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子与钢笔——1978城乡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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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夏天，蝉鸣声格外刺耳。

我站在国营大光明理发店的玻璃门前，攥紧了父亲粗糙的手掌。这是我第一次进城，第一次见到这么气派的理发店——明亮的玻璃橱窗里摆着几个假人头，梳着时兴的发型；墙上贴着”为人民服务”的红色标语；地上铺着黑白相间的马赛克瓷砖，光可鉴人。

父亲推开门，一股清凉的风扑面而来。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洗得发白的布鞋，鞋尖已经有些开胶，沾着从乡下带来的泥土。店里飘来一阵香皂和发油混合的气味，让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同志，给孩子理个发。”父亲的声音有些发颤，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票子，那是他攒了半个月的理发钱。

理发师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一枚闪亮的毛主席像章。他斜眼打量着我们，鼻子里发出一声轻哼：”乡下来的？”

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仿佛被人扇了一巴掌。父亲的手掌紧了紧，我能感觉到他手心的老茧。

“坐吧。”理发师指了指椅子，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耐。

我战战兢兢地坐上去，椅子是皮的，凉飕飕的。理发师抖开白布，粗鲁地围在我脖子上。镜子里，我看到他皱着眉头，用两根手指捏起我的头发。

“这头发，跟稻草似的。”他一边说，一边拿起推子，”乡下孩子就是邋遢，也不知道洗洗干净再来。”

推子嗡嗡作响，冰凉的金属贴着我的头皮。我感觉眼眶发热，却不敢动。父亲站在一旁，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听说你考上县中了？”理发师突然问道。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

“哟，还挺厉害。”他嗤笑一声，”不过啊，乡下孩子到了县中，怕是跟不上。你们那小学，连个正经老师都没有吧？”

剪刀咔嚓咔嚓地响着，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落在白布上，洇出一个个小点。父亲在镜子里看着我，眼里满是心疼。

“别哭啊，这么大人了。”理发师不耐烦地说，”待会儿头发渣子掉眼睛里可别怪我。”

我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镜子里，我看到自己的头发一缕缕落下，就像我脆弱的自尊心，被一点点剪碎。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摸着自己短短的头发，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

两年后，当我再次推开大光明理发店的玻璃门时，已经是个准大学生了。那个理发师还在，他认出了我，态度变得殷勤起来。但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会因为几句嘲讽就掉眼泪的乡下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