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372.理论培训班</p><p class="ql-block"> 由于文革十年对理论工作的干扰,各单位的理论干部都处于青黄不接状态。根据中央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要求,1980年11月份,市委决定对基层理论教员进行培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市委宣传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从全市各县、区和各大型企事单位抽调一批理论干部,集中在市委党校培训一年,主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门主课,再加上中共党史、写作基础及时事政治等,处里决定由我和黄征同志分别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p><p class="ql-block"> :经过各单位的推荐,宣传部组织考试、选拔,最后录取了81名同志为首批学员(后来增加到83人)。12月25日,培训班正式开学,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斌、市委党校副校长田匀、市委党校教务处长韩效义、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吕华出席了开班仪式。理论培训班的班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由市委党校派出的刘培康同志担任,班长是灯泡厂的罗师舜,副班长是服务公司的胡鸿玉,团支部书记是市建一公司的宋双玉。</p><p class="ql-block"> 学员分六个小组,为了让同学们尽快地熟悉起来,我们组织了多次文艺活动。第一次活动时我把全班同学的名字进行了反复研究,把发音、字义、谐音综合考虑,串起来编了一篇顺口溜,起名《进党校》,如“天上飞来宋玉凤,水中游来聂元龙;身上披块曹小布,手里敲着王建钟(中);跳起快乐的王国舞(武),弹起心爱的李树琴……”逗得同学们前俯后仰哈哈大笑,很快互相就熟识了。</p><p class="ql-block">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对马列理论中最基本的名词术语和理论原理一字字抠,一个个过。这80多名学员,尽管原来基础参差不齐,但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他们上课听讲特别认真,课后的争论也非常热烈,考试时相互比赛较劲,所以学习成绩一般都很好。如年龄较大的西峪煤矿宣传部副部长刘玉及矿机厂宣传部的刘洪涛,当时已年届五旬,但他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天早起晚睡,星期天也不回家,白天记,晚上背,互相提问,互相纠正,闹得失眠了也不休息。他们说,学习再苦,也没有当年先烈们打江山流血牺牲苦。别人学一次能记住,咱学十次、百次总能记住吧!就这样,他们硬是克服了许多困难跟了下来。</p><p class="ql-block"> 在党校讲课期间,我们与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学习,那样的生活真可以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来描述。</p><p class="ql-block"> 讲政治经济学,我自认为没有多大问题。我把上大学时的笔记拿出来作参考,讲得很顺利。可是在备“资本主义级差地租”一课,特别是关于“级差地租第二形态”(级差地租II)时遇到了卡。我记得我在上大学时对这个问题就没有搞清,我曾问过老师,老师的解释也没解决我的疑难点。后来老师说:弄不清也没多大关系,中国在解放前,地主收的都是绝对地租,基本上没有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就是地主把土地直接租给农民耕种,农民直接向地主交租,说好交多少就是多少,一般没有农业资本家在中间插手,所以你们今后一般也不会遇到“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II”这类问题。是啊,如果我不讲政治经济学,也许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可现在就偏偏遇到了,而且在当时社会上的经济活动中,已经出现了因租赁不同房地产所产生的土地级差问题,我总不能再用我老师的话搪塞学生吧!记得那天晚上,我把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的教科书和于光远、许涤新的著作都拿出来,一家一家对照,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p><p class="ql-block"> 所谓级差地租,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租赁土地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它的出现是这样的:先由农业资本家从地主那里租得土地,然后再雇用农业工人来耕种。如果资本家租得地是劣等地,他向土地投入一定成本后,秋后必须从土地收益中抛除成本(包括农业工人的工资),再取出一部分作为地租(绝对地租)交给地主,他自已则得到相当于其他资本家投资别的领域所获的平均利润,这就不存在级差地租问题。但如果资本家从地主那里租得的是一块中等肥沃或很肥沃的土地,那他在投入同劣等地一样的成本后,秋后就会获得比租种劣等地更多的收益。在这些收益中,如果抛除了成本,自已只留下平均利润,而把剩下的全部交纳了地租,地主就会得到比出租劣等地更多的地租。而且土地越肥沃所得的地租就越多,这部分多得的地租就是级差地租。因此,级差地租是一个相对于绝对地租的概念,它是指租用较好土地的农业资本家向地主缴纳的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是由优等地和中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劣等地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所决定的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决定的。级差地租有两种形态:因土地肥力和位置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为第一形态(级差地租1),因向同一块土地连续投资而获得更多收益所产生的级差地租,则形成级差地租第二形态(级差地租11)。比如:某农业资本家从地主那里租得一块土地后,由于农业资本家连续不断地向土地投入(如增加肥料、兴修水利等),使土地的肥力提高了,从而秋后的收入也比原来提高了。当然,如果农业资本家和地主预先订下了地租的数量,由于这部分增加了的收入(超额利润)是在租期内由资本家追加投资得来的,因而它归农业资本家所有。但在租期满后,在新一轮的租期内,由于土地有了改良,土地的肥沃程度提高了,因此地租也会相应提高,地租提高了的部分就不再归农业资本家而归地主了。事实上,除了改良土壤,增加肥力外,改善土地的交通环境、地理环境也能获得级差地租11。因此,地主一般乐于短期出租,而农业资本家则愿意长期租用,就是这个道理。</p><p class="ql-block"> 弄清楚这个问题后,我很兴奋。当我想伸伸懒腰时,突然起床铃响了,原来我一夜未睡。尽管一夜未睡,但因弄清了问题,心中有了底,因此满怀信心上了讲台,我认为那次是我讲得最成功的一堂课。</p><p class="ql-block"> 我和黄征同志整整讲了半年,讲完规定的课程后,经考试正式结束。随后,闫光田、时新、申存良、陈坤石、杨开山、高正献等同志分别讲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写作基础和宣传业务知识讲座等课程。培训班共授课2400小时,大型考试10余次,每门课程结束后,都进行了考试、撰写讲稿和登台讲课的考核。到1981年12月25日,全部课程顺利结束,经考试、考核和论文综合答辩合格,由市委党校颁发了结业证书。1982年初,这批学员全部毕业离校。</p><p class="ql-block"> 这些学生回单位后,基本都充实到宣传岗位,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随后开展的干部理论正规化教育中,他们都成为各部门各单位的理论骨干力量,有的在理论战线作出突出成绩,还有的提拔到市级领导岗位。当高考恢复后,有的学员凭这一年的理论基础参加高考,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同他们这一年的刻苦学习不无关系。</p><p class="ql-block"> 在一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不少学生至今来往不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侯香娥同学。她是省儿童医院的团委干部,1980年在这个班学习。她的基础比较扎实,课堂听讲和课后作业都很认真,课堂回答问题很踊跃,成绩一直不错。学习结束后,回到原单位工作。她发现邻居有一个小伙子有虐待老人行为,并不时听到老人呼救声,遂向派出所报告了情况,但派出所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那人知道后竟公然威胁她。候香娥同学不顾个人安危继续举报,结果那人把家中的老人虐杀后又奔侯家把候香娥杀害(凶手最后被公安人员追捕时自杀)。消息传来,原党校已毕业的同学们既惋惜又悲恸、气愤,大家聚在一起,一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面到侯家向侯同学致哀、送别。大家托我写的挽联是:</p><p class="ql-block"> 斗凶徒凛然大义洒尽一腔热血精神长在</p><p class="ql-block"> 儆后人公乎至正呼出满腹冤情浩气永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