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瓶豆油味的香油

愚叟

那瓶豆油味的香油

今年的春节是我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夜的餐桌上，瓷勺搅动着盛满腊八醋的玻璃碗，浮在表层的小磨香油立刻旋出晶莹的香油花。那油花宛若荷叶上滚动的水珠，滴溜溜的转着，空气中瞬间弥漫开蒜香、醋香与芝麻油香相互交织的馥郁气息。在这氤氲的香气里，我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三十七年前，回味起那瓶混合着豆油味的香油来。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响应国家号召，光荣参军入伍。新兵下连后，就被送往教导队接受培训，学成归来，便担任了副班长，随后又被调到连部任文书兼军械员。文书的职责是抄抄写写，而军械员则需管理并保养全连的枪支弹药。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但这段经历却极大地锻炼和丰富了我。在服役的第三年，连队为我报请了三等功，并吸纳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5年底，我服役期满。随着国家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实施，我复员回到了故乡。那时的退伍安置政策规定，义务兵需按户籍身份进行安置，即城市户口的由原户籍地招工招干，农村户口的则回乡务农。由于我家世代务农，因此我只能回乡继续当农民。

我踏上军旅之时，还是人民公社时代，而当我退伍归来，公社已更名为乡政府。随着“社改乡”的实施，土地包产到户，这一变革虽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但鲁中山区那贫瘠的土地上，也打不出多少粮食，乡亲们的生活依旧过得紧巴巴的。农闲时节，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以谋生计。我刚刚返乡之际，恰逢村小学和乡中学接连有老师因产假和病假而暂时离岗，急需代课教师。于是，我担任了一年的代课老师，每日领取一块三毛钱的微薄工资。但随着老师们的陆续康复返岗，我只好又回到了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困境之中。

还是在部队当文书的经历为我的人生找到了新的路径。村里的领导们看我赋闲在家，觉得很可惜，就多次到乡政府举荐我。恰好乡里要找一个写信息的人，乡领导便出了一个题目，让我写篇文章看看。由于退伍时间短，农村前后的变化大，特别是对当时的农村政策和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面对这难得的机会，我不得不选择迎难而上。于是便抓住在中学当老师的二哥，兄弟俩翻杂志、找资料，苦思冥想的弄了半宿，总算把这份答卷交了上去。

完成了应试答卷，我也没再拿考试结果当回事。因为我知道当时东扯西凑写的那东西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政策。只记得当兵时在《解放军报》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是有大领导提倡“高消费”，便想到没有钱哪来高消费？要想高消费就要多挣钱，就要发展经济，于是就把这些观点写到了文章里。大约十天以后，我正在洪山煤矿我五哥的婚礼上帮忙搬“圆房”，父母打发弟弟去告诉我，说乡里来通知了，让我过年后去报到。

1987年春节刚过，我便来到还在平房里办公的乡政府报到。简单说明来意，工作人员便将我引至党委办公室，介绍给乡党委秘书老孟。从此，我就在孟秘书的指导下，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文件学习、信息编写和档案整理工作。

七月份，乡里筹备召开党代会，党委将起草乡党委和乡纪委工作报告的重任交给了我。初次接到如此重要的任务，我顿感"老虎啃天——无从下口"。无奈之下，我决定从逐级学习上级党代会报告入手的同时，结合历届乡党代会档案和年度总结材料来写。其中，乡纪委工作报告的起草最为棘手。由于乡纪委是1983年整党后才设立的，上一届党代会档案中根本没有相关报告可循，而区纪委的工作报告仅有不到四页纸，且多为理论性、口号性的内容，对初到基层的我来说借鉴作用十分有限。

经过四十多个日夜的反复推敲和修改，我终于完成了乡党代会的主要文字材料，包括党委、纪委两个工作报告、两个决议草案以及会议程序等，确保了乡党代会的顺利召开。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为我奠定了在乡机关的工作基础。到十一月份，乡政府迁入新建办公楼，孟秘书转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我正式接任乡党委秘书一职，月薪49.75元。

那时的乡机关人员构成颇为复杂。其中，党委政府的领导和部分主要科室的负责人属于国家干部，由区财政发放工资，享有城市户口、商品粮定量供应和液化气指标等福利。其次是“以工代干”人员，他们的待遇与国家干部相近，但在提拔任用方面稍显逊色。再者是招聘干部，这些人由区人事局和区直各业务局统一招聘后，分配到各乡镇从事相关业务工作，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外，工资待遇与国家干部相当，同样由区财政拨款发放。最后，则是像我这样农村户口的“以农代干”临时工了。我们属于不脱产干部，户口仍在各自的村庄，拥有承包地，由乡里自行聘任。工资依靠乡财政筹集，待遇非常低，更别提商品粮或液化气指标了。然而，包村包片、计划生育以及每年的阶段性中心工作等苦活累活，我们却总是冲在最前面。我是粘了在部队当过文书的光，所以才得以担任党委秘书一职，后又兼任了人武干事。虽然不用下村跑片，但没日没夜地熬夜写材料，无人能够替代，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到了年底，乡里在过完小年发完福利后就开始安排轮流值班，不值班的可以回家忙年了。党委办公室就我一个人，不到年三十是不可能放假的。腊月廿七那天，我又仔细审阅了一遍年后将要召开的全乡工作会议的材料，当天带班的乡党委刘玉水副书记在检查完各单位值班情况后，来到办公室和我聊天。

刘书记的家就安在相邻的镇上，家属是小学教师，育有三个孩子，大的刚上初中，两个小的还在念小学。刘书记也是从农村当的兵，部队提干后转业到区机关工作，后被派到我们乡任第一任乡纪委书记，后又担任党委副书记。我到乡里工作时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他出的，答卷也是他审的，可以说刘书记就是我到乡机关工作的主考官。

刘书记有当兵和区直机关工作的经历，军旅熔炉和区机关历练铸就的厚重人生阅历，积淀出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年逾不惑的他眉眼间沉淀着岁月淬炼的睿智，举手投足中却始终保持着春风化雨般的亲和力。作为基层队伍的领导者，他深谙"以心换心"的领导艺术——工作部署时运筹帷幄、循循善诱，日常相处时却似邻家宽厚的长者。尤值称道的是，他常在闲暇之余敞开家门，让家属司老师烹饪美味佳肴犒赏乡村干部，席间更会微醺击箸，用清越的嗓音演唱《小小的我》《汾河流水哗啦啦》等经典歌曲，尽兴处还载歌载舞，将寻常餐叙升华为浸润人文情怀的精神盛宴。这种刚柔并济的治事风范与如父如兄般的细致关怀，使其在乡村两级干部中有着极高的威望，成为山乡可亲可敬的领导干部的典范。

刘书记和我海阔天空地聊着乡里的事、家里的事还有当兵时的事，聊着聊着又聊起了过年。刘书记问我：“你家里年货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如实回答：“过年没什么可准备的，有机关分的鱼，有自家磨的面粉，割了猪肉，再买点青菜就够了，招待亲戚朋友也没有问题。”

听罢我的话，刘书记沉吟片刻，起身回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拿着个红色塑料皮本儿又走了回来。我一看，他拿的是只有城镇户口的人家才有的粮本儿，朱红色封面上醒目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的烫金字直晃我的眼睛。

"你拿着这粮本去粮所随便买点东西。"刘书记把粮本塞到我手里，"过年了，想买啥买点啥，本子上定量还剩不少，别让我光攒着。"

我忙站起身，本能、礼貌也是真诚的推辞道，“刘书记，我不能用您的定量买东西，家里过年啥也不缺了。你家人口多，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拿着本子去买点吧，你工资待遇低，平时也帮不了你，也只有这样表达一下心意了。我家里也有地，打的粮食差不多也够吃的，孩子都还小，也用不了那么多定量。”刘书记把我递本子的手又推了回来，说的既真诚又不容置疑。

面对刘书记的真诚，捧着这沉甸甸的关怀，竟让我觉得所有的推辞都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虚伪了。于是，我默默的收下了刘书记的粮油本儿。

接过刘书记的粮本，我心中既感激又忐忑。用粮本购买粮食和油料自然十分划算，刘书记家的定量结余足够让我买到足以支撑一两年的粮油。然而，我深知这些粮油是他们一家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绝不能将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定量都给用了。可若是什么也不买，岂不是辜负了刘书记的一片好意？！思来想去，我决定去粮所用刘书记的购粮本买些平时难得一见的香油。这样既能让家人感受到领导的关怀，也能为一九八八年的春节增添几分特别的滋味。

说起香油，如今已是寻常之物，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区农村，物资相对匮乏，香油堪称奢侈品。虽然人人都听说过，但真正品尝过的人却寥寥无几。我翻开刘书记的粮本，发现油料指标上还剩下二三十斤，这指标没有明确标注是什么油，只是价格有所不同而已。想到这里，我便找了个空酒瓶，径直朝粮所走去。

这一天天气非常寒冷，天上还稀稀拉拉地飘起了细碎的雪花。粮所的职工也开始轮流值班了，当天在粮所值班的恰巧是与我同村的李哥。我交上本子和钱，李哥开出单子，就去给我打香油。他领着我边走边说：“现在来买香油的人很少，买豆油的人挺多，打香油很难弄。”当时我没听明白他说的话，直到他把我领到装油的油桶前，我才明白他话的意思。

原来，粮所的所有油料都盛在像汽油桶一样的“油箍子”里，这些“油箍子”全部露天的摆放在粮所的院子里，桶上面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打油时，要先用一个长长的“油抽子”把油抽出来，然后再灌到油瓶里。由于打香油的人少，所以没有专门的打香油的“油抽子”，各种油料轮流用一个“油抽子”。天暖和的时候还好说，天冷了，油都凝固结晶成了像猪油一样的油膏，用我们家乡的话叫油“沙了”，这样“油抽子”的里里外外就会裹满厚厚的又粘又稠的豆油膏。

“油抽子上沙了的这些豆油膏很难弄干净。弄不净，先抽出来的就是粘在油抽子里的豆油，你打一斤香油，说不定灌到瓶子里的都是豆油。”李哥嘴里哈着白气边解释边用力的把“油抽子”里面粘稠的豆油抽到另一个盆子里，又把外面粘挂的那又稠又厚的油膏用一柄长长的钢锯条子尽力的刮嚓下来。在飘飘洒洒的细碎的风雪中，李哥的额头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也许只有我和他是同村的他才这样下力，他才这样耐心，直到觉得“油抽子”差不多挺干净了，他才拂了拂香油桶上的浮雪，拿扳手把桶盖拧了下来，然后用仍然沾着豆油的油乎乎的“油抽子”给我装满了一瓶香油。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将香油缓缓倒入醋碗里，年迈的母亲忽然抬手抹了抹眼角，喃喃地说道：“这香油，可是领导同志的关怀啊。”尽管那香油中掺杂着浓重的豆油味，全家人却吃得格外香。这瓶混合着豆油气息的香油，在寒冷的春节里，悄然温暖了我们全家人的心。

1992年的深秋，我被党组织提拔为副科级干部，三年后转成国家正式干部，也有了城市户口和城镇居民购粮证，只是粮本上没有了红色的塑料封皮和烫金字，封面变成了印有一行黑色字体的素朴的土黄色牛皮纸。彼时粮油统购统销政策早已放开，不用粮本儿也能买到放心粮油了。虽然有了这粮本儿，但我却从没用它买过一次粮油。我把这粮本儿小心地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深处，就让它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和纪念吧。

三十七年光阴流转，体制内的身份称谓已由“国家干部”悄然变身为公务员和事业编；城乡户籍的差异在改革中逐渐消融，统一的“居民”身份早就覆盖神州大地；曾经象征身份的粮油票证早已成为老一辈的回忆、年轻人的谈资、孩子们的历史，现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接受展览。而今的超市货架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香油品牌也是五花八门。但每逢吃饺子时搅动起醋碗里的香油花，那混合着豆油香气的记忆却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瓶掺杂着豆油味的香油，承载的不仅是那个时代冰天雪地里永不冻结的温情故事，更是一首永远萦绕我心头的、感人肺腑的温婉而深情的歌。

歌曲：汾河流水哗啦啦

歌曲：小小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