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晋南插队.感岁月长歌

随心所欲

　　哈素娟、白小平（爱人）

我是哈素娟，曾是一名从北京奔赴山西的插队知青。回首往昔，那段知青岁月恰似一首激昂且深情的歌，时至今日，其旋律依旧在我心间久久回荡，难以忘怀。

1968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这场运动虽无硝烟弥漫，无需与敌人持枪作战，却承载着重大意义。它是顺应社会发展大势，致力于缩小城乡等三大差别，对在红旗下茁壮成长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开展的一场涵盖思想教育、体魄锤炼、信念与信仰重塑的深刻变革。其目的在于让知青们为农村文化建设以及农业机械化、高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堪称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革命运动。

我原本是北京市第67中学初二年级2班的学生。1968年12月20日，那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天，我校103名男女同学一同踏上了前往山西省绛县大交公社插队的征程，大家分散在么头、冯村、梅村、续鲁峪、东晋峪、西晋峪等村落。次日清晨，我与袁霞、王永琴等同学从北京站出发，一路直达山西省侯马站。出站后，绛县大交公社团委书记早已带领多辆大篷汽车等候在站内广场迎接我们。然而，扑面而来的并非想象中山西的秀丽风光，而是黄风肆虐、尘土飞扬的景象，与脑海中山清水秀、绿茵遍地、麦浪滚滚的美好画面截然不同。

1970年素娟与知情同学李秋萍、方美荣、王永琴在东晋峪村合影。

我清晰地记得，卡车在路过大交么头村、梅村、冯村、续鲁峪时，部分同学陆续下车。而我们18人最终在东晋峪大队村口停驻。大队干部将我们安置在村里的一个四合院内，女生11人居住北房，男生7人住在南房，灶房位于南房西侧，院外是农民提前为我们修建的男女公共旱厕，只是这里没有洗浴设施。当时农村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女生只能在屋内勤洗手脸脚，偶尔擦擦身子；男生有时在房间打水简单烫澡，天气炎热时则会去河里、渠里游泳，大多数知青都是回到京城后，才得以在浴池里畅快洗浴。

初到村里，广播里便反复播放着毛主席的指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些指示仿若一盏明灯，瞬间点燃了我们的热情，让我们内心充满力量，更加坚定了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

刚下乡时，政府给予我们知青每月18元的生活费，每人还有44斤粮食，这些都由大队统一管理，大队还特意安排了社员厨师为我们做饭。半年之后，我们开始通过劳动挣工分，到年底再进行分红。只要出全勤，每天便能记8分。平日里，吃白面需要去集体磨房赊取，吃蔬菜也要从集体菜地赊购，到了年底，会扣除相应工分折算的费用，好在这样的生活基本能保证我们温饱无忧。

1972年素娟与发小、同学、知青袁霞在颐和园内留影。

下乡的头一两个月，我们都参与到往庄稼地里挑粪的劳作中。那时我年仅17岁，但挑粪时丝毫不输给小伙子。然而，每晚下工后，肩膀和脚上都磨出了水泡，疼痛难忍。热心的老乡教我用在灯火上烤红的缝衣针挑破血泡，次日，我便垫上破布、手绢，忍着疼痛继续挑起粪担。在村里，冬天需要捡柴烧炕取暖，要是不慎感冒发烧，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物，只能喝些白开水，捂着被子蒙头睡觉，靠发汗来缓解症状。

两三个月后，春节临近，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知青们，每日都满心盼望着能回到北京，与父母团聚。当然，知青生活也并非只有艰辛，也有不少欢乐的时刻。在田间劳作休息时，我们会和社员们一起放声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和我的祖国》《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在田野间回荡。年轻气盛的我们有时也十分淘气，我和袁霞、王永琴还曾大胆地攀登正在建设的约30米高的铁路桥墩，踩着工人作业的软梯子一点点往上爬。如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若是当时不慎掉落，非死即重伤。

1970年素娟和王永琴同学途径太原晋祠公园留影

1969年春节，知青们纷纷回到京城的家中过年。我到家后，母亲第一件事便是让我把里外衣服脱在院子里，仔细检查是否有虱子。在那段知青岁月里，我们把城市的卫生习惯和文明理念带到了农村，而农民们则将他们的憨厚、勤奋与朴实传递给了我们，双方建立起了无比深厚、纯粹的情谊。

在农村的日子里，知青们各展所能，有的当上了教师，为农村孩子传授知识；有的成为电工，保障村里用电；还有的成为机械师、拖拉机手，甚至进入政府机关担任干部，在这片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改革开放前，知青们按照相关政策陆续返城。后来，农民们也有进城打工的需求，他们常常会找到相熟的知青帮忙解决住宿和寻找合适的打工岗位。比如南樊公社史村的知青回到北京农科院后，助力研究新型“樱桃”树苗种，村里的农民兄弟很快掌握了大棚种植技术，听说不少人都因此发家致富。

初到农村时，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可谓是五谷不分，常常把麦苗错认成韭菜，把蓖麻当作棉花，把荆芥看成芝麻。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兄弟姐妹，手把手耐心地教我们牵牲口、扶犁耕地、开荒种地。有时辛苦劳作一天后，回到宿舍身心俱疲，实在不想做饭，社员家属们总会热情地拉着我们去他们家里吃现成的饭菜，那一份份温暖至今仍留在心间。

1969年素娟和郝娃（村里好姐妹）留影。

在众多乡亲中，和我走得最近的是“多多”姐姐。自从相识后，她就常常叫我去她家，品尝烤红薯、素菜饺子、西红柿捞面条等农家美食。农民姐妹的那份实在与真挚，让我深深感动。在我看来，在各个阶层中，农民最为纯真质朴，他们能与知青们心贴心，无论是交流、做事还是劳作，都能融洽地在一起。可令人痛心的是，我回京后没几年，她年仅50岁就离开了人世，每每想起，都深感惋惜。

农村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和家务琐事，实实在在地锻炼了我的身体。在那6年的下乡时光里，我很少感冒生病，更没有如今常见的三高问题。同时，这段经历也极大地锤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自强自立的精神。地里的肥料和水，都是自己一担担挑去；种子是自己一边刨坑一边播撒；除草浇地需要往返6 - 7里路；收麦割秋时，套牲口拉车、碾场、晒粮等一系列活儿，也都是我们自己亲力亲为。为了在农村生存下去，过上安稳日子，拾柴挑水、淘麦磨面、做饭做菜这些家务，也都成了我们的日常技能。

1970年插队期间素娟和知青同学王永琴回京在天安门前留影。

时光流转，后来，我的发小同学袁霞转到父亲干校所在地下乡；3年后，方美荣因病提前回到北京工作；李秋萍结婚后转到北京郊区成为农民，最后只剩下我和王永琴、吴景玉同学还留在村里。我的舅舅曾托朋友关系，准备将我们剩余的学生安排到西安手表厂上班，可当时绛县县委书记思想过于左倾，坚决不让我们知青离开东晋峪村。

那段时间，我和同学们的心情十分低落，满心都是悲观与茫然，常常陷入自我怀疑，难道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学生，真的要一辈子扎根在农村吗？尤其是我身为回族，在村里的饮食和生活存在诸多不便，种种困难让我觉得命运无比苦涩。

哈素娟、白小平（爱人）、白菱（女儿）、白涛（儿子）

好在后来迎来了转机，垣曲县铜矿招工，我得到了一份描图的工作。在那里，我结识了我的爱人，之后又调到一个军工厂。再后来，儿子白涛按照政策先回到北京，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终于，在1996年5月29日，我和爱人带着女儿白菱，与儿子白涛在北京团聚，一家人的户口也顺利迁回北京，至此，我们漂泊的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25.2.11（正月十四）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