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睦医院

严州俊哥

网络时代的到来，许多尘封的历史资料变得可以更方便地获取。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毛永甫先生撰写的文章《记严州六睦医院》（《建德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得知，原来我居住过多年的梅城东湖北岸边，曾有过严州城里一座最早具有较完备器材和科室的西医医院，也曾有过我祖父周维新和他的师弟、师妹们孜孜不倦学医的岁月。它，就是当年脍炙人口的六睦医院。

【六睦医院远景】

好奇心促使我去翻阅有关的志书和文章，虽然往往同一本书上，对六睦医院成立时间的说法前后矛盾不一，但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六睦医院由寿昌的新街医院搬迁而来，院长为寿昌人叶润石。

那就从新街医院和叶润石先生的资料查找入手吧。

叶润石，字绍言，1903年出生于寿昌新街。其父亲叶诰书曾担任过严郡中学堂监督，还是民国建德县第一任知事。叶先生早在杭州安定中学读书时，即展现出其过人之处，曾亲手用石碳酸、肥皂等各种原料制成不易霉变的浆糊，并将介绍制作方法的文章登载在《安定》校刊上。读中学期间，叶先生将自学医术的体会陆续写成文章，在校刊上刊登了《情欲之警告》、《创伤肿炎之皮屑普通治疗法》、《 记黄疸病之治疗法》等作品，令人不得不惊诧其在医学方面的领悟力。正由于其对医学的特别爱好，中学毕业后，叶先生即考入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学习，并在1926年毕业于该校第十一期医科，同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泉桥慈善病院攻读研究生课程，师从原勇三医学博士。

【叶润石先生】

新街医院开设的具体时间，现在许多书籍和文章里写的是民国十八年（1929）下半年，甚至有说是1930年的，这其实都不准确，不妨看两条文献资料：其一，寿昌县长陈士林在《寿昌县十八年二月份政治工作报告》中（刊于《浙江民政月刊》第十八期，1929年5月15日出版），就提到过县府委托新街医院代为办理施种牛痘事宜，这也意味着1929年2月份之前新街医院就已存在；其二，从1930年的《卫生公报》第二卷第三期上，可以更准确地看到民国 十七年（1928）7月，叶先生即已在寿昌县新街开设了新街医院，叶先生当年收我祖父周维新为唯一的学徒，开创了寿昌县有史以来的西医教育之先河。后因国人信西医者寡少，大约于1930年6、7月间关闭新街医院。叶先生赴京寻职，同时兼任裘吉生开办的杭州三三医院西医顾问，祖父则应征入伍后于8月担任中尉军医。新街医院旧址之后曾有寿昌县立诊疗所入驻，但已和新街医院人员无关。

【1930年《卫生公报》第二卷第三期有关新街医院的记录】

既然新街医院已经正式关闭，那么又何来之后众多文章上的搬迁一说呢？

从找到的现有文献资料《六睦医院三年来临症统计报告》(登《医学与药学》1934年第10期)上，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六睦医院成立的过程：民国十九年（1930）冬~1931年春，浙江流行脑膜炎病疫，严州一带也不能幸免，儿童死亡尤甚。在京的乡人徐梓楠首先倡议回乡开设医院抗击疫情，治病救人，得到包括叶润石、徐梓林在内的严属六县在京医者的积极响应，众人公推叶先生为院长，以严属六县之意取名六睦医院。1931年4月9日，叶润石与徐梓林一起回到严州，租用双桂坊叶杏南（荆门）家开设临时防疫所，在城内印发、张贴开业通告，并立即着手疫病的治疗。经过两个月的防治，疫情渐渐被控制住，医院于7月1日才真正开始各科的诊治。由于原址地方偏小，1932年叶先生找了两个县绅做中人，一位是其学生钱枚的父亲钱受德（字新吾）、另一位是建德大户徐曰珊（字琼山），从一宋姓大户手中购得位于东湖滨马贺桥边的一亩三分地基自建院舍，共花费三千余元，1934年元旦迁入新址并举行建院三周年庆典。1933年12月11日的《严州民报》也曾提前刊登过消息：“叶润石创办六睦医院已三年，现于东湖之滨兴建院舍，增辟病房，本月十五日将迁入新址。”

六睦医院新址坐落在梅城镇东湖北岸，是一所半西式的建筑，院门朝北，颇有气派的大门外有七级石台阶与总府街相连。院内房子坐北朝南，面傍东湖。左侧是半高楼平房，分设客厅及挂号处、诊察室、手术室、化验室、药房、院长办公室、马房（养有两匹马用于急诊出诊）、宿舍等，右侧住宅是二层楼屋有病室四间，病床六张，寝室三间，厨房、饭厅、浴室各一间；在走廊前平地上，铺满草皮，前沿种植桃树和杨柳；西边围墙有些许的镂空，露出围墙上的房屋西墙面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十字标志，人站在远处就能看得很清楚；南边靠湖边围墙也开有一扇小门，有台阶可下到湖面埠头。医院所处的环境幽静，院外东湖水清清，是个治病疗养的好地方，这从1935年严州中学图书管理员余心冶老师写的一首《与友同游东湖过六睦医院归而有感》诗中可以窥见一斑，诗云：

四面山涵一镜湖，当湖小筑具规模。

岚光晴翠楼中引，秋水澄清槛外铺。

车马不喧容习静，风尘小住亦堪娱。

共来啧啧争夸好，如此幽居入画图。

然而，医院新址的建设却是颇费周折。民国廿二年（1933）九月，县公款公产委员会的胡××委员状告叶先生的新建医院侵占水面，要求将部分医院建筑拆除。胡委员到现场亲执弓尺细细丈量土地面积，谓院址多出的二分地基乃占用水面面积，以至于叶先生在十月初六日不得不向县长卢寿祺呈文说明缘由。原来当初购买地基时，宋姓大户共有二亩多地基出售，限于资金，叶先生只购买了其中的一亩三分地基。宋姓大户仰慕叶先生在救治疫情中为建德人所做出的贡献，又闻听购地基是为建造医院所用，故而在地基丈量时颇为客气，而中人钱新吾在用弓尺丈量时对一些地基边角也只是粗粗丈量，加之西、南两边濒湖岸坡墈石被人挖走而坡面坍塌，工人在建设过程中不得不沿原墈石基础重砌而增面积，因而前后两次丈量的面积有所差异也在所难免。叶先生平素做事已很仔细，对砌墈处占用的水面，则在其它地基处改为湖面予以补偿，多出的面积实乃地面而非水面，但未料到于医院竣工在即时依然遭人责难。他在给卢县长的报告中甚感冤屈：“晚平生行为安分守己，素不敢贪小贻人口实，今被胡君加以侵占恶名，诚不胜其悔恨者也。”（叶润石“为东湖滨建造院屋侵占水面自辩”原件现藏建德市档案馆）好在卢县长明辩是非，主持公道，六睦医院新院得以按期开张。

六睦医院在正式迁入东湖边新址前，院名还有几种非正式的叫法。比如在由台湾“国防部”发来我祖父的履历表中，民国二十年（1931）的履历就写着“浙江建德医院医生”；而1933年8月，叶先生与我祖父等几个六睦医院的医生被聘为省立严州初级中学校校医时，祖父留的通讯处依然为“建德医院”；在1933年出版的《上海全浙公会会员名录》里，有我祖父的会员信息，其通信地址写的是“建德防疫医院”，当年这两种医院院名的叫法在建德的相关地方志里并没有记载。但可以查证的是，根据当时县府的要求，建德的县立戒烟（毒）所附设在六睦医院内，人们就曾习惯地称为戒烟医院，因而可以推测在1934年元旦搬入新址前，六睦医院被群众约定俗成地称作建德医院或建德防疫医院也就可以理解了。

由此可见，六睦医院的一些医疗物资或许有可能来自寿昌的原新街医院，但简单地把六睦医院归为新街医院的搬迁、延续的说法却不是很确切。

六睦医院成立后，叶先生聘请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同期同学许锦（字䌹章）医师、第十七期毕业的其外甥方秉章医师等为工作人员。夫人吴翠鑫1926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产科学校第一届，除了担任护士，还兼管家务。闲暇时候，叶先生也会邀上曾参与过杭州光复战役和金陵光复战役的好友汪澄（伯华）一起，骑上马在城外溜达几圈散散心；或者约上三五好友，牵着猎狗，带着猎枪去郊外山区打打猎。从毛永甫先生的回忆里和《梅城镇志》里可以知道，经过建德县府备案批准，医院内附设五年制医学班一所，医学班采用半工半读的教学方法，教材除了选购高校用书外，另由叶先生参照德、日原版书籍自编教材，分别为急性传染病、内科学和产科学三种，解剖学则由许锦医师任教。教学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当临床上遇有典型病例，或有鉴别诊断价值的，师生在病室内边教边学，临床案例加医学理论知识的结合教育，使学生们融会贯通，所学学科基础十分扎实。当地学校的学生在上生理课时遇到不易理解的问题，也会由老师带领到六睦医院观摩人体标本，现场讲解，从而达到较易直观理解的教学效果。

【方秉章、许锦先生】

【1926年浙江省立女子产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合照】

医学班先后招收学生有：周维新、徐德庆、柴树棠、方鉴、程淦桐、方学文、毛永甫、吴秀华、何行、钱枚（女）、王逸鸣（女）、黄斌、焦成孝、徐云衢（女）、胡如松等共十五名男女学员。笔者在查找档案的过程中，又发现有两名“出身和学历”档案填写为“严州六睦医院医学班毕业”的人士，分别是四川三台县的金某某和浙江建德县字民桥的吴某某，此二人是否真的毕业于该医学班，或者肄业或者冒用，恐怕现在很难弄清个中原委了。

医院在推广新法接生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凡遇有难产者，均由叶先生亲自出马，产妇婴儿大多能转危为安。医院开办之前，孕妇大都在家中接生，产前靠去水戽门寺庙求神拜佛，祈求保佑平安。为此，医院内专门制作了医学标本供群众观摩，并讲解新法接生方式的科学之处，由此逐渐为群众所接受，怀孕的妇女也纷纷来院进行产前检查。

由于叶先生在日常门诊中凭借高超的医术对病人细心诊治，负有高度的医者责任感，病患治愈率很高，因此扭转了群众不相信西医西药的局面，同时医院对贫困患者实施医疗费减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和声誉。医院走廊上挂满病人送来的“妙手回春”、“华陀在世”等等致谢匾额和锦旗。人们都说“医者仁心”，此话确实不虚。据近代教育家钟毓龙（庸翁）在《说杭州》一书中所述，叶先生曾提及自己初出施诊时，只关注于患者病情，从不向患者家属主动索取诊金, “病家酬以金，赧然不敢受”，患者家属将出诊费包好放置于叶先生车上，叶先生也不当面打开，“归家闭户，乃敢启视”，心里犹觉得万分的不好意思。用叶先生的话说，病人就是医生的“衣食父母”，而在我看来，能将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医生又何尝不是病人的“再生父母”呢。

叶先生在日常的诊治中对发生的异常症状极为关注，并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力求找出发生的原因。在叶先生所写的文章《稀有之二种药疹》一文里，就提到平日里治疗自己失眠吃的是一种叫作Veronal (佛罗拉）的安眠药，一天因腹痛又吃了一粒凡痛锭药，上唇突发水泡，对此甚觉疑惑。不久叶先生为严东关的一位夫人诊治病后失眠，开了佛罗拉药。第二天往诊，见其上嘴唇处浮肿且水泡丛生，细细询问，疑为该夫人同服的另一种药物凡拉蒙引起的过敏反应。叶先生当天回家即口服这两种药物，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果然出现相同症状，从而证实了特异体质病人同时服用佛罗拉与凡痛锭或凡拉蒙两种药物时易引起的药疹，并著文在1932年第176期的《社会医报》上刊登以提醒医生注意。

根据1931年6月1日至1933年12月31日的统计，到六睦医院就诊者达14171人次(不计种痘者)，复诊10588人次，患者以城区为最多，次为西、南二乡，人次大致相当，北乡和外县则较少。计医治的内科病人1293人，以呼吸道病、消化系统疾病及传染病居多；外科病人1047人，主要病症为皮肤病、外伤及筋骨关节病；儿科病人97人；花柳科病人173人；眼耳鼻喉病人416人，以沙眼患者居多；戒烟部医治戒烟者57人，为吸食红丸和鸦片者；妇产科病人100人，其中有的产妇难产，经抢救和施行手术得以挽救生命，仅二例产妇因产后大出血或续发产褥热死亡，从而大大提高了产妇生产的安全性；从就医者年龄分析，以二十至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则较少，这一反常现象，也间接说明了在医院创立之初，青年人接受西医新法治疗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思想较保守的老年人。另外，由于严州人习惯在春季种痘，故从第二年开始，六睦医院只收挂号费铜圆十枚，不收疫苗费，就种者453人。第三年受建德同善堂委托，挂号费及疫苗费一概不收，就种者914人。（据《六睦医院三年来临症统计报告》）

1933年8月，省立九中改名为省立严州初级中学。叶先生和包括我祖父在内的几位医生在六睦医院行医的同时，又被聘为该校校医。叶先生生前曾回忆起在该校任校医时的一桩有趣的事情。有一天，一名学生急匆匆地跑进校医室，嘴里不停地嚷着：“医生，医生，我要‘甜酒’”。甜酒？校医室又不是酒坊，除了医用酒精，哪来的甜酒？经过再三询问，原来这名学生在体育运动时不小心碰伤了身体，需要碘酒涂抹伤口，然而不标准的国语发音把“碘酒”说成了“甜酒”。弄清原委后，几位在场的医生忍不住笑得前合后仰。

从叶先生友人的文章里也能找到有关六睦医院一麟半爪的信息。浦江人吴醒耶先生（著名画家吴山明之父）曾担任过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辅导室主任，1942年督导巡视时路过建德。5月17日写于六睦医院给训练团辅导室同事的信中，他就提到与20年前安定学校的中学同学叶润石在建德邂逅，叶先生盛情邀请吴先生到六睦医院一聚，于是“决定在此过一夜无病的医院生活了”，俩人互述中学别离后的种种情景。（《学员通讯》第31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9月16日，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在杭州成立，叶先生即被征调该院出任医务主任之职（后接替徐梓林升为院长），并率领医学班学生多人一道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我的祖父周维新在抗战爆发前进入南京中央军医学校军医训练班深造，抗战爆发后，祖父即应叶先生之召，由原先的陆军第50师调往第37后方医院担任军医。抗战期间，有多名医学班的学生为抗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日寇飞机轰炸致死的同学有方学文、方鉴二人；因病殉职在医疗岗位上的同学有周维新、徐德庆、程淦桐、黄斌四人。叶先生的夫人吴翠鑫女士也在一次躲避日机轰炸的时候，不慎摔跤导致流产大出血而不幸去世。

我曾看过祖父的师弟方鉴在省立九中的学籍表，成绩一般，但国语成绩却比其它课程高出一截。我也曾读过他于1931年发表在《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出其文笔的老到和思想的深邃。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嫁前》，说的是江西广丰的一家人在家乡遭受旱灾逃难到常山县，路上父亲被土匪劫杀，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在常山实在无法生存下去，只得将大女儿嫁与一位在严州当大律师的常山籍老男人做小妾，以换得一笔生活费养活一家人。出嫁前一天的晚上，窗外是凄风苦雨，母女俩在昏暗的油灯下挥泪话别。故事里充满的是悲伤、无奈和不舍，丝毫看不到一点出嫁前的欢乐气氛。这样沉重的话题，由一位初中刚毕业的学生写来，恐怕是现在生活优裕的青少年学生所无法理解和承受的。

叶先生于军务空闲回建德休假时，也亲自在六睦医院诊疗病人。我在建德市档案馆里找到一份档案资料，是1941年三月六日叶先生在诊疗时，发现家住城内庙弄街的一名十八岁程姓严中学生患有脑膜炎急性传染病，出于医生的职责和敏锐，鉴于1930年冬季的脑膜炎疫情肆虐造成的严重后果，于当日即向建德县政府呈文汇报，以引起政府对传染病的关注，防患于未然。

叶先生在第37后方医院转移到达浙江淳安后，不久即调任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卫生处一等军医正（上校）军医、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卫生处副处长，1942年8月任第25卫生大队大队长，1945年5月又担任青年军第208师军医主任。抗战胜利后即离开军界，于杭州先后开设东南医院和湖滨内科疗养院，直至解放。1979年8月5日叶先生病故于杭州市严官巷第四人民医院，享年76岁。

在叶先生及部分学生征调入伍后，六睦医院院长一职依然由叶先生亲自担任，医院的日常事务管理则交由学生吴秀华具体负责。在1942年浙赣会战期间，六睦医院也因日军的抢掠而遭受到了很大破坏。吴秀华后来与学妹徐云衢结为夫妻，1945年10月夫妇俩离建去沪，医院由毛永甫继办，直至1946年11月份，六睦医院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也有人说，现在的建德二院是六睦医院的延续，其实这也是误传。建德二院前身是由建德县卫生院、省立严州医院、省第三疗养院这三所医院合并演变而来，就算是县卫生院在1951年也曾搬迁到六睦医院旧址（县卫生院在1949年10月已更名为建德县人民政府卫生院，至1957年并入建德医院），就算是三个医院里也有过曾在六睦医院工作过的医生，但是，建德二院的成立、传承与六睦医院在事实上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能说是有些渊源吧，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在深深感叹于六睦医院的师生们当年于艰苦岁月中的救死扶伤，也感叹他们于国难当头之际，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战场的伟大精神。经过努力寻找，我终于从档案馆和文献书籍中查到六睦医院以及其中几位军医的一些相关资料，大致还原了六睦医院的历史拼图。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些来自六睦医院为抗战出力的军医们：

叶润石，字绍言，寿昌新街人，历任六睦医院院长、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院长、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卫生处副处长、军政部第25卫生大队大队长、青年军第208师军医主任、杭州东南医院院长等职，一等军医正（上校）军医。

许锦，字䌹章，淳安港口镇北岸人，六睦医院医学班解剖学教师、军政部第35临时陆军医院少校军医、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三等军医正（少校）主任、第66后方医院主任、淳安公立医院内科主任、国立英士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省立严州师范学校校医、省立严州医院医生，新中国成立后任淳安县人民政府卫生院医疗组组长。

方秉章，寿昌人，历任杭州市立病院住院医师、杭州公安局医官、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外科主任、浙西卫生院主任医师、寿昌松山医院院长、军政部第25卫生大队组长，之后担任过建德县医师公会常务理事，省立严州医院院长等职。

周维新，字明盛，建德城内太平桥人（原籍衢县），历任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一等军医佐（上尉）军医、兵站医院二等军医正（中校）医务主任。1940年因抢救伤员而耽误自己的急病导致败血症，殉职于兰溪兵站医院。

徐德庆，建德城内总府街人，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三等军医正（少校）军医、寿昌县卫生院院长。医疗过程中被伤员误伤，后旧伤复发，殉职于遂安医院。

柴树棠，字玉华，建德城内北门街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医务所三等军医正（少校）军医。

方鉴，字吉甫，建德城内三元坊人，军医。遭遇日机轰炸牺牲。

方学文，军医。遭遇日机轰炸牺牲。

程淦桐，建德城内北门街人，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一等军医佐（上尉）军医。因病去世。

毛永甫，建德城内石板井头人，军医署驻闽浙办事处军医人员训练班第一期调训毕业，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二等军医佐（中尉）军医。

吴秀华，建德城内东门街人，军医署驻闽浙办事处军医人员训练班第三期调训毕业，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三等军医佐（少尉）军医，六睦医院继办者。

何行，字子骞，寿昌三河乡人，军医署驻闽浙办事处军医人员训练班第二期调训毕业，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三等军医佐（少尉）军医。后任富阳县卫生院、海盐县卫生院、嘉兴县卫生院院长。

王逸鸣，字爱云，建德人（原籍义乌），军政部第37后方医院二等军医佐（中尉）军医。后任浙江省立严州师范学校校医。

……

如今的六睦医院旧址已经荡然无存，双桂坊院址处新建成了一家饭店，东湖边院址则拆建成了单位宿舍楼，岁月深深侵蚀了旧日的痕迹。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先人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牺牲精神，是后人们所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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