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艺术博物馆中国文物收藏

刘海影

费城艺术博物馆是最早收藏中国明清家具的博物馆之一，该馆最早期收藏的是紫檀红木等硬木类清式家具，自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其后的约七八年时间，该馆收藏的家具重心转移到大漆家具。55年以后，该馆大量收入明式黄花梨家具，且一直持续。 不单如此，该馆甚至还收藏了中国古代的房子，墙上的字画，甚至古琴，整体拆建到了博物馆内，希望藉此来最大程度地还原中国古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场景，也才有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规模化情境化设置的展览。 博物馆开设了三个主题馆：“理郡王府”，王府大殿搬走实景重现；“智化寺”，北京智化殿的藻井高悬其中；“文人书房”，一座清代文人书房陈设的整体复原。 本文主要介绍的费城艺术博物馆藏品包括:——智化寺藻井与智化寺的变迁——理郡王府及历史变迁——清代文人书房与明清家具——神话生物中国与世界 智化寺藻井与智化寺的变迁 智化寺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是明英宗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家庙。初建时占地约两万平方米，是北京现存的唯一仍保持着明代风格的佛教寺庙。 智化寺建筑群规模宏大，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东口路北。明初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正统八年仿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初为家庙，后赐名“报恩智化寺”。 寺内主要建筑物的屋瓦用黑色琉漓脊兽铺砌，虽经历代多次修葺，梁架、斗拱、彩画等仍保持明代早期特徵。经橱、佛像及转轮藏上的雕刻，道劲古朴，艺术高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内所有的建筑都以黑色琉璃瓦作顶。为什么用黑色呢？在古代建筑中，能够使用琉璃瓦的都是高等级的建筑。古代的琉璃瓦颜色有很多种，红、黄、蓝、白、绿、黑等等。在传统的“五行”说里，黑色是属水的，水能克火，所以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顶部覆黑色琉璃瓦，有镇火之意。比如故宫的藏书楼—文渊阁就是以黑琉璃瓦覆顶的，它最怕着火。佛经上有“四种色”之说：“息灾为白”“增益为黄”“敬爱为赤”“降伏为黑”。智化寺使用黑琉璃瓦除了代表建筑的等级高、以水镇火外，还有一层佛教的含义，那就是以佛的智慧降妖除魔，度化众生。 智化寺是我国明代的著名木质结构的精品建筑，整个寺庙的建筑，没有用一颗钉子，全部都是用木头拼凑建起来的，内八角与井心之间的斜板上，环雕游龙，中央圆心，一条矫健粗壮的团龙，蟠绕垂首，俯视向下，整个结构精美绝伦，历经500多年，依然熠熠生辉。 该寺主要建筑自山门内依次为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及东西配殿（大智殿、藏殿）、如来殿、大悲堂等。智化门相当于其他寺庙中的天王殿，而智化殿为正殿，相当于一般寺庙的大雄宝殿。形制名称之所以不同，可能是它原为家庙的缘故。 藻井藻井又叫绮井、覆海、斗八，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种独特的顶棚装饰样式。简单地说，有点像我们今天装饰天花板的吊顶，只不过古人的天花板装饰更加复杂，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有方形、多边形或圆形等，呈伞盖形，由细密的斗拱承托，上面饰有各种花纹、雕刻和彩绘。因为看上去像凹进去的井，又刻绘有水生植物的饰样，所以得名“藻井”。 在传统的观念上，藻井具有神圣的意义，象征天宇的崇高，所以藻井多用在宫殿中的宝座或寺庙佛坛上方最重要部位。在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人们可以看到明清皇家最高级别的藻井艺术。北京城周边敕建寺庙，如法海寺、隆福寺等主要建筑也有精美的藻井。而智化寺藻井，则在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诸方面都堪称藻井艺术中的佼佼者。 并不是所有的建筑物都有资格构架藻井，藻井只能用于最尊贵的建筑物。早在唐代就有明确规定，非王公之居，不得施重拱藻井。它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特点，又是建筑的精华和亮点。藻井是我国古代殿堂室内顶棚设计中最高级的一种式样，古人穴居时，顶上开洞以通光和上下出入，后来出现房屋后，仍保留这一形式，其外形像个凹进的井，“井”加上藻文饰样，所以称为藻井。 据《风俗通》记载：“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东井即井宿，二十八宿中的一宿，古人认为是主水的，在殿堂、楼阁最高处作井，同时装饰以荷、菱、莲等藻类水生植物，都是希望能借以压伏火魔的作祟。 智化寺的藻井而智化寺的藻井在明代的藻井里是非常有名的，智化寺的藻井因为是奉旨建造，它的藻井的华丽程度不亚于明清王室的藻井。它的制作工艺精巧，结构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我国已故古建专家刘敦桢先生曾讲道：“万佛阁之藻井，金龙盘绕，结构恢奇，颇类大内规制，非梵刹所应有。” 智化寺原本有三座精美的藻井，分别镶嵌在万佛阁、藏殿以及智化殿的三组建筑的顶部。藏殿藻井因下方建有转轮藏，构图上带有浓郁的宗教气息。智化殿和万佛阁两方藻井，比故宫南熏殿的藻井大，选用上等的楠木雕琢而成，其样式、图案差异不大。它们的制作工艺精巧，结构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两座藻井被寺僧盗卖，唯有藏殿的藻井留存至今。现如今，万佛阁藻井收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而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座，则是智化殿的藻井。 寺庙内的藻井是智化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民间藻井艺术的最高典范，诚如华尔纳给博物馆的信上说：“在这个国家里，看起来这是尚未遭到破坏的中国建筑中最好的一部分。”他形容这座寺庙：“它的全部组合没有用一支钉，木匠的工艺超凡……并且似乎还保有明代原有的金。”上面的金就是藻井中雕龙身上的贴金。最后他还再三叮咛运送的人“小心抹去藻井的封尘，但千万别洗涤，因为它年代累积，已有一层柔亮的光泽！” 藏殿藻井 现在尚存的藻井就在智化寺左手边的西配殿——藏殿内。殿内因一具北京仅有的明代八角形“转轮藏”而得名。 藏殿的转轮藏 转轮藏有两种，一种经橱可以转动，另一种经橱固定，僧人绕着它转。这可能是古代绕佛塔的风俗遗存。转轮藏上的经盒用千字文编号索引：“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转轮藏上方是智化寺内唯一幸存下来的藻井，藻井中心绘有坛城。 智化殿藻井 智化殿为庙中的正殿，在二进院，即寺院中轴线上五个主要大厅中的第二个，即一般寺庙中的大雄宝殿。东西三间、南北九檩，面阔18米，进深1450米，是智化寺的主要建筑。 智化殿藻井"丢失”后的现状（裸露的梁架结构） 原先殿中有石质须弥座，供有木质漆金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横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坐像，惜现已移往他处。殿中陈列的竖三世佛是从大悲堂中移过来的较小的木雕坐像，体量较小。 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厅陈列智化殿藻井现状 费城艺术博物馆智化殿藻井约 1444 年，中国（北京）明代，楠木，带有漆器和镀金装饰痕迹Joseph Wasserman夫妇赠送，1930-38-1 一系列由云饰支架支撑的模型寺庙环绕着中心元素；这些微型结构内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和菩萨雕像。天花板的其余部分由方形面板组成，上面绘有风格化的莲花，显示出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影响。每个面板上都有一个来自北印度文字（藏族称为 Lantsha）的字符，象征性地重现了宇宙。模型寺庙和面板可能是在康熙时期（1662-1722 年）修缮时添加的。 智化寺被盗走的两个藻井样式、图案差异不大，都是斗八式平面方型，井框外边长4.35米，内边长4米。整个藻井呈平面方形，四角以支条区划成八角形，再置方格二重，相互套合成内八角。 每格之边缘，饰卷云、莲瓣、斗拱。空档内置佛教“吉祥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长，显示出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影响。每个面板上都有一个来自北印度文字（藏族称为 Lantsha）的字符，象征性地重现了宇宙。内八角与井心之间的斜板上，环雕八条游龙，中央圆心一条矫健粗壮的团龙，盘绕垂首，俯视向下。周围环绕着云朵、支架和八个倾斜的面板，每个面板上都有一条较小的龙在云朵中。周围的面板上雕刻着莲花、飞天（佛教的飞天音乐家）和其他佛教宗教符号。虽然大部分原始红漆保存完好，但大部分丰富的金箔覆盖层已丢失。整个结构，比故宫南熏殿的藻井还要大、还要美。 这个藻井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它最初装饰有光泽的红漆和明亮的镀金，是明朝早期（1368-1644）保存最完好的皇家佛教建筑之一。这些雕刻描绘了一个充满中国皇权和佛教教义象征的天国。 皇帝的权威占据了中心位置，角落里有九条龙和四只凤凰。周围部分的佛教图案包括莲花和八位天神，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吉祥物和佛教祝福。 龙 神话中的龙与带来生命之雨有关，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而强大的生物。从 1300 年代后期到 1900 年代初期，五爪龙（此处）是皇权的象征，仅供皇帝及其直系亲属使用，而四爪龙则供低级成员和官员使用。 凤凰 从 1300 年代后期开始，凤凰被称为百鸟之王，与和平和繁荣有关，成为皇后的象征。凤凰经常与龙配对，以象征皇权。 莲花与天人 佛教徒认为，莲花在泥水中开出美丽的花朵，象征着灵魂能够转变成开悟状态。 内八角与下边框之间镶嵌有空中楼阁，楼阁内置小佛像，采用斗拱支撑整个内八角。一系列由云饰支架支撑的模型寺庙环绕着中心元素；这些微型结构内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和菩萨雕像。模型寺庙和面板可能是在康熙时期（1662-1722 年）修缮时添加的。 为了让游客了解原始背景，博物馆在天花板上安装了根据在原址测量的图纸重建的建筑元素。 智化寺智化殿藻井数字复原图（智化寺工作人员采用VR技术制作） 费城艺术博物馆藻井展厅——其他展品 壁画残片，描绘了佛教集会中的天神大概是 1400 年代，中国，明朝据说来自河南新乡附近卫辉的一座佛教寺庙粘土灰泥上的水彩画用特别东方基金购买，1925-98-1 这幅残片描绘了各种天神，即守护神，它来自一幅大型壁画的外部部分，该壁画曾经装饰过一座佛教寺庙的大厅。 虽然有些褪色，但我们可以识别出几个天神：（最左边）佛教寺庙的守护者和信仰的保护者韦陀（梵语中的韦陀）戴着有翼的头盔。他的金刚剑可以消灭恶魔和佛教的敌人。 （中）西方天王挥舞着一条蛇，而北方天王则手持一把伞和一座佛塔。 （右）守护女神摩利支天 (Märīcī)有三张脸——一张正面，两张侧面——和多只手臂。 坐菩萨960-1234，北宋或金朝，木有彩绘装饰痕迹Joseph Wasserman赠送 1929-8-11 侍菩萨(左)1300-1400，元朝，木有彩绘装饰Joseph Wasserman赠送 1929-20-1 侍菩萨 (右)1300-1400，元朝，木有彩绘装饰Joseph Wasserman赠送 1929-20-2L C T Z A M M Na lac Gif 万佛阁藻井 智化殿往北走，可以看到一栋奇怪的建筑，这是智化寺最高的建筑，黑琉璃瓦庑殿顶的二层楼。底层是如来殿，即佛殿，二层是万佛阁，上下异称，有一种混搭的美。如来殿内供如来佛，上层墙壁隔扇遍饰佛龛九千多个，所以又称万佛阁。万佛阁藻井收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 智化寺万佛阁藻井旧照片（图片来源于《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1920） 万佛阁藻井"丢失”后的现状（裸露的梁架结构） Nelson-Atkins博物馆“中国庙宇”厅陈列万佛阁藻井现状 为了更好展呈壁画，把象征天庭世界的天宫楼阁给拆了。如果想看到原来是什么样的，就要去费城博物馆，那里的智化殿的藻井保留了天宫楼阁。藻井下是辽/金木雕南海观音与广胜下寺的炽盛光佛经变图壁画。 Nelson-Atkins博物馆万佛阁藻井，31-118/1 A 万佛阁藻井共有八层。第一层是以中央圆形为团龙雕刻，上刻有龙云盘绕，蟠龙衔珠，制作精美至极，也是藻井的最高一层。第二层是一圈七彩斗拱雕饰实物，以此代替斗八藻井的八角井，用高20公分的支条托住厦板和随瓣枋的斗拱。第三层是八块斜板，上雕升龙、降龙及卷云，兼具雄健流丽之美。第四层是在内八角内侧做卷云莲瓣的雕刻，它的外围有八具三角形、八具菱形，雕有金岔角云，岔角夔蝠等，均为金琢墨，沥粉贴金。它的四个三角形拱科上也有雕刻。第五层是南北方向各两条通长，四周方角有条形云龙，云水雕刻，模仿上述三角形内拱科雕刻，是五彩平身刻斗拱；第六层是四周天宫楼阁木模，象征天庭世界。每侧7幢，四周28幢加角模4幢，共32幢。每侧正对藻井中央轴线处为三滴水角重檐楼阁；第七层是卷云卷水雕刻。第八层是放置藻井的佛龛。藻井井全部置于殿内大柁之上，大柁之底原为三排佛龛，下部为宝装莲瓣。 万佛阁斗八藻井造型独特，并且八层斗拱都有独特的装饰，也是寺内结构最精美的部分，力度感较强，有一定的负重能力，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为我国藻井装饰的极致精品。 智化寺万佛阁藻井数字复原图（智化寺工作人员采用VR技术制作） 藻井的流失 发现藻井流失最早发现藻井不见的是素有“南刘北梁（思成）”美誉的刘敦桢先生。 刘敦桢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主任。他于1931年到北平进行古建筑调查。因为他听说智化寺里有精美的藻井，所以他的北平之行的第一站就是智化寺。但是，当他到达智化寺之后，却出乎意料地发现藻井的丢失。为此，他写过一篇名叫《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的文章，发表在1932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上。虽然发现了藻井的流失，但是对于藻井是怎么流失的，刘敦桢先生在当时却并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一直到1987年，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弄清楚了藻井被变卖的过程。 美方博物馆回应智化寺藻井的流失根据原智化寺文物保管所所长杨文书先生（现已去世）所述，1986年5月，在美中教育访华协会工作的Ken Hammond (韩慕肯) 先生参观智化寺时，得知藻井流失美国，表示愿意帮忙弄清情况。后来Hammond与纳尔逊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得到两份回信： 第一封是1986年9月17日Marc F Wilson 馆长的回信，信中说：“这是一个为拯救此物做出努力的故事，智化寺的老和尚先将藻井卖给了木匠铺，因为它是楠木可以做成棺材。当时受雇于博物馆的西克曼，经过木匠铺的后院，看见藻井正在那里等着做棺材，在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之后，便出钱将它从木匠手里买了出来”。 第二封是1986年10月15日，副馆长Jeanne Harris受Wilson馆长之托写的回信，信中说：“当西克曼参观寺院时，带有龙的藻井躺在地上，已经锯成数块，准备卖给棺材铺。幸亏他从木匠那里买下藻井，才使之得到了保护”。 从两封信的内容来看，藻井的买卖过程并不一致。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Hammond先生应原智化寺文保所的请求，再次与美国方面进行交流，这次他直接与Laurence Sickman取得了联系，1987年，Sickman给Hammond写了回信。信中说：“我虽然参观过智化寺几次，但未做深入研究。当我寻找殿内藻井时，已经不在，我是从许多木匠手中买回来的，他们正准备用它做棺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将它从一种奇特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同时，他在信中确认：Horace曾为费城艺术博物馆买了一块同样的藻井。 综合以上三封回信的内容，美方认为：他们是从木匠手中买的智化寺藻井，而且是他们拯救了藻井被做成棺材的命运！ 中国老人口述中的智化寺藻井买卖何玉祥、何凤田是解放前一直租住在智化寺内的两位老人（现在他们已经去世），何玉祥自1916年起租智化寺平房居住，何凤田自1921年起住在寺内，他们的住房距离智化殿十余米，距离万佛阁二十余米。1984 年，84岁的何玉祥和79岁的何凤田两位老人对原智化寺文保所所长杨文书讲：藻井拆卖时，他们都亲眼看见。何玉祥说，牵线人是居住在距智化寺仅二三百米的羊尾巴胡同（今天的阳照胡同）的纪姓古玩商，此人当时60多岁，高个子，梳小辫，长的很凶。纪某亲口对何玉祥讲藻井是以800元或1000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人的，准确钱数记不清楚了。何凤田说，他记得是智化寺住持普远卖给纪某的，纪又专卖给了美国人。拆藻井时，天下着雨，为避人耳目，是在晚上雇佣杠夫先抬到纪家，然后又出手的。 何玉祥、何凤田两位老人所述藻井买卖的过程，与美方的回信大相径庭，在老人们的口述中没有出现木匠铺，反而多了一位人物——纪某。美方三次回信都没提到的这位纪某，恰恰是藻井买卖的关键人物。 纪某为何人原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许惠利曾访问过北京古玩业名流邱震生老先生。据邱老先生讲，旧北京古玩商中，只有一个姓纪的，因家中排行老三，人称“纪三爷”，是个为洋人服务的掮客。他曾见过这个“纪三爷”，回忆其相貌与前面何玉祥所言基本一致。 纪某与Laurence Sickman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美国科罗拉多州人，1930年初，也就是刘敦桢先生来到北京智化寺考察的前一年，24岁的Sickman从哈佛大学研究艺术史专业毕业后，根据哈佛与燕京大学交换学者的协议，来到北平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供职。Sickman同时还受雇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为之搜求东方文物。 Sickman在北平这个古老的都城看到一座座古建筑雄伟壮丽，众多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珍品令他为之倾倒。他依仗交换学者的合法身份、对东方艺术品的研究学识和大量的金钱，如鱼得水地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他出入琉璃厂，广交古董商，大量收购古董艺术品。为纳尔逊博物馆搜取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后任纳尔逊博物馆馆长。 Sickman游走琉璃厂，不会不认识古玩商纪三爷，纪三爷知道Sickman的需求，智化寺藻井的线索，或许就由纪三爷提供给Sickman的。 智化寺二十世纪前期老照片，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提供 费城博物馆于 1928 年购买了藻井，当时它所在的智化殿年久失修。这张图片展示了 1930 年左右智化殿的外观。 藻井买卖的真相从原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许惠利《智化寺藻井之谜》一文中了解到，民国时期，智化寺收入拮据，经济窘迫，主持和尚吸食大烟，寺里的七八个和尚，穷得连袈裟都买不起。寺僧为了生计，卖物租屋无所不干。以前的人管出租殡葬用具和提供人力的商铺叫“杠房”，胡同口的杠房与智化寺关系密切。办丧事的人从杠房买来棺材，到寺里去做法事，无地埋葬的，灵柩就暂时停在寺中。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有些和尚沾上了大烟瘾，庙里的很多古柏都被卖掉给人家做了棺材。 家住智化寺二三百米远的“纪三爷”，对智化寺的情况十分清楚。很有可能在纪三爷的引导下，Sickman和费城艺术博物馆的Horace Jayne来智化寺“参观”搜集文物，看上了这两座斗八藻井。之后，他们假借购木做棺材掩人耳目，实则与普远商谈这笔藻井买卖。美方的回信正是回避了这一环节，而何玉祥、何凤田两位老人的回忆只是内幕以外的细节。 Horace Jayne (1898—1975) 当时是费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的首任馆长，1923年至1925年间曾随华尔纳 (盗卖帝后礼佛图和敦煌壁画哪位) 两次来到中国，两人交情很深。智化殿藻井入藏费城艺术博物馆，正是Horace Jayne一手经办的。 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他们将智化寺两座藻井拆卸下来，并偷偷将这些构件运到纪三爷家里，尔后再将其以更高的价格转手给美国人，于是纪三爷最终从中赚了一大笔钞票，而两件艺术珍宝也漂洋过海到了美国。 根据刘敦桢先生《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和美方提供的旧照片可知，智化寺两座藻井是在1930年夏秋之际被拆卖的。事实的真相应该是分别受雇于两个博物馆的Sickman与Horace Jayne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通过中间人买走了智化寺的两座藻井。这一时期的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智化寺藻井也未能幸免。 另外一种传闻说，智化寺的住持和尚曾向洋行老板借贷200大洋，到期却无力归还，洋行老板因多次讨债不成，看到院内放置的万佛阁藻井。这座藻井因多年失修，有松动下坠的危险，因为无力维修，就暂时把它卸下放置在院内，洋行老板便与主持商量用这藻井抵还欠债。洋行总有外国人来，Sickman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得知洋行买了寺庙的藻井后，便出钱从洋行老板手中购得，偷偷地运往美国。直到1945年，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到美国讲学，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里惊奇地发现了正在展陈的万佛阁藻井，国人才知道其确切的下落。 智化寺历史 1444年，明代宫中宦官司礼太监王振建造家庙智化寺。智化门前有两通大石碑，《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碑》和《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记载了当年寺庙的建造情况。根据碑文，王振以个人资产营建了庙宇来报答明朝皇室多位皇帝的恩宠。王振雄厚的资助使得寺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工了，并且建筑精美，陈设奢华。建造寺庙也是为国祈福，教化民众，因此建好后得到英宗皇帝（1436-1449 和 1457-1464）赐名“智化禅寺”。 王振出身平民，很小就入了宫，因为受到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的喜爱得以在宫中读书学习，受到良好教育，才智出众。后来又被分配侍候明仁宗洪熙皇帝。洪熙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王振就接着侍奉宣德皇帝（1426-1435）。由于王振做事勤恳，深受宣德皇帝的信任，接下来又被派去侍候刚出生的太子朱祁镇，并担任侍读。王振入宫后，受到了这四代皇帝的喜爱，可见他是个情商多么高的人。 宣宗死后，太子朱祁镇九岁即位，为明英宗。明英宗少不更事，喜好玩耍，伺候他的贴身太监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地陪其玩闹，逐步得到了英宗的喜欢和信任。他任命王振为最重要的宦官机构司礼监的负责人，这个职位是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高的。司礼监主管皇帝文书，印玺，宫内礼仪等业务。从理论上来说，帝制中国早已意识到并讲求内廷与政府机构在财务和事务上的分离。政府的官吏，从小小的县令到大学士，都会受到监察，如果有不称职或者腐败的行为都会面临被解职的可能。但是宦官隶属于内廷，他们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受到监察制度的制约。当年幼的英宗皇帝将自己的导师王振推到如此的高位之时，他其实也给予了王振滥用权力、干涉政务、党同伐异的机会。但由于当时英宗的左右还有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她所联合的一干重臣：张辅、杨荣、杨士奇等，王振尚不能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等到1442年，张太皇太后去世，王振终于可以开始专权独断，甚至干涉军务。 王振开启了明代宦官擅权干政的先河，对明朝的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明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以“感恩”为名，兴建家庙智化寺。为避人口舌，王振还向明英宗请求了修建智化寺的圣旨。因为王振权倾一时，又很会搜刮民财，所以当时建智化寺时可谓穷极土木，从筹备到建好用了三年时间，建筑的工艺水平自然非同一般。 为了营建他自己的宅第和智化寺，王振动用了数以千计的劳力和很多本为御用的原材料。比如说，智化寺用了官窑才能烧制的黑色琉璃瓦，并有豪华的顶饰、彩绘的漆金佛像。在寺院的两个主要殿阁：智化殿和万佛阁的造像上方，都装饰有豪华的蟠龙藻井。寺中还有专门收藏佛经的藏殿，中央设有一个八角形的收藏佛经的柜橱，經藏底部为汉白玉石质须弥座。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接受了王振的建议亲自北征瓦剌。在此之前，瓦剌和其他诸蒙古一直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廷也都予以承认和接纳，分别给予赏赐。但是在正统十三年十二月，瓦剌的也先和诸蒙古首领遣使向明朝贡马，虚报了使臣人数，企图冒领明廷赏物。王振在核实使臣人数后对贡马进行了削价处理，且仅仅付给蒙古索求诸财物的五分之一。也先因此召集蒙古诸部，进攻侵扰明朝的北部边境。英宗偕同王振率军御驾亲征，讨伐也先。但是土木堡一战，最终以全军覆没，王振被杀，英宗被俘，明军武将重臣多人战死告终。“土木之变”成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英宗被俘后，代宗朱祁钰即位（1449-1457），英宗于被俘的一年后终于回到北京。1457年正月，英宗趁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夺回皇位，代宗亦于同年不久后去世。 明代宗即位后，诛王振全族，但由于智化寺是英宗敕赐，所以幸存下来。后英宗复辟，他不但没有因为兵败被俘而迁怒王振，反而感念起当年之谊。 英宗复位后，重回智化寺，于天顺元年在寺内为王振建造了旌忠祠，又用香木为王振雕像。他还为王振举行了葬祭，树碑刻像，这块碑保留至今。天顺六年 (1462年)，英宗特地颁赐智化寺大藏经一部及经橱两座，，供藏于如来殿，并立碑记。这部经书又名《永乐北藏》，明成祖永敕令雕印，永乐十七年（1419）始刻，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完成。如来殿内两侧高大的曲尺形藏经橱，用于存放英宗御赐的这部大藏经。这部经书进一步丰富了藏殿的经文典藏。 智化寺在明代和清代早期一直仍然受到皇家的支持和赞助。万历和清康熙年间曾重修。但是后世的史家认为王振是渎乱朝纲导致了明朝的政治紊乱和最终的衰败。清乾隆七年 (1742年)，御史沈廷芳路过禄米仓胡同，见到智化寺“其后殿西庑，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绝。殿西檐下现有英宗谕祭之碑，褒其忠义”。沈廷芳曾经参与《明史》的校阅工作，熟知王振专权害国，“观览之下，不禁发指”。于是他上奏皇帝，请求仆毁王振塑像、拉倒石碑，“以示惩创”。这一奏议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在此之后，智化寺陷入衰败，在20世纪初期时候，寺院的破败不堪的状况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僧侣开始靠出租寺院之内的房间、变卖寺内的收藏来维持生计。 饱经沧桑的智化寺历经了清廷倒台，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的社会运动，现存寺院比之从前的规模已经缩小不少。整个寺院占地南北长约278米，东西宽约44.5米，仅有曾经鼎盛时期的一半规模。1957年，北京市文化局将智化寺列为古建文物保护单位，次年，北京市开始清理并初步维修了智化寺。1984年，北京市智化寺文物保管所成立，来自国家的款项使得智化寺可以进行更加细致全面的维修。1992年，在智化寺又成立了北京市文博交流馆。如今，智化寺是一处对游客开放的寺院，也身兼博物馆的职能。访客可以在此观览佛殿建筑、佛教造像、也可以在这里感受佛教京音乐的表演。 理郡王府及历史变迁理郡王府变迁 在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亚洲馆，有一座极具中国传统风格的府邸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面阔三间的大殿，占据了博物馆二层侧楼将近三分之一面积，令到此参观的人恍如置身于北京城的一座老宅中。 这座建筑并不是费城博物馆“心血来潮”的设计和装饰，而是漂洋过海从中国运来的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王府建筑。在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介绍手册上写道，这是北京理郡王府的大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任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分馆负责人的贺瑞思·杰恩，趁着中国政局混乱，在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文物购买之旅。理郡王府大殿，就是他将王府大殿完全拆卸后，分别装箱运往美国，然后在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大楼中重新组装起来的。 今天的北新桥三条胡同 墙上的胡同简介： 北新桥三条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北部，东起东直门北小街，西至雍和宫大街，南与酱房东夹道、酱房西夹道相通，并有支巷通北新桥二条、草园胡同，北与前永康一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相通。明朝属北居贤坊，明朝称王大人胡同，清朝属镶黄旗，乾隆时沿称。宣统雅化地名时东段称赵公府，西段称王大人胡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时期(1947年)称王大人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八仙巷并入，改称北新桥三条。属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管辖。胡同宽8米，全长731米。 崇祯思陵旁的王恩承墓碑 王承恩府邸如今东城区的北新桥三条，在1965年整顿地名之前称为“王大人胡同”。从命名的方式不难看出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位姓王的大官。通过史料考证，这位“王大人”还真算得上是一位人们熟悉的人物，他便是明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 王承恩为明朝末任司礼秉笔太监。出身寒微，从小入宫，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皇帝的身边，得到皇帝的信任。据《明史》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督察城守。十六年，监督京营。十七年三月，提督京营，又受命整顿内官亲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后，王公大臣都躲藏起来，崇祯皇帝四处找不到人，身边只剩一个太监王承恩，只好跑到景山上自缢。王承恩跟着崇祯跑到景山上，并随崇祯自缢。 在大明朝最后时刻，他始终陪伴着崇祯皇帝。王承恩以死效主，为明朝“殉节”的行为，不仅南明（明朝的残存部分，逐渐南退，最后退入缅甸，为吴三桂所灭）为之立祠，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对王承恩此举大加褒奖，不但将他陪葬崇祯陵侧，还在崇祯帝的思陵旁为他修墓立碑，将其事迹写入了《明史》。 《乾隆京城全图》中描绘的理郡王府南起今北新桥三条（时称王大人胡同），北至后永康胡同，东邻东直门内北小街。府正面面阔三间，大殿面阔五间，无后殿而为门一间，后寝面阔五间，后罩楼面阔五间。标准较低。此府大致建于乾隆初，也可能为明代的永康侯府。 今遗迹无存，现址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事务委员会。 进入胡同不远，路北是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明朝末年为秉笔太监王承恩府邸，清朝时为理郡王府），简称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归侨、侨眷组成的全国性人民团体，隶属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管辖。 它的前身是1938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华侨青年较多的陕北公学设立“华侨救国联合会”。1946年3月12日，延安侨联在延安王家坪大礼堂召开会员大会，大会决定改“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为“延安华侨联合会”。1950年7月8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国华侨联谊会筹委会。1956年10月5日，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 胡同西头的墙壁上也有一块简介，知道了曾经居住在这里的“王大人”，明末最后一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的住宅就是胡同东口的中国侨联的位置。 中国侨联的西院，这是我国两大新闻通讯社之一的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由于工作分工的关系，在大陆的人更熟悉新华社，而不太熟悉它。中新社是1952年10月1日，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当时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新机构定名为“中国新闻社”，定位“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是以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性通讯社”。 廖承志是中新社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中新社的前身是由范长江、胡愈之等抗战时期于1938年在长沙开始发稿、于桂林正式成立的国际新闻社。中新社编辑出版《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新闻》报、《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中国慈善家》等报刊。《中国新闻周刊》除发行中文版外，外文版共发行美国版、英国版、日文版、韩文版、意大利文版、南亚版、法文版、俄文版和阿拉伯文版七个语种九本杂志。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和各国有广泛影响。它也是中国最早上网的新闻机构。 理郡王府王承恩生前的府邸，清代康熙朝，就被赐给了废太子后人成为“理郡王府”。 理郡王弘皙（1694—1742），是康熙朝太子胤礽第二子，康熙帝皇长孙。胤礽初立为皇太子，后废。胤礽在被康熙皇帝废黜储君之位后，一直被圈禁在紫禁城咸安宫。由于是康熙皇帝所废，所以雍正即位后也不敢加封自己的二哥。 康熙六十一年（1722）祖父驾崩第二天，弘皙即被雍正帝封为郡王，累加多罗理郡王爵；雍正八年晋理亲王。雍正二年（1724年）胤礽去世后，胤礽也被追封为理亲王。 此前，弘皙一家在康熙年间曾被安排至京北昌平郑家庄的一座王府（平西府）居住，这等于是将他的家人一起集中在了郊区圈禁并监管起来。即便后来雍正皇帝赐给弘皙理郡王的身份，但弘皙的特殊身份还是引起了当权者的警觉和猜忌。乾隆四年（1739年），弘皙终于以“心怀异志”的名义遭到废黜，之后被圈禁在景山东果园，甚至还被皇帝改名为“四十六”，削除宗籍。 弘皙因罪被革去亲王，郑家庄的王府就改名为“弘皙府”，因地处昌平，人们叫它“平皙府”，久而久之就成了平西府了。 弘皙被废后，胤礽第十子袭封为理郡王，并正式继承了王承恩原有的府邸，从此王承恩的府邸就被更名为理郡王府。 赵公府按照清代的规定，皇族成员如果没有被封为“铁帽子王”，便要“世袭降等”，例如第一代是郡王，后面各代便要依次降格为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至此再往后的子孙便可以世袭辅国公这个爵位，不再降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毓炤承袭父亲溥丰的爵位被封为辅国公，因此府邸门前的这条胡同又多了个名字，叫“赵公府”。“赵”是借了毓炤名字中“炤”的同音字。不过此时这个家族已经是荣光不再，此时整个家族已经分为四大支，各自占有原王府的部分房产。而且为了生计，家族里的人开始打起各自的算盘，琢磨着通过变卖祖宅来换取钱物。 变卖理郡王府银安殿1928年2月，国民党二次北伐，6月，白崇禧率军进入北京，南京国民政府更名北京为北平。这时，美国费城博物馆看准中国政权交替的特殊时期，派出亚洲艺术分馆负责人Horace Jayne到北平，开启了费城博物馆在中国的“购买之旅”。已经破败的理郡王府银安殿一下子被他相中。 “当我决定用比盖一座新房子多出一倍的价钱买一座旧房子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我简直是疯了。”Horace Jayne在1928年写给馆长菲斯克·金布尔的信中说道。 Horace还找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不是别人，正是末代皇后婉容的英文教师Isabel Ingram (Mayer)。在她的帮助下，Horace于1928年10月初步完成了购买任务，大殿被拆卸后，部件运抵费城。 不过，Horace在北京的“购买之旅”并非一帆风顺。为了能够让生意做得轻松一些，他找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不是别人，正是末代皇后婉容的英文教师 Isabel Ingram (Mayer)。在她的帮助下，Horace于1928年10月初步完成了购买任务。在他于当月给上司菲斯克发出的电报中声称，他已经看好并准备买下一座大殿，共需花费8200美元（约合今天的81000美元），这里面包括了拆卸、打包装箱和关税的费用。 在这封电报中Horace也向菲斯克提到了他曾经看上了两座建筑，但是每一座在交易中都有些小问题。第一座建筑的主人是个吸鸦片的瘾君子，他不到鸦片抽完是不会做任何买卖的，而当时他手里还有几个月的鸦片供量，因此很难立刻成交。而第二座建筑则相对面积较大，价格也要贵一些，因此在未来的重建过程中就不得不考虑它的规模，但他向菲斯克保证自己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座建筑“占地方”这个难题。 在这封电报中Horace并没有谈到最终他买的是两者中的哪一座建筑，但据历史档案中的一张照片显示，他所购买的这座建筑正是理郡王府的大殿，在后来费城艺术博物馆出版的册子里，也指出这座大殿来自理郡王府。从当时拍摄的照片来看，这座大殿当时已经相当破败，可见理郡王的后人已经没落到何等地步。 决定购买对象之后不久，Horace便启程回国，购买事宜由伊迪斯·庞内特最终完成。不过在最后的环节上，还是出了一些变故。在1929年2月伊迪斯·庞内特写给贺瑞思的信中说道： “即使当我去看合同是否签好的最后时刻，……都有可能发生任何足以将这单买卖彻底终结的事情。卖家的几个兄弟之一突然变卦，并开始大吵大闹。……一位太太曾经坚决要求房子可以买走，但柱子下面的柱础石必须给他们留下来。我们从下午四点一直劝到晚上十点才最终将她说服……” 当买卖协议最终签订后，庞内特还雇佣了一个承包商，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大殿拆卸，并用油布将建筑零部件包裹装箱。当年夏天，大殿部件运抵费城。 费城重建当庞内特通知Horace购买完成时，她乐观地在信件中描述道：“但愿你在重新组建这座大殿的时候不会遇到困难。这里的一个老木匠说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截然不同，甚至主动提出随船前往美国去当重建大殿的技术指导！所以你要是还有什么问题你就知道该找谁了。” 费城艺术博物馆准备在博物馆内重建这座大殿，不过1929年10月，突如其来的大萧条袭卷美国，王府大殿重建之事便被搁置下来。这期间，始建于1919年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也停止了其他的工程。1935年博物馆向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寻求帮助，当年11月王府大殿重建工程得以开展。工人们主要针对二层的闲置空间进行装修。 1937年，已经在博物馆内闲置了八年的理郡王府银安殿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馆内开始了重建。重建工程经历了很多坎坷。首先是大殿的两根主梁，每根都有近2000斤重，两个最为粗大的柱子，每根也有近1000斤重，抬举和拼装这些建筑部件着实费了一番力气。可能是忙乱中顾不上细致，博物馆最终拼接成的王府大殿，有两根大梁错了位，这也是后来在进行照片对比时发现的问题，可是想要重新调换位置已经不大可能了。 费城艺术博物馆的理郡王府银安殿 理郡王府的正殿——银安殿中国（北京），明代，1640年代带彩绘装饰的木材Gift of Edward B. Robinette,1929-163-1 原王府大殿面阔五间，但由于是被组装在博物馆二层的翼楼中，没有足够的空间，因此最终方案是将大殿最两侧的两间（术语称作“稍间”）改换位置，作为亚洲馆的入口和出口。由于以上原因，人们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中看到的理郡王府大殿，实际上面阔三间。1940年4月5日，费城博物馆亚洲馆和其内所陈设的理郡王府大殿正式对外开放。从此，原本位于北新桥三条胡同内的王府大殿，就这样在大洋彼岸“安家落户”。 白色灰泥和砖墙以及瓷砖地板是现代替代品，但其余部分都是原有的，从巨大的漆木柱的大理石底座到屋顶的顶部。 大厅里摆放着漆器储物箱、狗笼、瓷器、玉器和皇家珠宝。Crozier收藏的水晶原件，以前是中国皇家收藏的一部分，也在这里陈列在展柜里。四个大盒子里的陶瓷都有吉祥图案——象征好运或美好祝愿——类似于头顶横梁上画的图案。其余作品是明朝 (1368-1644) 和清朝 (1644-1911) 时期贵族住宅中发现或描绘的物品， 1928年被拆除前理郡王府旧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都把这座府邸误认为是明代大太监魏忠贤的府邸，甚至自对外展览开始后，解说词上一直是这样写的。直到近几年他们才将这个错误更正过来，确认是理郡王府。但是在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大殿究竟属于理郡王府的正殿（前殿）或是寝殿（后殿），博物馆没有弄清楚，毕竟当年贺瑞思在信件中并没有谈及。 后来有人考证，将1928年的大殿资料照片和绘制于乾隆年间的《加摹乾隆京城全图》对比之后判断，这座大殿应当是理郡王府的正殿（俗称“银安殿”）。理由便是大殿后面露出了一座东配殿的山墙，而这座殿宇如果是寝殿的话，后面的后罩楼院落根本没有东西配殿设置，因此它只能是位于前院的正殿。 作为王府大院中的第一个官方空间，这座建筑用作接待游客的房间。它也是宫殿内部最正式的场所，为各种礼仪活动提供了优雅的场所。抬头可以看到裸露的屋顶木材上鲜艳的装饰。除了一些例外，这些装饰几乎与北京接待厅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中国贵族住宅的矩形平面图，突出了接待厅 宫殿式住宅与传统的家族式建筑群一样，呈矩形建造，朝南，四周环绕着一堵墙。接待厅是众多建筑中最正式的，位于中轴线上，距离南门不远。主人在这里接待宾客和请愿者。 与所有东亚建筑一样，与西方建筑相比，屋顶的结构得到了极大的强调。所有支撑非常沉重的瓦屋顶的构件都暴露在外，并通过表面装饰加以强调。虽然一些色彩鲜艳的装饰已经丢失，但效果仍然是一种庄严的美。 费城艺术博物馆理郡王府内的藏品 费城艺术博物馆其收藏中国家具的品种及数量仅次于加州博物馆，为最早收藏中国明清家具的博物馆之一，此馆最先收藏的是紫檀红木等硬木类家具，自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其后的约七八年时间，该馆收入的家具重心转移到大漆家具。 费城艺术博物馆是最早收藏中国明清家具的博物馆之一，最早的入藏品始于上世纪40年代。1963年，博物馆集结该馆历年收集的26件藏品，出版《中国家具》一书，最早关注明清家具并留下文献资料。书籍出版后，该馆并没有停止中国家具的收藏，反而加快了步伐，更多的中国古代家具精华被妥善保存起来，才有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规模化情境化设置的展览。 朱漆七屏风式罗汉床 花瓶1662-1722，清康熙时期釉上彩和描金装饰瓷器Alfred 和 Margaret Caspary 纪念礼品，1955-50-380 伟大的唐代军人政治家郭子仪 (697-781) 和他的妻子坐在一座宏伟的住宅里（很像您现在所在的宫殿接待厅）。郭子仪以节俭和谦逊而闻名，他有八个儿子，都担任重要的官职。郭子仪 72 岁退休时，已经掌管了三千人的家庭，被视为成功生活的化身。 吉祥装饰这幅描绘一家三代人的画代表了三福：幸福、长寿和子孙满堂。 康熙五彩人物故事大瓶1662-1722，清康熙时期，1662-1722釉上彩和镀金装饰瓷器用博物馆资金购买，1876-1486 这个花瓶描绘了隋炀帝在龙舟上的情景。炀帝在位时间从公元 604 年到公元 618 年左右，他赞助修建了中国大运河，将人口稠密的北方与肥沃的南方连接起来。 这里的场景可能是对统治和权力过度的一种评论：炀帝的庞大工程需要征召两百多万人。毫不奇怪，他的统治以一场革命而告终。 康熙素三彩人物大盘1662-1722，清康熙时期釉上彩瓷器Alhad 和 Margaret Caspery 纪念礼品，1955-50-78 这种节日聚会展示了女士们乘船采摘莲花，这种聚会至今仍在中国举行。北京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荷花节，届时粉红色和白色的花朵将湖面染成绚丽的色彩。 右边，一位官员和他的女伴在亭子里观看，侍从们在一小队女音乐家的陪同下为他们服务。 清镂空瓷灯笼1723-35，中国，清雍正时期，釉上彩瓷器The Alfred and Margaret Caspary Memorial Gift, 1955-50-105,106 这些精致的瓷灯笼拿在手里非常轻，几乎没有重量。放在里面的蜡烛会透过复杂的格子图案闪闪发光，由于粘土非常薄，这需要很高的技巧才能实现。直到 18 世纪初，艺术家才开发出这种穿孔技术。 吉祥装饰六面中央圆形浮雕内的四朵花——山茶花、玫瑰、牡丹和百合——传达了和平、团结和长寿。 黑漆描金龙纹顶箱柜1700-1800，清朝，漆木，描金装饰，黄铜配件 由 Bloomfield Moone 基金会购买 1940-7-1a--c, 1940-7-2a--c 在清朝，这种特殊的五爪龙的描绘仅限于皇家物品。再加上家具的惊人尺寸和金色装饰的奢华，很明显这些衣柜曾经属于中国高级官员或贵族。它们可能被放置在住宅的私人区域和像这个接待厅这样的公共场所。底部存放丝绸服装，而顶部通过梯子进入，存放帽子等较小的物品。 朱漆雕填戗金龙纹顶箱柜1700-1800，中国，清朝漆木，刻纹、彩绘和镀金装饰；黄铜配件A. W. Baht 赠送 1939-18-1a--c, 1939-18-2a--c 景泰蓝嵌玉制狗笼中国（可能是北京），清朝，18 世纪末 - 1900 年镀金铸铜合金，带掐丝珐琅装饰；玉环；木框费城艺术博物馆之友捐赠，1964-205-1 这个狗笼体现了清朝末年（1644-1911 年）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方式和华丽品味。请注意笼子顶部和底部的一排排环。这些环由白玉制成，白玉因其稀有和美丽而成为中国最受推崇的材料之一。 清朝宫廷养狗是为了打猎和陪伴。这个精致的狗窝很可能是为北京犬等小狗制作的。作为宫廷女官最喜爱的宠物，这种狗据说住在铺有大理石地板的亭子里，睡在丝绸垫子上，穿着丝绸锦缎服装。 清代文人书房与明清家具 清代文人书房 文人的书房是中国士大夫住宅最里面的房间之一。此例由北京的博物馆收藏，在前紫禁城的宫殿中仍可以看到类似的室内装饰。书房设计为远离官职的沉思场所。 书房的装饰风格是当时的典型风格。后方左侧的硬木（黄花梨）属于“镂雕”"类型，在中国一直很流行。它为学者的书籍、画笔和书写工具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右前方的长而窄的桌子用于绘画或看卷轴。 书房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高级官员或文官，他通过了一系列艰难的中国科举考试，才获得了这个职位。他不仅精通官职，还精通音乐、诗歌、书法和绘画艺术，并且是一位热衷于收藏的艺术鉴赏家。学习和沉浸于艺术不仅是为了享受，也是一种培养道德正直和内在美德的方式。 这间清代书房布置相当考究，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对称布局，多数为早期入藏的清式家具，墙面以清代黑漆描金山水亭台隔扇进行装饰，分别陈设于书斋两侧。这件隔扇运用黑漆描金的方法描绘了不同的山水亭台楼阁，满足了一个文人将自己从泯然众人中区别出来的欲望。 房间的家具是与面板分开购得的，展示了文官的学识，也为宁静的环境增添了色彩。 书房中的文官1750-1850，艺术家/制作者未知，中国人1929 年用博物馆基金从 Simkhovitch 收藏馆购得 1929-40-188 这幅画中的男子是一名官员（文官），他必须通过一系列艰难的、竞争激烈的中国科举考试才能获得他的职位。从画中可以看出，一名官员不仅精通他的公务，还精通音乐、诗歌、书法和绘画艺术。 紫檀拐子纹罗汉床 用料奢靡，早在1929年就以入藏费城，是记录最早的一件。 罗汉床侧边置有一朱漆箱架。 旁边是一件清乾隆时期非常经典的写字台。写字台上布置有笔筒，文房盒，靠墙边还有一件黄花梨轿厢。与写字台搭配的是一只紫檀扶手椅，与罗汉床同期入藏。 桌子的左侧方角落置有一件黄花梨灯架，房间另一侧也有一件，为一对。 文人书房的隔扇门1775-79，中国（北京），清朝，漆器和镀金装饰的木材Gift of Wright S. Ludington in memory of his father, Charles H. Ludington, 1929-30-1 紧接旁边的是待客区，布置有两椅一几。两椅为黄花梨玫瑰椅。此对玫瑰椅入藏较晚，主要为后期入藏。两椅中间为紫檀嵌珐琅方几，放在此处当茶几似乎有些高了。 博物馆购得了北京这间房间两侧装饰精美的面板。这些面板创作于 18 世纪后期，描绘了充满多层宫殿亭台楼阁的风景，周围是高耸的岩层、远山、树木和水。围绕整个书房的隔扇门采用大漆描金，可以说非常精美。每个面板顶部都有丝绸覆盖的格子图案，底部则绘有精美的山水画。 隔板底部则绘有精美的山水画。 黄花梨四面平霸王枨画桌 这张黄花梨四面平霸王枨画桌，是该馆明式家具中的典范。四面平桌子在古典家具中是个相当不错的造型独创，干净利索，由于用了霸王枨，马蹄，又不显得呆板，这张桌子无论比例，还是制作均无可挑剔。 与霸王枨书桌搭配的是一件四处头官帽椅，两者搭配一起,气质陡增，文气十足! 还有另一件与众不同的黄花梨画案，有时会与霸王枨画桌替换摆放，这张案子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所见的孤品。 此画案首次出现在1988年4月纽约苏富比春拍上，当时估价4到6万美金，不料流拍，半年后，再次现身苏富比秋拍，放低身价，仅估价两万美金。不知费城艺术博物馆是否是一手买家，但该画案最终落户费城。 案子攒框镶板，冰盘檐舒缓内收。略宽的独木牙板，增加了案子的凝重感，以免轻薄之感。通长的牙条以插肩榫落于两侧腿足之上，只在斜肩两边起微小的波浪，不做多余的修饰。剑腿直下且渐收，刚刚过半即起连续的波折，形似莲瓣，以连续的边线贯之，轮廓清晰韵致独具。剑腿案子古韵意久，宋时定型，至明清已成惯式。该案另辟蹊径，将剑腿案式尖锐突出的部分弱化隐去，趋于平缓内敛，不见火气，文儒陡增。 不同于与霸王枨书桌搭配的是一件四处头官帽椅，与剑腿画案搭配的是一张造型别致的南官帽椅。 香炉形砚台1464，艺术家/制作者不详，中国明代天顺时期，釉下青花瓷器2006 年由 T. June 和 Simon Li 慈善基金购买中国艺术品，以及 Hollis 东亚艺术品收藏基金购买 2006-61-1 毛笔和墨棒支架1500-1600，中国明代，1368-164 青花瓷John Story Jenka 夫妇赠送，1944-38-10 吉祥装饰鱼跃波涛的装饰可能指的是中国传说，传说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可以变成一条龙，比喻考生通过科举考试，从而给家庭带来财富和地位。 这枚印章在支架底座上有四个字“富贵佳器”，意思是“带来财富和地位的精美器皿”。 毛笔 1644-1911，中国清朝，玉器John Story Jenks夫妇赠，1929-30-5 灵芝形墨盘1700-1800，中国清代，釉瓷器John Story Jenks 夫妇赠送，1929-155-1 学者和艺术家使用墨盘将墨汁灌入毛笔并形成笔尖。此例中提到的裂纹釉与宋代（960-1279）时期使用的裂纹釉相似，受到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高度赞赏。 吉祥图案灵芝是一种与长生不老有关的药用真菌。 墨饼 1736-95，中国清乾隆时期，烟灰、胶水、镀金装饰John Story Jenks夫妇赠送，1929-30-9 中国墨传统上由烟灰、松脂和胶水组成。这些成分会制成各种形状的墨棒或墨饼，就像这里展示的一样。为了将这种固体形式变成液体墨，艺术家将其在砚台上研磨，同时一滴一滴地加水。 这件作品的中心是镀金装饰，上面写着“御墨”字样（御墨饼）。 象牙墨架1736-95，中国清乾隆时期，象牙John Story Jeriks夫妇赠送 1929-30-3 紫檀坐墩一对1736-95，清乾隆时期，木材（紫檀）John Story Jenks夫人赠送，1946-85-1,2 这些六边凳子由一种珍贵的硬木制成，在中国称为紫檀，主要用于装饰清朝宫殿的家具。镂雕婴戏纹，路份较高。 吉祥装饰：花果花、莲花代表和谐。水果：石榴和荔枝代表多子，佛手和桃子代表长寿，柿子代表事业有成。 总体而言，该设计就像一个字谜（视觉谜语），为许多幸福、富有和长寿的子女送上祝福。 神话生物中国与世界 自古以来，神话生物就吸引并俘获了全世界人们的想象力。无论是仁慈的还是可怕的，它们都发挥着帮助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作用。 龙和凤凰这两种奇异的野兽装饰着这个画廊中央展柜中展示的刺绣服装和精致的珠宝。这些作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大部分作品都是中国西南苗族文化群体的工匠创作的。与中国中部人民经常将龙和凤凰与皇权和社会等级联系在一起的信仰不同，苗族将这些动物与自然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与它们的起源故事和神话联系起来。 在这个接待厅的四个大展柜中的一个展柜中的鼻烟壶上可以找到更多的动物图像。这些动物既是真实的，也是神话中的，它们也常常传达着特定的含义，比如祝愿社会地位高、身体健康、和平与繁荣。 神话生物在博物馆的各个展厅中随处可见，就像这里一样，它们描绘的象征意义可以理解为创造它们的文化的反映。当这些艺术品放在一起观看时，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些动物的看法有多么不同，即使它们的名字相同。例如，龙在东亚象征着好运，但在其他文化中却代表着邪恶和危险。 《神话生物：中国与世界》由何鸿毅家族基金会全球赞助 神话中的龙和凤凰本案中银饰上的神话中的龙和凤凰体现了一种与周围展厅中展示的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这种差异源于中国文化景观中对神话生物的广泛含义。 制作此处展示的珠宝的中国西南苗族认为龙和凤凰传达了人类和神话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平等。在中国的皇家艺术传统中，同一种生物通常代表着权力和社会等级。 苗族还将这些神话中的动物视为整个社区的重要象征。虽然龙在中国某些地区只能出现在贵族的长袍上，但它们可以装饰苗族文化中的任何物品。此外，苗族龙可以以多种形式呈现，因为它们能够将自己变成任何动物或植物。 凤凰牡丹枕1100-1200，中国北宋至金，带釉下泥彩的瓷器）Carroll S. Tyson夫人赠送，1957-26-3 这款双色定窑枕头是通过雕刻浅棕色泥层以露出下面的白色泥层而制成的。一只展翅的凤凰，长长的尾羽缠绕在三朵大牡丹花中，填满了枕头的顶部。通过结合这两个主题——被认为是百鸟之王的凤凰和被称为花王的牡丹——艺术家创造了一个视觉字谜，传达了对财富和高地位的愿望。 带凤凰的纺织品1400-1500，中国明朝，缂丝织品，金箔，纸包线（缂丝）由John T. Morris基金会从Carl Schuster收藏馆购买收藏，1940-4-749 一对尾羽卷曲的凤凰与三朵牡丹花一起出现，表达对财富和高贵地位的祝愿。这件纺织品可能带有如此吉祥的信息，装饰了皇家镜盒。 观世音菩萨与龙 1507，乔斌，中国明朝，活跃于 1482 年至 1507 年左右，陶器Charles H. Ludington赠送，George Crofts收藏，1923-21-441 这尊雕像脚下的龙（在中国被认为是守护神）和猫猴（虎与狮的杂交）表明，这尊雕塑描绘的是南海观音。龙的保护力量与水有关，猴被认为是这位佛教神灵的坐骑。 南海观音是慈悲菩萨的女性化身，起源于 16 世纪的中国，当时在中国南部浙江省沿海的普陀岛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朝圣中心，以纪念南海观音。 Saint Anthony的诱惑 1635，Jacques Callot 法国，蚀刻画The Muriel and Philip Berman的礼物, 从John S. Phillips1876年遗赠给 the 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 1985-52-41389 17 世纪欧洲艺术家描绘的龙通常以邪恶而危险的长翼巨蛇的形式出现，与东亚的龙有很大不同。这些表现反映了当时欧洲世俗文本和基督教彩绘手抄本中的描述，这些描述声称龙可以用它们燃烧的气息毒害空气，它们会吃掉受害者，只有神、天使、圣人和英雄才能在它们的愤怒中幸存下来。如此可怕的恶魔生物戏剧性地使这幅版画右下角的圣安东尼小人物相形见绌。 穆里尔和菲利普·伯曼的礼物，从约翰·S·菲利普斯 1876 年遗赠给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遗赠中获得，1985-52-41389 凤凰形建筑托架（两个）1500-1600，中国明朝，木制，带有颜料和镀金装饰痕迹John T. Moris捐赠，1902-911，912 这些建筑托架采用雄凤（凤）和雌凤（黄）的形式，雄凤尾羽呈圆形，雌凤尾羽呈丝带状。它们曾经被安装在建筑物高处，装饰椽子，放置在柱子与天花板横梁相接的地方。 这些吉祥的神话动物被认为是百鸟之王，与和平和繁荣有关，它们为寺庙、祖屋和私人住宅的空间增添了活力。 龙形旗杆架 1500-1600，意大利，锻铁用博物馆资金从George Grey处购买Barnard Collection，1945-25-236 女士马甲 1662-1722，中国，清康熙时期 丝绸缎子，配以丝绸和金属线，补充纬纱，丝绸缎子装订，打结的丝绸饰边，丝绸流苏，金属纽扣 中国清朝（1644-1911）时期，满族贵族女性喜欢穿饰有吉祥图案的全长背心，穿在朝袍外面。五爪龙，就像这里所展示的龙一样，只能根据当时的朝服规定装饰高级人士的服装，因为它们象征着皇帝的权威。 由于女性在穿衣时遵循丈夫的等级，因此主人的丈夫可能在朝廷中占有显赫地位。 盒子上有麒麟（左）、龙（右）、凤凰和二龙（后） 1700-1800，日本江户时代，黄铜，带掐丝珐琅装饰Frank Thome Patterson 夫人赠送，1929-34-4a,b 一只麒麟、一只凤凰和两条龙装饰着这个不寻常的菱形容器的四面。制作它的日本艺术家描绘了麒麟，这是一种由不同动物部位组成的虚构生物，身体像鹿，蹄像马，尾巴像牛，额头像狼。它头上长着一只角，鹿一样的身体呈黄色，但腹部是白色的。 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麒麟的出现预示着良好的治理。在日本，麒麟象征着统治者在政治上做出了良好的贡献。 麒麟、狮、象纹罐17 世纪晚期，中国清康熙年间，珐琅和镀金装饰瓷器The Alfred and Margaret Caspary Memorial Gift, 1955-50-75a,b 这只珐琅盖罐上刻有麒麟，一种神话中的混合生物。它被描绘成龙头、鳞片状身体、鹿蹄和一对翅膀，通常传达对和平的祝愿，因为它的出现与一位英明统治者的诞生有关。 麒麟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坐骑，释迦牟尼佛经常与另外两位佛教神祇一起出现：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和骑着大象的普贤菩萨。这两只动物也出现在罐子上。 许多欧洲王室成员都热衷于收藏中国瓷器，其中包括Saxony选帝侯兼波兰国王Augustus the Strong一世（1670-1733）。这件罐子曾是Augustus一世的收藏品，体现了康熙时期中国陶工精湛的工艺和艺术。在浅绿色的底色上（启发了该器皿的欧洲名称，即“绿彩”）。虽然装饰这件作品的艺术家不详，康熙皇帝设立的瓷器厂雇用了许多宫廷画师，而康熙皇帝本人也是彩瓷的忠实收藏者。 道士长袍（江衣）清嘉庆时期，1796-1820 丝绸缎子，丝绸和金属线刺绣，纸上金箔贴花Purchased with the George W.B. Taylor Fund, 1967 当道士在祭坛前举行仪式时，这件令人印象深刻的长袍会唤起天地合一的象征。 中央塔（道教的居所）上方还出现了其他传说中的生物，三足乌鸦栖息在太阳上（左上），捣碎长生不老药的兔子站在月亮上（右上）。 装饰其背面的刺绣呈现了一幅天象图，五个圆圈中带有吉祥的符号，包括神话中的龙和蝴蝶。龙再次出现在底部边缘，在代表环绕地球的宇宙海洋的滚滚波浪中嬉戏。 凤凰与牡丹1800-1900，韩国，纸上水墨和色彩由 W. James Anderson 夫人、Samuel Bell, Jr. 夫人、Richard Drayton 夫人和 Charles T. Ludington, Jr. 赠送，以纪念他们的父母 Charles Townsend Ludington 先生和夫人，1970-259-1c 这幅韩国画作遵循中国传统，描绘了神话中的凤凰（被认为是鸟之王）和牡丹（被认为是花之王）。 龙颈链1800-1900？，苗族文化，中国，银合金 这款银质项链的中心是苗族人祭拜祖先的寺庙。寺庙两侧各有一条鱼头虎身的龙守卫，代表了人类的信仰，即龙是人类的友好保护者，能够采用其他动物的属性。 颈链锥形末端的蜈蚣象征着强大而可怕的力量。根据苗族传说，蜈蚣曾与苗族祖先激烈战斗。 带龙的角形头饰20 世纪初，苗族文化，中国（贵州省），银器 年轻的苗族妇女在节日期间会戴这种头饰，头顶上通常插着白色的鸡毛。其角形头饰被认为可以驱除恶灵，与蚩尤的起源神话有关，蚩尤是神话中的人物，也是苗族的早期祖先，据说蚩尤曾用头上的角攻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