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

贾群

没有人把这种装饰美术装饰叫书法，因此它不在我们下文讨论之列。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鸟虫书，所以书幡信(符节之类)也。”清代段玉裁《注》：“鸟虫书，谓其或象鸟，或象虫，鸟亦称羽虫也。”春秋战国时已有此种文字，多用于兵器。汉代瓦当、印章中亦有发现。东周时多刻于兵器上。秦书八体中有“虫书”，新莽六书中有“鸟虫书”，用于旗帜、符信，也作印章文字。颇似后来的图案字、美术字。

🦄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

民间花鸟字，又叫“水墨字”、“龙凤字”、“多彩花鸟虫鱼组合书法”等，这些字用特制的板笔和多彩颜料书写，笔画隐藏在植物、禽鸟、山水等图案中，盛兴于明清，至今流传。

花鸟字的来历，得益于书法行书体的兴起，相传由东汉末年著名书法家——蔡邕受到人们用笤帚扫地的启发，将板笔与鸟虫书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

在中国木板年画中，人们还将花鸟字组合成了对联，摘取一二供大家赏读：

上联（一）：竹林鸟蹄明月上，下联：青山雨过白云飞；上联（二）：父子协力山成玉；下联：兄弟同心土变金。

现在地摊上有流行的这种花鸟字也不在讨论之列

龙凤花鸟文字是一些民间艺人用一些花卉和禽鸟的图案拼写成汉字，近看细节是一些花鸟画，远看整体却是一幅字，这种字画结合的艺术形式被称作花鸟字，是一种多彩花鸟虫鱼组合书法。

如果您经常读帖，了解草书的省笔、连笔习惯，那您一定知道这幅字写的是什么。可是，如果您很少接触草书作品，大概率您会看的一头雾水，除了个别字认得，其他字就是大眼瞪小眼了。

其实这是赠汪伦。要是仔细辨认出前面的“李白乘舟将欲～”或许能猜到全文是啥。

于是我们发现：书法未必是实用的。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在他的长诗《阿贝杜斯》的序言中宣称：“一件东西一成了有用的东西，它立刻成为不美的东西。它进入了实际生活，它从诗变成了散文，从自由变成了奴隶。”这就是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论断之一种。

说书法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是因为书法有明确的实用性目的：就是为了传递信息的。至少在魏晋之前，包括草书在内的一切书体，都是需要别人看得懂，而且尽快看得懂。

我们甚至可以说：魏晋之前的书法，演变的是字体，即我们现在经常去说的篆书、隶书、楷书……而魏晋之后演变的是流派，即我们现在经常去说的颜真卿、赵孟頫、孙过庭……而魏晋是巨变的开始。

这个书法的巨变，用书家的话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

说人话就是：魏晋书法看的是风度，唐代书法看的是法度、宋代书法追求自我、元明书法注重形态。

结合上面说的韵、法、意、态，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书法从需要大家看得懂到不需要大家看得懂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书法开始抽象为艺术的过程。

于是我们发现，最让老百姓能接受的是魏晋书法，例如王羲之、王献之，因为这个时候在乎的是“韵”。任何可以品味的味道，是建立在某种规则之上的，我们把规则称为法度。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回锅肉去掉豆瓣酱、当豆汁儿没了咸菜和焦圈、当西湖醋鱼不在西湖边的酒店上、当蘸酱菜儿没了大酱……这时候，本地人会说，这菜没了灵魂。这灵魂就是味道，就是韵。如果这时候来了个从没吃过也没听过上述食物的朋友，他没准儿觉得这样也能吃呢。

这时，聪明的读者会发现一个矛盾：王羲之那个年代讲究的是书法的“韵”，而书法的“法度”要等到唐代才被重视。既然你说了韵要建立在法度之上，难道王羲之在法度不完善的魏晋时代不是“书圣”吗？对了！王羲之成为“书圣”，恰恰就是在唐代。东晋时候，被称为“书圣”的人，是三国时期的皇象和胡昭。而王羲之“书圣”的位置，是唐太宗亲手捧上去的。而皇象和胡昭作为法度不完善时代的“书圣”，没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已经淡漠在历史的长河里了。王羲之能在唐太宗之后依然稳居“书圣”，足矣见唐太宗只是“书圣”的封禅者，王羲之自己也有足够的能力担当这一角色，他的韵，经得起法度的检验。

而太宗时期，正是书法的侧重从韵味开始向法度倾斜。我们对比一下钟繇、王羲之、唐太宗、欧阳询的字就能看出来：

王羲之

李世民

欧阳询

很直观的，我们发现：王羲之和李世民的字比较洒脱，带点随意，字形大小并没有刻意追求一致；钟繇和欧阳询的字相对严肃，且字形大小很一致。这时候有朋友会提醒我：你选的钟繇的帖有问题。那我们再看个钟繇的行草：

即使是行草书，钟繇的也相对齐整，大小较为一致。

于是我们得到一个不严谨的论点：钟繇、欧阳询的书法侧重于“法度”；王羲之、李世民的书法更看重韵味。

这就是典型的“馆子菜”和“家常菜”的区别。例如馆子里做的炒肉丝一般都要稍微油炸一下，便于定型和锁水（只是过一下油，非炸干炸脆）。而家常菜很少有人这么做，因为麻烦。书法就跟炒菜、下围棋一样，终究需要有个法度吧。

您固然可以捧吴清源的第一招下在天元，但是把第一步扔在只有两口气的死角上，那就连战鹰都会夸您一句抽象。

所以我们看到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一个一个法度严谨、正大光明。这就是规则。这种严谨的法度，尤其适合写大字，例如谭延闿写的碑文，就是颜体：

这么庄重的碑文要是换成狂草或者瘦金体，那简直就没眼看了，只有法度严谨才压得住场面。

可是，原则都是用来被例外的。书法也一样。因此，颜真卿最封神的作品并不是他法度庄严的楷书，而是他悲愤之中不顾法度写下的行书：

这幅作品，就没有了端庄肃穆，结字大的大小的小、浓的浓淡的淡，甚至有一整行都是枯笔写的。不能说这副字就没了法度，每个字还是有结构和连接在的。只是此时颜真卿的情绪已经把法度置之度外了，剩下那一点属于日常练习的习惯。可见，唐代书法家也有自己的真性情，只是带着枷锁起舞，不得不压抑住了。除非有什么事把这枷锁打破。

枷锁总要破的。宋人就不在乎法度了，而是意。意”和“韵”有什么区别？如果说王羲之的书法和欧阳询书法的区别就像“家常菜”做法和“馆子菜”做法，那么王羲之和苏轼书法的区别就像邻居妈妈烧的菜和自家妈妈烧的菜。意，要让人一眼得知是谁写的。

我们看到下面几个宋人写的字，差不多就知道是谁的“意”，就算您不熟悉他们几个的风格，起码也能看出来，这几幅字风格大相径庭：

用笔如刷子，这是米芾‬。

用笔如辐射，这是黄庭坚‬。

每个字都是扁的，这是苏轼

显然，到了宋朝，书法开始追求“辨识度”了，需要有个性。至于韵、法度可以往后稍稍，先个性了再说。

刚才看了颜真卿的两种字我们就发现，越是在意法度，越难展现个性；越是肆意挥发，对法度的逾矩就越明显。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练宋人的楷书，因为宋人不爱写楷书，楷书对法度有天然的遵循，这不便于展现性格。宋人爱写的是行书。

那么法度和个性到底要哪个呢？

元人赵孟頫给出了答案：还是要法度吧。有了法度，再谈个性。赵孟頫的字，又回到了大小差不多、浓淡差不多。

短暂的元朝结束以后，明朝来了，我们不是在一开头就看了徐渭的草书么，我们再看看他的没这么草的：很明显，明代人选择了个性。

但是要注意：千万不要理解为个性可以摆脱法度而存在，那就成了胡写乱画了。徐渭早期小楷法度是非常严谨的：

还是那句话：性格是建立在法度之上的，而不是凌空架构出来的。不仅仅徐渭，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等明代书法家，都在张扬个性。

以上所有内容，我都没提清朝。按照规律，您觉得清朝书法在乎什么呢？对了，又回到法度了。而且清朝流行的法度甚至不是唐朝的法度 直接回到金石碑刻了。例如邓石如写的字，就像是刀片刮出来的一样：

当然，我这里没有举例邓石如的其他书体。

这时候我们粗略的通观一下我国的书法源流，她是从自觉之后，在法度和性格之间交替进行的。

法度能保证书法的底线，即她是美的，不是丑的；性格能保证书法的上限，即她是艺术的，不是仅实用的。

我们看一下没有性格，纯讲法度的作品：这玩意儿是不是像极了电脑字体。这就是著名的馆阁体。只有法度，毫无个性。因此没有艺术性，只有实用价值，即：让阅读的人轻松辨认写的是什么。

清代的碑学兴起，其主要原因是清代科举崇尚八股文、馆阁体。以及由于年代久远，正统二王书法墨迹本失传，刻帖失真，加上众文人早已对馆阁体不满则提出“与其去学习这种翻刻了无数遍的拓本，还不如直接去找一些汉魏、秦汉的碑刻来学习，这样就能给书法艺术找到一条新出路。”《广艺舟双辑》是康有为写的一本介绍各体各朝各代的书论，其将“碑学”理论推向了一个高潮，但此书不仅限于论碑。康有为的脱胎石门颂的烂绳索”笔法也极有个性。

我们再看一个只有个性，完全没法度的：射书。

这时候我们发现，书法和汉字的关系那么微妙。当法度抹杀了个性的时候，汉字可以脱离书法而存在，但不再有任何艺术价值；当完全个性没有任何法度的时候，汉字不但没有艺术价值，连实用性都没了。这似乎就是古人的人生：一生都在法度和个性的平衡之下探寻着自己到底是谁。走了极端就容易崩盘，尤其是只在乎个性的时候。

书法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她可以告诉我们的当然很多，但是至少有个道理就是：掌握好法度和个性的尺度，才能找到自己。

如果我问您李白写的最好的作品体裁是什么？这几乎是没有争论的：绝句。李白绝句93首，公认冠绝古今。别问我谁公认的，反正就公认了。绝句的特点是什么：不要求对仗，不要求完整，也不要求严密。除了平仄不能乱来，其他都可以。李白的性格是写的律诗《夜泊牛渚怀古》没有一联是对仗的。这要是给到某些读诗先看格律的朋友，当即就得扔出去。李白的七律《登金陵凤凰台》也是怎么看都不像律诗。所以他流传至今的七律就8首。五律则因为他有时候（尤其是早期）还愿意遵守法度，所以流传下来百余首。

爱写绝句，极擅乐府，李白这自由散漫的个性，就让他的字是下面这个样子：

在法度严谨的唐代，这算是比较出格的那一类了。但依然能看出李白的字是有法度的，正如他的律诗，再不像律诗的，还是能看出来人家写的确实是律诗。您看，在法度和个性之间，李白偏向了个性，但是并不极端。

书法作为最让我感兴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她遗留给我的，不仅仅是恢宏庞杂的书法作品，还有中国人的人生内涵。我们的基因里镌刻着法度和个性之间的平衡，从生活、工作乃至兴趣爱好，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