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姊妹

东篱听雨

一向不在客厅用餐的妻子，今日却端着碗筷坐在沙发上，目光紧紧锁定在电视屏幕上，正追着一部连续剧。我好奇地问她：“是什么剧情让你如此全神贯注？”她只是轻声回应：“你看了便知。”

我索性也坐下来，一同加入追剧的行列。原来这是一部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背景的家庭生活剧，讲述了一对夫妇养育六个女儿的故事。屏幕中，六个姐妹的身影穿梭其间，电视剧也因此得名《六姊妹》。妻子那沉浸其中的模样，显然已被剧中波澜起伏却又平静如水的剧情深深吸引。

眼前的场景，不禁让我想起了离世十三年的岳父岳母。他们同样在那个年代，陆陆续续迎来了五个女儿，妻子便是其中的老二。墙角那台已有六十三年历史的老式缝纫机，虽然机身上的蝴蝶花纹已斑驳陆离，但它却见证了这个家庭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承载着无数的酸甜苦辣。

我曾见过岳父年轻时当兵的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中的他面带微笑，英俊潇洒。退伍后，他被安排到供销系统的土产日杂公司工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岳母则在农机修造厂担任会计，性格豪爽，青春靓丽。1962年，他们喜结连理，这对男才女貌的夫妻，一度成为周围人羡慕的对象。

1963年，大女儿呱呱坠地，1966年二女儿也顺利降生，三年间迎来了两个女儿。两口子既要上班维持生计，又要照顾两个孩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们将大女儿送到了姥姥家，二女儿则交给了奶奶照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大女儿和二女儿聪明伶俐，但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岳父岳母心中仍有一丝遗憾，他们渴望有一个儿子，成为家庭的顶梁柱。随着第三个孩子的孕育，他们心中的希望再次升腾，然而，1969年，第三个孩子出生，依然是个女儿。岳父岳母的情绪如同坐过山车一般，从满怀期待跌入谷底。

其实，前两个女儿身上也寄托着岳父岳母的期望，只是没有那么迫切。但随着三女儿的出生，岳父开始坐立不安。夫妻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再多的言语也显得多余。他们只能先将三女儿的事情妥善安排。这番情景与《六姊妹》中的剧情如出一辙。五年后的一天，岳母再次怀孕，岳父既措手不及又紧张不安：“这计划生育政策还横在那里，如果再生个闺女，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不过，也许这次能歪打正着，是个儿子呢！”生儿子的希望再次燃起。

1975年，第四个孩子在众人的猜测与观望中诞生，随着一声女婴的啼哭，生儿子的美梦再次破灭。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将所有的希望消磨殆尽。每个人都会有不甘心的时候，就像赌博一样，赢了还想赢更多，输了总想着赢回来，岳父岳母大概也是如此。生儿子的念头从未放弃，随着年龄的增长，侥幸心理愈发强烈。1980年，岳母意外怀上了第五个孩子。生儿子的希望有多大谁也说不准，也许百分之百，也许一分没有。大女儿和二女儿心中也觉得别扭，岳母的身体状况也令人担忧，可能是妊娠高血压。在要与不要之间纠结许久后，他们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1981年，在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岳父陪伴着岳母迎来了第五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岳母的心情或许会大不相同。然而，残酷的现实再次降临，岳母突然脑出血，从此无法站立，襁褓中的老五成了不得不放弃的累赘。岳父蹲在门槛上，抽完最后一根烟后，果断地做出了决定：“同意送人！”这或许是岳父一生中最决绝的一次决定。

岳母瘫痪前，细心的岳父常常坐在缝纫机前缝缝补补。四个女儿的衣服，从碎花小褂到灯芯绒外衣、的确良衬衫，都是他一针一线、一踏一踩做出来的。岳母瘫痪后，岳父不得不担起了家里的全部。他笑着告诉我说：“一个礼拜能织成一件毛衣，一天就能给孩子们做出两件衣裳呢。”

大女儿考上技校那天，岳父在院子里蹲了半宿，抽着烟。技校在省城，学费要八十块钱。他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成了钱，又向邻居借了二十块。送大女儿去车站时，岳母坐在轮椅上，不停地抹眼泪。二女儿上师专时，家里已经捉襟见肘，岳父东拼西凑，才把老二送到了火车站站台，直到火车鸣笛声响起，看不见了火车的尾巴。三女儿高中毕业后，困顿的家庭把她留在了家里，岳父托把她安排到了服装厂，后来又调到岳父在过的土产公司，一边帮着父亲照顾瘫痪的母亲。每天清晨，都能看见她端着尿盆从屋里出来。四女儿考上山西师大时，岳父已经有些微驼，头发花白，满脸愁云。他曾经告诉我：“这日子过得好紧。”

1999年的一天中午，我发现岳父端着的一碗面条里煮了那么多串了芯的菠菜。我说：“爸，不要太节省了，该买点新鲜的豆角，一辈子总不能老是这个样吧？”他长叹一声：“唉，孩子你还不懂，现在日子过得紧巴点，是为了我和你妈临走的时候能给你们每个家留一万块钱，打发我们的时候手头宽松，就不至于让你们为难。”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心中泛起阵阵酸楚。

从生下老五的那天起，岳母一病不起。岳父默默无闻地伺候了岳母三十三年，直到自己病到无暇顾及别人。每天清晨，他都要给岳母擦身子、喂饭、翻身。岳母开始中风不语，后来说话半通不达，再后来就是词不达意。岳父就坐在床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家外的事情，还有女儿们的事，有时候说着说着，自己就红了眼眶。

那年正月初二，四个女儿四个女婿四个外甥都回到家里。饭后，岳父望着窗外，沉重地告诉我们说：“三十年了，只有五女儿始终没有音讯，也不知道啥情况。”“爸，您想见老五吗？要让朋友们或者我花费点时间亲自找一找，总会找到的。”岳父摇了摇头，摆了摆手说：“不找了，都这么多年了，眼前不是还有这么多女儿吗？”但话里话外全都是那份做父母亲的本能牵挂。

临终的前一年冬天，我回去看他，步履蹒跚的岳父握着我的手，又一次叮嘱起了他的后事。“这辈子最大的失败是没有一个儿子，死后你们要埋在老家的坟地里，埋到我的父母怀里。唉，有个儿子就好了。”我知道没个儿子是岳父这辈子最大的痛，最大的遗憾。我于是趁机拉着三连襟溜进卧室悄悄商议：“咱俩演一出当儿子的戏，我起草一份协议，最后我作为证人与你和爸在上面签字画押，我宣读协议，你郑重其事做出当儿子的承诺。”演戏结束后，岳父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和连襟击掌以示成功。

墙角的那台缝纫机好久不用了，踏板有些生锈，踩起来吱呀作响。妻子摸着机头，轻声细语地说：“这机子曾帮了我们家大忙了。”从窗外照进来的阳光依旧温暖，仿佛岳父还在那里，低头踩着缝纫机，给女儿们做过年的新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