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母亲的镜头

王尧

王尧：母亲的镜头

人生有许许多多种幸福。有些幸福今天看起来太过平常，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弥足珍贵，甚至幸福得有些特殊或者奢侈。60后能把童年时光的每个阶段都留下最完整的照片，我相信这是很多同龄人不曾拥有过的幸福。这一篇小小的回忆，记载着母亲的深爱和恩情。

幸福与亲情是孪生姊妹，与才情是一奶同胞。

  人生有许许多多种幸福。有些幸福今天看起来太过平常，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弥足珍贵，甚至幸福得有些特殊或者奢侈。60后能把童年时光的每个阶段都留下最完整的照片，我相信这是很多同龄人不曾拥有过的幸福。这一篇小小的回忆，记载着母亲的深爱和恩情。

  幸福与亲情是孪生姊妹，与才情是一奶同胞。

  母亲在家族中的地位优越。母亲在5兄妹里最小。从读书到参加工作，一直与我外祖父和外祖母一起生活，住在抚顺东公园南麓原一町目我大舅家的老抚挖（原抚顺挖掘机厂）专家楼，直到1962年出嫁。长兄为父，母亲1951年4月从抚顺卫校毕业参加工作时，在老抚挖任电气工程师的大舅，亲自领着16岁的小妹去商店，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工资里拿出22块钱为小妹购置了一身新衣服，一双女式胶鞋。

大舅家是母亲最温暖的港湾，最坚强的依靠，名符其实的娘家。母亲在家族中备受恩宠，也带给儿子在全家族里独一档存在的特殊优待。我是外祖母带大的，大舅家就是我的家，二舅、大姨家也莫不如此，随老抚挖援建而举家迁徙，远在黑龙江富拉尔基的二姨也源源不断地寄来童装、童鞋的包裹。世上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的童年，那就是在浓浓的亲情里长大，在无尽的恩宠中成长。

  母亲才情高、工资高，热爱生活。母亲知书达理，能诗善赋，会拉小提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全厂知名的“女秀才”，也是老抚挖职工医院最年轻的药剂师。50、60年代老抚挖职工平均月工资在36.6-38元钱左右，而母亲参加工作起工资就是56.5元，当独身姑娘时就有200多元的私房钱，不仅穿着端庄华美，高档手表、自行车也应有尽有。

  母亲喜欢照相。年轻时的母亲挺拔高挑，清丽秀美，从上卫校时起，到市立医院（抚顺中心医院前身）实习、到阜新医专进修、到传染病医院工作、到东公园门诊，直至到老抚挖医院工作，母亲都照了很多照片，留下了自己青春的容貌，最美丽的年华。

  1964年，母亲30岁时生了我，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高龄得子了。母亲沉浸在深深的幸福中，每天中午都要利用午休时间回来看儿子。一向对哥哥姐姐的孩子出手慷慨的母亲，为了儿子更是倾尽所有，常常替同事值夜班，用加班费买最紧俏的美国奶粉、蒙古奶粉，托去上海公出的同事买回最漂亮的格子衬衣，最美丽的积木，还亲自去沈阳买回一台儿童自行车，当时的价格是昂贵的16元。

  我满月时，母亲就抱着我到抚顺最大的亚洲照相馆照了一张百日照。为了给儿子留住童年的记忆，母亲还特地从药局同事韩淑香那里，买了一架照相机。母亲用这架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下了儿子从呱呱落地，到蹒跚学步的一颦一笑，高兴和烦恼，留住了那时的霁日光风，花开草长，留住了东公园里绿树红花掩映着的，那座还年轻的“罗锅桥”，照片里的每一处背景，都印着每一寸光阴的足迹。

  从百日照一直到我4岁，母亲每年都用照片为儿子留住童年。

  1970年初，母亲带着5周岁的我和未满周岁的妹妹，随父亲下放到了农村，这前后不久，相机被家里的孩子要走了。对孩子的成长充满仪式感的母亲，虽然没有了相机，但回城到大舅家探望外祖父母时，依然领着我和妹妹到亚洲照相馆，留下我们童年最后的影子。

  1970年春天，母亲送我到村里的小学上学。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开母亲，去面对外面的人间。母亲带我走过崎岖的石头路，跨过田垄，把我送到了学校的操场边。以前穿着医生白大褂的母亲此刻系着一条围裙，像一个普通的农妇，母亲纷乱的黑发在风中被吹得似乎有些灰黄，但笑容依然灿烂亲切。当母亲笑着让我走进学校，转身走回草甸深处远远的家时，我看到母亲的背影，她用手悄悄撩起了围裙擦拭了眼泪。

  这一刻母亲心中涌起的，一定是不能永远陪伴儿子的不舍和感慨。

  如今，四世同堂的母亲已90岁高龄，妹妹和我总要给母亲拍摄很多视频，很多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