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土家族土司地区向文而化的陈年旧事 贰

虎三.青山青

——从虎啸山林到土汉同化的文明史诗

武陵山区的晨雾深处，千载光阴流转。永顺溪州铜柱的青铜盟约，沉淀着最初的土汉文明碰撞；土司墓志铭上的汉字，凝固了对汉文化的认同。汉姓镌刻进了土司家谱中的纸纹里，官话呢喃于吊脚楼的飞檐下。明清卫所学宫的琅琅书声惊醒了沉睡的群山，鹤峰州学的青瓦里浸润着《千字文》的翰墨香；改土归流的惊雷，震碎了容美土司檐角的兽吻。摆手堂前，儒家仪典与面具傩戏，上演着一场礼俗交融的盛典。那些深藏地契文牍间的汉文书写，那些隐现在西兰卡普织锦中的云纹样式，都在无声诉说着土汉文明交融的密码。
我们执起照耀土家族史册的烛台，在《梯玛神歌》的古老音律与卫所官话的平仄声调间，在八部大王庙的傩舞面具与孔庙丹墀的礼乐仪轨间，照亮岁月尘烟，让消逝的鼓角铮鸣在青史长卷中重新回响。

一、溯流寻根：武陵叠嶂中的千年血脉
土家族的根脉深植于湖南、湖北、川东的武陵山区沃土，其历史如江河奔涌汇聚，土家先民凝结了廪君蛮的虎图腾信仰与板楯蛮的骁勇智慧。从先秦巴人的交融，到唐宋“土家”称谓的萌芽，土家族先民在与濮人、楚人、乌蛮等多族碰撞中，淬炼出独特的民族身份，并最终在明清文献中镌刻下“土家”之名。
观历史长河 ，溯千年族脉

先秦时期，廪君蛮主要活跃在鄂西清江流域，他们对虎有着深深的崇拜，其首领廪君更是被传能化为虎，在他去世后，魂魄幻化为白虎，世世代代都庇佑着这片土地。这一传说在《水经注・夷水》中也有迹可循。而板楯蛮则分布于川东嘉陵江流域，他们以狩猎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擅长使用木板作为盾牌，“板楯蛮” 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华阳国志・巴志》对此有记载。
到了秦汉时期，廪君蛮与板楯蛮不再是孤立发展，而是逐渐走向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他们还吸收了濮人、楚人、乌蛮等多个族群的文化与血脉，最终形成了土家族的雏形。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如《汉书・地理志》，将他们称为 “荆蛮”，而《三国志》则以 “五溪蛮夷” 来称呼他们，这些称谓见证了土家族在形成初期的多元融合。
时光流转至唐宋时期，土家族在称谓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唐代的文献中，多以 “五溪蛮”“溪州蛮” 来指代他们，《元和郡县志》记载：“五溪之地，蛮俗尤甚。” 到了宋代，随着对少数民族认识的加深，《溪蛮丛笑》进一步细分族群，将其分为 “犵党”“犵狫”“獠” 等。与此同时，“土” 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官方文书之中，《宋史・蛮夷传》中称 “土人”“土兵”，《明实录》里有 “土籍” 的记载，而《清史稿》更是以 “土家” 来区别于 “客家”，也就是汉族移民。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中指出：“‘土’的称谓标志着土家族从泛称‘蛮夷’中分化，逐步形成单一民族。”
览山水经纬，绘族群版图

土家族世世代代居住在武陵山区，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独特的文化。根据 1956 年民族识别的数据，分布范围涵盖了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地。在湖南省，主要集中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如永顺、龙山、保靖等县以及张家界市的慈利县、桑植县、永定区、武陵源区，还有常德市的石门县、怀化市的沅陵、溆浦等县；湖北省则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主，包括来凤、鹤峰、咸丰等县，以及宜昌市的长阳、五峰；重庆市的黔江、酉阳、石柱、秀山、彭水等地也有大量土家族聚居；贵州省的沿河、印江、思南、德江等地同样是土家族的家园。

二、汉化春秋：姓名符号长河里的碰撞与融合
改汉姓、用汉名、姓氏更迭，是土家族与中原文明碰撞、文化融合的缩影。从容美土司田氏攀附“雁门田”的苦心孤诣，到永顺彭氏土司双名并用的智慧创造；从朝廷政策的强制推动，到民间流民的依附改姓；土司家族改汉姓的多重动因，展现姓氏如何成为汉土认同的纽带，在历史长河中编织出土汉融合的复杂图景。
在土家族的汉化进程中，改汉姓、用汉名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姓氏和名字的改变，更是一场深刻的身份转变与文化融合的变革，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改姓之因：权谋、攀附与政策的交响

政治需求是土司阶层改姓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土司作为地方政权的首领，深知与中央王朝保持紧密联系的重要性。为了获取朝廷的认可和支持，他们主动采用汉姓，以此来彰显自己 “归化” 的姿态。就像容美田氏，从唐代开始就统治着鄂西容美地区，后来改姓 “田”，并自称 “雁门田氏”，试图攀附中原望族。据《鹤峰县志》记载，容美土司田光宝之子田胜贵，土名 “答谷什用”，在明初归附朝廷后，主动请求赐姓，以表达自己对朝廷的忠诚。到了清初，田舜年编纂《容美田氏族谱》，声称其祖为唐代名将田承嗣后裔，然而《鹤峰县志》考证却指出，田氏实际上是巴人 “瞫” 姓的分支，是因为汉化才改姓的。
除了政治需求，攀附名门也是土司家族改姓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试图通过虚构汉人血统，来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和声望。石柱马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元末石柱土司首领 “定虎什用”，土家语意为 “猛虎酋长”，在归附明朝后，改汉姓 “马”，并自称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石柱县志》记载，他的儿子马克用，原名 “马克什用”，在族谱中将先祖追溯至马援，然而明代《渝州志》称其为“蛮酋大虫”，且直接指出：“马氏本蛮酋，非陇西之裔。”意思是，本来就是蛮荒土人，跟陇西马援没有关系。思州田氏同样如此。贵州思州田氏土司田祐恭在北宋末年攀附唐代京兆田氏，称其祖为 “京兆田承嗣”。但《思南府志》揭露，田祐恭实际是南北朝巴人田氏的分支；《明史》中也明确指出“思南，即唐思州。宋宣和中，番部田祐恭内附，世有其地。”
明清朝廷的汉化政策也对改汉姓起到了强制推动的作用。明代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学习汉文，否则不得承袭职位。麻寮土司唐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通过科举考取庠生功名，成为土司汉化的典范。《九溪卫志》记载，嘉靖年间麻寮所千户唐仁通过科举考取庠生功名，其家族自此以 “儒将” 自居，推动辖地内汉文教育。明廷甚至规定：“土官承袭，必验封司核准，若无汉名文册，不得袭职”。到了清朝，实行 “改土归流” 政策，废除土司制度，要求土司及属下采用汉姓，进一步加强了民族认同。

土司们的汉姓与土名例举

永顺彭姓土司子弟姓名中，在正史、地方志和家谱中记载有“彭概主俾”、“彭大虫可宜”、“彭药哈俾”等。桑植土司向姓中，记载有“向谋古赏”、“向麦帖踵”等；鄂西龙渠洞宣抚使墨吾什用，其子墨备可宜；又如，重庆石柱土司“马定虎什用”、恩施散毛土司“勾答什用”、“盘顺土司，向贵什用”等，他们的名字在文献中都是用汉字记音，混用汉姓。其中，冲、送、踵、什用、从、可宜等字，是不同地区土家蛮酋长官及其家族特用词汇，是土司及其家族的尊贵标记。明代正德年间，容美宣慰司治下的忠建安抚司土司田思进的儿子驴吾什用，汉名田忠敬。显然，土名和汉名是同时共用的。对外、对朝廷，用时髦的汉名汉姓田忠敬，内部还就是那个“驴吾什用” 的土名（汉语音译）。保靖土司“彭南木杵”的儿子彭舍怕俾，汉名彭显宗。这些都是从正史如明实录或者土司宗谱中发现的。今天，这些土家族的名字以及汉土混用的姓名，已经基本消失殆尽。
永顺宣慰司所属三州六峒长官司，还有许多汉姓加土家语名的土司。如南渭州土司第四代彭律恕，第五代彭可宜，第六代彭始主俾，第八代彭惹即送；施溶州土司第九代田可多；麦着黄洞长官司第一代黄麦和踵，第二代黄答谷踵，第三代黄大洛踵；驴迟洞长官司第一代向达迪，第二代向尔莫踵；白岩洞长官司第一代张那律，第四代麦依；田家洞长官司第二代田麦依送，第三代田麦和送，第五代田麦答送，第七代田梭亚只。
有的人依然只用土名，不用汉姓。

从湘西北到容美土司等上述各土司族谱所记古人的姓名中，普遍存在汉姓土名混用，也有单用土名的。如《明史》中提及的永顺土司家族的顺德汪伦、唐崖土司家族的月直什用、《土官底册》中提及的南渭州土知州驴总可宜，等都是土家名字的汉文音译。

这些奇奇怪怪，不明所以的名字，只是因为他们是土司家族的上层，所以才流传下来了，记载在朝廷、官方的文书或者土司家族的族谱中。更多的土家族草民，他们的姓名是怎样的，族承是怎样的，无人知晓，就像他们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界一样。直到改土归流后，改汉姓用汉名，才广泛发生在基层土民之中。这得力于流官政府之“教化”和强化政策，但土司们开风气之先仍是“功不可没”。

姓氏图谱：族源认同与血脉分布的千年注脚

在姓氏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多样的形态。土司家族常常保留土家语名，形成了 “对外汉名、对内土名” 的双重身份。永顺彭氏的彭士愁，汉名 “士愁”，土名 “麦贴巴”；他的儿子彭师暠在《资治通鉴》中被称为 “蛮酋”，却依然沿用 “彭” 姓。据《永顺县志》记载，明初永顺土司彭世麟虽取了汉名，但仍以土家语 “麦坡” 为号，他的墓葬碑文上，汉名与土名并列。容美田氏的田光宝之子对外称 “田胜贵”，土名 “答谷什用”。清初土司田舜年以汉学闻名，但其诗作中仍保留 “什用” 等土家语词汇，如在《容阳纪略》中，“什用” 指代土司官职。
民间改姓的方式多种多样。依附大族改姓是其中一种常见的方式，明代保靖土司彭氏为了扩充势力，收容流民并要求他们改姓 “彭”。《保靖县志》记载，流民三保归附后改名 “彭三保”，他的子孙沿用 “彭” 姓，但家族内部仍保留土家祭祖仪式，如祭祀时呼唤土名 “麦贴”，意为 “虎”。
移民同化改姓也较为普遍。明初江西移民谭氏迁入慈利，与土家族通婚后，部分后裔改用汉姓 “谭”。《慈利县志》记载，原土家族 “覃” 姓分支因与谭氏联姻，逐渐改为 “谭” 姓。例如，土民覃大洛改名为 “谭大洛”，但其墓碑背面仍刻有原姓 “覃” 的符号。
土司赐姓也是民间改姓的一种方式。明初麻寮土司唐涌为了彰显归化，赐予部属汉姓 “唐”。据《九溪卫志》记载，土酋 “八古皮” 因军功受封为千户，改名 “唐八古”，他的子嗣沿用 “唐” 姓；但家族内部仍以土家语 “八古”（勇士）。
姓氏的分布与土家族的族群认同紧密相连。

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土家族大姓中，田姓占比 15.5%，人口约 140 万，源自古代巴人 “瞫” 姓。唐代《蛮书》记载，田氏为巴人五姓之首，宋元时期因军功受封土司。《五峰县志》指出，田氏在鄂西五峰地区仍保留 “瞫” 姓祭祖传统。
向姓占比 11.1%，人口约 100 万，由巴人 “相” 姓演变而来，因 “相”“向” 同音异译而成。元代《招捕总录》记载，向氏土司曾联合汉族移民镇压苗民起义，借此巩固地位。《桑植县志》记载，桑植向氏土司墓志铭中仍刻有 “相” 姓符号。

彭姓占比 6%，人口约 55 万，是永顺土司的后裔，通过联姻与军事扩张成为大族。《龙山县志》记载，彭氏在龙山地区的分支仍保留土家语 “麦贴” 为家族暗号。
冉姓占比 6%，人口约 55 万，是酉阳土司的后裔；杨姓占比 5.6%，人口约 50 万，多为汉人移民融入；李姓占比 4.4%，人口约 40 万，与虎图腾氏族汉化有关，人口约 30 万。这些姓氏的分布和渊源，反映了土家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族群融合与认同。

总体来说，大姓（向、彭、田、覃、冉、杨、谭、李、罗等）约占土家族总人口的 40%左右（非精确统计）

三、语转声移：从土语呢喃到官话铿锵

语言是文明传承的密码，亦是世界变迁的见证。土司时代，汉文铭刻铜柱，土语响彻乡野；改土归流后，西南官话随科举兴盛，土语渐成绝响。我们穿梭于土家语的濒危与抢救之间，记录一场跨越数百年的语言转型，探寻那根维系族群记忆的无声纽带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

在土家族汉化的历史进程中，语言的变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它犹如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了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从最初的双语并存，到后来汉语的逐渐普及和土家语的濒危，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与变迁。

土司时代：铜柱汉文与乡野土语的双重叙事

在土司时期，土家族社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双语并存的局面。上层精英积极接受汉文教育，这成为他们融入主流文化、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明代设立的卫所学宫，为土司子弟提供了学习儒学的平台。麻寮、添平等土司子弟需入九溪卫学学习儒学，只有考取功名者方可承袭职位。《九溪卫志》记载，嘉靖年间麻寮土司唐仁因精通汉文，辖地内设私塾教授《四书》。这不仅提升了土司家族的文化素养，也使他们在政治上更具优势。

土司对外公文、铜柱铭文均用汉文，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以《溪州铜柱记》为例，全文以汉字书写，记载着 “彭士愁率众归附，永遵王化”，彰显了土司对中央王朝的归附之心。《永顺府志》指出，铜柱铭文由汉族幕僚撰写，土司仅负责署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汉文在土司上层的重要地位。

然而，在基层社会，土家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清朝初期无锡人顾彩访问容美土司后所做的《容美纪游》记载，土司田舜年虽能吟诗作赋，但在他的辖地内，百姓 “十之八九不通官话”。改土归流后的《鹤峰县志》也提到，容美土司曾强制要求土民学习汉语，但 “收效甚微，民多阳奉阴违”。清代嘉庆《慈利县志》记载：“土人言语，呢喃难辨。” 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仍以土家语作为主要的交流工具。这是因为土家语承载着基层民众的生活记忆、文化传统和情感认同，是他们维系族群关系的重要纽带。

改土归流：官话浪潮下的母语浮沉

雍正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土司旧地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动汉语（西南官话）的传播，这一举措对土家族的语言使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政府广设义学、县学、书院，为土家族子弟提供了接受汉语教育的机会。废除 “土民禁考” 政策，激发了土家族子弟学习汉语、参加科举的热情。

桑植县学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至同治年间，全县 “能道官音者十有五六”。县学教材以《三字经》《千字文》为主，教师多由汉族移民担任，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丰富的知识，为汉语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土家族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成为汉语传播的重要力量。永顺土司后裔彭施铎中举后任知县，他在辖区内积极推广汉语，强制禁止土家语授课。《龙山县志》记载，乾隆年间龙山土民彭氏因科举中第，获朝廷表彰为 “汉化楷模”，他的成功激励了更多的土家族子弟学习汉语。

随着汉语的普及，土家语的词汇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据《土家语濒危调查》，20 世纪 50 年代，龙山、永顺仍有数万人使用土家语；但到了 2020 年，能流利使用者不足千人。《龙山县志》记载，当地政府曾于 1980 年代组织土家语普查，收录词汇仅 3000 余条。现今，慈利、石门、鹤峰等汉化较早地区语言中，甚至仅存少量方言，如 “灰么儿”（豆腐）、“麻勒儿”（鬼怪）、“撩撇”（利索）、“嘎尔”（肉）、“浪場”（地方）等。这表明土家语及方言的生存空间在不断缩小。

濒危绝唱：现代语境中的语言火种

在现代社会，土家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据 2021 年统计，土家族人口约 958 万，但能流利使用土家语者不足千人，集中分布于龙山、永顺的偏远村落。《中国濒危语言志》指出，土家语已被列入 “极度濒危” 等级，这一现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了保护土家语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地方政府积极采取行动，推动双语教育试点。在龙山坡脚小学开设土家语课程，让孩子们从小接触和学习土家语。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师资匮乏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会说土家语的教师数量有限，且缺乏专业的培训，导致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教材和教学资源的不足也制约了双语教育的发展。2015 年开始，永顺县启动 “土家语复兴计划”，但仅培养出 少量能简单对话的青少年，这表明土家语的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四、礼俗重塑：汉土交融与共生蝶变

明清朝廷的儒学教化、江西当地汉族移民的技术输入、经济生活的悄然转型，共同推动土家族从“蛮俗”走向“汉礼”。火葬化为土葬，傩戏融入道符，吊脚楼邂逅封火墙——这是一场文化的重构与重生，揭示了文化如何在碰撞中裂变，在融合中新生。

儒礼浸润：丧婚祭仪的汉化重构

明清朝廷将土家族的传统习俗视为 “陋习”，强力推行儒家礼仪，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土家族的社会风貌。在丧葬方面，朝廷禁止土家族传统的火葬和椎牛祭神习俗，大力推行土葬，并引入汉式棺殓。《永顺府志》记载，土家族原本的火葬仪式需要 “土老师念经，椎牛祭神”，改土归流后，官府严令禁止，“违者杖责”。清乾隆年间，永顺知府张天如颁布《禁火葬令》，明确规定 “一律土葬，违者罚银十两”，这一举措极大地改变了土家族的丧葬传统。时至今日，土家族地区土葬反而成了传统。至于远古时期的悬棺葬、洞穴葬，只剩下河边、山崖之中远远可见的孑遗。
婚俗方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土家族婚礼形式是 “男背女”，而在汉化的过程中，逐渐改为使用婚轿，聘礼也开始遵循 “六礼” 规范。《容美土司史料》记载，清代土家族新娘在婚礼时需穿戴凤冠霞帔，完全仿效汉人礼仪，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外在形式的改变，更反映了内在文化观念的转变。

哭嫁的习俗，有所延续，到八十年代，笔者依然在山区时有所见。但是当今，已经完全被新式婚礼取代了。
在宗教信仰领域，道教、佛教的传入与土家族原始信仰相互碰撞、融合。在 “还傩愿” 仪式中，土老师与道士共同主持，将巫戏与道教符箓相结合。湘西永顺、慈利、大庸等地的 “还傩愿” 仪式，不仅要悬挂道教三清画像，还会带着加冠壳（面具），表演土家傩戏，这种融合体现了土家族在宗教信仰上的多元性。
土家族祭祀八部大神时，也增设了汉式香案与祝文。原本作为部落守护神的八部大神，在融合了汉文化元素后，逐渐被赋予了 “保境安民” 的儒家色彩。

葬礼中，恩施的撒叶儿嗬（恩施）、张家界地区的打丧鼓（开路、迎头七、打围鼓等）传统土家葬礼中，均融合了汉族葬礼的因素，进行了礼仪重构。这些转变反映了土家族在宗教信仰上对汉文化的接纳与融合。

移民之痕：技术、建筑与节俗的交融

笔者年少时，还见过或听说过桑植、慈利、石门等地的偏远山区，存在烧荒种苞谷的耕作方式。但是，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土家族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业方面，江西等地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工具，铁铧犁、水车等，逐渐取代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慈利农政考》记载，江西移民传授的稻田养鱼技术，使土家族水稻亩产提高了三成，这一技术的引入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还丰富了土家族的农业生产方式。
在建筑风格上，江西风格的封火墙与土家吊脚楼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湘西民居。永顺老司城的土司宫殿，采用了汉式飞檐与土家石基相结合的建筑形式，既体现了汉族建筑的精致典雅，又保留了土家族建筑的古朴厚重，成为了两种文化融合的典范。
在习俗方面，也出现了交融的现象。土家族原本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如 “过赶年”，但在与汉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端午、中秋等汉族节日也逐渐被土家族所接受。清代《龙山节令考》记载，土家族在 “过赶年” 时，既会跳摆手舞，也会贴汉式春联，这种节庆的混合体现了文化的多元共生。
江西移民传入的板板龙灯，与土家摆手舞相结合，成为了春节期间节庆活动的核心。桑植板板龙灯在表演时，需由土家族 “梯玛” 主持开光仪式，融入了本土信仰元素，使其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慈利桑植一带的板板龙灯，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这些汉文化的民俗活动，都来自于江西移民；江西抚州地区的板板龙灯至今办得有声有色。这些汉文化的民俗活动随着移民的进入，生根发芽，在其客居之地跟移民群体一起落地生根了。而且，融入了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地方特色。
澧水流域和溇江流域、酉水流域都有划龙船的习俗，但是这些民俗也并不是土家族自有的体育活动，都是洞庭湖以及更远的江西移民带来的。但是也与当地的文化做了融合改造，例如慈利的龙船节，不是五月初五，而是在“二端午”。这是为了纪念当地保台英雄，清朝的孙开华将军。

民生嬗变：从刀耕火种到土锦远销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打破了 “汉土疆界”，招募汉人垦荒，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土地开垦。鄂西恩施地区在改土后，“人民四集，山皆开垦”，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为农田，当地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引进大量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作物品种和生产工具，使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来凤垦殖录》记载，汉人引入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彻底改变了土家族的饮食结构，这些作物适应性强，产量高，为土家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土家族的手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兴起和发展。土家族妇女传承的 “西兰卡普”，原本是一种传统的织锦技艺，随着汉人市场需求的扩大，逐渐成为了一个经济来源。清代《永顺货殖志》记载，西兰卡普远销汉口、长沙，甚至经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图案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不仅为土家族带来了经济收入，也传播了土家族的文化。

五、薪火长歌：失落与坚守的双生叙事

汉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劈开了进步的曙光，也割裂了传统的根系。当土家语濒临消亡，摆手舞后继乏人，非遗保护的火种却在文旅融合中重燃希望。当今的土家族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护最后的语言火种与技艺薪传，为多元文明播撒新的种子。

湮没的代价：母语消逝与古俗淡隐

汉化的进程虽然推动了土家族与汉族的融合，促进了土家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代价，其中土家文化湮没与失落的危机尤为突出。土家语的濒危是文化失落的重要表现之一。土家语作为土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土家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然而，随着汉语的普及，土家语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小，如今能流利使用土家语的人已不足千人，并且主要集中在龙山、永顺的偏远村落。土家语的濒危，使得许多珍贵的文化信息难以传承，土家族独特的文化魅力也在逐渐消逝。
传统习俗的淡化也是文化失落的显著体现。曾经在土家族社会中广泛流传的火葬、椎牛祭神等仪式，如今已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摆手舞作为土家族的传统舞蹈，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如今其传承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永顺县志》记载，摆手舞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70岁，年轻一代对其兴趣寥寥，摆手舞正面临着失传的风险。这些传统习俗的淡化，不仅是土家族文化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损失。

非遗新生：摆手舞跃动与织锦流光

面对文化失落的危机，土家族人民积极行动起来，通过非遗保护等方式，努力让传统文化重焕生机。
摆手舞和西兰卡普作为土家族的文化瑰宝，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为它们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张家界景区，每日都有摆手舞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每年春节期间，慈利县的板板龙灯游行，规模宏大，成了当地甚至央视、湖南卫视等重要媒体的报道对象。西兰卡普也成为了高端旅游纪念品，其精美的图案和精湛的工艺，深受游客喜爱。重庆黔江区小南海镇土家十三寨新建村的西兰卡普非遗工坊，将西兰卡普编织技艺与文旅相结合，不仅推动了技艺的传承，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人员就业。

火种守护：遗址保护与语言延续的双重实践

遗址保护：是文明根脉的凝固与活化。土司遗址是土家族历史的重要见证。2015年，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土司文化遗产。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尤为典型：政府投入3.2亿元进行遗址修复与环境整治，并建立数字化博物馆，通过VR技术还原土司宫殿原貌。2021年，老司城举办“土司文化节”，邀请土家族后裔参与祭祀仪式，将静态遗址转化为动态文化空间。此外，湖北恩施容美土司遗址群通过“考古+研学”模式，吸引青少年参与遗址保护，培养文化认同感。
语言延续：从课堂到云端的多维探索。为拯救濒危的土家语，龙山、永顺等地开设了双语学校，尝试开展土家语复兴计划。2020年，龙山县坡脚小学引入“沉浸式教学法”，将土家语融入数学、音乐等课程，学生土家语使用率提升至40%。民间力量也在行动：永顺县非遗中心推出“土家语语音库”项目，录制3000条日常用语及古歌谣，并开发手机应用“土家语通”，用户超10万。更有创新者发起“母语夏令营”，邀请梯玛（土家祭司）教授儿童古语吟唱，如《梯玛神歌》中的《迁徙歌》，参与者年均增长25%。2022年，吉首大学成立土家语研究所，联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开展跨境语言保护研究，为土家语延续注入国际视野。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冲击下，土家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既面临挑战，也迎来机遇。从老司城的遗址活化到“土家语通”的数字化尝试，从非遗工坊的经济赋能到国际学术的合作研究，土家族人正以多元方式守护文化根脉。正如永顺非遗传承人彭英子所言：“我们的语言和技艺，是祖先留给未来的信物。”唯有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融合，土家族文化方能薪火长歌，生生不息。

历 史 启 示

湖广土家族土司地区改汉姓、用汉名、移风易俗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诗篇。这一历程不仅是土家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与融合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篇章。
它见证了一个民族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寻求自身进步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土家族人民既积极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推动了自身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又努力保留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传承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在追求文明进步的道路上，我们应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是现在的我们？

相信读者们在看完《湖广土家族土司地区向文而化的陈年旧事》两篇文章后，会有一定的了解。由于笔者的主业并不是做这方面研究，文中难免错误缺漏，请大家海涵并指正。

土家族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