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遗落在时光里的故事

跨越昨天

那些遗落在时光里的故事

县城沿河中心标志性建筑:毛主席像座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往事依稀若素月流空。

2022年4月底，婆婆与世长辞。公公自此时常沉浸在悲伤之中，孤独感如影随形。他行动不便，视力和听力也大不如前，只能依靠放大电视音量，借此消磨时光。那段时间，轮到我们夫妻照顾公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仅精心调配饮食，还常常陪他聊天。

公公也乐于与我们交谈，分享他年轻时的趣闻轶事，还谈及文革岁月，还有他下放时的种种过往。人上了年纪，记忆逐渐衰退，近期发生的事常常转瞬即忘，可越是久远的人和事，却在他脑海中愈发清晰。

我们聊得最多的，便是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以及下放的经历。还有那些年里发生的诸多不可理喻、近乎荒唐的故事。下面，我将他所叙述的，以及我从他人那里了解到的两段陈年往事记录下来。

被整得很惨的县委副书记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位分管农业的刘姓县委副书记，在文革中被打成了走资派。造反派为了给他捏造罪名，四处搜罗证据，一心要将他置于死地。

孔子庙七十年代初干部培训班

据说，有人为了自保，在孔子庙学习班毫无根据地胡乱揭发刘副书记。经过多次批斗，他被县公安局关进了牢房。关于刘副书记被关押的主要原因，除了被人揭发，还有这样一段缘由：解放前夕，军统湖南站有个特务头子与他同名同姓，而当时县里正好有他这么一个同名同姓之人。在那个混乱的时期，没人去仔细审查、查明事实，造反派便草率地将他关进县公安局大牢，牢房四周布满哨兵站岗，屋外还架起了轻机枪，场面十分吓人。

刘副书记堪称文革中县里被整得最惨的人。一天清晨，一名造反派提着一大桶浆糊在县招待所门前贴大字报，动作娴熟地往墙上抹浆糊、贴大字报。不一会儿，一卷大字报贴完了，可桶里还剩不少浆糊。恰巧此时，被揪斗的刘副书记低着头从旁边经过。那造反派像是突然来了兴致，看看剩下的半桶浆糊，又看看刘副书记，人性的恶就显露出来了，脸上不怀好意地露出奸笑。“刘✗，你给我站住！”他厉声喝道。刘副书记听到后，身子一僵，恭恭敬敬地站在原地。“狗日的黑鬼，老子今日就要用这半桶浆糊，好好地把你刷白！”说罢，他不由分说地将一桶浆糊举过刘副书记头顶浇下，还用刷墙的刷子在他的头、脸、脖子和衣服上四处搅拌，就像粉刷墙壁一般，活生生把刘副书记“刷白”了。刹那间，刘副书记变成了一个“白头翁”。遭受这般侮辱的他，走都走不稳，却没有反抗，只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任由那稠稠的浆糊扯成长丝，拌着泪水从头发上一直往下滴。旁边，一群无知的小孩在围观嬉戏，还不时丢来几颗小石子。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刘副书记屁股长疮的心酸过往。这背后有着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刘副书记被揪斗关押期间，关押地点阴冷潮湿，长期无法洗澡和换衣，他臀部长出了好几个俗称“蜂儿包”的脓包。这种脓包难以治愈，还容易复发，疼得他无法坐下，晚上睡觉只能趴着。可造反派全然不顾他的病痛，依旧三天两头用箩筐绳绑住他的手腕，在他脖子上挂块大木牌，拉着他到处游街。他的手腕、脖颈被粽绳深深勒进肉中，疼得他龇牙咧嘴。时间久了，脖子上、手腕上便留下了一道道勒痕和伤疤。其实，肉体的疼痛，只要不危及生命，还能勉强忍受，最可怕的是心灵上的创伤，触及灵魂深处，永生难以磨灭。由于不断遭受折磨，刘副书记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实在无法站立行走，造反派才同意他去医院治疗。然而，医院里也有造反派，刘副书记刚住进医院，就被眼尖的人认了出来：“咦，那不是刘✗么？”几个医生护士“义正言辞”地奚落他，声称:“我们是坚决不为走资派黑鬼治病的，你这种人早死早好！”他们拒绝为刘副书记手术、治疗，刘副书记好话说尽也无济于事。医生护士的行径，激怒了县医院院长吴光辉。他闻讯赶来，大声呵斥这些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医生护士，“我们都是行医的，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送来的病人，即使是阶级敌人，也要本着人道主义，为他治疗。”医生护士们都沉默了，但仍不肯行动，僵持不下。“你们都不肯做，我亲自给他动手术，可以吗！”老吴彻底发火了。他不由分说，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亲自走上手术台，为刘副书记做了手术。

或许是当年治疗条件太差，或许是手术时太过匆忙慌乱，这次手术并不成功，留下了后遗症。此后，刘副书记的屁股隔三差五就会钻心疼痛，这伤痛折磨了他好多年。每当疼痛难忍，抚摸着屁股上的大伤疤，再有人向他提起往事，他便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数年后，经过查实，那位所谓的国民党军统大特务“刘✗”另有其人，刘副书记这才得以恢复自由。县公安局要释放他时，他脾气倔强，声嘶力竭地叫嚷着，死活不肯走出监牢：“老子不出来，你们不是说我有罪吗，为什么放我？关我那么久，当初是谁关我的，我要他亲自来！”多年的委屈、压抑和屈辱，在那一刻如火山喷发般喷涌而出，令人心碎。最后，还是县里几位同样挨过整、与他共过事且平常关系较好的老领导一起出面，才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他才走出了监牢。

刘副书记被平反后，官复原职，后来调到邵阳地区的新邵县担任县委书记。

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形式是如此复杂，有的人强悍却轻生，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装怯作勇，有的人玩火自焚，有正人君子，更有虚伪小人。正因为情感这般丰富，人生才这般令人感慨万千。

被家乡农民镇压的蒲素兰

镇压不是由国家司法部门么，怎么被农民镇压呢？是不是很疑惑，不可思议？且听我继续讲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蒲素兰是原县委组织部国部长的前妻。四清末期，她受社教分团清洗回家。当时，她被指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被戴上帽子遣送回原籍零陵地区江永县。

文革后期，县政策落实办先后收到蒲素兰弟弟寄来的20余封申诉书，要求县革命委员会为其姐蒲素兰平反，恢复名誉。申诉书中称，蒲素兰在参加革命工作时，就已将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历史交待得清清楚楚，五十年代组织上也已作了审干结论，不存在隐瞒个人历史问题。她家是小土地出租，土改以后直至写信时仍未变更，何来阶级异己分子之说。县城镇社教分团将她定为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革命队伍，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的处分是错误的。有关人员看了蒲素兰弟弟的申诉信，审查了原处分材料，感觉县里对蒲素兰的处分是一起错案，向组织汇报称应该平反。然而，负责的同志却不敢为她平反，因为涉及巩固社教运动成果，谁也不敢轻易作出复查复议的决定，此事便一直拖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处分的干部、职工大多数都落实政策收回后，才开始考虑蒲素兰案件的复查复议。当时，参加调查的同志奉命去蒲素兰老家零陵地区（今永州市）江永县城关镇进行外调，主要是查证蒲素兰家庭是否为漏网地主成分，解放前3年她是否参加了剥削，过着地主分子的生活。他们经过走访调查所有材料均证明蒲素兰家庭成份自土改以来一直定为小土地出租，土改复查和社教运动都未变更。蒲素兰在解放前3年虽已成年，收过租，但不存在剥削生活和剥削活动。况且，这些经历早在她参加工作时就已作交待，解放后审干时组织也已作结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庭成份不是地主，本人经历已作交待，社教工作分团强加在她头上的帽子显然是大错特错。究其原因，是为拔高社教成果，领导有意或无意地把她的问题夸大了。

莆素兰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革命队伍后，她的丈夫、县委组织部国部长也受到了牵连。在阶级立场和组织原则的双重高压下，他选择了与蒲素兰离婚。1966年初，蒲素兰被处分后走投无路，带着侄女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事情还在后头。蒲素兰和其他受管制的四类分子一样，接受劳动监督改造，其中的政治痛苦和生活煎熬不言而喻。社教运动还未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至，一场浩劫笼罩零陵地区。1967年武斗盛行时，江永的邻县道县某地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正常情况下，这只是一桩恶性刑事案件，可凶手是四类分子，死者是贫下中农。在当时大背景下，这起案子被无限上纲为阶级报复，并且越闹越大。造反派们唯恐天下不乱，打着旗号，扬言要对四类分子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报复，还成立了所谓道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在全县范围内对四类分子及其在家子弟进行抓捕杀害。短短时间，就有很多人被处死。道县县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法制遭到史无前例的践踏，人民的生命如草芥般不值一提，可谓暗无天日。道县的所谓“红色恐怖”还波及邻县，江永县便是其中之一。可怜的蒲素兰，就在这场浩劫中被江永县的造反派无端抓去，集体枪杀。江永县也有几百“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惨遭杀害。蒲素兰被杀后，家属都不敢收尸，是亲友们草率地钉了个木盒子，将她埋在县城郊外的荒野里。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革命委员会对蒲素兰案子作出复议，撤销了城镇社教分团给她的错误处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是县落实政策中的一件大事。

县工会主席带着有关人员前往江永县蒲素兰的老家。据说，当刘主席说明来意，拿出县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宣读给蒲素兰80岁老母与蒲素兰弟弟等亲属听时，一家人顿时抱头痛哭，那哭声凄惨，令人心碎。在场的街邻们也纷纷落泪，刘主席作为县革命委员会的特派代表，在这种场合下也不禁鼻子发酸，强忍着不让泪水夺眶而出。

悲恸过后，蒲家按照当地老人过世风俗，第三天“出丧”。说是出“丧”，其实没有灵柩，只是扎个纸棺象征性出殡，县总工会以单位名义了送花圈。莆素兰无儿无女，县里一个年轻干部作为孝子端遗像，刘主席捧的灵牌。翌日，蒲家按新近老人过世的习俗，举办了丧宴和追悼会。

事后听说，“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不下百人，经过江永街上时，街上行人纷纷注目，不少人唏嘘感慨。这时，天空竟然下起了濛濛细雨，仿佛老天爷也在为蒲素兰落泪。

蒲素兰的悲惨遭遇，当年我们县城老百姓都知晓，大家都感到悲哀和怜悯。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由衷希望，像蒲素兰阿姨这样的悲剧，今后在中华大地上不再发生！

写于2024年5月，修改于2025年春节初二

注:公公在司法部门工作四十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县落实政策办和县工会工作了几年。

燕儿，长华，渴望等老同学提供的照片，为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