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丝绸之路特展

闲云漫步

第一件展品是一件很小的玉佛，据推测可能出自斯瓦特山谷，就是如今巴基斯坦境内早期的佛教中心。然而，它却是在约5000公里之外的瑞典小岛海尔戈出土的。这尊青铜佛像在远离佛教地区的北欧被发现，让人联想到公元500年至1000年间广泛的交流往来。它的史诗般旅程，是世界紧密相连的结果。

尽管地处丝绸之路的边缘地带，西北欧却仍通过陆地、海洋和河流网络与更广阔的世界相连。其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依然存续，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加强。

虽然西北欧的大部分交流发生在当地，但长途贸易往来也意义重大。进口的丝绸和宝石装点着这里的精英阶层。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大量进口物品进入了宝库、作坊和厨房，工匠们借鉴外来理念，取得了创新性成果。这里的交通要道上，学者、雇佣兵等各类人群往来穿梭，熙熙攘攘。

展览从丝绸之路的最东端—日本开始。它聚焦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互动，以及它们与更广阔世界的联系。随着中国在隋朝（公元581 - 618年）和唐朝（618 - 907年）的统一与扩张，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日本和朝鲜半岛新兴的主导政权促进了与唐王朝的直接交流。来自遥远地区的物品抵达了大唐国际化的都城，以及更东边的其他都城。佛教、儒家思想与商业往来一起沿着丝绸之路传播。

公元7世纪，日本统治者开始跨越波涛汹涌的大海，向隋唐时期的中国派遣使者。他们学习借鉴并吸收了唐朝政治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在奈良时代（710 - 84年），新都城平城京（今奈良）以唐朝都城长安为蓝本建造。佛教在公元6世纪经由印度和中国从朝鲜半岛正式传入日本，并逐渐获得了日本统治者的支持。来自中东及更远地区的物品通过中国和海上航线抵达日本。

公元7世纪，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与中国唐朝结盟，征服了周边较大的国家，巩固了对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和日本一样，统一新罗（676 - 935年）的统治者借鉴并吸收了唐朝的文化元素。对统一新罗时期之前首都金城的贵族墓葬进行的发掘显示，当时的人们喜爱从遥远地区进口的奢侈品。然而，随着佛教被接受以及墓葬设计的变化，这种奢华的墓葬消失了。

这条项链这样令人惊叹的黄金制品，是从新罗公元4世纪晚期至5世纪上半叶的王室墓葬中发掘出来的。这些手工艺品显示出黄金与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神秘的“逗号形”玉石饰品，作为一种古老的形制，在这一时期似乎仅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人们所使用。

中国唐朝（公元618 - 907年）幅员辽阔，使其得以与众多民族和文化接触。在鼎盛时期，唐朝的军事影响力向西延伸至中亚，为长途旅行的人们保障了陆上安全通道。国际化的唐朝都城长安，人口达一百万，曾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自远至地中海地区的使者来到这里，商人、僧侣、艺人及工匠也纷至沓来。进口的时尚、音乐和其他商品广受欢迎，外国宗教也得到包容。

这是一块我也不曾想到的碑文拓片。它记录了一段珍贵的历史。公元635年，一位来自拜占庭或萨珊帝国、名叫阿罗本的牧师，率领了基督教传教团来到中国。在长安竖立的一座纪念碑，记录了东方教会（通常称为“聂斯脱利派”）在唐朝中国的早期历史。碑上用中文和叙利亚文（东方基督教团体使用的一种阿拉米语形式）雕刻，彰显了唐朝皇帝的宗教宽容，这张对各种文化、宗教的包容，才成就了大唐气象。

这是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契约，展示当时的以丝绸为支付对价的贸易活动。丝绸可以交易奴隶，外交使节也会将奴隶作为礼物运送。这份契约记录了一名28岁的女子被以五匹丝绸的价格出售。交易由一位和尚和一位尼姑见证。所有相关人员都在契约末尾自己的名字后面画押。

敦煌发现的丝织佛像。

敦煌位于丝绸之路两条分支的交叉路口附近。从那里出发，乘坐骆驼商队的旅行者可以选择北路或南路，绕过塔里木盆地令人生畏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沙漠，然后抵达喀什。在这些艰辛的路线上有绿洲王国和城市，人们可以在那里休息、饮水和补给。敦煌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文化、宗教思想和技术融合。在这个多元文化地区的民族中，有来自草原的突厥民族之一维吾尔族，以及于阗人。

这是斯坦因盗走的另一件文物，它是一幅菩萨丝织像。这尊造像具有一些菩萨的典型特征，但它可能是为东方教会的信徒所造的一位基督教圣徒像，因为在造像的头饰、项链和胸部都能看到十字架。最近的分析表明，这尊造像可能是在摩尼教（一种在萨珊帝国创立的宗教）背景下对耶稣的描绘。

这件文物是敦煌在东西方文化、宗教交流中地位的重要物证。

佛教在现在新疆的回鹘人中的也有传播。到公元11世纪初，高昌的大多数回鹘人已成为佛教徒。这些壁画残片是在高昌以西、焉耆附近一座荒废寺庙的后墙下部发现的。它们描绘了僧侣接受教诲以及身处神灵面前的场景，其服饰和发型表明他可能是一名回鹘佛教信徒。

这也是斯坦因盗走的文物。

犍陀罗艺术，是佛教艺术的瑰宝。犍陀罗位于古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部一带。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此，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公元前2世纪，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将犍陀罗纳入版图，希腊文明在此蓬勃发展。后来，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等先后统治该地区，多种文明相互交融，孕育了独特的犍陀罗文明。这尊来自吐火罗斯坦的菩萨像，对肌肉和披挂的衣物进行了细腻的刻画，既类似于印度笈多艺术，也体现了犍陀罗艺术融合的视觉语言。

丝绸之路上的萨珊人。在公元651年被阿拉伯军队征服之前，萨珊帝国在横贯欧亚大陆的陆地和海上贸易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繁华的首都泰西封位于底格里斯河畔，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中转站。这块盘子可能是在阿富汗获得的，该地曾是萨珊帝国的外围地区。它描绘了一位萨珊国王猎狮的场景，这是王室荣耀和好运的象征。

这是来自约旦的这幅色彩鲜艳的马赛克镶嵌画片段，曾装饰过库塞尔阿姆拉宫殿的地面。库塞尔阿姆拉是伍麦叶王朝为王室娱乐而建造的一座“沙漠宫殿”。早期伊斯兰建筑中的马赛克艺术借鉴了拜占庭传统，有时会重新使用从教堂获取的镶嵌小块。此地的壁画在其人物图像方面也借鉴了拜占庭艺术。库塞尔阿姆拉是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建造的沙漠建筑群之一。其中许多建筑建在连接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沿线，可能为旅行者提供了休憩之所。

和如今一样，红海曾是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世界的战略水道，也是连接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重要区域。财富和国际声望属于那些控制其通道的势力。在公元6世纪，这个势力是阿克苏姆王国，其中心位于现今埃塞俄比亚的高地。阿克苏姆人的红海港口城市阿杜利斯（位于现今厄立特里亚），是海外贸易的枢纽。在这里，奢侈品出口品，尤其是象牙，被用来交换地中海地区的产品，如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印度洋的香料和宝石。

从阿克苏姆国王在铭文和硬币上同时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吉兹语和希腊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国际视野。在公元4世纪中期，他们还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他们与拜占庭盟友共有的宗教。

这是在撒马尔罕一座贵族宅邸的接待大厅中发现了一幅壁画。其中心场景描绘了一场向粟特统治者瓦尔库曼（活跃于约公元660年）致敬的仪式，其中的人物来自远至朝鲜半岛的地方。此处展示的部分描绘了瓦尔库曼的随行人员前往其祖先的神龛进行祭拜的场景。整幅壁画还包含了有关印度和中国唐朝的场景，反映出粟特人将自己视为区域及广泛网络中重要参与者。

随着穆斯林军队在东地中海地区迅速取得胜利，伊斯兰教传入非洲。公元639年，阿拉伯将领阿慕尔·伊本·阿斯进军埃及。他很快在尼罗河三角洲顶端的福斯塔特建立了新首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多个穆斯林国家在北非涌现，其中一些国家的统治者有波斯或突厥血统。然后，在909年，法蒂玛王朝大胆宣布建立独立的什叶派哈里发国。到公元1000年，他们的帝国横跨北非、黎凡特和汉志地区，甚至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

丝绸之路，并非仅仅是一条单一的道路，而是如同一张错综复杂的巨大网络，纵横交错于广袤的欧亚大陆之上。在这条传奇之路上，丝绸仅仅是那琳琅满目的交易或交换物品中的一种。

沿着这一网络，无数的奇珍异宝往来流通。从东方精美的瓷器、璀璨的珠宝，到西方的香料、毛织品，各类商品在不同地域间穿梭流转，搭建起了物质交流的桥梁。

更为重要的是，丝绸之路宛如一条文化的大动脉。众多的文化与宗教在此碰撞交融、传播演变。佛教自印度东传，沿着丝路的足迹，在中原大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与本土文化相互渗透，塑造出独特的东方佛教文化形态。伊斯兰教随着商队的脚步，在中亚、西亚等地传播，深刻影响着当地的社会风貌与生活习俗。基督教也曾沿着丝绸之路的脉络，留下了传播的印记，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唐代的传播便是明证。

此外，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建筑形式、语言文字等文化元素，也在这一网络上相互借鉴、彼此吸收。希腊与印度文化交融而生的犍陀罗艺术，沿着丝路影响到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增添了别样的风采。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贸易之路，更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通途，它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见证着人类文化的多元共生与蓬勃发展。

丝绸之路展览的独特布展思路和特点：

布展主线

展览没有将重点放在丝绸这一商品上，而是着重突出宗教及其影响与相互交融，将其作为布展的核心线索。

地域范围

突破了传统认知中以长安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局限，将起点拓展至最东端的日本，又讲到最西端的北欧瑞典，同时涵盖北非和地中海地区，展现了丝绸之路在更广阔地域上的影响力。

呈现方式

把丝绸之路上各个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节点置于同一水平面上展示，摒弃了以某些重点王朝或都城作为统领性环节的传统做法，使展览更加全面和平等地呈现丝绸之路多元的文化特色。

正如这个展览的结束语所说，“丝绸之路的网络铸就了跨文化联系。人们互动的方式已经改变，但这些联系依然存在。它们将继续塑造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