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看中国古代雕塑展

周真明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您久、种类丰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大量多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出土。夏、商、周三代在早期雕塑的基础上，形成了玉、石、骨雕刻和青铜铸造等瑰丽的工艺性雕塑。秦汉时期的雕塑，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墓葬雕塑形成规模，画像砖石艺术具有时代特色。
东西方雕塑艺术的交流，随着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沿丝绸之路传入汉地，掀开新的篇章。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中蔚为大观。石窟、寺院宗教雕塑进入繁盛时期，墓葬雕塑继续发展。五代、两宋时期，墓葬、石窟雕塑由盛转衰，寺观、建筑雕塑日渐兴盛。元、明、清时期，雕塑艺术更加程式化、世俗化。此时汉藏雕塑艺术的融合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呈现别开生面的气象。

人形青铜器座
战国晚期（公元前275-前221年）
传1923年洛阳金村出土

先秦时期，将人物、动物造型与器物结合的工艺雕塑非常盛行。这类人形器座，双手中空合抱于胸前，中空处原来安装有插件。器座和插件分开铸造再加以铆接，便于拆装、搬运，体现了古人的巧思。

先秦雕塑在漆木、玉石、泥塑、陶塑以及青铜器铸造等工艺美术领域中广泛发展。其中具有强烈礼制色彩的青铜器、玉器，是该时期雕塑艺术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葬中逐渐以俑替代人殉，客观上促进了古人塑造形体的能力。先秦雕塑带有一种神秘、狞厉的美感。这一时期虽然有自然主义雕塑出现，但写实性并不被注重。象征主义与礼仪制度是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基调。夏禹“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的故事，是对先秦雕塑艺术的很好诠释。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已然成熟。陶塑题材丰富：乐舞歌伎、生产劳作、庄园楼阁，这些都表现了人们向往安乐富裕的生活。墓葬神道石雕、石享堂和墓室浮雕画像石，表现出朴拙、苍劲的时代美感。实用铜器以人物、动物、仙山等为造型，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体现了工艺雕塑的高超水准。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经丝绸之路初传我国，对以后中国雕塑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陶拥箕女俑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秦、汉雕塑
秦汉雕塑就像这个时代，一派朝气勃发、强悍勇健的少年气象。秦汉雕塑在形体塑造、空间构成方面已经驾轻就熟，厚重的体量、粗粝不加修饰的雕刻与雕镂错嵌、瑰丽夸张的造型并存，表现出允文允武、君子如珩的美感。

陶狗
东汉（公元25-220年）
这件红陶质地的陶狗，出自川渝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陶狗脖颈部位留有合范痕迹，应是先翻模做出部件，再粘结在一起，然后进行局部修饰与捏塑。 七牛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这是件滇文化青铜器。此类器物出土时多装有贝壳，故得名贮贝器。器身以双虎为把手，器顶圆雕七牛。仿佛两虎将牛群围困于器顶，将虎与牛对峙的紧张态势刻画得淋漓尽致。雕塑搏斗的动物，系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虎形鎏金铜镇
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8年）
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这件虎镇即为其中之一种。 青铜蟠龙鼓座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一前476年）
这是一件建鼓的鼓座，中间是用于插入鼓柱的中空圆筒。鼓座主体由三条相互盘绕的高浮雕蟠龙组成。圆雕的龙首昂起，嘴衔圆筒口沿。建鼓由两端蒙皮的横筒形鼓腔、木质鼓柱和青铜鼓座组成，可用作宴乐中的乐鼓，也可用作战场上的战鼓。 彩绘木俑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此类木俑出自战国楚地墓葬，形体扁平，大略雕出轮廓，彩绘五官、服饰等细节，抽象、简洁、具有设计感。木俑的制作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代替活人在地下世界继续侍奉墓葬主人，写实性在这里被忽略了。 彩绘漆木镇墓兽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

湖北省荆州刘家台25号墓出土
镇墓兽由木质基座、兽体和一对鹿角组成。兽眼凸起，眉作卷云状，张口露齿，伸出长舌，颈项弯曲，通体髹饰黑漆，并用红漆描绘云气、几何纹等。此镇墓兽展现了楚文化瑰丽、奇幻的特色。

龙氏画像铜镜
东汉（公元25-220年）
镜背内区高浮雕纹饰以凸起的四枚为界，上为西王母及二侍者，下为东王公及二侍者，左青龙、右白虎。内区外围铭文一周，共三十字：“龙氏作竟（镜）自有道，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刻治分守悉皆在，大吉。”东汉铜镜铭文多出现姓氏，表明当时私人铸镜已很普遍。 青釉堆塑楼人物瓷罐
西晋（公元265-317年）
堆塑罐源自东汉素面五联罐。东吴时期堆塑罐上出现楼阁、鸟兽、人物等形象，到西晋时期堆塑罐发展成熟，在罐顶堆塑楼阁院落，其间贴塑胡人或佛像，罐体贴饰鸟兽、胡人、鱼类形象，场景复杂，形象生动。其中的佛像与胡人反映了贵霜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雕塑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在中国雕塑史上是两汉向南北朝的过渡时期。

魏晋雕塑上承两汉雕塑的强健气象，下启南北朝雕塑秀逸隽永的格调。天下动荡丧乱，当时的造型艺术多有潦草之作。但乱世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魏晋雕塑艺术便在这新旧文化制度打破与重建的过程中摸索发展。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及各政权的国都周边出现了众多拥有精美佛教雕塑的石窟寺。与石窟寺造像多为高浮雕不同，这一时期也制作了大量圆雕作品及铸铜佛教造像。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多次沿丝绸之路各线对我国佛教雕塑产生影响。该时期还出现了近似士大夫着装的“褒衣博带”式佛像。陵墓石刻与工艺雕塑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基础上，多与外来文化产生互动。交流与融合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特征。

青瓷胡人俑
西晋（公元265-316年）
魏晋时期的雕塑表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
南方地区两晋墓葬出土的陶瓷明器上，多堆塑或贴塑佛像、胡人和狮子等题材，是西域特别是贵霜文化对东汉影响的延续。文献记载，随着人们对佛教的了解与崇信，三国、西晋时期佛教造像的雕塑已形成一定规模。我国现存早期佛教造像多为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佛像，其造型受到了中亚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
魏晋少数民族玺印的各种动物印钮塑造得简约而富有生气，体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在制度、文化和艺术诸多方面的交流。
铜佛像
北魏（公元386-534年）
佛像波浪状的发纹在正面形成旋涡，右手上举胸前施无畏印，左手下垂腰胯处。着袒裸右肩式袈裟，衣纹密集贴体，双腿直立。背光外围火焰纹富有张力。佛像具有北魏早中期雄强的风格，受到了中亚和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黄绿釉陶镇墓兽
隋（公元581-618年）

理想之美
隋、唐、五代雕塑
隋唐时期中国雕塑艺术达到鼎盛阶段，在宗教雕塑、陵墓石刻以及墓葬陶俑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
佛教雕塑艺术从南北朝多元格局经过隋、初唐逐渐向统一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代表中国佛教雕塑艺术高峰的盛唐样式。唐代奉老子为远祖，所以当时道教造像的创作也非常兴盛。
隋代墓俑承袭北朝传统并有所改进，历经隋至初唐的探索终于形成以壮硕丰腴、雍容华贵为特点的盛唐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唐三彩陶俑，形体高大、制作精良、色彩绚丽，体现了一派盛世气象。五代的墓俑多含盛唐余韵，但缺乏雄健生动的气势，造型风格也较唐俑单一，塑造偏于柔弱。

隋代雕塑
隋朝终结了南北朝纷乱割据的局面，其雕塑艺术也在融合南北朝各地特色的基础上，于都城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出现了新的雕塑风格。但因王朝建立不久，各地区南北朝以来的雕塑风格依然顽强地存续着，新旧并立是隋代雕塑的时代特色。

鎏金铜佛像
隋（公元581-618年）
石大势至菩萨像
隋（公元581-618年） 石天王头像
隋（公元581-618年）

铜阿弥陀佛三尊像
隋（公元581-618年）
主尊佛像两侧的菩萨头冠上分别饰有化佛、宝瓶，可知为侍立阿弥陀佛左右的观世音、大势至。此类阿弥陀佛三尊造像体现了中国佛教雕塑艺术从南北朝时期的多元化样式向隋朝样式发展的过程，稍显僵直的形体，表明北齐影响依旧存在。 鎏金铜思惟菩萨像
唐（公元618-907年）
菩萨右手托颊作思惟状，高发髻，束发披肩，宽肩收腰，四肢修长，体现出武周时期的特色。盘腿而坐的思惟形象受到印度笈多艺术影响。据底座结构判断，这尊造像可能是群雕中的一部分。

唐、五代雕塑
初唐雕塑还保留有南北朝到隋代的特征。高宗、武周时期，唐代雕塑样式正式确立，以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雕像为标志，雕塑艺术达到全新高度。开元、天宝年间，盛唐雕塑对形体刻画的雍容华贵几近逼真，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高峰。中晚唐雕塑的形体逐渐臃肿，华丽有余而气韵不足。五代雕塑继承晚唐肥硕、块面化的特色，但刻画较之前简洁。该时期政权割据助长了地域风格的发展。

鎏金铜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唐（公元618-907年） 鎏金铜佛像
唐（公元618-907年） 石天王头像
唐（公元618-907年）
此天王头像源自龙门石窟万佛洞东壁窟门北侧的天王像。万佛洞由宫中二品女官姚神表和内道场智运禅师主持开凿，完工于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头像五官雕刻富有张力，体量硕大，气势逼人。 石菩萨像
唐（公元618-907年）
此菩萨立像右手上举至肩，持柳枝，左手残缺，披帛绕身两道，沿双臂垂下，戴项饰，璎珞交又胸腹间以兽面装饰。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跌足立于仰莲座上。菩萨身形健美，比例协调，具有初唐高宗时代洛阳造像特征。 彩绘陶仕女俑
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 彩色釉陶骆驼
唐（公元618-907年） 彩色釉陶文吏俑
唐（公元618-907年） 彩绘陶骑马俑
唐（公元618-907年） 漆木迦叶头像
唐（公元618-907年） 石老君像
唐（公元618-907年）
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唐代统治者奉老子为远祖，因而道教造像兴盛。这尊老君像凭几而坐，身前凭几已缺失，右手已残，原来可能持有麾尾扇。 石天王像
唐（公元618-907年） 石伎乐构件
五代（公元907-960年）
伎乐作为一种佛教供养仪式，指以音声、器乐、歌舞等来供养佛陀。此伎乐浮雕可见吹笙、击大鼓和挥动披帛踏地起舞的三人组合。中古时期伎乐多从印度、中亚地区传来，乐器以吹奏、打击类为主，舞蹈节奏明快，动作激烈，该伎乐浮雕尚留其余韵。 铜文殊者萨像
五代（公元907-960年） 白石供养菩萨像
唐（公元618-907年）
这尊菩萨像是主尊佛像和众胁侍组像中的一件，即位于佛下方的供养菩萨。此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以大理石的细腻材质，充分展示肌肤柔软弹性的质感，是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白石佛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
佛像由白色大理石雕成。北朝白石造像主要出自今河北省曲阳、定州和邯郸境内，属于北齐定州和国都邺城及周边。佛像头部较大，上身修长，整体雕刻几何化，北齐特征鲜明。贴体的佛装和头光中的缠枝花卉纹样受到古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石像十堪”碑
北齐（公元550-577年） 白石佛头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 白陶菩萨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
白陶造像正面压模形成浮雕效果，背面平整无装饰。北朝白陶造像目前除了少量见于河北邢台，主要出土于山东境内，该处南北朝时期属青州府。 岐法起等造石佛像
西魏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 石佛像
北齐（公元550-577年） 鎏金铜思惟菩萨像
唐（公元618-907年）
菩萨右手托颊作思惟状，高发髻，束发披肩，宽肩收腰，四肢修长，体现出武周时期的特色。盘腿而坐的思惟形象受到印度笈多艺术影响。据底座结构判断，这尊造像可能是群雕中的一部分。 石菩萨像
唐（公元618-907年）
此菩萨立像右手上举至肩，持柳枝，左手残缺，披帛绕身两道，沿双臂垂下，戴项饰，璎珞交叉胸腹间以兽面装饰。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菩萨身形健美，比例协调，具有初唐高宗时代洛阳造像特征。 彩绘陶仕女俑
唐（公元618-907年） 漆金彩绘木观音菩萨像
北宋（公元960-1127年）
菩萨的躯体和四肢由多块木料拼接而成，表面经过后代妆銮。据工艺和造型判断，这尊观音像可能源自山西地区。其舒相坐姿源自印度笈多至帕拉时期的造像姿态，但表现方式特别是五官刻画，已经中国化。

由圣入凡
宋、辽、金及大理国雕塑
两宋雕塑在继承唐、五代饱满瑰丽作风和洗练圆熟手法的基础上，更多表现出写实性与世俗性特点。宋代雕塑从唐五代以来理想化的夸张表现，向注重世俗情趣的写实主义方向发展。相较于唐代雕塑外放的、绚烂的表现，宋代雕塑是内敛的、克制的、平易近人的。

辽、金、大理国的雕塑艺术既借鉴了唐宋雕塑，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此时的宗教雕塑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本土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宋、辽、金时期，陶俑制作衰落，堆塑罐和砖石雕刻特色鲜明，成为该时期墓葬雕塑的重点。

木力士像
宋（公元960-1279年） 白石迦叶像
北宋（公元960-1127年） 白石天王像
北宋（公元960-1127年） 铁罗汉像
北宋（公元960-1127年）
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铜观音菩萨像
北宋（公元960-1127年） 漆金彩绘木大势至菩萨像
金（公元1115-1234年）
这尊大势至菩萨木雕坐像源自山西南部汾河流域。金、元时期该地区木雕造像繁盛，表现出身材壮硕，装饰华丽，雕刻立体，线条流畅、夸张等特征。汾河下游地区的金、元木雕造像艺术造诣高超，地域特征鲜明。其样式影响了当地元明时期寺庙壁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绘塑结合的特征。

辽、金、大理国雕塑
辽代雕塑继承了唐代北方地区的雕塑传统，结合契丹民族的审美，风格雄强华美，与宋代雕塑有明显区别。金代雕塑主要继承辽代遗风，也受到宋代雕塑影响，部分区域如汾河下游地区雕塑风格，较辽代更加敦厚强壮。大理国地处西南，其雕塑艺术受到唐宋、吐蕃、中南半岛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风格多样，造型奇特。

鎏金铜阿嵯耶观音菩萨像
大理国（公元937-1254年）
阿嵯耶观音是深受南诏、大理国皇室供奉的神祗，也被称作真身观音。其形象是南诏晚期隆舜帝时代集合各地高僧在本土早期观音形象的基础上，参考各地观音样式，创造的一种王室特有的观音形象，并延续到大理国时代。
鎏金铜阿嵯耶观音菩萨像
大理国（公元937-1254年） 鎏金铜阿弥陀佛像
辽（公元907-1125年） 男弟子郑氏造石佛像
辽（公元907-1125年） 鎏金铜菩萨像
辽（公元907-1125年） 彩绘木观音菩萨像
元（公元1271-1368年）

世间工巧
元明清雕塑
元、明、清时期的雕塑更加世俗化，富有人间趣味。宗教雕塑逐渐向程式化、工艺化方向发展。汉传佛教造像对前代的继承多于创新，塑造重心由主尊佛像转向了菩萨、罗汉等与现世更加密切的题材。藏传佛教造像兴起，并与汉传造像交流融合，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藏融合的造像样式。装饰雕塑、工艺雕塑繁荣。工艺类的文玩雕刻体现了文人的清雅品味，在这一时期雕塑中别具一格。采用各种材料雕刻或捏塑的人物、动物等陈设雕塑和建筑构件得到充分发展，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雕塑形式。

元、明、清宗教雕塑
元代汉传佛教造像在继承宋金传统的基础上延续发展。明清时期的汉传佛教造像以继承为主，形象塑造更加世俗化。藏传佛教造像在元明清时期蓬勃发展，传播地域广泛，出于团结藏地、统一国家等需要，藏传佛教受到元明清三朝皇室的崇奉，这一时期汉藏造像艺术多有融合，成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

彩绘泥塑菩萨像

明（公元1368-1644年）

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鎏金铜弟子像
明（公元1368-1644年） 铜观音菩萨像
明（公元1368-1644年） 鎏金铜佛像
明（公元1368-1644年） 铜毗卢遮那佛像
元（公元1271-1368年） 大都佛儿张造青田石佛像
元（公元1271-1368年）
上海市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出土
佛像肉髻高耸，宽肩、挺胸，是一尊标准的大都（北京）地区14世纪中叶造像，极其珍贵。底座刻铭“大都佛儿张造羞”，末字为合体种子字，代表这尊佛像的标识和法理。而“佛儿张”应该是张姓造像者的谦称，表示造像者的虔诚。在大都由掌管梵像提举司的尼泊尔建筑家、艺术家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等，创立了独特的尼泊尔、藏地和汉地结合的造像风格，并成为元代皇室造像的规制，被称为“西天梵像”。 鎏金铜绿度母像
元（公元1271-1368年） 木 东方朔偷桃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潮州金漆木雕人物故事花板
清（公元1644-1911年）
广东省博物馆调拨
这两件花板表现的是“郭子仪拜寿”和“张公艺百忍九世同居”。此类具有典故性质的题材在潮州木雕中较为常见，蕴含着人们对富贵寿考、子孙满堂、家庭和睦的向往。工匠运用多层次的镂通雕技法，极为精细，使花板呈现出复杂多变、富有动感的视觉效果。

花板是潮汕地区传统民居的装饰性建筑构件。以多层镂空透雕和漆贴金工艺制作而成，雕工精巧，金碧辉煌。画面布局采用“之”字形路径，层次分明，车马人物、山石树木、关城牌坊等清晰可见，内容纷繁，情节生动。

透雕铜竹节熏炉
明（公元1368-1644年） 竹根刘海戏蟾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木人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铜犀牛望月镜架
明（公元1368-1644年） 沈存周制蟠桃锡壶
清（公元1644-1911年） 魏汝奋雕寿山石罗汉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彩绘泥金铜白伞盖佛母像
清乾隆（公元1736-1795年）
此像底座正面款识自右向左为“大清乾隆年敬造”，是一尊清宫内务府造像。造像身体祖露部分泥金，服饰、底座作烧古处理，头发、眼睛和嘴唇彩绘，造型工整，胎体厚重，色彩层次分明。 鎏金铜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漠南蒙古 鎏金铜四臂观音菩萨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漠北蒙古

蒙古造像可分为漠南蒙古造像与漠北蒙古造像。漠南蒙古造像主要受蒙古艺术、北京造像艺术和青海五屯艺术影响，具有形式多变、内容多样的艺术特色。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蒙古，由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开创的喀尔喀蒙古造像是一种仿古艺术形式，融合了大量的东印度帕拉和尼泊尔造像风格。

鎏金铜迦楼罗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迦楼罗又称大鹏金翅鸟，口中衔龙、脚踩龙王表明其降伏龙族的属性。造像胎体厚重，鎏金明亮，装饰宝石，是一件18世纪北京地区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 鎏金铜大威德金刚像
清（公元1644-1911年）
这尊大威德金刚身形饱满，胎体厚重，鎏金明亮，装饰宝石，发髻染红表明护法身份，是一尊18世纪北京地区制作的藏传佛教造像。 鎏金铜密集金刚像
明（公元1368-1644年） 鎏金铜东方四供养天女像（之一）
明（公元1368-1644年）

鎏金铜补嘎西佛母像
明（公元1368-1644年）
东北方向空行母（为曼陀罗八大空行母之一）

鎏金铜观音菩萨像
明宣德（公元1426-1435年） 铜释迦牟尼佛像
明宣德（公元1426-1435年） 鎏金铜菩萨像
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 鎏金铜四臂观音菩萨像
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

明代宫廷造像的制作主要集中于永乐、宣德两朝，所以又通称“永宣宫廷造像”，或简称“永宣造像”。永宣造像在明代西藏成熟的造像艺术基础上，大胆吸收汉地审美观念、表现手法和工艺技术，将汉藏艺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