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父 亲

锡斋

郭凤贤 叙述

石崇孝 整理

我的父亲是一位坦诚豁达、勤奋有加的关中农村汉子，大字不识几个。

父亲十五、六岁时先后失去了父母。姊妹六人，弟兄两个，父亲排行老小。随着四个姐姐的出嫁和哥哥在外开设裁缝铺，家里仅有父亲一人孤独生活。

那时候兵荒马乱，社会动荡。孤身度日的父亲生活基本无着。姐姐（姑姑）们和兄长（大伯）合计让他跟着大伯学裁缝，一是衣食有着，二是有一技纳身，为日后生活铺垫个底子。

旧社会学个手艺十分不易。父亲虽说跟着兄长学艺，然而师傅、徒弟的身份界限是不容跨越的。做学徒，熬相公，人要机灵，手脚勤快，眼里有活，迎来送往，揉敛脾性，逢场作戏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父亲这个学徒总是不能融入师傅（大伯）的法眼。可能是父亲少不更事，或者只识兄长没认师傅；可能是大伯恨铁不成钢，约束过于严苛；还是生意本就不太好做，心中不顺。兄弟俩经常矛盾骤起，吵闹、打骂，摔熨斗折木尺，直至闹到父亲逃出裁缝铺子不敢回转。亲不授艺。被亲亲的弟兄俩证明的清清楚楚。

学手艺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此时关中战事吃紧。日本军队在黄河东岸虎视眈眈，欲跨越天险黄河，侵入关中腹地。国共第二次合作到了最后阶段。蒋介石一面擎起抗日大旗，组织兵力抵御日本，一面已经着意抢占地盘，组织兵力反复围剿延安的共产党政权。驻守大西北的胡宗南兵团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又开始抓丁扩军了。

别人家听说“丁又出来了！”状若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然而我的父亲似乎并无畏惧。他好像在困苦的漂泊中看到了一际希望。“当兵！”，为吃饭当兵，为穿衣当兵。他没有思考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他也不会分析是国民党得势还是共产党得势。他只知道当兵起码“不愁吃穿了”，对他这样“一人即是全家”的人还是可以的。父亲成了国民党部队孙蔚如将军旗下的一员。

中条山中日恶战，父亲的部队就在阵地的侧翼防线上。他说亲眼看见了一线将士与日本兵拼刺刀的闪闪寒光。他其实也是3000陕西愣娃的一份子。

日本投降了。父亲随部队撤到了洛阳。在大街上父亲看见一个日本兵在售卖毛毯，他径直上去给了那日本兵一记耳光。落败的日本兵撒腿跑开了。父亲转隶随胡宗南部队又退守到西安，驻守西安、户县。他曾在钟、鼓楼上站岗上哨，也曾露宿街头裹衣而眠。他穿过国民党军需配发下来的冬令服装“棉半截裤”。 实际上此时国民党军队人心涣散、腐败丛生、节节败退。他时不时听说前方（延安方向）战事不利的消息，开小差溜号的国民党军人渐渐多了。

然而，父亲希望留在队伍里。这里起码有一个团团伙伙，比他孤身漂泊好多了，起码有饭吃有衣穿，比原先的衣食无着好多了。因此，他总是认真的做事。父亲的勤快、听话、安心，身上没有吃喝嫖赌恶习被连长看中了。他幸运的当上了连长的勤务兵。每天听从连长的指派，在连长家里做些杂务，看娃，搞卫生，送书信等等，闲暇之余就看看连长家里那些官太太们打麻将。逢年过节，他总要赶着牛车拉着礼物，按照连长的吩咐，给上级首长送到家里。他办事缜密、嘴巴牢靠，深得连长信赖。

大约到了1948年底49年初，胡宗南军队大溃败，撤退向重庆。四川籍的连长反复动员父亲跟着他的家人到重庆去，言说保证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父亲犹豫了。部队沿川陕公路一路向西南开拔，眼见出了陕西地界进入四川广元地盘，还继续向西南进发。走到四川剑阁县武連镇。父亲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他对连长说:首长我不能再向前走了，我要回家。我家靠我顶门立户哩，我走了家中门户就没人了。连长规劝他，他注意坚定。

这次父亲没有听命。他的顾家、憨厚、倔强也感动了连长。连长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队伍，背着一床褪色的黄军被，从剑阁县武连镇脱离队伍，一路向东向北，又回到了孑然一身和断垣残壁、几间破房的家。他知道这终究是他的根。

▽父亲1998年

　　几年行伍，父亲经历了世事。他知道了日子的过法。

回家一甫，他便将自己几年的积蓄:一根金箍子、几个银元悉数交给了出嫁在加黄村的三姐替他保存。那是他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是他一路藏在鞋里踏在脚板下好不容易带回来的。父亲设想着在家里过起自己的日子。

邻里们看在眼里：这个年轻人出息了，走上正道了。人们用欣赏的目光看待他，用信任的目光对待他。开始有人为他保媒牵线了。

　　一九五一年，没有父母之命，只有媒妁之言的父亲在三姐（我的三姑）的操持下，与骊山东脉的土门梁上穆寨聂池湾刘家姑娘刘彩云（我的母亲）结婚了。那年母亲虚岁16，一兄一弟姊妹三人。父亲已经是24岁的小伙子了。母亲没有嫌弃大她8岁，且上无高堂，孤身一人的父亲。她可能与山上其他女子一样，一心想嫁出山里，向往山下一马平川的土地，也可能同情父亲的身世，更可能看上这位在外闯荡多年却没有染上恶习，一心想过日子的汉子。后来我也听母亲几次说过，外婆是被外爷骗上山的，她眼见外爷领她走完平川，进入山里，满眼都是山叠山、岭复岭，再看不见平川了，她曾坐在山顶大哭一场，发誓今后她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落在山窝窝里。

婚后的父亲珍惜安静的生活，他知道生活有了轴心，漂泊的日子终结了。

▽1977年底患病中的母亲留影

　　1954年，我降生在这个新生的，没有生儿育女经验的家庭。那时候父母双方仅有我外爷一位当家人。据说我的出生给他们带来了若狂的欣喜，随之便是万般的恐惧。我气若游丝，命悬一线，他们不知道这个新生命是不是他们家的希望。只当我在姑姑的怀里一个喷嚏，一声啼哭，惊破了笼罩在家中的疑云，让家人们看到了新生命的希望。

互助组、合作社、结社成队。父亲的勤劳、踏实被众人抬举，他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春夏秋冬，播种收割，生产队的活力在父亲和他的几位搭班人的组织下得以显现，令邻村羡慕。

1958年，中国人被新生政权和新生社会体制的初期红利冲昏了头脑。极左思潮泛滥，弄虚作假成风。加之随后国际关系的变换，中苏关系蜜月期结束，又遇到三年的自然灾害，使得对中国社会政体以及中国社会客观认知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央政令反复，民间莫衷一是。

1965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社教）运动。主要是在农村搞“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 四清），在城市搞“五反”。由于指导思想的“左倾”，不少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

悲哀的是，父亲这个生产队副队长，竟然也成了四清运动被清算的对象。

驻村工作组实际上是几个压根不懂中国农村客观现实的临时抽调的三个年轻人。没有农村工作经验的他们却有着十分饱满的左倾思想。工作组假借中央的号召，唆使平常生产队里出工不出力、耍奸懒惰的所谓贫农代表、积极分子，捏造事实，陷害村干部，反复召开针对村干部的“交代会”村民会议，对村干部施压、恐吓。

“郭永山老实承认偷盗！”“郭永山承认偷盗！”“把郭永山挂起来！”时至今天，回想起我蜷缩在参加会议的母亲身旁听到的这些口号声，我仍全身骤紧，恐惧有加，通身起鸡皮疙瘩。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贼”了？我不知道要把父亲挂起来，挂到哪里？挂到什么时候？一夜一夜的交代会会后，我总是满耳朵充斥着那些会议上“挂起来！”的口号。我知道，父亲当队长最见不得的就是那些油嘴滑舌、躲奸溜滑、出工不出力的家伙，生性耿直的他总要数说他们几句。他们今天终于能借机报仇来了。

一夜的交代会又结束了，父亲回到家里。家里人说话，父亲总是手指窗户。原来是临街的门房窗户下，总有那几个“积极分子”在偷听。他们诬陷说我们在家“订立共守同盟”。我有时候就想突然冲出大门，看看那些人贼一般的样子。无奈胆小的父母总是怕惹出事来，阻止了我。

父亲又被关在了大队部会议室交代问题。我提着母亲用围裙包着的一碗包谷糁面去送饭。

“我娃要记住！你大没偷人粮食！你大不是贼！有人害咱哩！”父亲接过饭碗还没吃饭，他两只通红的眼睛看着我，手里的面碗轻轻地在颤抖！他用坚强的语气给我说。

一次接一次地无休止地批斗会让人看不到终结的样子。工作组里那年令不大的“老马”，三十来岁的年纪，邀功心切，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却就是一门心思听那几个“积极分子的话”。

“人家说多少，你就承认了吧 ，让人家挂起来该咋办呀？”无助的母亲劝解回到家中的父亲。

“我没偷就是没偷，背个贼皮以后我娃娃咋能抬起头！”倔犟的父亲背靠衣柜，两拳轻纂低垂着头，硬气地说。

“人先不要吃亏，你还有啥办法嘛？”母亲无奈地坚持说，“人家不是说了吗，你不交代人家就叫你四不清干部，死了坟上都要插个四不清分子的牌子，你的娃娃都是四不清子女哩。”母亲坚持地说。

无眠。

煎熬。

终于——

　　“我拿了仓库的粮食。”又一次批斗会上 ，绝望的父亲“招了”。他没有用“偷”字，他认为偷就是贼，当贼是对家人，祖宗的侮辱。

“偷了多少？”工作组的人厉声质问。

“偷”，父亲猛的抬起头惊愕地怒视说话的工作组（人）。倏忽他无力地埋下了头。他想起了家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哪混淆黑白、颠倒事实的日子里，黑白岂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能说清的！就是满腹经纶的书生，又岂能说清大、小、多、少吗？！

“我自己抬开仓库门，装了四口袋麦。左右肩膀各扛了一口袋，两个胳肘窝又再各夹了一口袋，一次就弄回去了四口袋”。批斗会在父亲的“主动招供下”有了“战绩”。

天大的笑话。父亲一个大约130斤身板的人，一次竟偷走了大约500多斤的粮食。说给鬼鬼都不会相信的。然而那些工作组、积极分子相信了。

批斗会停止了，退赔开始了。

家里的粮食被退赔装完了。藤条编的麦子囤，足有大人举手高，有四尺多的口径，囤底的出口流不出麦子了，大人把我举起放进囤里让把囤底仅存的一点麦子扫出来给退赔。小麦不够退就装玉米，玉米装完还不够，就要让我们把一家人住的大房折算200元退赔。还是母亲出面挡住了，房子没有折算成。工作组的人和积极分子就要折价抽木楼板折算钱，无奈我们的木楼板被抽下来折算退赔了。母亲说了一句我们家真是没有钱，不料那些积极分子竟然盯上了大舅送给母亲的一条裤子说“没钱还穿灯芯绒裤子。”那些“积极分子”就是想把我们全家“扫地出门”。

一场“退赔”，把我们家原本过得去的日子打回到了贫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甚至连盐都买不起了。不得已，大弟被送到了泾阳县我的姑姑家临时寄养。

小学、初中、高中，直到我参加工作，每每看见我家那用树枝条糊泥巴代替被退赔抽走木板做的阁楼，它就像一把利剑刺到我心，一幕幕“退赔”的景象总会充满我的双眼。总会让我浮想联翩。直至小弟推倒了原来的临街大瓦房，盖起了一明两暗的新平板房。

一个被冤枉的农民怎么就不给平反昭雪呢？这个社会还有公平真理可言吗？！

“退赔”结束了。父亲不当副队长了。当了饲养员。他几次从给牛吃的饲料盐里“偷回一小把”，母亲 用碗在案上把颗粒碾的小一些充作我们饭桌上应急的食盐。说起这件事，父亲几次含羞地说“那真是我偷的”。穷啊！退赔真把我家坑惨了！

家中吃的没粮，可以借。农民最基本生活用的食盐、煤油、碱面是不能商品交换和赊账的。没钱买碱，我就听父母说，跟着加黄的表姐去沟里扫碱灰，回家淋成水当碱用。我学了化学才知道，那土碱是很粗杂的卤，人食用过多过长是会中毒的。

吃的没盐是要掏钱买的。农民哪里来的现金？自留地的蔬菜瓜果只能自己吃不能上市卖，粮食不能卖。生产队年终决算分配，因为我家娃多劳力少，总是透支户，还要偷偷地卖掉发的布票给队里交钱。

为了有买盐的钱，大冬天里父亲与村里几位年轻人组团从浐河捞沙子给西安工地送沙子。

大冬天河道靠两岸已经结冰了。白色的冰凌环抱两岸的顽石形成了锯齿状错落不齐的冰峰，在阳光下闪闪泛光。只有约三五尺宽的主河道里看见黑青色的水流。河面上芦苇摇曳，寒风似刃，吹得人脸如刀割，眼泪止不住的流在脸上。父亲要赤脚下到刺骨的浐河水里，用铁锨捞起一锨锨的沙子，直至装满一架子车。父亲与同来的人把滴着水的一车沙子，从河道盘旋着拉上河堤。父亲把棉衣用绳子捆绑在架子车辕上，只身穿着单衫驾着车辕，下坡了跑一阵，上坡了盘一阵。那湿漉漉的河沙流着水，在架子车下面冻出了一寸多长的冰凌柱柱，与身着单衫，满头冒汗的父亲形成了一幕特别鲜明的图画。一周了工地上沙子交坊了，合伙几个人人均分的十多元。我亲眼看见父亲用冻得发红显紫的手从怀里掏出拉沙挣回来的两张五块钱，被母亲双手接过，放在了炕席下。那是大钱，是家里买煤油、盐碱的钱。

“穷不怕，怕懒，勤勤点就能过好日子”。这是父亲告诫我的，我谨记终生，受用一生。他正是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勤劳的母亲一起终于又把退赔后的穷日子过起来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生产队又选父亲当队长。母亲知道消息后风急火燎地跑进会场，身子还未站稳，她便大声质问：“你们咋是狗改不了吃屎呀，又选贼当队长了？你就不怕这贼把你的偷光了？！”会场里鸦雀无声，他们疑惑地看着面前这个挺直了腰身，平日里和善有加，今天如同“发疯了”的妇人。母亲继续厉声到“你不怕我还怕哩，我们再没有退赔的家当了，只剩下骨石。”母亲回头看了看父亲，“走！回！你还有几副骨石够赔！”说完，母亲拉着父亲的衣服离开了会场。会场惊愕的人久久合不拢下巴。母亲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可那四清运动的“退赔”，真把我们家整惨了。我终生难以忘怀。

在外继续做裁缝的大伯依然很少回家，也很少照顾到老家。因为大伯几次续妶，堂哥与大伯家庭合不来，只身回到了老家。尽管堂哥还长母亲一岁，但是父母亲两人毫无怨言又担当起照顾堂哥的生活责任，直至为堂哥娶妻成家。

我的大舅在山西大同下煤矿，时不时回来会给妈妈一些零钱。妈妈手头总有一点活钱。父亲没有忘记这份恩施。困难时期得了浮肿病的大舅，背着一点苞谷芯回到了我家，希望父亲能给他把苞谷芯磨成粉食用充饥。父亲直接用脚踢散了那大舅看作救命之物的苞谷芯，让妈妈多炒些玉米豆豆，再多做些炒面，让大舅回单位时带上。大舅生前几次说起此事总是眼泪汪汪：那是救命哩呀！

▽父亲与我的大舅

　　

1954年到1972年，我们姊妹五人接续出生在这个并不富裕却快快乐乐的农村家庭。穷日子总是矛盾多。时不时会发现父母闹矛盾。但是一心过日子在父母心中从来没有放弃。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我们姊妹基本上都会有。

父亲从来没有不让我们上学，即就是家里再穷。我们姊妹五人，四人高中毕业，一人初中毕业。

农村女娃教育多不被重视。与我一起上学的女同学，小学有六七个，中学就剩下一两个，到了高中村上就我一个女娃上学了。我幸运的成为跳出农门的贫苦农民的女孩子。父亲多次说到：我没上学没文化，不能让我娃不上学。

1972年我高中毕业，大学不招生了。我在大队的医疗站当上了赤脚医生。不用下地劳作不说，每年终还能拿到一个全劳的工分，每月又能拿到四块钱的补助。我算是能为家庭做贡献了。父母紧缩的眉头舒展了些。1974年我被推荐上了陕西省人民卫生学校医士专业。1977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蓝田的陕西省汤峪疗养院当大夫。一家人无不高兴。曾经没钱买盐的日子，现在一月有我近四十块钱的现金工资收入了。幸福生活的希冀洋溢在家里每个人的脸上。

然而，噩耗陡然无情地降临到我们这个看见了幸福却尚未来得及享受幸福的家庭。

天塌了！

我的母亲被确诊为肝癌。晴天霹雳！将我家伸手可及的幸福暴击地粉碎。

刚入职三个月的我陪着母亲辗转在军大一院和医学院一院之间。想住院，一床难得，想治疗，晚期肝癌当时基本没有希望。

多少个黑夜里我哭泣难眠，多少次黑夜里我独自虔诚地祈祷苍天：老天爷你就睁开眼，可怜可怜我吧！让受尽了苦难的我妈多活上几年，让她享受上几天幸福的日子，她太年轻，太可怜了！她应该享受幸福呀！

父亲在家无法脱身，照顾着上初中的大妹，上小学的小弟和不满5岁的小妹。

三个月仅仅三个月。聪明的母亲猜透了、领悟了一切。她坚持要回家，不再花钱治了。她给看望她的我姑姑说：我一个都没有交代（安排）呀，我心不甘。她把我叫到跟前，无望的眼神，哭诉的语音告诉我：妈没有啥了，楼上箱子里有妈织的四个被里子留给你们吧。你和创杰、小贤、光辉结婚时各人用上一床，黑女（小妹）小，没有了就没了。

母亲是村里出了名的女能人。说方圆十里有名望实不为过。人品端庄，乐善好施，身材高挑，秀丽出众，纺织女红，待客茶饭无不使人羡慕。

可能自知为时不多了，妈妈反复告诫父亲和看她来的亲戚：不要给她住上好的材枋（棺材），后面的日子难着哩。妈妈终于没能过年，77年底腊月初一，仅有43岁的她便十分不舍地告别了她牵肠挂肚的亲人、孩子和眷恋难舍的尘世。八方宾朋、四邻亲友无不悲哀怨世，无不扼腕叹息，无不泪洒衣襟。

安葬了母亲，常见父亲落寞的眼神与发呆的样子。大弟参军去了、大妹、小弟还在上学，有个去处。小妹实在太小，家里没人照顾她。我背着妹妹回到了单位上班加照顾她。单位人知道我没了母亲，多可怜我们姐妹。

我就是不忍心动用母亲留下来的作念（纪念）。直至小弟结婚多年后，我才问过弟媳，知道了母亲留的土布还在楼上箱子里。尽管那土布有些粗糙，我至今还享用着用它做的一个床单，它有母亲的温存。

▽1998年父亲与我

　　“有一年夏天的晚上，我忙完场里的活计，回到家门口，看见月亮地上，光辉（小弟）怀里抱着黑女（小妹）睡着在了大门口。我眼泪哗的一下止不住了。我照顾不了娃娃，娃娃跟我受罪了。我心里忽的闪过要死的念头。转念再想，你妈给我交代过，再穷，娃不给人。把他们养大。”父亲在西安我家看着电视,可能电视上某个情节又刺激了他的痛点，他眼眶里泪水汪汪，释然地给我说：“唉——，你妈走了的头几年，恁真是过的垢痂滩的日子。谁知道还能过到现在的光景。”

是的，那几年父亲真是不易啊。村里人说，经常见他两个面手都来不及洗就上工了。弟妹们说，他们经常吃疙瘩汤，昨日是韭菜的，今天是萝卜的，再变就是菠菜疙瘩汤了。小弟至今也记得，他最不爱吃宽片片面。原来父亲是农村的大男人，灶火（厨房）那是女人们的地方，他压根不会做饭，很少去帮助母亲拉个风箱。擀面、蒸馍他根本就没有操心学过。疙瘩汤那是最简单的饭食，起码生的变成熟的了。宽片片面就不一样了，和不好面、擀不好面、下不好面，面在锅里塌成一疙瘩，连熟也不能保证了，只能半生不熟的吃了。谁知道能干的母亲就那样给他撂下了。

我每年总要约上我的好友为家里人准备换季的衣服和鞋子。把收拾好的材料背到单位，下班了纳鞋底，绱鞋，做衣服，再把做好的鞋和衣服送回家。

小弟说我给他缝的棉裤折缝过于粗大，磨破了他的大腿，走起路来一瘸一跛，被村子里善良的妇人重新和了缝子才解决了他的痛瘾。我顿时想起了我的母亲。她经布、织布、裁缝成衣，我们全家人的衣服都是合身得体，停停当当。我就是笨手笨脚，笨拙至极。大弟当兵了，减轻了家里一点负担。上中学的大妹负责家里的洗洗涮涮，有时候还要专门从学校赶回家蒸馍。

1980年我准备结婚，先回家给父亲汇报说明情况。我说到人很可靠是卫校的同班同学，婆家在渭北旱塬上，家里穷。父亲说：你大了，自己掌握。穷不怕，人要可靠。咱家给你帮不上什么。我嫁女子也不要一分钱礼金。那时候母亲去世尚不满三年，家里还没有走出困境。我十分理解父亲的处境。我们两人就用两个月的工资，给双方家里做了些礼品准备，参加了单位的集体婚礼。

1981年十月份，我们有了孩子。父亲知道消息的一刻，高兴至极。他当外爷了。快要满月的一天中午，父亲一人骑个二八大梁自行车，后衣架上驮着半口袋面粉，衣架外挂着一个大竹笼，里面铺着麦笕草，草里装着鸡蛋，敲开了我们简陋的房门。坐在床上怀抱着彻夜不眠，哭闹不止，刚刚入眠的儿子的我，猛然看见门开处的父亲，我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大，你咋来了？”我夹杂着哭声惊喜地问父亲。

“我看你来了，看我娃来了。”父亲一副高兴快乐的样子。90多里路程，骑车需要3、4个钟头，入冬了，父亲的棉衣敞开着怀，露出白色的衬衣。

“快把车子上的鸡蛋笼看看，路上跌了一跤，估计打得不少。”坐定的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水便叮咛说。

鸡蛋确实打了不少，因为笼里装得太多，鸡蛋没有间隔麦草。麦草窝里 捞出了快一碗的蛋黄，还有一些蛋黄蛋清流淌在麦草缝隙里，基本没有办法捞起来。父亲不知买了多少鸡蛋，对我的一片爱心可见了。

我知道，我们的乡俗是姑娘生孩子了，娘家要送两斗的擀馍，连同鸡蛋去看月子。我的母亲离开我们了，家里不会做擀馍了，父亲拿着面和鸡蛋来看我，面粉就算做擀馍了。吃午饭的时候，问起父亲早饭在哪吃的，父亲说，上路了，一路都是漫上，骑到长乐坡，人也乏了，在长乐坡吃了一碗红肉煮，就一路骑过来了。

1980年到1994年，我们姊妹五人都先后结婚成家了。父亲眼见着老了。

父亲心中装着姊妹亲情。在家当饲养员，晚上经管好牲口，他多次一人扛着一把铁锨，走10里路去看我的三姑。来西安了总要专门去泾阳县城看我的二姑。

▽父亲在小弟修建上房，拓展院子时

　　父亲爱娃娃。大外孙上大学了，他心里搁不下，操心他在学校吃住怎么样，亲自要去学校看看才放心。大外孙女，亲孙子，他总是领在身边须臾不离。来西安了也要领着。否则就会因为想孙子从西安回到农村的家。

有几年冬天我就把父亲接到西安我的家里。甚至想让他在西安过年。家属楼有暖气，城里吃的总好于农村。有时候专门请他吃一点羊肉泡、炒菜。可是这拴不住他的心。停不了多时间，父亲就会找各种理由要回去，他说楼房不好，就像蹲监狱，他说担心小弟把麦地管不好，他说想孙子了。有一次我们没有同意他走，他竟然偷着跑回去了。为此我把父亲重重的说了一次，吓唬他以后再不管他了。他竟像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一样回话说：以后不了，以后不了。

父亲一直很担心小弟过不好日子。他原来经常说小弟“那是胡弄哩”。麦地里有草了他不顾年高体弱去拔草。孰料小弟背上喷雾器，半个晌，草都死了。小弟在家种植蘑菇，种植大棚，他都认为那是“不务正业”。小弟扒了临街房，拓展了院子，盖起了上房，他说“胆大敢整”。小弟当了生产队长，他仍然持怀疑态度。怎料小弟带领村民修水泥路，种桃种柿子，帮贫扶难，村里人拥戴有加，赞不绝口，父亲才算认可了事实。直至小弟当了行政村的大队长（主任），父亲高兴的给我儿子说“你舅人家又升了”。

父亲在我的家属院融入不到那个小圈子里，尽管我们曾有意识的把他介绍给院子的老人们，希望他能有一个圈子，不觉得孤单和被隔离，但是生活阅历和关注点不同，人家说话有些他听不懂。他喜欢独自去西门人市（劳动力市场），知道临潼人多在那里上市。多次回到家他都高兴的说今天又见到谁谁上市了。

父亲回家了，我总是专门做点红烧肉、粉蒸肉送回家里。让他能吃点好的。

▽父亲去杨凌探视上大学的外孙

▽父亲在上房即将落成时与部分子孙留影

▽父亲生日与我们的合影

▽父亲与小弟一家

　　在西安的日子里，我们无意中听到父亲咕咕噜噜的肠鸣音。初开始以为他要拉肚子。问他，他一脸轻松地说：没事，多少年了。我们发现父亲满嘴仅剩下摇摇欲坠三颗牙齿。他说“那几颗都是摆设，吃东西不敢咬，都是囫囵着就咽下去了。麻花、花生米、瓜籽根本不敢碰。”那时父亲还不到六十岁。消化吸收对他来说很重要。我们找到西安城里最有名的省医院的镶牙名医，准备给父亲镶全口牙。这次父亲没有反对，很配合。看来牙不好让他受够了作难。试戴新牙的那一天，他戴上新牙就不愿意卸下来。尽管医生说哪里不合适都可以修修，一定要让你感觉合适舒服。“合适着、好着哩，没有不舒服，我不卸。”戴上假牙的父亲在村里老人中显摆了一大阵子。红白事吃席面，他有意给人家表演嘎嘣嘎嘣吃麻花、吃花生米。馋的几个老人也学着他装了假牙。有的合适，有的疼的不敢咬。父亲越发珍惜他的假牙了，每天晚上都要按照医生给他说的，把假牙卸下来，刷得干干净净泡在水里。明显的，父亲消化吸收改善了。

关中的农村老人多继承了秦人的着装。往往就是一身黑，黑褂褂、黑裤子。我们想给父亲买一件中式罩衫，改变黑色的传统，无奈街上买不到。我们照着裁剪书，在家中为父亲量身制作了一件中式罩衫，划线放纸样，条条缝口熨展熨平，终于缝成了。灰色面料，领口端庄美观，前后襟平平展展，袖笼得当、肩头平整，十分合身，整件衬衫穿在身上服服帖帖，真好。父亲在村子老人面前赢得羡慕。他高兴地说，这衣服你买不下，这是我娃专门给我缝的。

苦难终有尽时。幸福却总是短暂。

父亲75岁时，确诊患了食道癌并且转移。农村老人皮实，耐受性强。母亲那时经常“心口疼”，总以为就是胃不好，吃了不少胃药，最后确诊了肝癌。父亲长时间说“心口烧的”，我们总以为没有大问题。这是我终生无法原谅的错误和无法补救的缺憾。

父亲的病从确诊发现即是晚期。手术丧失了机会，治疗没有好办法，唯有用放疗照射，希望使瘤体缩小，梗阻减轻。

姊妹们都有了小家，但是就数我们家庭建立的时间长，日子过得基本稳定了。我们俩商量，现在我们就只有这一位宝贵的当家人了，我们担起主要担子。弟弟妹妹愿意给，多少都接受，不出钱来人伺候也欢迎，没钱没人在努力过自己的日子我们也不见怪。

父亲住我家接受放射治疗了一个周期30多次，我们给父亲口服朝鲜红参浓缩液，身体变化不大，撑过来了，但是肿瘤组织未见缩小。请了省中医院院长到家会诊，也是建议姑息处置吧。这个冬天父亲老老实实在西安我家住下了。

我们托要好的同学，买回来了寿材，油松两寸厚八条头，父亲非常满意。村邻们也多称赞。孰料因为材料较湿，晾晒欠缺，几个月后发现把板子沤了。父亲就像犯了莫大的错误，“怪我、怪我、都怪我呀！”父亲责怪他自己。甚至说“就拿这材料做了，我住。”我们又拉回来了第二幅寿材，还是油松两寸厚八条头。父亲几次说他造孽了，一人住了两幅材。惋惜、后悔、自责表露无遗。

三年的光景，2004年父亲终究离开了我们。大弟要出300元棺板钱，我们允了他。小弟承担了父亲的安葬，我们允了。

父亲走了。见面只在影像中、梦幻里。有苦有乐、有酸有甜。

我们可以欣慰的告慰父母，儿女们没有给您丢人。

来世我们还做您的儿女，还是一家人。

▽2000年父亲与我

（2025年2月脱稿于海南三亚陵水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