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零后的浮生若梦【第四篇】混沌迷茫的插队时期（一）蹉跎岁月

华伦

　　自响应领袖号召来到江西省上高县锦江公社大塘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后，笔者在那里度过了三年半的艰困日子。

　　1970年4月21日，乘上77次列车，伴随着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前飞奔，离上海越来越远。刚刚与爸爸妈妈告别时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的复杂情绪慢慢开始平复，周边没有熟人，坐在窗边发着呆的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会想，什么也无法想，任凭无尽的铁轨伸向无法想象的远方……

　　十二个小时后，火车也感到筋疲力竭时，它终于停了下来。

　　火车把我拉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江西南昌。

　　出站后见几辆破旧的卡车停在广场上，一个人举着｛锦江公社｝的牌子撕着嗓门大喊：“锦缸公沙的到果里上叉”（锦江公社的到这里上车），我立刻从乌泱泱的人堆里挤到那个人身前，在验明正身后爬上了“叉”。

　　“叉”里几十个人与行李堆挤在一起，根本没有立足的空隙，更别说坐了。一开始几个看起来非常招摇的少男少女还大呼小叫地吹着牛，不一会就无声无息了，甚至还有女生在嘤嘤啜泣。在崎岖的山路颠簸了3、4个小时后，驾驶室里的接收大员向后探过头：“你们看，过了这个镜山口就到县城了。”

　　“县城到了！”随着接收大员嘶哑的声音，“叉”在县衙门口稍作停留后继续行驶。

　　不久后看见一些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排列在一条河畔，河上有一座摇摇晃晃的浮桥，接受大员说这是上高的母亲河锦江，浮桥对岸就是我们的“锦缸公沙”。

　　在七转八拐后，“叉”终于在“锦缸公沙”的大院里停了下来。当看到先我一年来这里插队的姐姐和芬儿（我的表亲阿姨）等在车下时，惶恐不安了一天的心一下子酸楚起来，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稍作休息后安排吃饭，面对一大脸盆的辣椒烧肉，姐姐她们一批老知青津津有味地大口大口吃着，我吃了一口就想吐，只好从旅行袋中拿出上海带来的华夫饼干嚼着。

　　饭后乘上一辆拖拉机，几个老俵在搬我的箱子时说：“细小壮的箱子这么重，里面都是金子啊？”

注一：细，很小之意，姐姐姓蒋，上高话中蒋的发音为Zuang，老俵叫她小壮，我比姐姐小，自然就成为细小壮了。不久后老俵知道我跟母亲姓潘，潘的发音为Pang，于是细小壮就变成小胖了。

注二：我那只装行李的箱子是两个小伙伴王世平和姚诚章用废木料自己制作的，比一般的箱子要大许多，之后几十年它一直跟随着我辗转了多地。

　　半个多小时后，拖拉机停在一座四合院式的大屋前，这是大塘村中比较好的建筑，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又矮又破的农舍样子。“阿拉呃屋里就嘞啦搁哒”随着姐姐的话，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我的“家”在太阳直射的大屋西南角，可一进“家”门，黑咕隆咚不见阳光，睁大眼一看，“家”的窗户是在墙上挖出来长宽各大约40公分的一个“洞”，透过“洞”传来的一束束微弱光线，我看清了“家”：门口有一只小方桌子，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桌子边上堆放着锄头、铁搭等农具和一对水桶，“洞”下方是用两只长凳架起的一块门板，上面铺着稻草，这就是我的卧塌，卧榻对面堆着一些烧火的木柴。这个约十二、三平方米的空间，除了作为我的卧室外，还兼有会客厅和饭堂的功能，另有一间是姐姐和芬儿阿姨的闺闱兼储物间。

这是我要呆一辈子的“家”？

　　第二天大队部召集全体知青开会。大队书记况自林、大队长况蠢才（这名字有点怪，但在江西农村这种怪名字却是见怪不怪的）、分管知青工作的副大队长况还才，下放干部王化同分别给我们讲了今后生活和劳动的安排。经过昨天的种种“惊讶”，我根本就没心思听他们说什么，而且老俵话也听不懂，反正有姐姐和芬儿阿姨在呢。

　　当天晚上睡觉时听到阁楼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响，我问姐姐上面是什么，她说不知道，从来没有上去看过。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带着手电爬上阁楼，见堆着一些木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最里面竟然还有一口棺木趴在那里，几只老鼠见到手电光后一下子窜走，我也连滚带爬逃下了阁楼。心想我睡觉的头上是这么吓人的东西啊？不知里面有没有死人，我也不敢和姐姐说，此后几天睡觉时一直担惊受怕的。

　　第三天我就开始出工了。

此时正逢农村中最忙的春耕季节，每天天没亮，队长况苗苟就会吹哨喊社员们出工，男劳力插秧，我则跟着妇女们拔秧。4月末的天气还非常阴冷，特别是赤脚下到水田时那真叫刺骨的凉。饿着肚子拔了3个多小时秧才收工，回家吃好早饭又要出工，一直干到下午将近2点才收工回家，中饭后又接着干，到天黑才结束一天的活。累还算好的，可怕的是每次从田里出来，腿肚子上总是盯满蚂蟥，拉都拉不掉。有一天晚上太累了没有洗脚就睡觉，早上起来一看：乖乖！几条吸饱了血的蚂蟥还在脚上呢，想想真恶心，可也没办法。

这就是刚到大塘时老天爷给我的下马威。

　　大塘的老俵有很多瘌痢头，毛估估十个男人中就有三个，看上去真腻心，估计是不讲卫生的结果，和他们接触一定要小心，万一染上那就麻烦了。

　　瘌痢头虽没染上，可不久身上就发出一个个小红点，痒得难受时只能用手抓，抓破的地方逐渐发炎出水甚至流脓，大队赤脚医生开的药涂了也没啥效果，幸亏从上海带来的红霉素药膏涂了稍好些，可是这里刚好那里又发了，听姐姐说这是水土不服，也不知何时能服呀？

　　以前只听说过双抢是很累很苦的，没想到第一次遇到双枪会这么累这么苦。

有一天割稻子，天实在太热我就赤膊干，收工回家后感觉背脊上火辣辣的，姐姐看见我背上有许多“汗”，就用毛巾帮我擦，一擦，痛死我了，姐姐说怎么了？一看不对，背上擦下一片皮，原来那不是汗，而是被太阳晒出来的水泡，姐姐一擦把水泡擦破了能不痛吗？

每天出工回家后还要挑水劈柴生火煮饭，但是菜就没办法了，因为自留地的菜种不好，基本没有收获，而上海带来的香肠、咸肉、肉松也吃得差不多了，有时只能用盐金枣、桃板或固体酱油泡开水就着饭吃，幸好善良的婆婆等邻居会送点蔬菜来，否则真的不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双枪后不久，远在徐家渡公社的好朋友陈为群和刘诗曙到我这里过中秋。为了招待他俩，除了到凌江镇买点鱼肉蛋，还去山上砍了一些松树枝。他们到的当天，我在门口的石墩上劈松枝，一不小心劈到了膝盖，顿时鲜血直流，一看，乖乖！伤口足有2公分，骨头都看见了。一老俵朋友见状立即把我背到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给伤口消毒包扎后说要去县医院缝针，否则会感染的，那个老俵朋友找到队部，可队里的拖拉机不在，我说算了吧。就这样，我坚持着没去县医院，几天后疼痛感稍好些，只是伤脚只能搁在凳子上不能落地，什么事都做不了，也无法陪同两位朋友去其他地方玩。伤口直到半个月后才自己愈合了，但膝盖上留下的那块疤成了我永恒的纪念。

　　刚到队里时，队里给我定了每工是5分半，而其他男劳力一般都在9分以上，最差的也有8分，连比我小的几个妹子都有6至7分，我难道连她们都不如吗？真把我气死了。

　　我们队在当地算比较“富裕”的。插队第一年，我们生产队当年每十工分结算价是0.8元，而我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工分只值110元4角3分，扣除陆续分的粮食、猪肉、油和零花钱，还倒欠队里5元9角5分（有当时的日记记载为证）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已经这么累这么苦了，还要欠债啊？

　　啰里啰嗦码下的这些文字，真实地反应了我在大塘插队落户第一年的大概情况，随着时间推移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逐渐适应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后，我成了老俵口中一个“恰噶”（能干、好）的上海佬，这将在后续的文章中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