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陶香｜《摸鱼儿·雁丘词》意蕴的丰富人生和真挚感情

人民万岁

彤海·首创 　　西方最著名的心理学家、改变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西格斯蒙德·弗洛伊德（Sigismund Freud）博士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的一个白日梦。 　　透过作品，可以看到作者隐含的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进而呈现出作者不同经历时期的内心世界的超我、自我和本我。 　　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作家·张贤亮 《摸鱼儿·雁丘词》原文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喑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摸鱼儿·雁丘词》是淹贯经史，才气卓绝的一代文宗元好问通过“两度”文本再创作而成的千古名篇。‍‍ 第一次处于青春期的16岁，通过大雁夫妇亲密关系与情感关系的人为阻断，触景生情。也是他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一首歌行一类作品。原名《雁丘辞》。‍‍ 第二次改写时，是被元朝释放的1233年之后的1236年，时年46岁。此刻元好问为了叶宫商，将“歌行”改订为《雁丘词》，并融进了丰富而复杂的人生历程和爱情感悟，使文本别具一番怀抱。提高了《摸鱼儿·雁丘词》的高雅、审美的艺术魅力。 　　元好问借“大雁”与人类情感的错位，挖掘和突破人的常态心理结构和常态情感，采用中国古代“言、象、意”的经典文学表现手法，将深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及复杂的情感，隐含和“意蕴”在《摸鱼儿·雁丘词》之中，使文本呈现出历史、哲学、审美、音域的多义性，丰富了作品的文学艺术美感。‍‍ 从叙述性、抵抗性和反思性对比阅读，令人怡然大悟：《摸鱼儿·雁丘词》其实是元好问16-50岁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 　　元好问是北魏鲜卑族拓跋宏皇族后裔。年少成名，但在金朝仕途坎坷。‍‍ 从十六岁开始，连续参加五届科考，都名落孙山。对于从小有“神童”之名的作者，无疑造成了心灵创伤和不愉快的记忆。并活跃和压抑在作者内心深处的无意识中。这种无意识，在作品中转移和宣泄成“恨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元好问另辟蹊径，结交多名朝中重臣，使其文学才华声名鹊起，为他带来“自我”备考信心。‍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蕴含了科考和妻儿流落途中的艰辛，使“本我”跃然纸上。‍‍ 由于蒙古进逼金都北京，1214年，金宣宗迁都南京。他哥元好古不幸死于乱军。让元好问受到“本我”的多重打击。“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在前意识中感到前途茫然。 　　1221年，时年三十二岁的元好问再次重整旗鼓，参加科考，终于进士及第。‍ 但尚未打卡上班，便被卷入科场纠纷，沦为“元氏党人”。‍ 天性自带文人气质的元好问极为忧愤，干脆撂挑子，回家耕地。直到三年后，惜才的赵秉文让他担任国史馆编修。‍ 时隔一年，元好问便因厌倦官场生活而再次选择停薪留职，但积攒下深厚的文艺评论的功力。‍ 1234年，金国亡，时任左司员外郎的元好问与金国同僚一起被元军俘虏。在山东聊城囚禁两年。“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作者用“本我”潜意识的幻想对现实进行了反抗。‍‍ 经历了金国灭亡，残破城市及遍地白骨的潜意识创伤。此时的元好问又彷佛化身为他词中的那只孤寂悲鸣的大雁，以俯视的角度悲悯着故土上的芸芸众生，于是，悲怆地提笔写下：‍“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揭示了作者“超我”意识的振作。希望效仿民族英雄，名垂青史。 　　1239年，50岁的元好问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作为文化顶流的元好问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盛情邀请，希望他为元朝效力。被他拒绝。‍‍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是作者在超我意识中，慨叹元朝、宋朝会如汉武帝的历史，终将逃不出亡国的命运。‍‍ 元好问选择归隐山林，开始潜心编篡史书。“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是作者“超我”意识的希望和流露。 　　此词上片写雁，情境俱化，但下片总有疏离之感，与上片截然两段，不成一体。‍‍ 过片三句，缪钺先生解释说：“因为双雁是葬在汾水之上，于是联想到当年汉武帝泛舟汾河时所作的《秋风辞》。”又谓横汾、箫鼓皆用《秋风辞》中的语典：“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他指出，《秋风辞》中有“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之句，可以暗扣住主题的“雁”字（见《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 但由雁而及于汉武故事，终嫌牵强，便不浑成，如以为因雁丘在汾上而联及汉武，则词中又无交代（词序中不算）。过片如宋人所谓，“断了曲意”（张炎《词源》）。‍‍ 如此看来，笔者认为就只有一种解释：“雄雁”实指元好问自己。鸿雁之爱也是元好问夫妻恩爱思想的表露和展现。 　　《摸鱼儿·雁丘词》上阙与《‍三奠子离南阳後作》写尽了元好问对妻子之情。‍《‍三奠子离南阳後作》【金】元好问怅韶华流转，无计留连。行乐地，一凄然。笙歌寒食後，桃李恶风前。连环玉，回文锦，两缠绵。芳尘未远，幽意谁传。千古恨，再生缘。闲衾香易冷，孤枕梦难圆。西窗雨，南楼月，夜如年。 ‍ 元好问十八岁时与妻子张娴结婚，那时张娴只有十六岁，张娴也是出生书香世家，颇有才华，在元好问最不得志的日子里，她不离不弃坚持相守，一生为元好问生下四个儿子，五个女儿。而元好问对爱情也是忠贞不渝，一生只娶张氏一人为妻，无论走到哪里，从不进花街柳巷，更是没有任何绯闻传出。‍ 这样简单、简朴而又幸福的生活维持了二十四年，元好问四十二岁去南阳任县令那年，张氏因为身体本就虚弱再加上连日的奔波劳累一病不起，不久便与这个尘世做了永远的告别。‍ 而那时的元好问正好被元军押解中，不能送妻子最后一程，悲伤不已的元好问一连为妻子写了三首祭词，这首《三奠子离南阳後作》便是元好问写给妻子的第三首祭文，这首词用一个“怅”字开笔，让人一下就读出了词人心中的悲伤与对爱妻的怀念之情。 　　千古“恨”与“恨”世间情为何物，含义相同。元好问用温婉的诗行回忆着与妻子恩爱相守时的美好时光，在本词的下半阕，深刻融入了元好问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夜雨滴落南楼，词人因为思念妻子难以入眠，度一夜的时间如度一年的时间一般漫长。两词相互印证。 　　全词问“情”挚爱，确以“恨”开篇，以论带叙，情感炽烈。文辞似泉，奔涌而出，后渐疏阔、辗转，结语如川入海，一气浑成。 　　序：泰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 　　在南行金国新都南京的路上，遭遇的人生坎坷，及当“本我”被元军抓捕时，以为会被杀，这些心历路程，留在了他的潜意识中。 猎人暗示元宋联军 　　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1236年﹞改定之。 　　这个序是元好问为新词后加上去的。意味深长的暗示“心向的仕途”及文学成就，能名垂青史的前意识。作者后来收集整理金朝史料，准备写金史，佐证了这一心迹。 　　上阕景情交融，词意令人热血沸腾。用凄凉的景物衬托自己的生活不易。本我翱翔于“塞北风沙，江南烟月”，以为“神童”的自己能顺利功成名就，但屡试不中，用“杀”指“考官”或怀才不遇的矛盾心理。 恨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首句破空而来，峭倩奇响，风情别调，概括主旨。　　 　　“恨世间情是何物”。“恨”字破空而出，是为自己“天才”振聋发聩的一问。“情”实指爱国之情。“直教生死相许”？反映出作者深厚的“赤子”深情。 　　“直教生死相许”则是对“科考”震撼向往。“直教”二字，声如巨雷，惊天地，泣鬼神。 　　也反映出元好问希望苦读诗书考取功名的前意识。 及他孤独、希望、失望交织的本我心境。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暗示与亲友同学伴侣一起“几回寒暑”来往于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甘肃和陕西等省，参加科考和颠沛流落的无意识状态。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这是文豪的元好问，家、国前意识的感情迸发。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君”即指自己也指文化圈。“渺万里层云”，反映出元好问在金、元两朝的文学圈已确定的文学地位。 　　于“千山暮雪”的苍茫浩渺中，征篷孤寂，惆怅悲情。‍‍ “向谁去”？元好问善于以诗词传史。既借鸿雁丧妻写自己的忠贞不渝的爱国观，又暗喻金哀宗的万念俱灭自缢于“幽兰轩”的亡国之痛。 一语三关，一问两答。其文学艺术魅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下阕回归诗人视野，用统治阶级的繁华消逝反衬鸿雁心死（长眠处），“横汾路”，当年汉武帝渡汾河祀汾阴的时候，箫鼓喧闹，棹歌四起；而今平林漠漠，荒烟如织，箫鼓声绝，一派萧索。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曾至汾水边祭祀后土，并作《秋风辞》言：“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通过黍离之叹，揭示统治阶级剥削和掠夺人民，导致乐极生悲，使人民成为政权和统治者的掘墓人的历史必然。 　　古与今，人与雁，更加令人感到如自己一样的无数“雄雁”为国奋斗（“母雁”是他潜意识中的金朝）的原因和凄烈。山鬼也枉自悲鸣。 　　死者不归，魂灵无系，风雨飘摇，借“上天都妒嫉这生死不渝的中华深情”，映射和讽刺强权元、宋必将消亡的历史结局。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轻狂的莺、燕等奸佞叛国者终会化为一抔黄土，实则通过本我的爱国之情，呼唤民族气节和正气！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在潜意识中对人生前途的迷茫，同时希望“千秋万古”的骚人，来与我“狂歌痛饮”，意识到“超我”的文学成就会被后人纪念。 生平 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 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 他的高祖元谊，在北宋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 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值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 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 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汤臣）、翰林学土路铎（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晋卿）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 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遭受战祸和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 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开封），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 自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时才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 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 从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1250年（或1252、1254年）在获鹿购买宅院，正式定居于此。到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离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成就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 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 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三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 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 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0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 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 《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 ‍ 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 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元好问对元朝的态度有一个矛盾变化的过程。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心、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 在金元交替之际，元好问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败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当他看到金朝被蒙古铁骑灭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元朝这个“维新之朝”。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他都能够予以谅解。‍‍ 他在元朝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元朝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他对中原那些出仕元朝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 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为其歌功颂德。从而他逐渐把元朝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直接称元朝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元好问虽已63岁高龄，却还是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元好问多才多艺，除了长于诗文、从政之外，还深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500余人，例如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中的两位（另两人为金代刘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坛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与他伯仲者也难得一二，被他的学生、师友及后人尊称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 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 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子女 元好问有4子5女。长子元拊，字叔仪，仕元为汝州知州。‍‍ 次子元振，字叔开，太原路参佐。‍‍ 三子元总，字叔纲，都省监印。‍‍ 另一子小名阿辛，早卒。‍ ‍ 5 女中次女元俨后为女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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