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 我一生中两次饥饿的经历

楚言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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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并不富裕，虽然历经离乱，沧海桑田，几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不过温饱倒是不成问题。“饥饿”二字，对我来说，应该无缘。
　　但是我这一生，却有过两次饥饿的经历。一次在1949年初，一次在1960年至1962年。一次是暂时的，就饿一顿中午饭，一旦填饱了肚子，就完全恢复了元气。可以说那是狭义的饥饿；一次是长期的，天天吃不饱，眼见一天天消瘦，却不知道哪一天是尽头。那是真正的“饥荒”。如果不是我“机灵”，善于应对，很可能就饿死了。

　　先说第一次饥饿。
　　1948年下半年，父亲在金华高等法院当“推事”，即审判员，我一个人在杭州上高中。当时淮海战役打得正凶，局势很紧张。父亲怕我在战乱中失散，写信来叫我辍学回到金华他身边，先图个一家团圆，避免失散。
　　到了年底，战局胜败已定，国共两军，处于隔江对峙局面。蒋介石宣传“长江天险”，老百姓也相信中国今后将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个中国，人心似乎稍定。
　　但是父亲不敢再让我独自一人去杭州读书了，斟酌再三，决定让我到丽水去上处州中学。一者那是一所省立中学，二者是地处浙南，相对而言比较偏僻，三者父亲也有意辞去法院的差事不干，想到丽水去挂牌当律师，所以我的去丽水，实际上是“先走一步”，免得以后又转学。不然，我是应该在金华上高中的。
　　从金华到丽水，大约二百华里，有公路相通。只是一路上溃退的散兵游勇很多，他们带有枪械，经常公开拦路抢劫，不过只要钱财，并不杀人。但是班车却因此停开了。旅客们无奈，只好搭“黄鱼车”，也就是被锁在漆黑的货车车厢里当“黄鱼”运。我有晕车的毛病，不能搭黄鱼车。好在我有一辆自行车，据说劫匪只抢客车，从来不抢劫骑自行车的人，所以我大胆地决定：骑自行车去丽水，行李则托汽车转运公司运走。
　　二百里路必须一天赶到，因为丽水我还没去过，人地生疏，不能天黑以后到达，所以只好天不亮就动身。早晨三点半，吃过母亲给我做的鸡蛋面条，我就潇洒地蹬车上路了。
　　当时的金温公路属于三级，是坑洼不平的石子儿土路，依山就坡而建。浙南是山区，上坡路特别多，坡度还挺大，不像今天的金温公路那样平坦。下坡固然轻松，上坡可就特别费力了。我早饭吃得早，还不到上午十点，力气用尽，肚子就饿了。原以为公路两边到处有饭店，所以只带了一瓶水、五斤米（金圆券贬值以后，已经没人要，一切交易，大宗的都用银元，小宗的都用大米），不带干粮。没想到的是：时局一紧张，败兵到处乱窜，吃了饭有的不给钱就扬长而去，给钱的给的也是没有使用价值的金圆券，所以一路上的饭店统统都关门了，根本就买不到饭吃。这时候，偏偏遇到一条高高的大“岭”，上坡路大概有十几里。我蹬了一段路，饿得眼前金星乱迸，实在蹬不动了，没办法，只好下车来推着车子走。就是推着车走，也还是走不动，两腿发软，头晕，心慌，全身冒虚汗。走了一段路，连推车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停下来找一块大石头坐着休息。
　　有道是“有山就有水”，山区公路，往往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深渊，就在公路靠山的一边，就有一条浅浅的小水沟淙淙而流，水倒是很清澈。想起老师说过：人饿极了，不妨大量喝水，通过水解蛋白质，把身体内积存的脂肪“水解”了，就能够给人体提供热量，于是我就来实践一下：双手捧起沟水来，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十几捧，再休息一会儿，果然觉得体力有所增加。于是站起来继续推着车子走。就这样，推一段路，停下来喝一肚子水，休息十几分钟，接着再推，仗着当时只有十七岁，年轻力壮，十几里上坡路，终于让我挨到了岭头。更让我欢喜不尽的是：岭头居然有一间小饭铺还开着，只卖粥饭。——正因为它小，只卖粥饭，过往的散兵游勇看不上眼，所以倒“存活”下来了。
　　我大喜过望，知道饿极了的人不能马上吃大米饭，先要了两碗粥——名称虽然叫做“粥”，其实就是米汤，而且是不要钱的。因为当时当地的饭铺，卖的都是用饭甑蒸的米饭。做法是：先把大米放在锅里煮得半熟，然后捞出来放进饭甑里面蒸，剩下的米汤就叫做粥，一般是给吃饭的顾客饭后“灌缝儿”的，意思和喝水差不多。我喝了两碗“没米的粥”，这才要了两碗饭。小饭铺的“一碗”饭，比我家里的两碗还多，因为第一那碗比我家盛饭的碗大，第二那饭是堆成尖儿的，吃饭的时候，碗里的饭能碰到鼻子。在这以前，我可从来没吃过这样多的饭。这一回，我不但饿极了，何况还不知道“前途”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小饭铺，不得不把“下午饭”也提前吃了。吃完饭一算账，老板娘只要了我两碗饭的钱：两斤米。当时当地路边的小饭铺，吃饭只算饭钱，不但“粥”不要钱，连菜也是免费的，或者说，已经算进饭钱里面了。反正也没什么好菜，无非都是些青菜萝卜芋头黄豆芽之类，而且不分你我，只要坐在同一桌，人人都从同一个菜碗里拈菜，没人会计较卫生不卫生，吃完了老板娘会来添。饭，大约是半斤米一碗，加上蔬菜，只收一斤米，并不贵。
　　吃饱喝足，再休息一会儿，骑上自行车下坡，那速度虽然比不上摩托车，绝对比当年那“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六七人下车，八九十人推”的“老牛班车”要快得多！
　　这是我十七岁那年所遇见过的唯一的一次“饥饿”，虽然印象深刻，总以为此生不会再遇上第二次，没想到，这第二次饥饿，来势虽然不猛，时间却很长，还几乎要了我的命。
　　以上算是一个“书帽”，下面就来说说我的第二次饥饿。请听我从头说起。

粮食不够吃，大家都在想办法“打野食”。首选的当然是属于“动物”的青蛙和长虫。清河农场青蛙和蛇都很多，但是禁不住吃的人太多，不久就几乎绝迹了。其次才是属于植物的野菜。清河农场马齿菜和灰灰菜（也叫回回菜）满地都是，倒是不缺，还有一种碱蒿子，也能充饥。但是这些东西只能把肚子撑起来，没什么营养，怎么吃下去还怎么拉出来，肠胃并不吸收。最最“高级”的是“大麻籽”。这东西，叶子像梧桐叶，很大，是我们擦屁股的“卫生纸”，结的果实样子像罂粟，里面的籽却像芝麻，粒小而油性足，肠胃也能吸收。但是吃多了，容易拉稀。
　　渐渐地开始死人了。谁也没想到，最早死的，居然是身体最棒的。有一个姓陈的大个子苏北人，膀大腰圆，粮食不定量的时候，数他能吃，半斤一个的大窝窝头，我一般吃一个，最多吃一个半，他一顿能吃仨。定量以后，他总觉得饿，还只能悄悄儿说，不敢公开喊，一喊饿，当天的“批斗会主席”就是他了。有一天出工，他扛着铁锹走在我前面。那时候早起只吃几片发霉变黑了的蒸白薯干，人人饿得腿发软，走路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蹭。我看他走着走着，忽然上身一晃，“啪”一下就趴倒在路边，铁锹还差点儿砸在我的脑袋上。我还以为他绊着石头了，赶紧去抻他，只见他翻了白眼，嘴角吐白沫，已经失去知觉，不会说话了。大家叫喊起来，惊动了走在最后面押队的队长，跑过来一看，就下令叫人把他背到医务室去。这时候，谁还能背得动他？别说是那么大个子了，就是小个子，也没人背得动。队长见谁也没这样大的力气，只好叫两个班长回去，一个去叫医务室的劳改大夫，一个到工具房去推一辆双轮车来。等大夫赶到，老陈已经断了气，裤裆那里一片湿，翻开他眼皮看看，瞳孔已经散开，打强心针也没用了。
　　老陈是我那个中队第一个饿死的。当然死亡报告上不会写上饿死，而且不许任何人说他是饿死的。他原来是中国科学院的汽车司机，是因为“公车私用”而且“屡教不改”被劳动教养的。要是搁今天，肯定什么事儿也没有。
　　在老陈之后，接着死的，都是原先身强力壮的人。这一路人饭量原本就大，一旦定量，进食几乎少了三分之二，收支不平衡，所以先死的是他们。
　　接着死亡的是老弱。我班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姓张，原本是个开小铺焊洋铁壶的白铁匠，因为年纪大了，不想参加大跃进年代街道办的服务社，打算自己再干上几年就“收摊”，结果被积极分子扣上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思想反动”的罪名劳动教养了。按年龄，他几年前就应该退休了。可是在劳改队，即便你超过了七十岁，也要照常出工，而且劳动定额和年轻人是一样的。那天我们的任务是挖排水沟。大家饿着肚子，勉为其难地、用极为缓慢的速度在一铁锹一铁锹地挖土。清河农场的土质特别粘，很难挖，而且地下水位很高，挖不到一米就出水，所以天气不是太冷，多数人都是脱了鞋袜光脚丫干活儿。看看到了中午收工时间，虽然谁也没有完成规定的定额，可大家都坐在水沟旁边洗脚，等待收工的哨子吹响。我穿上了鞋袜，看见张老头子两脚泡在水沟里，上身却趴在沟岸上，似乎睡着了。我走过去一看，居然还在打呼噜！忙喊他：“快起来，穿上鞋子，快收工了！”见他没动静，伸手拉了拉他，呼噜依旧，嘴角却在吐白沫。我知道不好，忙喊了一声：“大家快过来，老张要不好！”班里几个机灵鬼一听，知道又要背死人了，扛起铁锹来一哄而散。我抓住两个比较老实的，让他们一个去报告队长，一个去请大夫，我自己看着老张。不久队长和医生都来了，老张的呼噜也停止了，死因据说是“心脏病突发”。

大跃进宣传图片

　 1957年秋天，我中了“阳谋”，被划为右派。1959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劳改工作处，后改名劳改管理局）所属的“北京市地方国营北苑农场”劳动教养。——这里解放初是个马蹄形砖窑，属于华北军区军事法庭的军人监狱，对外称“新都第一砖厂”，1957年以后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对外称“北苑农场”。

　　我所在的组，组长是商业部的部长助理顾绍雄。他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因为他夫人同情“农民太苦，建议每斤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一分钱”，他支持他夫人的建议，结果夫妻双双被扣上“破坏工农联盟”的大帽子而划为“极右分子”。他当然一肚子不满情绪，仅仅因为参加革命多年，经过多次运动，懂得“革命的乐观主义”，没把不满写在脸上，表面上还是乐呵呵的。由于他的原级别高，进了公安局，赏他一个“组长”当当（另两个组的组长也不简单，一个是北师大哲学教研室主任石盘，一个是国家体委群众体育司司长，也都是右派）。他这个组长不怎么爱管事儿，只要能推，就推给别人去干，不像石盘那样拿这个“劳改组长”当官当，天天亲自掌握会场，满口流氓黑话地和流氓小偷儿针锋相对，破口大骂。自从我到了顾绍雄的组里，他渐渐地把组内的一切工作，包括组织学习、向上级写汇报材料、编造进出人员名册（根据表现把人分配到某个工厂或农场，权力很大的）、采购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后期的管理“严管分子”这些工作都交给我，他自己什么也不干，好在他有一间“单间”，只要我一组织学习，他就“躲进小屋成一统”，打呼噜睡大觉了。
　　当时北苑农场医务所的两个劳改医生，都是从我组里出去的。一个叫张玉阁，是协和医院放射性钴治疗室的主治大夫。一个姓陈，名字忘记了，是陈毅元帅的随行医生，和我的关系都比较好。我呢，当时肺里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结核瘤，天天下午发低烧，所以实际上是“带病工作”。恰恰这时候劳改工作处下达几个“休养人员”名额，条件除了“确实有病”之外，还有一条，是必须“表现良好”。所以这种机遇十分难得。两位医生和顾绍雄一商量，就把我的名字给报上去了。经过劳改处一个姓蔡的副处长亲自下来和我个别谈话，一番鼓励之后，就把我送到了远在天津市北面宁河县境内的清河农场585分场“休养队”休养。
　　清河农场原本是一片纵横几十里茫茫无际的大苇塘，外面的人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闯进去，就会迷失方向，所以明清时代是土匪窝藏出没的地方。如果单单计算经济效益，芦苇的出息巨大，而且不用投资即可收获。日占期间，为了增加粮食生产，抓劳工把潮白河以东地区开发为农场，试种水稻。解放后这里是关押战犯的“清河四大队”，后来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农场。1958年大跃进，正赶上《劳动教养条例》公布，公安局也来一个“抓人大跃进”，给每一个民警规定一个月要抓多少人，抓人的理由千奇百怪：打架的、旷工的、坚持宗教迷信活动的、对粮食定量不满的、抗拒公私合营的、甚至连穿破衣服也被认定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被抓进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教养分子。公安局就利用这些劳动力，把潮白河以西地区开发出来。当时的大战西荒地热火朝天，早出晚归，一天开五顿饭，终于只用半年时间就建立了五个分场，从东到西，分别命名为581、582、583、584、585。
　　两个医生和顾绍雄都没到过劳改单位的“休养队”，当然不知道所谓的“休养”是怎么一回事儿；根据蔡副处长和我谈话的那种恩赐加鼓励的语气，恐怕连他也不知道“休养队”的真实情况。简单地说，这里就是一个“等死队”。“病房区”是隔离的：三排房子，用“苇子把”围起来，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也看不见里面。篱笆圈外面的四周是隔离的深水沟，相当于“护城河”，深水沟的外面，是电网。几百名病号，分肝炎组、肺病组、疯子组、关节炎组等等好几个组，名义上也有一个医生，原本是在王府井私人开业的“小小诊所”的医生，因为“抗拒公私合营”被劳动教养的，但是他那个所谓的“医务所”，除了有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之类的常用药之外，任何真正治病的药都没有，连当时治结核病最普通的雷米封和P.A.S.都没有。在北苑农场，虽然天天吃麸子面窝窝头，吃下去的是麸子，拉出来的还是麸子，根本不消化，却至少不定量，还能吃饱肚子。到了休养队，病号饭是定量的：一天两顿饭，每顿饭一个菜团子或一个菜窝头，大约二两重。根本就没菜。不过像水一样的“棒子面菜粥”，倒是不定量。许多人一次打一小脸盆，留着饿了喝。两者加起来，一天大约能吃到半斤粮食，好歹还没有到“饿死人”的程度。无法叫人接受的是那种“休养生活”：既不劳动，也不学习，所有的病人都被关在一个“篱笆圈”内不许外出，于是除了睡大觉、聊闲天儿之外，就无所事事了。所以我称其为“等死队”，一点儿也不过份。事实上，也的确经常有人死了被牛车拉出去埋葬。
　　我看出来了：长此以往，结果只能是死在这里。所以三天之后，我就主动申请离开休养队，到生产队去劳动。这可是休养队建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于是我立刻被批准，分配到老弱队去。
　　当时正值冬天，生产任务是打苇子，定额每人每天一千斤。1949年10月，我在湖北雨中行军，几乎天天泡在水里，膝盖以下的裤脚管，从来就没干过。一到重庆，就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天一冷，我连走路都困难。但是为了活下去，我咬牙坚持。我用一双旧胶鞋绑在膝部，跪着在大苇塘里爬行挥镰，一天打五百斤苇子，完不成定额，却居然得到了队长的表扬，说我的五百斤，比人家的五千斤来得更不容易。
　　没想到劳动创造了奇迹：我的严重关节炎，在冰天雪地中，没吃任何药，居然慢慢儿好了起来。后来，竟连肺里的结核瘤也自然消失了。医生都说这是“少见的奇迹”。
　　开春以后，开始做土方。我这个从来没耍过铁锹的文弱书生，居然以日产33.3方的高产夺得了中队流动红旗，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许多经过劳动教养的作家，哪怕是当过“小队长”的劳改积极分子，“出来”以后，都讳言自己“积极”；我却从来不讳言自己当时“很积极”。但是我的“积极”，只限于劳动。当时我真的很相信劳动能够改造世界观。“积二十多年劳改之经验”证明，一个人的世界观，是不可能通过劳动得到改变的，倒是能改造一个人的体魄。我这个青年时代的老病号，如今年过八十，依旧能够健步如飞，就是得益于当年的劳动改造。我的“积极”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绝不“打小报告”，绝不用出卖难友来换取自己的“进步”。许多经过劳改的人，档案袋里塞满了“检举揭发”材料，在我的档案袋里，只有痛骂自己的“检讨书”，没有一份检举揭发难友的材料。甚至在人人过关的文革年代，我也从来没有上台批判过任何一个人。
　　到了1960年的4月，劳改农场也开始粮食定量了。从数量上看并不少：每人每月45斤，平均一天有一斤半定量，但是实际上连一半的“真”粮食也没有。第一，早饭吃的是白薯干，而且是“一斤顶一斤”的，三两蒸白薯干，只有四五片，吃下去不到半小时就饿了；中午和晚饭是每人三个菜团子，名义上是二两棒子面一个，看起来个儿很大，里面都是野菜，外面薄薄的一层棒子面，只怕一两面也不到。
　　这样过了几个月，几乎人人都浮肿了。小腿肿得比大腿还粗，用手指头一摁一个坑。浑身无力，脚抬不起来，不到三尺高的土炕居然爬不上去，要先踩着小板凳坐到炕上，然后用双手把腿一条条“搬”到炕上，最后身子躺倒一滚，方才能够完成“进被窝”的“高难度动作”。可是人饿到了这个程度，依旧要“正常出工”，还不许说“饿”，不许说“定量不够吃”。场长几次召开大会，当场把几个喊饿的人送进禁闭室去。那里面，可是一天只给两碗棒子面稀粥，每碗“一两四钱三”啊！

像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的人很多，这里只是举两个“先行者”的例子，其余的就不一一详细叙述了。

　　劳改农场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不许说“吃不饱”。谁说谁“思想反动”，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立刻就会成为批斗对象。不但不许说，更不许给家里写信要吃的。其实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谁都知道劳改队里更加吃不饱。因此，即便不给家里写信，也有家属宁愿自己少吃一口，省下口粮来给劳改犯们寄邮包。但是劳改队还有一个规矩：邮包中如果有食物，只许收一公斤。到底能收多少，这可就看队长的恩典了。一般还有人性的队长，也不过用手掂一掂，差不多的，只说一声：“超过规定了，以后叫家里少寄！”也就算了。实在超过太多，那可是要勒令“退回去”的。有一个赖队长，长得瘦小枯干，尖嘴猴腮的，心眼儿特别歹毒，还总觉得自己有“立法权”，一会儿宣布不许这个，一会儿宣布不许那个。家属寄来的邮包，食品不许超过一公斤，这可能是全场统一的规定，但是超过一公斤的怎么处理，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条文。每逢他值班分发邮包，第一是所有邮包里面的食品都要用秤实打实地称过，超过的部分，要求或者退回去，或者勒令扔进厕所里。据我所知，“退回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邮包已经打开，“原包退回”已经不可能，只能重新打包交邮局寄，而全农场只有一个邮局设在总场部，潮白河以西的所有分场，是没邮局的，所以他虽然“立法”了，却无法执行。一般情况是暂时扣押在队部，过了一个月，如果没有第二个邮包寄到，只要到队部去说好话“哀求”，被“暂时扣留”的食品还是有可能发还的。只是队部的“耗子”太多，一斤食品拿回来，也许连半斤都不到了。“扔进厕所”的事情倒是真的发生过一次，那是碰到一个“犟雀（音qiǎo巧）子”，愣是不肯交给队部“暂存”，不但不同意，还“口出不逊”，说什么“与其存在队部喂‘耗子’，我宁可扔进厕所里！”按他估计，赖队长也不过是这样说说而已，总不至于在这食物比金子还贵的年月，真把食品扔进厕所里。没想到赖队长被他激怒了，当时就虎着个脸押着收件人自己扔。后来发现有人从厕所里捞这些被迫扔掉的食物。大概是别的队长有了“烦言”，也可能是赖队长自己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总之是“立法”之后又进行“变法”，当众宣布改为“凡超过一公斤的公开拍卖”，价格当然由他定。例如当时最便宜的“桃酥”，官价是一角钱一块，但是市场上根本就没货，有的都是高价点心，一块桃酥要卖一块钱。被拍卖的桃酥，定价就是一角。可是劳改队里还有一个规矩：任何人不得携带现金。当时劳动教养的人，全都没工资，除了管饭，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不供应，都要靠家属接济。于是“公开拍卖”的结果，这些廉价食品，都被队长的老婆孩子“买”走了。

儿童在高产田上跳跃

这些消息，有来农场探亲的家属带回了北京。当时常来农场探亲的家属，因为同住一个招待所，又同时上火车回北京，所以互相之间大都有联系。于是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凡是知道这一内情的家属，就改寄邮包为亲自送来了。
　　清河农场在天津市北边的宁河县境内（当时属于河北省，现在已经成为天津市的一个区），有铁路可通，从北京南站（当时还是一个小站，只走慢车）趁京山线火车到茶淀车站下车，不过几个小时。下车以后，还有农场的交通车可以到达各主要分场，各分场也都有简陋的“招待所”可供家属住宿、吃饭，还允许被接见的劳改犯从“大院子”里出来和家属一起过夜，所以还算方便，也算人道。既然是家属来接见，所带食物，那就不是“一公斤”所能限制的了。明面儿上，规定也还是一公斤，可是队长不可能对家属“搜身”，于是这里面的戏法，可就“人人会变”，而且“各显神通”、“各有千秋”了。
　　给劳改犯寄东西，一般只限于生活用品，如衣服、毛巾、牙膏牙刷之类。因为在1961年之前，劳教人员不发工资，一切生活用品，全部“自理”，也就是靠家属支撑。没家属的光棍儿汉，可就惨了。寄邮包，除了食物只许收一公斤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许寄的，那就是盐。不但盐不许收，一切带盐的东西，如咸菜、酱油膏等等，都不许收，寄来了就要被没收。那可是真的没收，绝不“留情”，更不“手软”。这是因为饥饿的人吃什么东西嘴里都觉得甜，总想吃点儿咸的东西，何况煮野菜、煮青蛙、长虫，也需要盐。可是在饥饿的年月，盐在劳改农场却是“明令管制”的物品。因为盐吃多了，更容易得浮肿。不但邮包里面的盐要没收，连大伙房里的盐，也受到严格控制，每顿饭一人一碗的菜汤，也大都淡而无味。于是盐在劳改队成了可居的奇货，也成了炊事员用来交换钢笔、手表、呢大衣的资本。
　　2012年8月，红旗出版社出了我的第101本书：《爱在疼痛时》，那是一本劳改农场回忆录，里面写到了一些有关饥饿的片段，不过比较“敏感”的事情，大都被删除了。封套上有一句话，叫做“比饥饿更饥饿的是感情的饥饿”，并不是我的话，而是编辑给加上去的。他们年轻，没经过饥饿的年代，对于什么叫饥饿，只有理性知识，没有亲身体会。感情这东西，是建立在不饿肚子的基础上的。父子之间，感情深不深？但是在古书上，就有“易子而食”的记载……可见在“饥饿”面前，什么亲情、友情，什么生死与共，全去他妈的，还是自己活命要紧！不要说他们“丧失人性”，在求生的前提下，兽性可比人性要强大得多！感情的饥饿，放在肚子的饥饿面前，两者简直就没法儿对比！
　　世界上，有许多硬汉子，什么刑罚都能忍受，却忍受不了长期的饥饿折磨。我在清河农场遇见过一条“好汉”，他原来是志愿军的营长，被收容教养的时候，胸前挂满了奖章和军功章。他是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的复员军人，仅仅因为家在农村，按照“一律回本籍”的政策，不得不在农村落户。他不满意，老是手持立功奖状、胸佩军功章到北京来找国务院“讨个说法”（可能是最早的一批上访人员吧）。来的次数多了，最后以“无理取闹”加“妨碍公务”被劳动教养。他当然不服，继续大吵大闹，终于被关进了不见天日的禁闭室。劳改农场的禁闭室，可不同于部队的禁闭室。这是一排三间或五间的“单身牢房”，深两米，宽一米，高不足两米。除了门上有个小窗户，其余三面都是砖墙，没有窗户。地上铺着稻草，进门有一个尿桶。夏天奇热，冬天极冷。因为里面没电灯，所以农场俗称“小黑屋”。关进禁闭室的人，按“规定”每天喝两碗“一两四钱三”一碗的棒子面稀粥。我到585生产队的时候，他已经在大伙房后面的禁闭室里面关了二十多天，每天都能听见他在大喊大叫：“共产党，你对不起我！”就这样，一直关了他四十多天，创造了关小黑屋时间最长的最高纪录。怎么出来的？也没打他，也没骂他，就是用这“一两四钱三”的“饥饿疗法”治他。开始是大叫大喊，到后来听不见了，他已经没有叫喊的力气了。到了他气息奄奄的时候，在“看守”的良言相劝之下，他终于投降了，条件就是“让我吃饱肚子，别的问题不再提起”。——这个良言相劝让他回心转意的看管他的人姓王，原是东北义勇军的小鬼，后来去了西伯利亚便编进苏联红军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回国，抗美援朝期间当上了志愿军的一名团长，还是个侦察英雄。他也是因为复员以后不想呆在农村，打算到苏联去，在满洲里偷渡国境的时候被捕的。考虑到他的光荣历史，只是开除党籍，被送来劳动教养了事。他和我关系不错，关于他如何劝说那个前志愿军营长的经过，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这个几乎饿死在禁闭室的“好汉”出来以后，先喝了几天棒子面稠粥，慢慢儿再给他吃窝窝头。等到他勉强能走路了，才跟着我们的出工队伍到工地“活动活动”。这时候我才看见他，一个据说原来体魄强健的军人，已经脱了人形，活活的一个会走路的骷髅，不但脸上没肉，两腿两臂没肉，连屁股上都没肉了。瞪着两只大眼睛，看上去很可怕。——所以人人都说：世界上最最厉害的刑罚，就是“活活饿着你！”
　　劳改队里人人饿肚子，为了一个“吃”字，简直可以不顾一切，无所不用其极。有一个原新华社的外文编辑，英语那叫棒。他划右派以后，父母死了，老婆和他离婚了，带到劳改农场的几件西装裤子呢大衣，早已经和老乡、和炊事员交换成窝窝头吃到了肚子里，没有任何人给他寄邮包，他又不会偷，除了继续吃野菜、青蛙、长虫甚至蝲蝲蛄之外，由于一心只想到“吃”，心理变态，眼睛里只看见窝窝头，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劳改犯开饭，是以班为单位，每天派两个（必须是两个，绝不能是一个）值日的到伙房窗口凭“牌”领取全班的窝窝头和菜汤。这个新华社外文编辑，原先西服革履，风度翩翩，如今身穿百结鹑衣，肮脏猥琐。他站在伙房发放饭菜的窗口旁边，趁打饭的人双手端着一脸盆窝窝头往回走的时候，双手齐出，抓住两个窝窝头就往嘴里塞，三口两口就把两个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的窝窝头咽了下去。他绝不逃，也知道逃不掉，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抢来的窝窝头，就双手抱住脑袋，任由别人打，还咬住了牙一声不叫。事情闹到队长那里，判决是从他的“份儿”内扣还，以后还不许他单独行动。没过多久，他就死了。
　　在劳改队，敢于公开抢劫的人，终究不多，多的是偷。教养队里，多一半儿以上的成员是流氓小偷儿。他们偷窃的“技术”大都十分高明。北京市著名的神偷“一站三”、“两站七”（在公共汽车上，一站能偷三个钱包、两站能偷七个钱包而得名），都在我们中队，而且非常“活跃”。在这种被贼包围着的环境中，凡是有家属来接见带来了食物，白天出工必须围在腰间，夜里睡觉也必须搂在怀里。不然，转眼间就会不翼而飞，还不知道是哪位妙手空空儿“佛”（流氓黑话，即偷）走的。班里发生食物丢失事件，队长不但不管（其实是管不过来），反而批评丢失者“超规定储藏食物，给人家造成犯罪机会”。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在人人饿肚子、经常有人饿死的劳改农场，居然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而“撑死”的。
　　我班里有个大老徐，解放前开一家小杂货铺，生活衣食有余。公私合营高潮中，他不肯把他那些杂货廉价入股，坚持单干，后来打他一个偷税漏税，把他劳动教养了。他的家属来接见，给他送来了四张大烙饼，每张都有一斤多重。当夜他在招待所就吃了一张。第二天一早家属走了，他早晨吃了几片白薯干，加上半张烙饼，摇摇头说：“根本没吃饱。”中午吃了四个“算盘子儿”（因为窝窝头太小，被称为“算盘子儿”）之后，又吃了半张烙饼，摸着肚子说：“我好像还是没吃饱。”到了晚饭，他吃完了三个算盘子儿，解开扎在腰间的包袱皮儿，拿出一张烙饼来，狠了狠心说：“我再吃一张，就不信吃不饱！”就着菜汤，风卷残云似地三口两口就把一张大烙饼吃下去了。吃完，摸摸肚子说：“好像还只是半饱嘛！”——都说“荒年出饿鬼”，其实那是一种病态，因为饥饿的时间太长了，加上缺少油水，胃里就是塞满了东西，也没有“饱”的感觉。
　　饭后政治学习，也就是读报，读《人民日报》社论：什么“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今年比去年好，明年一定比今年更好”之类。九点钟学习结束，我们都打算睡觉了，他把最后一张烙饼取出来，就着凉开水一口一口咬着吃。我劝他：“你就留一张明天吃不行么？非得今天都吃完了？”他说：“吃在肚子里，是自己的。留着，不定哪个王八蛋惦记上了，半夜里就给‘顺’走了。与其喂王八蛋，还不如喂喂我自己呢！就是撑死了，不也当一个饱鬼，不当饿鬼不是？”等到我们大家都睡了，他的烙饼也吃完了，还听他拍拍肚子笑着说：“今天总算吃饱了一回！”
　　劳改犯的宿舍里，电灯是通宵不关的。到了半夜里，我听见有人哼哼，也没在意。后来哼哼的声音越来越响，我觉着不对劲儿，坐起来一看，正是大老徐在哼哼，一边哼哼，一边还自己用手在按摩肚子，似乎想把胃里积存的食物挤压到小肚子里去。我问他怎么回事情，他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胃里发胀，疼得厉害。”我给他出主意，叫他穿上衣服下炕，到院子里去走走，活动活动。
　　一个小时过去，还不见大老徐回来，却听见院子里“阿哟”“阿哟”地叫唤，我知道是他，就起来去看，只见他不走了，躺在地上捧着肚子打滚儿，说是肚子疼得受不了了。这时候大约是夜里一点多钟。我没办法，只好到大门口请值班员通知队长，赶紧请医生过来看看。
　　不久队长和医生都来了。问明情况，医生也没办法。据他解释：干烙饼加开水吃下去，把胃胀起来，无法蠕动，食物无法往下走，而且越来越胀，唯一办法，就是开刀把胃里的食物取出来。这样的手术，农场的医院倒是能做，可惜585分场离医院太远，分场又没马车，半夜里也没法儿推小车送。他提出一个建议，让大老徐到场院去推碌碡，那东西是个石头的圆滚子，原来是打豆子用的。只要咬住牙忍住疼多推推碌碡，能让食物往下走，也许就好了。
　　队长也没好办法，只好让医生扶着大老徐到场院去推碌碡。我折腾了半宿，回宿舍倒是睡着了。第二天一早起床，就听说大老徐没能挺过去，死在场院的碌碡旁边了。

大跃进高产成果宣传图

1960年，在劳改农场死于饥饿的人不知凡几，死因都是一个“饿”字，经过却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以上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在那严酷的岁月里，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呢？老婆已经和我离婚，不会给我寄邮包，父母年老，又没收入，自顾不暇，我也没脸去向父母要求寄食物，何况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也根本就没食物可寄。“开源”无望，只能在“节流”上动脑筋。我的办法，第一是减少活动量，以减少体力的消耗，第二就是转移对饥饿的感觉。那时候，饥饿的劳改农场绝对不许说“饿肚子”，因此也没有减少劳动量（劳逸结合是1961年以后的事情）。大家的对付办法，就是尽量“磨洋工”。从宿舍到工地，哪怕只有几百米，也要慢吞吞地“蹭”它一个小时，到了地头，再歇它半个小时，干活儿只是做做样子，半天挖一铁锹，规定的任务，连一半的一半也完成不了。队长其实心里也清楚，所以大都不跟着下工地，只让小队长（是劳改犯中的积极分子担任的）带队。收工回来，除了洗脚吃饭的时间，我的对策是躺在炕上不动，以减少消耗。为了减少饥饿感，我强迫自己背英语单词，分散思想。在清河农场饿肚子的那一段时间，我把一本《大学英语》学完了。
　　我也知道这样“节流”，不可能度过难关。当然，最好的出路，是离开劳改农场。但是到哪里去呢？劳改队里可没有自由选择这一说，何况所有的劳改队，生活条件基本上都一样，清河农场如此，别的农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工矿企业也许好一些，但是劳动强度大。最好的地方，当然是公安局劳改工作处本部。但那是国家机关，劳改犯怎么去得了？

　　我忽然灵机一动，给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即劳改工作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原来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当年的各种汉语拼音课本，都是我编的。现在国家提倡“注音扫盲”，这是我的强项。建议公安局在劳改犯中开展注音扫盲，所有编写课本、开办师资训练班等等，我可以一手包办，等等。
　　这本来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姑妄一试”，没想到却成功了。不久，五处管教科来了一名很和善的湖北籍干事，专程来把我接走。当天就在场部干部食堂吃了一顿馒头和炒肉丝。上火车的时候，他不但没给我戴手铐，还帮我提行李。到了北京以后，把我“寄放”在北京市第一监狱，睡觉和犯人同一条通道但不在同一间牢房，吃饭则和职工一起吃，粮食定量36斤，是实打实的大米白面。北京市监狱，由于经常有国际友人参观，所以虽然在三年困难时期，犯人的伙食却比市民还好：吃的不是黄色的玉米面窝窝头，而是白色的大米面窝头或发糕，每周至少有一次“改善生活”，不是吃猪肉粉条，就是炖带鱼。职工食堂的伙食，当然比不上干部食堂，但是比犯人的伙食又要好一些。不仅天天有鸡鸭鱼肉之类，而且还允许买两个菜。由于职工食堂是“饭票制”，所以也给我定了工资：每月15元。于是就有每天的伙食费不能超过五毛钱的限制。我的生活水平不能和真正的“职工”比，但至少缓解了“饥饿感”，再不至于饿死了。
　　从天天饿死人的清河农场来到监狱，对我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
　　编印拼音课本和扫盲课本的任务和组织扫盲师资培训班的任务几个月后就结束，管教科的干事找我谈话，说是任务完成得不错，他们也不能“念完了经撵和尚”，把我送回生活条件已经更加艰苦的清河农场，就让我留在监狱剧团编导组打杂。因此，“三年困难”期间最最困难的1960年下半年和1961年上半年，我是在当时来说生活条件相当不错的北京市监狱里度过的。不然，今天有没有我这个人，都很难说了。
　　芸芸众生，人分好坏善恶。我一向认为，能帮助人的是善人，不能帮助人的是好人（非坏人，普通人），损人利己的是坏人，损人不利己的是恶人。我在劳改队二十多年，不论是干警还是“同学”（犯人之间的称呼），尽管其中有一些人的确很坏，甚至坏到极点，但是从总数看，还是好的多，善的多。因为进劳改队的人，有许多是“无罪的罪人”，有的则是偶然的过失。当然，恶人坏人也不少。我就碰到过一个强奸生母的“逆伦犯”，放在明清时代，那是要千刀万剐的，到了“新社会”，只是劳动教养了事，算是便宜他了。至于管教干警中，的确有一些是坏到极点的恶人，像前面提到的那个赖队长，还不算最坏的，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队长指导员，几乎个个恶毒非凡。他们策动“劳改积极分子”殴打“反改造分子”，而且是往死里打。这些人的特点，是大都没什么文化，有的就是勤杂工。有的则是公安局内部的“犯罪分子”，他们被“宽大处理”，“下放”到远离北京市的劳改农场来当队长指导员，不满情绪无处发泄，于是就拿劳改犯“出气”了。在我的二十多年中，遇到对我最好的干部，是五处管教科那个湖北籍干事。他不但不拿我当犯人对待，还处处为我考虑。不过也有一个情况很特别：在我的二十多年劳改生涯中，真还没遇见过一个干警对我不好的。不但从来没批斗过我，连吹胡子瞪眼狠批痛骂的事情也没发生过。有的还暗地里帮助我。例如清河农场于家岭分场的队长焦如棕，外号人称“焦大炮”，斗起流氓小偷来，心狠手辣，有时候还亲自动手；但是他对我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没说过一句“重话”。后来从侧面听说我在写小说，也没来“查抄”，却把我这个没有电工本子的“假电工”安排到电工室当电工，有意给我写作的时间。因为只要电灯不出故障，我几乎一天到晚都可以坐在有火炉子的电工室里写小说。这也算是我“人缘儿好”的报应吧。——以上是一段“感慨系之”的插话，下面接着说监狱里的事。
　　监狱剧团是个歌剧话剧团。我们演过歌剧《血泪仇》、话剧《茶馆》、《蔡文姬》、《文成公主》。我的任务是抄剧本、管道具，也演配角。每逢剧团外出演戏，对方一般都会盛情接待，虽然没有鸡鸭鱼肉，大馒头倒是不定量的，可以放开肚子吃。不排戏演戏的时间，我在清河袜厂（北京市监狱的工厂之一）织补车间专门学织补。因为我是“没有定额”的特殊人员，所以凡是很费工夫的活儿，如在丝袜上“补花儿”之类，都分配给我。——这样的活儿，当然不费什么体力。
　　北京市监狱剧团里，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演员中有演过《虎符》中魏王的人艺老演员戴涯，有演过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关团长和电影《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的王润身，有“远东第一老太婆”席文，有后来《庐山恋》的导演巴鸿，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放电影《祝福》，广场上坐着的，有制片戴浩、作曲陈维文、录音师孙焰。
　　这期间，著名的青年作家、“二流堂小兄弟”杜高，作为劳改队的“扫盲教师”，也到监狱里来“受训”过。他比我大一岁。1951年，才二十岁的他在朝鲜写的战地通讯《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被选进高中课本；1953年我在职工业余中学教过这篇文章，印象很深刻。没想到八年之后，我会和他在监狱里见面；再过三年，到了1962年，我和他都到了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右派教养队，他当宣传员，我当看大门的值班员，天天一起扫院子；更没想到又过了二十年之后，他成了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兼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我则成了他手下的一名小编辑。
　　2007年的2月25日，香港电视台派记者来北京采访我。我把杜高也拉来，一起到当年曾经吃过麸子面窝窝头的北苑农场遗址凭吊。这里的砖窑已经不见，建起了高楼大厦，而五十年前劳改农场的标志——岗楼和带铁丝网的围墙，却居然还都在现代化建筑之间不协调地孤傲地挺立着，也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只是半个世纪过去，风云变幻，岗楼已经破败不堪，风光不再了。
　　人生聚散无常，变化无常，风云际会，风流云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人都是匆匆过客。抚今思昔，回头看看当年制造亘古未有大饥荒的英雄人物今安在？令人唏嘘，感慨万千！

2012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