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的美篇

老高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幸福的童年。我也一样。从小在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庇护下生活的好幸福。

1969年迎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被分配在疏附县色满公社食品加工厂。那一天喀什的天空阴沉沉的，刮着狂风，飞沙走石，厂里派来了一个马车，来接我和几个同伴，当时我们就带了自己的行李和一口锅跟着，因为是一匹老马，他拉不动我们，我们只有低着头顶着砂石跟在车的后面，一步一步的到了所谓的知青点。拉车的人把我们送到住的地方，我也真是惊呆了，我们的房子是之前他们盖的猪圈，只是向下挖了半米房子就显得显得显得，高了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猪圈里待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里冬天没有取暖的炉子，放一盆洗脸水，第2天早晨就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做饭用的柴火是我们到很远的一个河滩上，拔来的红柳枝红柳根儿。一个月下来口粮早早吃完，没办法，夏天还好可以到果园吃桃子，到菜地里吃萝卜西红柿。冬天的日子很不好过，看到当地农民用麸皮打馕，我们也让他们给我们打成馕想解决一下温饱，可是麸皮馕只在嗓子眼儿打转根本咽不下去，吃饭前就狠喝水，再吃饭，没想到几泡尿后就又前心贴后心了。我们跟当地的农民干的一样的农活，争一样的工分，那肯定是每到年底分文没有。

但是再教育期间，色满公社王书记是一个红军老干部，他退休后又有地委组织部长陈德明挂职任色滿公社书记，他们都很了解我家父亲的情况。父亲是1951年随王震部队入疆，百手起家建起了绒毛腸衣厂，培训了一批批工人和技术人员。父亲的档案是在地委档案室存档的。公社书记几次约我到公社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们是我的贵人，是我的恩人，我永世不会忘记。

在教育期间，队上把唯一一个赤脚医生的名额给了我，并派我去公社学习。后来又被队上评选了毛选积极分子，到公社参加了演讲，公社又送我去县城广播站录音，听说整整播放了一个月，我开始有了自信，每天看到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彩一切烦恼全无，心情大好。

天有不测风云，在我16岁的时候，我们家的顶梁柱父亲病逝。我家的天塌下来了。那年大哥正在上大学，我上初一年级，家里安排我俩继续求学，然而中间的二哥二姐则辍学去谋生了。组织上照顾二姐到南疆军区十二医院当助理护理员。二哥安排到外贸车队当工人。

史上一场革命。学校断断续续停课了。学生分成两派，也就是保皇派和造反派，那我肯定是保皇派呀，因为父亲是当时的绒毛肠衣厂的厂长。是被批斗的对象，我家多次被抄。造反派抄走了父亲的唯一一件可以卖钱的大衣和爷爷的翡翠烟袋嘴，还有父亲和王恩茂书记的合影。家里生活开始变的十分艰难，连每天买菜的几毛钱都设有了。厂里所谓的革委会，以大老李为首的（他的真名我至今都不知道）给我己去世的父亲定了几条罪名，大特务、大地主、大资本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扬言要去挖父亲的坟，拉出来斗，害的二哥带着干粮（馕）在坟地里整整守了一个多月，所有的亲戚都躲的远远的。这就是我的童年。哈哈惨哪。

随后学校又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也跟着大家一起走进了教室，背诵老三篇，但是放学的路上就要受到不同派同学的辱骂和骚扰。这件事是我永远记在心里的，永远永远不会忘记的。有一天放学，我们院的孙娟是初六八级的，她带着他的同学在路口堵住我，用最难听、最恶毒的语言辱骂我，挡住了我回家的路，我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只能低着头听她无休止的谩骂羞辱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她到底姓什名谁我一概不知。因为派性很多人都失去理智。让很多人去尊严，失去了做人的标准，这就是人类的悲哀。我的童年在恐惧中度过。

1970年底陆续的传来了消息，招工招干开始了，可以回城了！！！可以争工资给爷爷买好吃的了，家里可以有买菜的钱了。公社一拨一拨的同学们走了，然而虽然公社推荐了我，但是到父亲的单位政审都没能通过，因为领导班子还是那几张嘴脸。我再次失去自信，失去了自我。大哥大嫂回来了，他们拒绝了留在大都市要求回来照顾年迈的爷爷和身心疲惫的母亲，还有需要他呵护的弟妹。消息象风一样吹到了绒毛肠衣长的每个角落，人们争先恐后的到家里来祝贺，母亲笑着给他们端水倒茶，我是见证者，不想理他们，这时一位维族大叔领来几位工人，我急忙上去接待他们，向他们问侯，因为曾经被一帮人赶出家门的时候，是这位大叔接纳了我们，安排我们祖孙三代住在他家，一住就是二个月。他们才是我最欢迎的客人。

1971年的8月份喀什地区棉麻公司的军代表和革委会一行人到色满公社招工，公社再次推荐了我，他们没去单位，直接到我家来了，因为我在队上，没有看到本人，只要求看了家里我的照片就通知我母亲，让我回来后立即去单位报到，得知后真的不敢相信，命运又把我从漆黑的低谷拉了上来。我的贵人再次出现了。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找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时光，从那一刻起我要带着滿满的自信，走向美好的未来。

如今我已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