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康周末：湖南别墅里的历史风云

康康

　　在幽静神秘的湖南路上，有一座外墙上烫着“湖南别墅”四个金色大字的深宅大院。高高的围墙上面安装着一米高的篱笆，大院里面的四季不败青枝绿叶，不时地探出篱笆，窥视着外边世界的精采。那大门二侧白墙上别有风情黑色壁灯和两扇终年紧闭深黑色大铁门，仿佛给人产生拒之千里的感觉。

　　这是一幢有着一个很大花园的别致住宅，一条悠长的通道从大门伸向丛林，花园里坐落着一幢假三层的北欧独立式小洋楼。它的墙角、窗前壁柱、入口门廊立柱等均以不规则的石块砌筑，饰面纹理自然，形成粗犷自然的虎皮石墙面。人字形山墙、歇山式平缓坡顶挂的是红色平瓦。南立面底层设通长的水平红瓦坡檐；二层为双十柱式平拱敞廊，三层人字檐下有干拱式石柱窗。东立面有四根罗马式墙柱承托一层半的露台，露台下是联系着进厅和主楼梯的主入口，有五级石阶通向花园。石阶两边蹲着两个造型独特的石狮子。曲径通幽的花园内布局精巧别致，绿树成荫，还有腊梅、石榴、海棠等花树，花开时节，香飘滿院。

　　这幢花园洋房建于1932年。原宅主是英国锦隆洋行大股东，故叫做“锦隆别墅”。抗战时，被汪伪政府的周佛海占有。1945年抗战胜利后，该楼被国民党接收，用于军统局下属的机关。1946年，作为军统特务外围组织“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总会”会址。解放后，这所洋房被国家没收。现为兴国宾馆分部，用于内部接待的地方。

　　七十多年来，这幢花园洋房的主人都是与近代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人物。周佛海是这里第一个显赫一时的主人。这个曾参加过中共一大，任中共一大代理书记，脱党后，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等要职的政治扒手，抗战时期，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兼上海的市长。因周佛海是湖南人，故改名“湖南别墅”。连门前的朱尔典路也改名为湖南路。“湖南别墅”曾是汪精卫每次来上海首选下榻的地方，也是日军与汪伪政府要员的一个重要联络处。1944年汪精卫死后，周佛海撑握了汪伪政府的大权。日本投降后，周佛海向蒋介石投诚，被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1946年，被南京首都最高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号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没收了湖南别墅。为了让解放后刚担任上海市领导的陈毅和邓小平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学习环境，有关部门把湖南别墅改名市委小招待所，分给陈毅和邓小平两家暂住。在这里他们日夜操劳，经常彻夜难眠，为新上海的建设呕心沥血。没过多久，邓小平便奔赴外地任职。两家在楼前的草坪上专门拍了一张合影。开国大典前夕，邓颖超带着毛泽东主席亲笔信飞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陈毅在这里陪同邓颖超设家宴招待宋庆龄的来访。圆满地完成毛泽东主席的重托。

　　在湖南别墅里还曾住过一位特殊的女革命家，一位一生中历经艰苦战争考验、出生入死为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老革命—贺子珍。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安排来到上海，曾担任虹口区组织部部长。初到上海时，陈毅向毛泽东保证，“上海人民一定要把贺子珍同志照顾好”，随后，把她安排在秦安路的卫乐园，一直住到1962年。不久，贺子珍因在战争时期身体多处受伤，病情时常反复，考虑由于环境太吵杂，不利于静养，在上海市委领导关心下，移居到了武康路市委小招待所的湖南别墅。

贺子珍是湖南别墅时间最长的一位“主人”。周边的居民经常看到一位穿着朴素整洁、慈眉善目，老妇人和她的女儿一起在幽雅清静的武康路一起散步。

　　贺子珍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清早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打太极拳，吃过饭就翻看报纸，吃过中饭午睡2小时，起床后就在园子里干活，不是浇水就是拔草，累得满头大汗。晚饭后，一般早早上床，搂着外孙女孔东梅讲故事。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6月11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公布消息的同时，还配发了一张照片：一位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这个小女孩就是贺子珍的外甥女孔东梅。1979年9月,中央把贺子珍接到了北京。9月9日是毛泽东的忌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她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是“战友贺子珍”。

　　回到武康路不久,贺子珍开始生病,1984年病情恶化,于4月19日与世长辞,终年75岁。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是许多重要历史的亲历者,在武康路上的湖南别墅，用自己对亲人的爱和对党的忠诚，默默地走完了自己人生。

千古功罪谁来评说，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湖南路上这座深宅大院早已把那些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钉上历史耻辱柱，而把为人们鞠躬尽瘁的伟人、革命家深深地烙在大家心里。这里发生的历史风云已记载在永不发黄的历史书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