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25岁离世的知青同学刘翠荣

文广— 善泳者用漂

每年的二月份和八月份，都会回想起四、五十多年前下乡插队中的过往。

这是因为当年分别是1971年2月15日下乡，1975年8月15日~8月27日回城。在这两个阶段总会忆起在那难忘知青岁月的4年7个月，在同一片广阔天地的劳作流汗，在同一个房子的屋檐下遮风避雨，在同一个炉灶中点火造饭，在同一个锅里搅拌稀稠，陪伴我、支持我、鼓励我一起渡过艰苦的知青岁月的两位女同学，刘翠荣和高玉珍。

高玉珍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系，退休后，各种不同形式的同学聚会还能见面，而刘翠荣却在1978年就离开了我们，是我们班离世最早的一位同学。

上图：拖一中1970届三连五排几位女同学合影，前排右起为刘翠荣、苗淑娟，后排右起为吴清娇、赵鄂青、莽桂英同学。（此照片由苗淑娟同学提供）

刘翠荣同学是在我们上初中时拖一中三连五排的同学。1971年2月15日，我们一起下乡，并分配到同一个大队同一个小队同一个知青组里。她的个子不高，一米五吧，圆盘脸，大眼睛，身体总是看着非常体弱的样子。那时候下乡，可不像当兵、招工要检查身体的，根本不管你的身体好坏，一并随着大运动的浪潮，裹挟到了农村。

她在家中排行老三，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哥哥，好像是分别生于四九年、五一年。她可能生于五三年，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可能是五五年的。在她出生两岁之际，他的母亲生了这个妹妹之后就去世了。他的妹妹，就留在长春姨家抚养成长了，而她和她的姐姐哥哥们，是随父母从长春调到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后来，他父亲在洛阳又娶了一个后妈，这个后妈对他们不好，孩子们在这个家中很受委屈。

有的同学讲，“小时候我和刘翠荣住邻居，那时候生活是困难，几乎都是粗粮，没什么好吃的，但正常情况下还是能吃饱，但总是看到她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挺可怜的”。

也可能是这些原因吧，他们家的子女们都自立的比较早。她的姐姐在1966年左右，就已经参加了工作，在洛阳市文化宫当广播员，按说这个平台当时应该是很高的了，但后来听说因为在广播中念错了一句话，那个时候就被在政治上弄成大事了，就被下放到宜阳山里的一个工厂里去了。年纪轻轻、孤苦伶仃、又倍受政治舆论挤压的一个姑娘，下到当时来说偏远的县城山沟里的三线工厂，没有什么自己的亲人来照顾，自己的后续人生还要自己走下去，想必也是非常的曲折。

他的哥哥好像是洛阳五中的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1971年被招到了洛阳涧西区设在符家屯后边的钢材改制厂，也就是当时的区办集体企业，进厂后表现很好，不久就担任班长，后来曾担任过该厂的厂长。

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家里说了不算，财政权都归这个继母担当，所以父亲在家里也是地位不高。也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吧，刘翠荣在初中毕业后也选择了离家下乡，这个无奈的渠道离开了这个缺少温暖的家。

下乡一月后她的哥哥从城里来看她，我当时看到她的哥哥，戴着一顶毛茸茸的毛帽子，一副近视眼镜。高鼻梁，一双大眼睛，黑黑的眉毛，一米七六的个子，俨然一个东北小伙，那时我年少无知且眼拙，当时不知道怎么形容，现在就可以说是“好一个帅哥！”，见到我们，以一个老知青和兄长的身份和我们热情交谈。

下乡第二年我们知青有了自己的知青屋，有一天下工回知青屋，在村里的土路上行走，看到前面有一位年轻女子，衣着打扮不凡，知道不是我们的知青，但可能是哪一位知青家属，来看自家的知青了。由于她路不熟，我也不会主动跟女同胞搭讪，所以我很快就超过了她，回到了自己的知青屋。

中午吃饭看到面条里有菜时得知，刘翠荣的姐姐来看她，那时知青小组来个人，是个稀罕事，整个知青小组和整个队里好像都很荣幸。街上社员们都会流传“谁谁谁家长来看他们了”。不管是谁的家长来看知青，都会给知青组带一下蔬菜、咸菜、豆酱之类，还有是一些城里的消息，文化和电影，带去的还有就是亲人的探望和问候。

所以他们也都会在所看知青的引导下，以“慰问团”的身份看一下其他知青，其他知青也会很客气、很礼貌、礼节性的迎送来的家长们（不管年龄大小、辈分高低）。她的姐姐矜持，那一天就没有以慰问团的身份来看我，所以我也没见到这位大姐的芳容。

许是家庭中的不和谐，注重了她的善良和与社会人的和睦交往，她在我们一起生活那些年中，以及和社员的关系上，都融洽的很好。从来没有见过跟谁吵架。也许她自认年龄比高玉珍和我稍长一些（其实也差不了多少顶多一年多点吧）。但很有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感觉，所以在为人上，在小组的事宜上，以及与同学、社员的人际交往中，也比较和气、包容，大度，在小组的团结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翠荣同学挺喜欢音乐的，很有些音乐细胞，自己有一个老歌本儿，下雨天不出工或没事儿的时候，经常的翻阅着歌本，吟唱里面很多的歌曲。手中有一只口琴，没事儿的时候也经常吹一些乐曲，现在觉得当时从轻轻的口琴声中传送出总是有一些丝丝的忧伤。

她看到我拉小提琴，她也很喜欢。最后她的哥哥和姐姐省吃俭用，投资给她买了一把小提琴，最后她也学得只要会唱的歌曲都能随手拉出来伴奏了。她们家三个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父母的关爱缺失了，却让他们更紧的抱团维系着亲情继续前行。

刘翠荣身体不太好，体力也有限，可是在农村一个人就是一个干工分的劳力，公社、大队、生产队没有政策照顾你，你不出工，别说工分粮，连口粮都受影响。所以刘翠荣尽量的跟社员一样，出工干同样的活，尽量努力和社员干的一样多，另一方面不管是知青、队长、社员对她的身板都很怜惜，也尽量安排她一些更合适她的活。

出工时我们小组的高玉珍同学总是和她搭档，拉架子车总是高玉珍驾车，刘翠荣拉边绳。高玉珍1米74的大个子，干一般农活都不输于男子，拉起车来都是大步流星，往往边套绳子都是在那儿松松地搭着。

她们俩还都是棉花专业队的，高玉珍可以背满满的一桶药水，往返于棉田垄上，刘翠荣只能背大半桶，多配几次药，完成每晌的打药量，高玉珍也会经常的在地头调过头回过去两人在地中间接上头，和刘翠荣共同完成计划中的打药量。

栽红薯苗、种棉花一般都是俩个人搭伴，一人担水、浇水，一人栽苗、撒籽、培土，这个时候总是高玉珍担着两个各20公斤的水桶担水、浇水。刘翠荣栽苗、播种、培土，她们这对搭档的进度还经常赶在其他的社员前面。

刘翠荣虽个子矮小身体纤弱，但接人待物做起事来，还有一股子东北女子的豪爽气。在小组里很多事儿上，和小组的稳定团结上起到了表率和重要的凝聚作用。

生产队从知青安置费中给知青小组购置类似这样的水桶和扁担。

知青小组男女分工，女的做饭，男的担水，有时没有在她们做饭前，保证水缸里有足够的水。在这种情况下，高玉珍一副勾担，两只桶，会挑满满的一担水倒到缸里来做饭，而刘翠荣挑不动这么多水，但她也会晃晃悠悠的掂半桶水先做饭。到现在我也会因我的担水不到位，给她们做饭造成的不便感到过意不去。

平常做好的饭，她们总是先叫我一声“吃饭了”，这时候我不管在屋里干什么，都要赶紧过去盛饭，否则他们是不会先盛饭的。如果我在村里或队里有事没有回来，他们也不会先吃饭的，我回来要是说，以后不要等我，你们先吃吧，她们都会说，就这么点饭，一盛就凉了，不好。

1974年麦季过后，小队里把种植夏玉米的地，按人头每人分一亩，不论什么时间自己给锄一遍。给两位女同学的地分到了队里的最东面，给我的分了一块队里最西边的沿着水渠上边的一块地，这块地是单独的一块河滩地，地里面的砾疆石砂比较多，庄稼长得不好，但是茅草长的很旺盛。我不懂这块地的性质，也像是对其他的地一样，没有在意，想着那天得住空了去锄一下草，压根没想到这块地的茅草生长速度与其他地里的草不同。没几日有人告诉队长，那块地草长荒了，队长马上转告我，好事之人也让全队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事，说知青的地荒了，弄得我心里也是很着急。那天下午我在那块地里锄了一下午，才领教了这块地的不同，一锄下去就能碰上石头，还得短锄、深锄，否则锄长了，拉不动，锄浅了没有深及到茅草根。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特早，准备早上连着上午一直干下去，把剩下的锄完，快到七点钟时，刘翠荣和高玉珍出现在这块地里的另一头，我惊喜大部队来了！三人三张锄、没有话语声，只有叮叮咣咣锄头和砺疆石、沙土的碰撞、摩擦之声。

她们也是听到了社员议论这个消息，了解了这个情况，自发、主动的伸出了援手，也是为了知青组的声誉掂锄而来。

刘翠荣和高玉珍她们两个都是队里棉花专业队的，从四月份就要给棉花打农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减少高温下易中毒的状况，打药的时间都要安排在早晨和前上午进行，因此早工和晌午工是连续上的。为了给我做好早饭，他们起的更早，做好早饭后去出早工，而我是出了早工后，回来就能吃上早饭，之后再去上上午工，而她们在我出上午工后，再下工回来吃早饭。

每次我们队里的男劳力要去外面干活，队长都会在生产队的钟下喊一声，妇女们：明天男子们要出去干活，你们给他们烙点儿馍带上。刘翠荣和高玉珍她们就会，整理一下面罐里的白面，到菜园子里买一两根葱，合着不多的棉籽油，提前一天晚上或第二天早上起早，烙几个油不多的葱油饼。给我带足了路上吃，剩多剩少，她们自己吃，不够了就再做点其他的粗粮补垫。反正要给我出行的干粮带足、带好。

我们在农村吃的油，刚开始队里年底分了点，一年才半斤黑色的棉籽油。后来呢，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用广口瓶自己带一些猪油回来。放到案板上供大家共用，用完了各位会主动的后续上。

在农村时知青回城必带咸菜，我们几个人各自带回的咸菜，也都是装到瓶子里，放到案板上，吃饭时各取自己瓶中之菜，即使拿别人的，别人也不会在意，但都很自觉的不动别人的。

案板上还立着个盐罐子，可以装好三斤半盐。三个人谁觉得盐罐子里的盐不多了，就拿着盐罐子去村里的供销社，供销社的营业员，也是我们队里的社员，每次看到我们拿盐罐子去买盐，就说“装满？”，我们都回答“装满”。这一罐盐吃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下一次没盐的时候，不知哪一位就自动的会把盐罐再次装满。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的案板上竟然会有酱油瓶。而且里面还会有酱油。这在其他知青伙食上，是极少有的现象。

有时也改善一下生活，夏天的时候，队里菜园的西红柿下来了，队里会给每户分点儿西红柿，这样我们中午的面条就有了鲜酸香味。后来又是从女同学开始，率先掏一毛多钱（5分5到7分钱一个鸡蛋），到社员家买两个鸡蛋。用猪油炒一个鸡蛋西红柿，再做一锅西红柿鸡蛋面条。这次是你去买的鸡蛋，下一回她就去买鸡蛋。大家谁也不相约，又不谋而合，从自己的角度，为大家考虑，尽量的为自己，为大家，力所能及的改善一下我们的伙食。

也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有一天看到她们俩从地里回来，刘翠荣手上掂了一个泥塑料袋一样的东西。到跟前一看是一条沾满泥巴的大鲤鱼。中午她们到菜园买了一根葱，把鱼煎了煎，我们在农村吃了一顿红烧鱼。

吃鱼的时候，她们俩兴致勃勃讲起来这条鱼的来历，原来走在渠边儿，听到渠里头，噼里啪啦的响，仔细一看，有一条鱼在快没有水的渠里弹腾。刘翠荣拿着锄头，在那上面砸了几下，把鱼砸的昏死了，最后就拖着锄头，掂着鱼回来了，大家也就沾了荤腥。

知青在农村吃粮是大问题，有些知青组的粮食都不够吃，我和刘翠荣、高玉珍同学搭伙，三人的粮食合起来，有女同学对我的补贴，我们的粮食是够吃的，女同学筹划周密，做饭粗细搭配，从来没有饿过饭。

我们小队潘建中队长很关心和照顾知青，把知青的粮食统一由队里管起来，吃完了再到队里去领。每次去领粮食，比如说麦子，刘翠荣和高玉珍去找保管，刘翠荣拿着面袋，称了麦子后，高玉珍扛起装满麦子的袋子直奔井台，在哪里她们筛选、清理、挑拣、打水、淘麦、晾晒，下午开始在磨坊中磨面，那时用的是木结构的磨面机，要把打碎的麦子不断的从下面，一斗斗得传递到上边来，再倒到磨面机的进料口中，每次都是高玉珍站在最底下，利用她的身高臂长的优势，把料斗传递上去。

1974年，公社在马赵营大队西修提灌站渡水桥和水渠，组织全村劳力去宜阳山里拉石头，山高路远，大队里也出了几起人身安全事故，所以一般都是集体去。有一次我和蔡永明同学两人拉了一辆架子车，单独结伴去宜阳山里头拉石头，早上出发，预计晚上回来。

待我们天黑透了把石头拉到小队的指定地点，看管场地的人说：“小荣和玉珍（社员对她们的亲切称呼）都来看过好几回了”。后来还从社员的口中得知，下工后她们还多次去了预计我们可能回来的村西、村南的两个路口上观望和等待。得知这些，我嘴上什么都不说，也说不出来，但心里却非常感动。

从1974年4月开始，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开始有所好转，和很多知青一样，我在马赵营大队九小队也担任着政治副队长一职，还担任着小队的记工员，而且还成为了全大队最有名气，全公社最典型的记工员，并因此出席了洛阳郊区先进知青代表大会。这正是因为在同行中有她们，我在农村的插队生涯，才走的比较顺利，如果没有她们两位的包容、支持、帮助和扶持，我的那段经历可能就是又一个版本了。

在1975年8月生产队全体社员推荐我们知青的招工会上，在队长主持会议讲完话后，我举手申请，破例的讲了一段话，让所有与会者突然，我说：“我知道社员们对我的工作认可，我知道大家对我作为一个记工员的为社员记工，记在地头、记在工地、记在社员家，上门服务、并且无差错这些做法很满意，但这不是因为我做的好，而是因为我的背后有刘翠荣和高玉珍的支持，因为有了她们，我才能为社员们做到这些，没有她们我也做不到这些，如果指标有限，我希望你们把手中的一票投给她们，而不是我......。”我很激动的把发自肺腑的话讲完了，会场上却没有声音。

社员们心里自有一杆称，后来得知全体社员按三个指标选出的前三名分别是我、高玉珍、刘翠荣。由于其他各种原因，我们没有和大队的其他被招回城的第一批知青一起回来，而是在晚了13天后，在1975年8月27日我们接到招工录取通知书一同回城了。

回城进厂以后我分到了一拖齿轮分厂，她们两个分到了一拖发动机分厂。大家到了新单位，各有各的工作，各忙各的事情，见面就少了，相互了解的事情也少了。

进厂参加工作后她们俩在龙门禹王池的合影，左起刘翠荣、高玉珍（高玉珍同学提供）

　　龙门奉贤寺留影，右起刘翠荣、高玉珍（高玉珍同学提供）

一年半后，听说高玉珍已经结婚了，得知后我送去了迟到的祝福和心意。

1978年夏天，可能是八月份，我突然同时听到了刘翠荣生病和去世的消息，我和好友袁国想去告别一下，到了钢材改制厂找到了她的哥哥，她哥哥说她在上海医治无效，已经去世多天了，火化后的骨灰被姐姐带到宜阳去了，至此就再没有她的后续消息了。她真是不幸，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好人，刚刚参加工作不久，还那么年轻，好日子刚刚开始，竟患了不治之症，早早的离世而去，每次想到这都感到扎心。

刘翠荣在龙门大桥前的留影（高玉珍同学提供）

同学介良说：“我隐隐约约记起了刘翠荣的模样，圆圆脸大眼睛，皮肤不是很白小个头，走路的样子有点摇……唉！可惜了！走的那么早！那么的年轻！！记得后来的政策是身体不好可以不用下乡，街道安排工作。如果刘翠荣不下乡那么艰苦劳作的话、如果在城里就能早点查出身体状况的话，刘翠荣一定不会那么早、那么年轻轻地就离开了我们……！”

刘翠荣在龙门的留影（高玉珍同学提供）

喜乐同学说：在长长的记忆书卷里的开头几页里，刘翠荣那张年轻稍带稚嫩的脸庞，还能依稀辨识，大声说话的声音犹在耳畔回响，但再看时，留下的却只是她走远的背影。人的模样可以记不清，但往事是不会忘却的。那长长的岁月仿佛是一首没有名字的歌，在歌曲里，我们有唱不完的思念，也有诉不完的哀叹… …
刘厂，相信刘翠荣在天有灵的话，她也会感谢你还能记得她，还能记得她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她定会感谢你的真善美。”

刘翠荣、高玉珍是我在农村插队4年7个月，一起生活的同学，我们之间朝夕相处，却连指尖都未相触，我们处事很多方面志同道合，但却极少语言交流，但就是她们帮助我、支持我、辅助我、支撑我渡过了那段蹉跎岁月。这些不是亲人，又似亲人的同学、知青，这水一般清澈的情谊，这难忘的患难之交，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记忆力在减退，以前同学们都说我记得很清楚的事，现在我发现记得没有以前清晰了，同时现在写东西的速度和效率也低了，眼睛视力也不如前几年了。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真是确切。因此在记忆还尚可的情况下，分别写出对刘翠荣、高玉珍同学的短篇文字回忆，待到记性不行，看到了这些文字，才能如愿做到——她们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最后在此感谢美篇游泳爱好者俱乐部主持人湘子老师，是她以我的这篇博文为起点，引导我、帮助我走入美篇，至今已三年半了，在此我也以这篇文章以美篇的形式向湘子老师汇报，并对湘子老师的长期指导、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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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本篇我发在朋友圈中，收到了西安理工大学的张宝峰教授的深情点评，沁入我心，我十分感动，为感谢张老师的佳美好评，以及对张老师文采的敬重，我全文转载分享如下：

”刘老师这篇作品宛如清水拂石，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暗流涌动。刘老师用质朴无华的文字，勾勒出生活的琐碎日常，不见浓烈的情感宣泄，却在字里行间藏着深沉的眷恋。没有大悲大喜的直白渲染，却能让人在细微处，如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平淡的问候里，感受到那份深入骨髓的牵挂与不舍。看似信手拈来的情节，实则饱含深情，恰似涓涓细流，无声无息间，淌入读者心底，引发灵魂深处的共鸣 。“

感谢张宝峰老师！

同时感谢所有关注本篇，为本篇点赞、留评和关注知青命运的所有人，再次感谢你们！

并祝所有的知青们身体健康，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