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作者 王殿伦</b></h3> 今年正好是朱自清先生写的《背影》发表100周年。春节假期，与家人一起来到朱先生当年乘火车的浦口火车站及周边游玩。触景生情，不禁使我回想起当年从浦口火车站北上中央文革告状一事。 1967年初春时节，正是文革如火如荼时期，我们所在的中学和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一样，全部停课闹革命。我们班的班长，同时也是我们所在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动员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说我们四个人到北京中央文革去告状，反映学校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具体反映什么问题他没有说。我们四人中的另外一个同学因为要帮母亲拉板车，走不开，不参加，只剩我们三人。 此时，全国大规模的红卫兵大串联已经结束，红卫兵乘火车也需要买票。我们几个人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商量了一下，买3张站台票进站，混上车。到了浦口火车站，我们持站台票上了开往北京方向的车。车出站没多久，一个大个子乘务员就开始查票，一查，三个人都没有票，大个子乘务员说“统统取缔，下站下车”。他看我们几个学生模样的少年，知道我们没有钱，当然也就不提补票或者罚款的事。 到了第一站滁县站（即现在的滁州站），我们在大个子乘务员驱赶声中灰溜溜地滚下了车。此时天已黑，往哪里去呢？我们摸到一间小房子里，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一看，里面已经有三、四个青年模样的人在里面。他们见我们进来，很客气，主动打了一个招呼，一聊，知道他们是安徽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他们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说去北京中央文革反映情况，因为没钱买票，被乘务员赶了下来。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也是要去北京，也没钱买票，准备在这里爬货车去北京，并告诉我们离这里不远就有货场，货场就有很多往北方开的货运列车。 谈话中，他们得知我们三人都身无分文，其中一个青年从身上掏出几角钱给我们(我们按原计划到了北京，找到中央文革就会安排我们吃住），我们非常感激，一再表示感谢。我们按照几位青年的指引，找到了货场，果然停了很多列货车。我们看看火车头在哪个方向，只要是车头向北方就行。爬上一节敞篷车，里面装的是钢卷板。钢卷板中间有个圆孔，正好能容下一个人。我们三人一人蹲一个孔。不一会火车就开了。虽然条件很艰苦，但看到火车是往北方开的，心里还是很高兴。但好景不长，老天爷不帮忙，突然下起雨来。钢卷板的孔偏偏又是朝上的，无法躲雨。我们只得将衣服脱下来顶在头上。初春的天气，又是夜晚，气温很低，冻得我们直发抖。 好不容易坚持到火车停下来，我们赶紧下车。下车后，问了一个列车检查员这是什么地方，他告诉我们是沧州站。这之后我们有了经验，货车的每节车基本上都插有一个纸片，上面标有此车发往那个地方。在中学地理课上学到的知识这时派上了用场，我们大体知道哪个地区在哪个方向。随后，我们爬上了一列途经北京的货车，一声鸣笛，车开了。 那时的火车头都是蒸汽机，是燃煤的，火车开起来后，煤灰直往车后落，我们的脸上满是灰尘，头上、脖子上都灌了不少煤灰。火车运行时间不算太长又停下来了，我们又赶紧下车，问了一位扳道员这是哪里，扳道员说“丰台”。一听是丰台，我们高兴坏了，我们知道丰台就是北京地区了。我们向扳道员说了我们要到北京的目的。扳道员非常热情，告诉我们上午七点多有铁路员工的通勤车，我们可以坐他们的通勤车到北京，并让我们到扳道房内暖和暖和。 <p class="ql-block"> 上午七点多，我们跟随扳道员上了通勤车，不一会就到了北京站。下了车，我们赶紧用在滁县站那位青年给的几角钱买了几块烧饼，填填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p> 上午，我们第一站就是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一位老者接待了我们。班长作为主汇报人反映了学校军宣队、工宣队的一些情况。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班长所要反映的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难道我们千辛万苦到北京就是反映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接待人员认真倾听，听完后，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某某某等三同志来京反映问题，请他们回去直接向你会反映，请予接待。落款是中央文革接待站。写好后，盖上印，装入一个牛皮纸信封交给班长。接待人员另外写了一个条子，安排我们住到位于白水桥的中央文革招待所。 到了招待所，吃住不愁。稍安顿下来后，我们到外面逛逛，只听见路边的大喇叭里正在呼喊口号，原来是清华大学正在召开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大会。现在网上能够看到的王光美脖子上挂着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照片，就是在那天批斗会上发生的。 在北京转了两天该回来了。白水桥接待站给我们买了三张回宁的车票，我们踏上了归途。白水桥接待站只负责车票，不负责路上的餐食。快到南京时，我们已经有近20个小时没有吃饭，三个人已经饿得几乎走不动路。恰恰在此时，与我们坐在一起的几位戴着红领章的“最可爱的人”发现班长的背包里露出一只笛子（班长爱好乐器），坚持要班长演奏一曲，班长只能苦笑地望望大家，无奈地拒绝了。 回宁后，班长再也没有提起过要持中央文革介绍信到省革委会反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