦蜿蜒而上，葫芦身上饰以如意和“福”字，下呈祥云、元宝、寿桃，运用谐音寓意福禄双至、吉祥如意、长寿安康，承载人们对好日子的期盼。前一阵子，《灵蛇呈宝》还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亮相。

置身吴师傅不常示人的年画收藏室，仿佛遁入久远的时空。从古至今不同时期的3000余块老版和1万多幅老画及画稿，井然有序地躺在一排排高大橱柜、层架中。经过无数次印制和岁月侵蚀，有的雕版已缺角、磨损，有的依稀可见虫眼。这些古版和一张张泛黄的老画，岁月赋予其别样的美感。收藏缘起40多年前，吴师傅看到不少年画雕版被当作井盖、砧板甚至鸡窝构件，痛心之余，他从此走上漫漫收藏路，并学会木版年画从选材到制版、绘稿、上稿、雕刻、印刷、填色、装裱等一整套工序。

随机打量几个宝贝，《四郎探母》《花枪缘》《五老观太极》等古意素朴的刻版、画稿，是一朵朵古老的花儿，自带美的无限张力。古老的韵味、古朴的空间是一道隔断，杂事与尘嚣，见之止步，人心，跟着沉潜下来。

静好时光里，身穿中式对襟唐装的吴师傅把墨汁刷在明代孤版珍品《关公读春秋》的雕版上，被毛刷摩挲过的木版此刻从沉睡中醒来，容光焕发，幽幽墨色泛着绸缎般光泽。吴师傅趁势把一张宣纸轻轻覆在版上，顺手拿起印案上的趟子来回延压纸面。身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经验和感觉是长在吴百锁心里的度量衡，他凭此拿捏木版年画制作工序的火候。墨色匀匀附到纸上后，像揭开新娘的盖头一样，吴师傅轻轻掀起那张薄薄的宣纸。纸上，在关平与周仓的陪同下，身披铠甲的关公手持书卷，威武又睿智。全国年画主产区比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河南朱仙镇、江苏苏州桃花坞、四川绵竹等，都为忠义仁勇的关公留有重要一席。这版《关公读春秋》，吴师傅曾印过一幅，赠给中国台湾中华关圣文化世界弘扬协会，小小年画阐释着海峡两岸华夏子孙共同的文化胎记。

在年俗文化的催化下，花花绿绿的年画装扮着千家万户，门扇、窗牖、墙壁等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覆盖神祇、戏曲、风俗、传说等题材的年画，传递着人们祈求迎福辟邪、安康无虞等朴素的情感。年画艺诀描述：“巧画士农工商，描绘财神菩萨。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今古轶事。”木版年画像钤印，刻绘世俗生活各个领域，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图像志。《教子》画面中，一位清朝中叶上流社会的妇女双髻簪花，身穿绣云披肩和花边大袖旗袍，左手托书，她膝前扎牛角小辫、穿对襟马褂的稚童，正在背诵孟浩然的《春晓》。《走亲戚》《回娘家》年画，线条与颜料合谋出生动活泼的画风。画里，新春时节穿戴一新的人们行进在走亲戚、回娘家的路上，赶着驴车的年轻汉子春风满面，坐在车里的妇女娇俏喜悦，小孩伶俐可爱，极富生活情调。

从《男十忙图》《三人九饼春牛图》《麦囤如山》等年画里，我们知道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劳动人民勤稼穑、盼丰收，3个人吃到9块饼、小麦堆积如山就是他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有些年画还题了字，画与字联袂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如“三阳从地起，五福自天来”“父子协力山成玉，兄弟同心土变金”等。

古代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稀缺，劳苦大众文盲率高，这种情况下，形象直观的年画通俗易懂，深受大众喜爱。以刀为笔，原本沉默的木板开始说话。求平安就刻只宝瓶吧，求富足有余就刻条鱼吧，柿子和如意寓意事事如意，金鱼和海棠寓意金玉满堂，猫蝶寄托耄耋之寿……木屑吹散，寿桃、石榴、荷花、元宝、仙鹤、喜鹊等纷至沓来，财神、门神、寿星、娃娃等一一显露。那些源自小说和戏曲的年画，则在装饰美化家居环境的同时，还牖启民智，向人们传播美好的价值观，比如《望江亭》《盗仙草》《拾玉镯》《西厢记》《霸王别姬》《紫金带》等。通过一块块雕版、一张张年画，千百年后站在时间长河这端的我们，依然能够接壤古人的审美版图，清晰感受画里那些精神符号，古今遥契！

在贴了年画的家里进进出出，平安吉祥的祝福袅袅不绝，一匝匝环绕拥抱细水长流的日子，循环往复一整年后，新的年画又将上岗，继续为人们传递美好愿景，让千祥云集门庭，万福降临人间。

信仰是心底的火

王锦涛

我永远地记住了那一天。

雪落敦煌，我徒步三危山下，和数十座墓碑不期而遇。墓碑的主人，是常书鸿，是段文杰……是长眠于此的敦煌守护人。

1000年的营建，600年的沉寂，复又成为世界的焦点，莫高窟要感谢从全国各地赶来守护她的人们。从三危山下来到宕泉河边，望着崖壁上的洞窟，我被现实拽进历史。

百年前，常书鸿渡海翻山，从法国巴黎来到祖国西北。彼时的莫高窟，藏经洞遭洗劫，壁画被盗、栈道被毁，鸣沙山的流沙，掩埋了部分洞窟。时局多艰、生活多难，家都破碎了，常书鸿还守在沙海，护着莫高窟，等待她涅槃。循着历史的跫音，我似乎知道了，滚滚流沙为何吞噬不了莫高窟，战乱兵燹为何摧毁不了莫高窟，因为文明的根脉就是民族的信仰。常书鸿说：“我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信仰，是心底的火。我想起了段文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人生暮年，往事如斑驳的壁画，时间收割着记忆，他连老朋友也认不出，却能在弥留之际，清晰地呼唤“敦煌，敦煌——”

雪还在下。封冻的宕泉河边，挺拔的白杨枝头疏朗。这时节，没了摩肩接踵的热闹，但游人亦不绝。千年莫高，心向往之，她是活了千年的历史。问题在于，她还能存在几个千年？有影像记录的100多年来，莫高窟壁画的衰老，快得肉眼可见。然而，明知一切都将在时间的长河中消失，敦煌人还是选择和时间“为敌”。

鲐背之年的李云鹤告诉我，上世纪60年代，莫高窟第161窟整窟壁画起甲，一旦空气快速流动，壁画便如雪片般脱落。他每天修复0.1平方米，用了整整两年，最终将第161窟修复完成。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评价：“不是‘焕然一新’，而是‘起死回生’。”

身入洞窟观敦煌，感受气韵流动，才理解“起死回生”的惊叹。进而问，美如斯，能否“永生”？敦煌研究院开始了“数字敦煌”的实验。这一发轫于数字技术的联想，意在“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莫高窟。但有想法不难，难的是如何实现。幸而，敦煌人从来不畏难。

我目睹过敦煌人通过高精度摄影摄像技术，将壁画、塑像等文物数字化，为莫高窟建立数字孪生世界。他们曾困惑于虚与实的辩证——当你用凝聚着最新科技的电脑和软件，在为壁画人物无缝衔接其发丝，日复一日的努力，到底何处是“虚”、何处是“实”？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发丝即线条，线条即神韵。壁画之所以传神，靠的是慢工出细活。作画时如此，数字化亦如此。果然，2014年《梦幻佛宫》大型球幕电影上线。置身影厅，宛若游于洞窟，每一尊塑像、每一幅壁画，就连人物唇角笑意的深浅，都分毫不差。探微索幽，妙不可言，莫高窟在人们眼前“活”起来了。

雪停了，天地一色。我来到敦煌研究院著名的“青春”雕像前。这尊雕像的原型，是青年樊锦诗：短发少女拿着草帽，昂首前行，意气风发。择一事、终一生，敦煌人的青春不再，却换来莫高窟的青春正好。

一堂语文课

高洪波

语文课是我从小就格外喜欢的课程，一方面缘于语文老师引人入胜的讲解，另一方面是因为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作文题吸引着我。正是对语文课的喜爱，让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有了写下这篇文章的机缘。

我说的这堂语文课，是去年深秋时节我在深圳参加儿童文学文化交流活动时，陪一群四年级小学生上的一堂课。一位来自黑龙江的优秀教师杨修宝为孩子们讲解四年级语文课本中一篇我写的文章《陀螺》，我有幸被邀请坐在台下倾听。听完课，还有一个对话沙龙，目的是挖掘课文背后的创作故事，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几年前，我与杨修宝老师在云南有过一面之交，他年轻爽快，能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我的故乡虽然在内蒙古草原，但是从地域文化来说，我们也属于东北文化或者说关东文化，所以我俩是老乡见老乡，且这次见面还是在遥远的深圳的语文课堂上。

我静静地听着杨老师和四年级的小学生们对《陀螺》这篇文章进行解析。杨老师提问，而后和同学们互动，他那幽默的语言把课堂气氛调动得如一场交响音乐会般热烈、活泼。杨老师甚至发现这篇文章里，数词“一”用了35次。这让我很惊讶，说实话，我在写作时从来没有考虑过数词的使用。杨老师还用想象和联想的方式，对这篇课文从主题思想到作者的心理活动，一直到字、词、句如何使用，进行了极有深度的讲解。我坐在下面一边听，一边在心里赞叹，语文老师的确与我们作家大不一样。

在现场的互动环节，主持人让我讲一讲文章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对这堂课的体会。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从生活中挖掘素材，寻找写作的灵感，就仿佛在一条宽阔的河流旁垂钓，我们钓上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仅此而已。这条大鱼被放进了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里，如何把它烹制成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精神美食，端到学生面前，这就是语文老师所做的工作了。杨老师的这堂课让我看到了一名优秀语文老师精湛的烹饪，课件的准备、演示和资料的搜集、筛选都做得非常好，让人敬佩。”

说到抽陀螺，这是我儿时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写作《陀螺》是几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记得自己坐在书桌前，开心地写下了一批关于童年的散文。当时我只是想记录童年时代的快乐，包括和伙伴们一起玩的游戏，于是写下了《陀螺》。它描写一个孩子对自己的玩具爱不释手的心态，当然还有与小伙伴们在抽陀螺过程中各种欢乐的故事。后来，《陀螺》收入散文集《悄悄话》，紧接着，这本书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写《陀螺》的时候，我更是没有想到，它会在若干年后进入小学语文教材。

这样一篇描述童年记忆、个人情感的文章，发表之后成了公共产品。它像一条活泼的鱼，游进了属于它的大海，游啊游，又游到了深圳一所小学四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成为一场教学观摩活动的主角。

《陀螺》写的是我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留下的记忆，我希望南国深圳的孩子们能体会到一个居住在边塞小城的少年冬日里游戏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正借助于一个个汉字，借助优秀教师的条分缕析和设计精美的课件，呈现给学生们。

我又想到，许多像《陀螺》一样进入语文教材的作品，它们是一代又一代人对中国元素、中国故事的书写，而后借助语文课堂这个平台传递出重要的文化信息。

北方辽阔的草原、南海边的深圳，遥远的童年与活生生的现实，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课堂上，我突然觉得自己也成了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学生。回到童年的感觉真好！

卖 菜

陈忠实

白鹿原上的这村那寨和白鹿原下的这寨那村的人家，多有亲戚关系，原上的姑娘嫁到原下或原坡上的某户人家，也多有原下的姑娘嫁到原上某个村寨的人家，亲戚间的往来就很频繁。单就我们这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说，竟然有六七户人家都和原上有这种最亲近的亲戚关系，而我母亲的娘家(我的舅舅家)就在白鹿原西头的五坊村，两个姨妈家也在原上的两个很大的村子。

这样，在我尚未懂事也爬不动坡上很陡的土路的时候，据说是由父亲背着我上原，每年正月头上去向舅爷舅奶舅舅舅母拜年。到我能走得动的时候， 一大清早起来便跟着父亲母亲出门上路了，从我们村子通舅家的原上的村子有一条斜路，大约七八里，尽管天气很冷， 走上原头的时候早已浑身淌汗了。

走上原头的感觉是奇异而又新鲜的。天太宽阔了，直到眼睛所能抵达的模模糊糊的终南山的群峰(那时候尚不知终南山的称谓，当地乡民只说南山)；往北看，对面的北岭(即骊山的南端，同样在那时尚不知骊山的称谓，当地乡民只说北岭)，竟然遮挡不住天了；原上一马平川，远远近近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寨，无论如何望不见东边原的尽头，便有一种神秘感。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完全是我生活的小村庄所在的特定地域造成的。

我们的村子紧紧倚靠着白鹿原的北坡，站在村子的任何一个角度，满眼都是熟悉不过的坡坎和峁梁，刀裁一样的原顶遮住了天空，往北看，便是骊山的南麓，同样遮住了天空；在南原和北岭之间，蓝的天或阴的天， 永远都是窄窄的一条长绺的天空，当地乡民自我调侃说，生在咱这地方，一辈子只看一绺绺天。绺绺，通常是说布条的， 一绺布条。在我能够独立走上白鹿原的时候，宽阔的天和平坦无边的地让我发生奇异的感觉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更生动鲜活的记忆，是上原卖菜。 在我考上中学的时候，家庭的经济来源没有了，父亲种树卖树供我们兄弟俩上学，无奈树长得太慢，供给不上两个中学生的学杂费；村子里已经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即使劳动有盈余，也得等到年终合作社决算后才能分配，况且多数人家都是倒贴户。我在父亲完全无法可想的困局里，上完初一第一学期便休学了，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复学，却错过了一个年级。记得是在复学读完初一的那年暑假，出现了学生卖菜挣学费的新鲜事，而且很快形成了一股风气。

那些和我一样先后考入初级中学的乡村学生，其实大多数的家境相差不了多少，十个有九个都上不起每月大约要花费十元钱的学生灶，都是背着一袋子馍上学，每天三顿都是开水泡馍，伴着辣椒酱或咸菜。即使如此节俭，每学期开学的十多元学杂费仍然成为每个学生家长的重而又重的负担。这一年的暑假， 不知由哪个村子的哪位脑门活泛又灵动的学生闯出一条挣学费的生财之道，从原下的农业合作社的菜园里趸下时令蔬菜，第二天一早挑着菜上原，到原上的镇子上去卖，赚下钱来，到暑假结束便高高兴兴交学费了。我很快就加入到这个刚刚形成的学生卖菜的不大不小的群体中了，心劲颇高， 不用再担心失学了。

白鹿原上自古缺水，俗称旱原。无论大村小寨的乡民， 吃水是最大的困难，靠人力打下的深井，水多不旺，而且是人力所能挖到的极限深层了。吃水历来困难，种庄稼自不待说是靠天吃饭，每年只种一料麦子，不种秋田，在于秋禾更费水，而当地的气候特征恰恰是十年有九年的伏天都缺雨水，蔬菜就更谈不上种植了。原下人调侃原上人说，宁可给你一个馍，不舍得给你一碗水。更有甚者说，原上人早晨起来，为节省洗脸水，夫妻兄弟姊妹面对面吐唾沫儿洗脸……

原下的一个又一个村庄，门前流着丰沛的灞河清流，每个村子都有引灞河水自流浇灌的水田，还有不少稻地。在个体经营时代，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两户心灵手巧善于抚育蔬菜的农民，便有了收入强过普通庄稼的菜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合作社建立后，每个社里都有相当规模的蔬菜种植地块，作为合作社的副业。我们村子就有五亩地种植着传统的韭菜、大葱、蒜苗、茄子、辣椒和刚刚引进的洋柿子(西红柿)等，合作社社员把这些蔬菜挑到原上的镇子去卖。原上人自古以来就吃着原下人种的菜。

我在我们村子的合作社的菜园里趸下时令蔬菜，多是大葱、韭菜、茄子和西红柿，总量一般不超过五十斤，这是十五岁的我挑菜上原所能承受的极限重量。

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挑菜上原。天微明便爬起来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笼出门了，走不过一里平地便上坡，目的地是狄寨镇--我尚不知是用北宋大将军名字命名的镇子，大约十华里远，上原后到镇子还有约三华里平路，上原的陡坡路占过大半。我挑着蔬菜，出村子时尚不觉得压迫，很快走过一里平地开始踏上上原的坡路的时候，那装着蔬菜的两只竹条笼便沉重起来，出气也急促了，汗水也冒出来了，直到肩膀疼痛不堪双脚也难以跨步的时候，便招呼伙伴歇一歇……

从出家门到上到原顶，少说也要歇四五回，上到原顶的那一刻，肩头的担子几乎是扔到地上的，当即躺倒在地，汗水似乎汹涌而出，喘着粗气的嘴连叫妈的气力都没有了。然而，心里却是一种成功的轻松，最难的坡路爬上来了。待喘息初定，便拿出用布包着的馍来，肚子也咕咕叫起来，吃完一个馍，便挑起两笼蔬菜直奔狄寨镇了。

狄寨镇街道的两边，任由各种商贩自选位置，先到者便先占得街道中间人来人往最稠密的一方地盘。我选定地盘放下装菜的竹条笼，把各色蔬菜都亮出来，便坐在地上迎接买菜的顾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蔬菜价格，我从合作社趸来的时候，韭菜大约五分钱一斤，大葱一角钱，西红柿七八分钱，挑到镇子卖出时的价格都要翻一倍，开始时咬紧牙关不给购菜者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销售不顺利，便只好忍痛降低售价了。

印象深的事是算账麻烦，那时候还用的是十六两为一斤的秤，买主如果买整数的蔬菜很好结账，如果一斤二斤又带着三两四两，结算就犯难了，我便用小木棍在地上划拉乘法运算，往往惹得那些大叔小婶瘪着嘴笑，逗我说这个"土算盘”算的账准不准？然后才掏出钱来付我。如果卖得顺利，到人去集散的时候卖完最后一秤菜，挑起空笼走出集市的时候，便有一种想喊想唱的快乐；如果眼看着街道上的人越来越稀，笼里的蔬菜还剩下不少，便着慌了，很自然地减价，而且大声呼喊着"便宜了减价了快来买呀”之类的吆喝；如果仍然无人为津，便只好和同样没有卖完菜的伙伴重新挑起菜笼，到镇子周边的村子去叫卖，肯定会贴本儿， 这是令人丧气的事。

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每年暑假都是以割草和卖菜为主要劳动项目。原上有三个较大的集镇，各有各的集日， 除过一个距家太远的集镇，另两个集镇每逢集日，除过下雨天，我都会挑着两笼蔬菜去赶集，多数时日里都可以赚一元上下的人民币，也有赚不到钱乃至亏本的倒霉事。无论如何， 每到暑假结束背着一袋子馍上学去的时候，口袋里装着我白已卖菜挣来的学杂费，是一种坦然，乃至骄傲。有一年卖菜收入颇丰，母亲竟到供销社买来机织的“洋布”，在镇上的裁衣店为我做了一件四兜的制服，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制服。

夜半来风

刘亮程

我想听见风从很远处刮来的声音，听见树叶和草屑撞到墙上的声音，听见那根拴牛的榆木桩直戳戳划破天空的声音。

什么都没有。

只有空气，空空地跑过去。像黑暗中没有偷到东西的一个贼。

西边韩三家院子只剩下几堵破墙，东边李家的房子倒塌在乱草里，风从荒野到荒野，穿过我们家空荡荡的院子。再没有那扇一开一合的院门，像个笨人掰着手指一下一下地数着风。再没有圈棚上的高高草垛，让每一场风都撕走一些，再撕走一些，把呜鸣的撕草声留在夜里。

风刮开院门时一种声音，父亲夜里起来去顶住院门时又是另一种声音——风被挡住了。风在院门外喊，像我们家的一个人回来晚了，进不了门。我们在它的喊声里醒来，听见院门又一次被刮开，听见风呼呼地鼓满院子，顶门的歪木棍扑腾倒在地上，然后一声不吭。它是歪的，滚不动。

我一直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深夜走过院子的情景，记得风吹刮他衣服的声音。他或许弓着腰，一手按着头上的帽子，一手捂着衣襟，去关风刮开的院门。刮风的夜晚我们都不敢出去，或者装睡不愿出去。躺在炕上，我听见父亲在院子里走动，听见他的脚步被风刮起来，像树叶一样一片接一片飘远。

那样的夜晚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心。门大敞着，我总是害怕父亲会顶着风走出院门，走过马路，穿过路那边韩三家的院子，一直走进西边的荒野里，再不回来。

许多年前，先父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深得都快看见曙色了），独自从炕上坐起来，穿好衣裳出去，再没有回来。那时我太小了，竟没听见他开门关门的声音，没听见他走过窗口的脚步和轻微的一两声咳嗽。或许我听见了。肯定听见了。只是我还不能从记忆里认出它们。

那时候，一刮风我便能听见远远近近的各种声音。地下密密麻麻的树根将大地连接在一起，树根之间又有更密麻的草根网在一起，连树叶也都相连着，刮风时一片叶子一动，很快碰动另一片，另一片又碰动另一片，一会儿工夫，百里千里外的树叶像骨牌一样全哗啦啦动起来。那时我耳朵贴在黄沙梁任何一棵树根上，就能听见百里外另一棵树下的动静。那时我随便守住一件东西，就有可能知道全部。

可是现在不行了，什么都没有了。大树被砍光，树根朽在地里。草成片枯死。土地龟裂成一块一块的。能够让我感知大地声息的那些事物消失了，只剩下风，它已经没有内容。

中国古代的灯光

李树军

从《楚辞》中的“兰膏明烛，华镫错些”，到柳亚子《浣溪沙》里的“火树银花不夜天”，我国的灯光文化可谓历史悠久，灯光设施也是节庆民俗的重要内容。

早期灯具较为原始，主要用来照明。西周到春秋时期，有的仪式举行的时间非常长，往往从天亮开始一直持续到夜里，到了晚上，殿堂上下、宫门内外点起烛炬，继续行礼。立在地上的称为“燎”，手持的称为“烛”，都是非常大的火把。这些烛炬是用布将成束的麻秆或芦苇缠起来，灌上蜡脂制成。这些大烛台排列在一起，灯火通明。不过仪式中烛炬的数量是有规定的，不能随意设置，按照当时礼制，周王晚上接见朝拜的大臣时，庭中可设置一百个大烛，公爵诸侯接见大臣时可以用五十个，侯爵以下诸侯可以用三十个。烛炬的规格也是周礼的体现。

战国之后，灯具技术迅速发展，一些大型灯光设施随之出现，其观赏性也逐渐增加。王朗《秦故事》记载，秦朝正月初一举行朝贺时，宫殿阶间放置百华灯树，端门外有三尺灯、五尺灯，照耀得宫廷像白天一样。百华灯树、三尺灯、五尺灯的具体样式已不得而知，但是从名字来看，其形体应该非常大，百华灯树也应该非常漂亮。《拾遗记》记载魏文帝曹丕迎娶薛灵芸时，夜间烛火绵延数十里，车马喧哗，扬起的尘土遮蔽了星月，当时人称为“尘宵”。能够清楚看到扬起的尘土，说明当时的灯光应该非常亮。如果二十米一个灯，在几十里的路上布列灯火，得需要一千个以上形体较大的灯烛，这可以算是大型的灯光设施了。又筑起三十丈的高台，台下布置灯烛，叫“烛台”，夜间从远处望去，像星星坠落在地上。可以看出，这样的灯光设施不但要能照明，还要有美感。灯光设施在唐朝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玄宗正月十五举行临光宴，灯的品式多样，有白鹭转花、浮光洞、攒星阁等，有时还搭建雄伟的灯楼。唐朝开启了正月十五上元节观灯的习俗。后来还有利用自然环境以追求审美效果的灯光设施。明朝洪武五年正月十四，皇帝下令在秦淮河上点燃水灯一万支，十五日夜半就竣工了。万支灯火映照着秦淮河，水中闪烁的灯光像天上的繁星，秦淮河变成了银河。

北宋上元节的灯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审美上，都是中国古代灯光文化的典范。当时汴京等城市，夜晚除了房舍中的灯光和星月，没有其他光源，整个城市处在黑暗之中。正月十四到十八的五天里，汴京的夜晚完全变了个样，灯火辉煌，车水马龙。在众多灯光设施中，尤其以宣德楼前的设施为最，《东京梦华录》对宣德楼、相国寺等处的灯火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宣德楼前的灯光工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宣德楼及两个朵楼，宣德楼南面百余丈远的灯山，宣德楼与灯山之间的重要官员的幕帐彩棚以及表演露台。灯山的灯光设施无疑是规模最大也最为复杂的，灯山是用木料搭建起非常高的棚架，架上铺张捆扎锦绣，锦绣上绘有神仙故事或生活中的一些人物形象，灯山主体横列为三个门，各有牌匾。灯山左右还有用彩带装饰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形象，他们分别骑着狮子和白象，有五道水从他们的手指上流出，形成五条瀑布，手指还能摇动。左右门上面各用草把扎成一条戏龙，罩上青幕，草把上密密地安放了数万盏灯烛，远远望去是两条蜿蜒腾飞的巨龙。宣德楼也挂了很多彩灯，夺人眼球的是两个分别挂在左右朵楼上的大灯笼，其周长有一丈多，里面点着如椽巨烛。朝臣幕帐彩棚和表演露台上的灯也形式多样，色彩艳丽。正月十六上午，皇帝登上宣德楼，宣召百姓。之后，官员帐中，露台上面，灯山脚下，乐声齐作，百姓在楼前纵情观赏。到了晚上，华灯宝炬，熠熠生辉，月色与灯光交融，无论远近，到处都是摇动的灯烛。三更的时候，宣德楼上一个小红纱灯笼沿着绳索升到半空，告诉人们，皇帝车驾已回到宫内，“须臾，闻楼外击鞭之声，则山楼上下灯烛数十万盏，一时灭矣”。宣德楼前的灯火熄灭了，而相国寺等地的灯火依然闪烁，很多人会到这里继续观灯。

在众多有关元宵节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灯光的身影。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这是南宋的灯火。我们也能看到宣德楼前的灯光，王珪的《上元应制》：“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这两联从宣德楼下官员幕帐的视角描写了宣德楼和远处灯山，月光和灯火将宣德楼照得通明，从楼下望去，就像天上宫阙一样，另一边的灯山仿佛是大海上六只鳌驮载的仙山，正慢慢靠近。有的诗篇还提到了宣德楼前灯山上的巨龙，曾巩的《和御制上元观灯》：“龙衔烛抱金门出，鳌负山趋玉座来。”《水浒传》中有三段故事是在元宵节灯火中展开的，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第六十六回“时迁火烧翠云楼，吴用智取大名府”，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这三回分别涉及了城镇、大城市和京师的灯光。清风镇有三五千户人家，“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采悬花，张挂五七百碗花灯。土地大王庙内，呈应诸般社火。家家门前扎起灯棚，赛悬灯火。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虽然比不得京师，只此也是人间天上。”大名府的灯火规模则大了很多，单就灯山来说就有三座：“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灯火不计其数。”第七十二回对汴京的灯火没着太多笔墨，不过我们读到夜晚叙事仍然感觉满眼光亮。《水浒传》对北宋灯火的书写有想象的成分，不过仍然能反映古代灯光的一些情况。宋江喜欢观灯，第三十三回、第七十二回的情节都是以宋江观灯展开的，两次观灯都遇到了危险，前一次被捉，后一次险些被捉。但这或许并不能改变他观灯的喜好。能将单调的黑夜变成五彩斑斓的世界，这样的灯火谁不喜欢呢？

从庭燎百支到数万灯盏的灯山，这不仅是灯光设施的巨大变化，也体现了古人发挥聪明才智的过程。这些曾经照亮天空的灯光，在历史的长河中依然闪耀着。

我的老师李胜之

房玉蓉

再见到李老师，82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40多年没见，睿智的眼神永远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我的童年因为有了李老师而变得丰富多彩。在那些贫瘠的岁月里，一个小山村的学校，一群农村的孩子，被他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

麻庄小学的校园温馨而美丽。走进大门，迎面的墙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伟人头顶蓝天，脚踏群山，手挽雨伞，衣角迎风飘起。我下课后常常站在李老师的背后，看着他站在梯子上一笔一画勾勒出伟人的形象。一支神奇的画笔，开启了一群孩子色彩斑斓的人生。那时候下午放了学，校园里会突然静下来。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偷偷地躲在李老师办公室的窗外，听潺潺流水般的琴声流出，那些跳跃的音符，如小精灵一般，带我们进入童话的世界。年轻时的李老师脸庞消瘦，棱角分明，眼睛深邃，不苟言笑。但在音乐课上，当他一字一句教孩子们唱歌的时候，眼睛里总是闪着温暖而明亮的光。

再次见到李老师，我忍不住问了一个我童年就想问的问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诗词歌赋，当然还有数学语文，为什么您会样样精通？”他听了我的问题，爽朗地笑了起来。李老师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这一辈子，就三个字，干、学、玩。而所有的一切都源于热爱。爱是灵魂，是力量，只要有一颗热爱的心，就会有干好事业的责任和无私奉献的精神”。80多岁的他脸庞不再棱角分明，可眼里的光更加深邃明亮。

李老师从 60 年代起就开始组建学校的文艺宣传队。他既是策划、编剧、导演，又是服装、布景、道具、化妆师，有时候还是演员。记得那年排练的一场情景剧《秋收》，我们年龄小的孩子举着李老师在纸壳子上画的道具，扮演刚从地里长出来的小苗到丰收时沉甸甸的谷穗。大孩子们随着剧情在唱着跳着，欢快的乐曲尽显丰收的喜悦。突然，“咔嚓”一声，雷声大作。我偷偷地往后台一看，李老师用力晃动着一块白铁板，加上舞台上灯光的明暗变化，顿时营造出雷声震动、大雨瓢泼的场景。随即，大革胡发出嘈切激扬的声音，把抢收的戏带入高潮。为了这场戏，因缺少乐器，李老师把自己家的猪杀掉，取其尿泡皮，糊在大革胡筒上，自制了大革胡。那头承载着一家老小穿衣吃饭生活希望的猪，为了麻庄小学的文艺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三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乐队，李老师又手把手地教我们乐理和乐器，手风琴、小提琴、二胡、笛子、扬琴等，李老师一个人分别教我们十几个孩子不同的乐器。我们的宣传队和乐队在各村和部队驻地巡回演出，并多次参加区、市的文艺汇演，记得还获得了一等奖。

五年级时，李老师从学校的音乐、美术老师一下子变成了数学老师。那一年淄博二中恢复初中部招生，全市只招4个班。李老师将我们小学的数学知识点重新归纳提炼，分门别类，难易结合，编成18道模拟考试题，概括所有的知识点。他指导我们反复练习，融会贯通，当年我和十几个同学以数学满分成绩被淄博二中录取，李老师的数学教学被传为神话。三年后他被调入源泉镇中心小学，三个毕业班的录取人数，占了淄博二中初中录取人数的一半。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小学毕业后，我很少再见到李老师了，但关于他的传说从来就没有停息过。听说他拒绝了一个重点小学聘任学校书记一职，却选择了一个成绩最差的毕业班的数学教学，同时兼任四个班的音乐、美术教学。在这里，他的教学神话再次变成现实。一个一半以上数学不及格的班级，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期末统考数学平均97.8分，全区第一。他课余时间还组织美术活动小组，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学校举办了画展，孩子们的作品在《淄博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教育》等报刊杂志上发表。随后李老师利用周末和寒暑假义务给学生进行美术辅导，十几个学生的作品在全国书画作品竞赛中获金、银奖。一群孩子从此走上了美术学习之路。学校的艺术教室内摆满了奖杯、奖牌和各种获奖证书，教室内、走廊上、校园里挂满学生的优秀作品。李老师神话般的教学再次惊动了各界人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前去学校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市长参观后称赞他开创了淄博市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先河。他当时所任教的博山区石炭坞小学被评为“山东省特色学校”，李老师还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山东省特级教师”称号，享受终身制政府津贴。

荣誉对他来说，只是努力前行的动力，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才是他的初心。那些年，他的课余时间和假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为了让成绩差的孩子们迎头赶上，他把一个班的孩子分成几个学习小组，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并利用放学后和晚上的时间义务进行辅导。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更加出类拔萃，他积极推广教学经验，撰写教学论文，组织教学研讨，建立中外艺术友好学校，让孩子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他的神话般的教学成绩，他的德才兼备、无私奉献的胸怀和担当，被山东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多次报道，李老师也多次被评为“淄博市先进教育工作者”、“淄博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全国中小学优秀美术老师”，并被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邀请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还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亲切接见。

和李老师交谈中，他如数家珍的是在各行各业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们。他告诉我：“刚担任数学老师的时候，怕教不好，跑出好几十里地去请教黄埔军校十九届毕业生孟兆楷老师；为了学会各种乐器和上好美术课，带着干粮步行40公里到城里的艺术馆拜师学习。我的名字叫胜之，所以命中注定我会战胜一切。小的时候战胜病魔赢得生命，学生时代战胜贫困获得知识，教师岗位战胜风雨收获桃李，退休以后还会战胜衰老赚得光阴。”

李老师的书房笔墨飘香。那张宽大的书桌即是他对艺术的守候，又是他存放情怀的一隅。斑驳的阳光洒落在墙上的《雪梅图》，一份无尽的思念滴落在片片殷红的花瓣上。“香似玉人清，洁骨净无尘。泪洒满枝化为雪，念君思无尽”。谈起十几年前突然离世的老伴，李老师再次哽咽。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因事业而忽视的正是给予他最大支持和帮助的人。令他欣慰的是，一双儿女正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在教育事业上取得累累硕果。

在他的《回首看征程》一文中写道：“人的生命有两种，一是人的寿命的长度，二是人生价值的厚度。我的一生，人民教师的身份和教书育人的职责成为了我生命旅程最重要的符号”。

李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他让我懂得了“不忘初心”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作者与恩师李胜之先生的合影

退休后的李老师，“工作时要不负韶华，干到极致；退休后要忘记年龄，玩出精彩”。他多年的负芒披苇，依然耕耘出一片自己的天地，退休后，悠然收获着自己种下的果实。他把近几年出版的《胜之诗书画文选集》、《深情的岁月》、毛体书法临本和《李胜之山水花鸟选集》赠送给我，我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是他高山般的道义担当，还有溪水般的仁爱善德。在他退休抒怀的诗中写道：“挥毫泼墨诗书画，绘做长卷留人间”。他赠与我的毛体书法作品《沁园春 长沙》，落笔若烟云，泼墨如流水，仓劲洒逸，气度磅礴，正如他不平凡的人生。此时，他正站在自己的人生高点，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豆腐

黄苗子

对自己祖国和家乡的爱恋，常常会寄托在一些十分平凡的日常事物中，这是很自然的。一位湖南朋友告诉我：他有一位旅居美国三十多年的长沙亲戚，非常想念他从前在长沙雨天穿的高齿木屐，要求我这位朋友千方百计给他寄一双去。旅居日本的广东省中山县的侨胞，常常写信给中山故乡的亲属要求寄点中山特有的食物“成虾”和“榄豉”。有一位从伦敦回来的旅英学者同我谈起：一天晚上，他们几家去国多年的华侨在一起聊天，偶然说起豆腐，大家渐渐地由豆腐的营养谈到吃法。来自不同省份的男女侨胞，便都争着描述他们家乡豆腐各种诱人的美味。那位学者说：“这一晚的谈天勾起大家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情，看来豆腐这种东西是渗合了中国人某些共同的感情因素来做成的。”

夏天，饭桌上放一盘凉拌豆腐会增进你的食欲，而冬天，炉子上炖一锅喷香烫热的“冻豆腐”，你也不会否认它对你的诱惑力。

如果你贪喝两杯，那么豆腐更是你离不开的伙伴儿。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读过鲁迅先生《在酒楼上》的人，都会回味着这句话。其实，油豆腐固然是江南特色，而豆腐干在酒铺里更是普遍的下酒之物。走遍任何一个大小市镇的酒馆子，你都可以得到美味的豆腐干。

豆浆，和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是如此普遍地关联着，早上办公以前，先上豆浆店喝一碗“热浆”是北京机关干部的习惯，因此有人说：“开门七件事”应加上一件重要的第八件：“浆”。豆浆和豆腐，同样的物美价廉的大众化营养食料。

煮好的豆浆变成豆腐，一般是加上一点石膏或盐卤就能使它凝固为豆腐脑（南方称为“豆腐花”）。再把豆腐脑的水分压去，就成为整块的豆腐。在北方，最香嫩的豆腐叫做“南豆腐”，是用大豆放在石磨上磨制的。一般的豆腐则是用榨过油的豆饼做原料。

豆腐要达到滑嫩清香，和水也有很大关系，有经验的人认为，天下泉水出名的地方，往往也出产味美的豆腐。

如果给豆腐的家族编一份家谱，它的支派是可观的：大豆（黄豆、黑豆）是它的祖宗。大豆制成豆浆，产生了豆腐和腐皮（腐皮是豆浆煮热时凝结在上面的表皮，晒干了出售。也就是佐餐的美味腐竹）。豆腐经营加工成为豆腐干、千张、油豆腐（也叫做豆腐泡）、酱豆腐、腐乳……单是一种豆腐干，也因地域习惯不同，配料不同，制法不同，就产生出各地区各品种的特殊风味。

全国的豆腐，大约可以有千种以上的制法。

豆腐相传是二千年前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刘安是个喜欢讲究神仙道术的贵族，养了许多方士，豆腐的发明是否和方士们研求长生方药有关，还有待于科学史家的考证。但豆腐古代叫做“菽乳”，因为汉以前称豆为菽，可能豆腐流传民间，比刘安的时代还早些。宋、元时代有些地方叫豆腐做“来其”或“黎祁”，陆放翁诗就有“洗釜煮黎祁”那句话，不知现在还有地方保存这一古词否？

因为豆腐是廉价的食物，所以向来不被视为“珍馐”之列。在文字上夸奖豆腐的好处的，有元代的“道园先生”虞集，他写过一篇《豆腐三德赞》。清代袁枚的《随园食谱》用山珍海味给豆腐做配料，则未免把豆腐“贵族化”了！

小时候听长辈谈过清代的学台老师（负责监督一县秀才生员的小官）生活清苦，但秀才们都很怕他。有一位学台老师曾经在门外粘一副对联，给自己开玩笑：“极恶元凶，随棍打板子八百；穷奢极侈，连篮买豆腐三斤。”这副对子恰和传说中某贫士十分豪迈的那两句诗“大烹豆腐、茄、瓜、菜；高会山妻、儿、女、孙”同样是以豆腐来表现清苦俭朴的生活的。当然，在旧中国，连豆腐都吃不起的人也还不少。

宋代理学大儒朱熹，是著名的迂夫子。传说他有一天曾把做豆腐用的豆、水及其他原料的分量用秤子称了一下，再把做好的豆腐称过，他发现制成的豆腐比未成品分量重了，讲究“格物”的朱老先生想不出这个原因，就索性从此不吃豆腐。这个笑话也许是编出来挖苦这位历史上著名的道学先生的。

我国大豆产量丰富，是价钱便宜的杂粮，也是营养丰富的食料。科学家告诉我们：一斤干大豆含有六两蛋白质和三两植物油！此外，它也提供了铁质、钙质和多种维生素，这些都是人类身体日常必需的营养资料。大豆含有这样多的植物蛋白，对于人们的肌肉，脏腑、神经、血液、内分泌等都有补益。

可是胃和舌头都是不易满足的家伙，它们仍然要求大豆更易消化和更适口些，于是豆腐这一东西的发明，不能不说是先代人民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一位朋友是清代著名古文家桐城方望溪先生的后代。谈起豆腐，他就眉飞色舞地把他们桐城特产“娇豆腐”来描述一番，“娇豆腐”又名“水豆腐”，略如北京的“豆腐脑”而香嫩过之。买卖时以铜杓舀取，根本不成坯，的确当得起一个“娇”字。娇豆腐最简单的吃法，只是用酱油汤烹一下就可以了。在桐城，几乎家家户户都视为助餐的美味。他还记得有人写过几十首《桐城好》词，其中一首就是咏“娇豆腐”的：桐城好，豆腐十分娇。把足酱油姜汁拌，煎些虾米火锅熬，人喝两三瓢。

朋友讲到这里，我插口说：“妙呀，人们都知道文学史上出现过桐城派，却不料豆腐也出现了‘桐城派’。”但我不明白如此名贵的桐城娇豆腐，是否与淮南王刘安的传统有关系。

在县城里，小巷的秋凉之夜，常有纸做的风灯随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自远而近，挑担人悠远而低沉的调子喊出：“豆——腐。”

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东方人，这种景色是会勾起你心头的一种特殊滋味的；原因它不单是叫你想到那香滑温情的味道，而更容易使你感觉到所谓“乡土之情”以及生活的多彩。

年前，年后

赵许劳

故乡的村庄，是一幅镌刻在我灵魂深处的水墨画，而年前年后的时光，恰似这画卷中浓墨重彩又对比鲜明的笔触，勾勒出生活的酸甜苦辣，也描绘出岁月的沧桑与温情。

当寒风裹挟着冬日的凛冽，悄无声息地席卷而来时，故乡的村庄便陷入了一种近乎死寂的萧条。通往村子的那条蜿蜒村道，像是一条被遗弃的旧丝带，在冷风中瑟瑟发抖。道路两旁，枯黄的野草在寒风中肆意摇曳，它们低垂着头，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落寞。唯有田野里的麦苗，依然以顽强的姿态泰然自若的活着，彰显着生命的奇迹！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抬眼望去，远处的山峦褪去了往日的葱郁，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轮廓，与阴沉的天空融为一体。秋叶早已落尽，落叶在风中打着旋儿，漫无目的地飘荡着，最终无奈地堆积在路边，给这萧瑟的景象更添了几分凄凉。

走在村道上，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气中回荡。平日里活蹦乱跳的狗儿、猫儿，此刻也不知躲到了何处，不见了踪影。偶尔有几只麻雀从头顶飞过，发出几声短促的鸣叫，却瞬间被这无边的寂静吞噬。

村庄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老人，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忠实守望者。细思之余，猛然发现，村里又有几位老人悄然离去。李大爷八十六了，成了村里年纪最长的一位老人了，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一个故事。他常常坐在自家门口，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落寞与孤独。他的子女都在遥远的城市里打拼，一年到头难得回来几次。在这漫长的冬日里，陪伴他的只有那间破旧的老屋和院子里那棵沉默不语的老树。

张奶奶也是独自守着空荡荡的家。她每天都会早早地起床，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没有人会在意。然后，她会坐在门口，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手中那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孩子们笑容灿烂，那是前年儿女孙辈们聚得最齐的一张照片，也是她心中最珍贵的回忆。每当有车辆从村道上经过，她都会急切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可当发现不是自己的孩子时，那丝光亮便又迅速熄灭，只剩下深深的失落。

随着春节的脚步逐渐临近，这种寂静的氛围开始有了一丝微妙的变化。村道上偶尔会出现几个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拖着行李箱，脚步匆匆。一开始，只是三三两两，后来，便渐渐多了起来。那些平日里被岁月尘封的小汽车，也陆陆续续地开进了村庄，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宁静。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孩子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些陌生又熟悉的面孔，眼中满是疑惑。老人们则从家中蹒跚走出，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那笑容里，有惊喜，有欣慰，更有对团圆的渴望。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缓缓停在了李大爷家门前，车门打开，李大爷的儿子小李从车上走了下来。李大爷激动得眼眶泛红，嘴唇微微颤抖，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一时语塞。小李快步走上前，紧紧地抱住了父亲，那一刻，所有的思念与牵挂都在这个拥抱中得到了释放。

张奶奶家门前也停了一辆白色的轿车，她的女儿和外孙们从车上下来。外孙一下子扑进张奶奶的怀里，奶声奶气地喊着：“姥姥，我们回来看您啦！”张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满是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一时间，村子里热闹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来，打扫卫生、准备年货、贴春联……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鲜红的春联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为这古老的村庄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集市上，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人们熙熙攘攘地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挑选着心仪的年货。有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的糖果点心，还有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孩子们兴奋地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手中紧紧握着父母给的零花钱，眼睛不停地在各种玩具和零食上打转。

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分享着彼此的生活经历。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憧憬。老人们则围坐在一起，唠着家常，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这一刻，村庄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欢声笑语，再次在这片土地上回荡。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间，春节的假期就接近了尾声。年后的村庄，又笼罩在了一层淡淡的忧伤之中。

离别的那天，天空阴沉沉的，仿佛也在为这即将到来的分别而伤感。大人们默默地收拾着行李，孩子们则在一旁恋恋不舍地看着父母。他们知道，这一次的分别，又将是漫长的等待。

李大爷站在门口，看着儿子一家将行李放进车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却又强忍着泪水。小李走到父亲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爸，您自己多保重身体，等有时间我们再回来看您。”李大爷用力地点点头，说：“你们在外面也照顾好自己，别担心我。”

张奶奶抱着外孙，久久不愿松开。外孙懂事地说：“姥姥，我会想您的，等放暑假我再来看您。”张奶奶哽咽着说：“好，好，姥姥等你。”

车子缓缓启动，老人们站在村口，不停地挥手告别。他们的身影在寒风中显得那么单薄，那么无助。望着渐行渐远的车辆，他们的眼中满是失落和牵挂。

村道上，车辆一辆接一辆地离去，扬起的尘土在空气中弥漫。不一会儿，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那条曾经热闹非凡的村道，一夜之间又变得萧条冷落。落叶依旧在风中飘荡，狗儿们又不知躲到了何处。

然而，在这看似凄凉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满是希望的曙光。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聚。年轻人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家人的责任，踏上了新的征程。他们在外面的世界里努力打拼，为的是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为的是让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老人们守望着这片土地，他们相信，孩子们在外面的世界里一定能够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期待着下一个春节的到来，期待着与家人再次团聚的那一刻。

年前年后，村庄的景象截然不同，却又都承载着生活的厚重与希望。在这一次次的离别与相聚中，岁月悄然流逝，而那份浓浓的乡情，却永远扎根在人们的心底，成为心中最温暖的港湾。

营老爷的意趣

陈平原

潮州话里，“老爷”为神，“营”则是环绕、周游的意思，也算是古语。游神赛会哪里都有，为何我特别青睐老家潮州的营老爷呢？

前些天回家乡参加古城申遗活动，再次参观潮州市博物馆，发现那些极为精致的金漆木雕，不是神龛，就是神舆。30年前我写《神舆竞演》（《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号），描述在东京及京都观看神舆竞演的场景及感受，其中有这么一句：“神舆有大有小，有精有粗，以我家乡赛神的经验，竞演时赛人也赛神。”一般情况下，围观者大都对规模巨大且金碧辉煌的神舆报以特别热烈的掌声，而我则更喜欢那些比较简朴的，因其表演时更多自由度与投入感，容易达成“神人和融”的状态。

多年前，我写过《扛标旗的少女——我的春节记忆》（《人民日报》2016年2月22日），提及潮州走在乡村小路或城镇街道上的“选美比赛”加“时装秀”；去年元宵节央视播出的“开讲啦”专题片《文学中的元宵节》中，我专门介绍潮州湘桥区溪口村的“穿蔗巷”活动。事后想想，不止这些，我时常跟朋友及学生吹嘘潮州的大锣鼓、英歌舞、布马舞、潮绣、木雕、花灯、铁枝木偶等，其实大都是围绕营老爷来展开的——起码也是因娱神需要而促使其工艺日臻完美。可以这么说，这活力四射的营老爷，是潮汕人的生活节奏与文化趣味，也是其工艺与精神相得益彰的关键。

潮州最有名且规模最大的营老爷，当属农历正月二十四青龙古庙的全城巡游。青龙古庙广场入口立有一座石碑坊，上悬“青龙古庙”古匾，两边的楹联是我撰并书的：“三千里驾临风调雨顺，五百年福佑国泰民安。”自2014年恢复安济王及大夫人、二夫人圣驾威风出巡，便成了海内外著名的大型民俗活动。1000多人的巡游队伍，4个小时的文化踩街，沿途展示各种潮州民俗及工艺。虽说打的是大老爷的旗号，但称之为潮州文化大巡演，或许更为合适。

其实，潮州营老爷的真正趣味不在这冠冕堂皇的全城巡游，而是遍布各地乡野的规模较小、自由发挥的游神赛会。此等传统中国极为重要的民俗活动，全国各地都有，只是表现形态不太一样而已。因人力财力逐渐往城市集中，且大型巡游更能吸引观众，因而乡野间的营老爷似乎就不怎么出彩了。其实不然，那些活动更具原生态，村民可自由参与，因而显得红红火火，用潮州话说，就是“闹热”。

潮州乡间的营老爷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同样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但分为文营和武营两种。文营标旗仪仗，鼓乐喧天；武营则没那么多讲究，抬起神像就跑，穿街过巷，跳火堆，冲寨门，比拼的是力气与勇猛。不说那属于特例的拖老爷、摔老爷，就说常见的走老爷吧，也都不怎么在意轿子上老爷的威严与神圣，而重在参与者及围观者的欢声笑语。没有那么多装饰性与表演意味，直接且粗鲁，就是和着节奏，不断地喊：“兴啊！兴啊！兴啊！”

朋友听说潮州还有这么原始的游神赛会，很是兴奋，说想组团参观，问哪天最好看。这就说到潮州营老爷的第二个特点：不仅供奉的老爷五花八门，而且祭祀时间不一。潮州有句俗语：“游神正二月。”说的是此地营老爷时间很长，且具有随机性——每个村庄都有自己认定的守护神，也都有特定的游神时间。为何选择这一天营老爷，有的说得出道理，有的则无理可讲，反正历代相传，就这样了。记得当地媒体曾列一个表，告知哪天哪乡游哪个神，以便感兴趣的前去观看。后来发现实在太琐碎，也太复杂了。

曾有人建议潮州集中时间及地点营老爷，那样便于发展旅游业。我极力反对，理由是，人家村民之所以踊跃参与，是祈求安康与兴旺，不是为游客表演的。游客可以观赏，但不应该本末倒置。若变成了旅游项目，每天都在游神，表演者以及观赏者很快就会意兴阑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