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大上海的近郊——忆新四军淞沪支队

铁甲骑兵

战斗在大上海的近郊

——忆新四军淞沪支队

◎ 朱亚民

南汇、奉贤、川沙3县，位于上海的东南部，习惯上称为浦东地区有时也称浦东半岛。从地理上看，浦东半岛三面环水，西北黄浦，东边大海，南面杭州湾，只有西南往金山卫方向一条出路，好比棋盘上的一只小角。在浦东地区打游击，既无根据地作直接依托，又无兄弟部队直接支援，处境是很艰险的。

作者朱亚民

1938年年初，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以灰色隐蔽的面目出现，在浦东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到1940年6月，通过关系争取到了国民党第3战区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简称5支队）的番号，支队长连柏生。1941年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此后，为了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浦东5支队以及党所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分批南渡杭州湾。1942年8月，最后留在浦东的我们5支队5大队也奉命全部撤到浙东。

坚持浦东反“清乡”

我5大队撤到浙东后不久，中共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找我去。他对我说：“日伪正在浦东地区加紧策划大规模‘清乡’，但敌人兵力不足，战线却拉得很长，所以鬼子的‘清乡’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内和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必然是无法持久的。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加上同志们的努力奋斗，敌人的‘清乡’是可以而且一定能粉碎的。从斗争方式上讲，浦东地区大部队进去活动比较困难，但组织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坚持斗争，高举我党的抗日旗帜，打击敌伪，保护人民，则是可能做到的。所以，浙东区党委决定，由你组织一支短小精干的便衣武装，重回浦东，坚持在内线反‘清乡’。至于人选问题，由你挑选确定。要抓紧准备，在浦东敌人的‘清乡’篱笆墙合龙之前插进去。”我接受重返浦东的任务后，马上从5支队里挑选了11人，其中既有懂得军事的连排干部，又有熟悉浦东情况的人员。在1942年的9月初（5支队5大队撤往浙东后没几天），12人在浙东古窑浦登上一艘方头“沙飞”，赶在敌人的篱笆合龙之前，乘风漂回了浦东，于奉贤县柘林外的海滩登陆，进入了“清乡”区。临出发前，在浙东古窑浦与浦东地委书记姜杰碰了头，进一步研究了重返浦东后所要注意的问题。

当时，浦东的形势确实十分紧张。自1942年9月1日起，日伪在上海郊区开始了第1期“清乡”，设了南汇、奉贤、北桥3个特别区公署。侵华日军小林师团一部开到浦东，动用5000余兵力对“清乡”区实行全面封锁，沿海塘、县界筑起全长167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设大小检问所41处，封锁港口和交通要道，进出行人都要检查“良民证”，还强迫当地农民成立“乡民自卫队”，为其放哨鸣锣。同时，日伪从上海和当地抽调汉奸、特务为骨干，进行专门训练，组成“清乡”队，分赴各区组织基层“清乡委员会”，恢复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发放居住证（俗称“良民证”），强行“联保连坐”，并推行怀柔政策，大肆宣扬“清乡清心”、“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建立什么“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此外，日军还推行毒化政策，收买地痞流氓，诱使一些人吸毒，发展“一贯道”，摧残民族精神。最终成为他们的鹰犬。这就是日伪的所谓“二分军事、八分政治”。当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和地方游杂部队早已望风远遁，整个浦东地区就只有我们12个人的抗日武装。一些中、下层统战对象忙于应付敌人，有的来申诉自己处境困难，有的干脆避而不见，关心并支持我们的那些基本群众，一方面为我们重返浦东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们人太少，要吃亏，劝我们暂离浦东避避风头；至于那些汪伪分子则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与我部作对。如伪军团长刘铁诚，居然想把我们诓到他的防区加以消灭，说什么“可以到我防区来，我负责保护你们”。

开始，我们采取隐蔽集中的方式活动。在流动中向群众宣传反“清乡”道理，动员热心抗日的青年成立“弟兄会”等抗日秘密组织，建立联络点，整顿情报网。但到9月底，日伪“清乡”进入高潮，浦东各大小城镇及主要村庄到处设立据点，要道的路口、桥梁都有伪军把守，甚至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鸣锣报警，而我们与浙东区党委及浦东地下党负责同志的联系又中断。在这艰苦环境中，我部按以往经验化整为零，分为3个战斗组分散活动，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

当时，日伪派出了宪兵队、守备队、“讨伐”队、武装警察大队、中央税警团、保安团等各系统的武装和大批密探，甚至还利用“大烟鬼”、“一贯道徒”等败类，到处搜索、侦察我部踪迹。我方的情报人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弄得倾家荡产，也有的被收买投敌成为坐探。于是，我们劝说群众入睡后将狗关在家里，无主之狗一律宰杀，以利我部夜间活动。同时，决定先进行惩奸除恶活动，以堵塞敌人耳目。南汇县大团镇是日军的一个大据点，镇上的伪商会会长韩鸿生原是个恶霸地主，浦东沦陷后又是该镇第一个领侵略者进镇的汉奸，当上伪商会会长后，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经过事先的周密侦察，1942年11月22日晚，我部许培元等7人化装成伪“清乡委员会”人员，诓称伪军团长刘铁诚有请，将韩骗至镇市梢处决了。事后，敌人内部还因此闹了一场矛盾。次年1月11日夜，我部奔袭南汇县鹤沙镇（即下沙），将伪乡长兼“清乡”主任等10多个民族败类一举歼灭。消息一传出，浦东人民拍手称快。敌伪人员却丧魂落魄，一些伪人员纷纷前来打招呼，表示愿意为抗日部队办事。

不久，我部主动向日伪军攻击。奉贤县海边苏家码头有日伪的“检问所”，里面住着3个日本兵和1个班的伪警。通过当地伪乡长的关系，我部与其中一个伪警拉上了关系。1943年2月26日夜，我们利用那个伪警为内线，顺利地进人“检问所”，仅花了几发子弹就结束了战斗，全歼日军3名，毙俘伪警10多名，缴获枪10余支。这是我部在反“清乡”斗争中第一次消灭日军，规模虽小，意义重大。敌人震惊，急忙调动兵力向南搜索，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而我部已连夜跳到几十里外的安全地区休息去了。敌人一无所获。我们则抓住机会，又在南汇县三灶一带打了两仗，一次击毙了3个与我部遭遇的日本兵，一次伏击了10多个外出的伪军。3月29日晚，我部又对奉贤县钱家桥镇上一日军小队组织奇袭，毙伤日军5人，伪军多人，缴获敌人最新装备的96式轻机枪1挺、步枪12支。4月的一个夜晚，为严惩死心塌地的汉奸刘铁诚部，我部30余名指战员冲进南汇县新场镇伪军营房，打得伪军措手不及，大部被我缴械。紧接着。我部在南汇县坦直蒋桥伏击敌运输船一艘，消灭伪军五六人。

这一系列胜利，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教育和鼓舞了人民群众，而且撕掉了敌人的所谓怀柔政策的假面具，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部署。我部由开始10余人的短枪队，发展到了30余人的拥有长短枪装备的抗日队伍，终于在斗争中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

1943年5月1日起，日伪为挽救败局，进行第2期“清乡”。“清乡”区域扩大到嘉定、宝山、崇明3县。这时期，日军的兵力有所分散，便改变方式，加强特务、密探活动，化装冒充我游击队，到老百姓家里宿营或者声称“战斗后失散”、“病后归队”，侦寻我游击队踪迹，使有的群众真假难分，受骗上当。很短时间内，我们的联络站被敌人搞垮了好几个，联络人员有的牺牲了，有的被那里的汉奸敲诈得倾家荡产。

针对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寻机拿日军密探开刀。1943年5月15日，我部两名队员深入奉贤县青村港镇，把正在饭馆吃饭的一名日军宪兵队密探（汉奸）当场击毙，临走时当众宣布此人是道地的汉奸，故予镇压。对于敌人分散在地方上的那些耳目，我们则予以铲除，以断其“蟹脚”。奉贤的东新市，靠近南汇边界，是个敌人的据点。有一次，我部想袭击这个据点，结果被当地奸细龚坤等侦知，密告给了日军翻译。我们就寻机先干掉了那几个汉奸。俗话说，“无鬼勿死人”。那些密探和奸细被除掉后，日军就成了“无脚蟹罗陀”，没法再站住脚跟，不得不将东新市的据点撤走了。鬼子据点一撤，伪乡长就不得不靠拢我们。从此，奉南交界处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游击基地。

在浦东，单从军事力量看，敌人是绝对的优势，我们是绝对的劣势。但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好，广大指战员同仇敌忾，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因此消息非常灵通，政治上处于绝对优势。斗争中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而且队伍短小精干，灵活机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神秘迅速，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即打即离，出没无常，使敌伪无从捉摸，这就掌握了主动。7月间，在奉贤县杨家滩伏击了伪税警中队，在南汇县城东门，袭击伪警察所，缴获步枪36支、轻机枪1挺。8月23日，在奉贤县庙泾港附近的船港两岸伏击载有日伪军的班船，击毙日军3人，俘获伪军3人，缴获全部武器和物品。在此前后，还先后两次伏击从奉贤县泰日桥镇下乡的日伪军。我部活跃在日伪的“清乡"区内，像钢刀插入敌人心脏。敌人处处挨打陷入困境，只得把浦东平原上的近百个大小据点陆续撤掉，仅剩二三十个。“清乡”区四周所筑的竹篱笆墙，也被我部和广大群众拆得七零八落。9月初，我们在南汇县城东南的邬家店召开了反“清乡”胜利1周年庆祝大会，周围群众纷至沓来，敌伪军龟缩在县城内不敢出动。这次大会标志着浦东反“清乡”斗争形势的空前好转，敌后抗日阵地的不断发展。

在斗争中，我们部队进一步发展壮大。1942年9月进入浦东“清乡”区时，部队沿用了5支队的番号。反第1期“清乡”结束时，我被任命为5支队副支队长，下辖1个中队，中队长翁利民（又名阿坤）。1943年八九月间，部队发展到100多人，5支队改名为浦东支队（对外仍用5支队番号），我任支队长，中共浦东地委书记姜杰任政治委员。下辖两个中队：1中队（英雄中队）中队长翁利民；特务中队（顽强中队）中队长赵熊，指导员张正贤。同年11月，日伪的第2期“清乡”又遭到了失败。

1943年12月1日起，日伪在上海市郊实行第3期“清乡”。

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这次“清乡”，我们浦东支队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反“清乡”斗争成果的口号。12月15日晚，1中队长翁利民率部袭击奉贤县分水墩伪保安中队营房，俘虏大部伪军，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步枪100余支、子弹数千发，以及大批物资。1944年1月30日，在奉贤县齐贤镇东南阮家宅打死敌宪兵6人。不久，在上海县鲁家汇西拔除一敌伪军据点，俘敌30余人。3月下旬，1中队在南汇县朱家店伏击外出抢粮的日伪军，击毙日军5名，俘虏伪军7名。几次胜利之后，思想产生了麻痹轻敌，我部的行动被敌人探知。3月28日，我浦东支队在奉贤北宋宅遭到数百名日伪军的5路包围，甚至上海市内的敌人也出动了。然而，我部广大指战员临危不惧，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奋勇还击，毙伤敌伪50余名，分路突击重围，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部的阴谋。这是我浦东支队在反“清乡”斗争中的一次最大的战斗。北宋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代价太大了，牺牲了20多位同志。这说明，作为一个指挥员，一定要处处小心，时时谨慎。

同年5月19日，在内线配合下，我部5名指战员在南汇县万祥镇俘虏伪军2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多支。7月7日凌晨，由原常备大队改名的紧张中队在奉贤、南汇两县交界的界河桥边阻击敌人，毙伤日伪军各3人。20日，在奉贤县朱行，击败偷袭之敌，毙伤伪警3名。26日，我部顽强中队在西进浦南途中，于奉贤县西南部新寺夏家宅突遭200余日伪军围攻。我部英勇反击，胜利突围，毙伤敌伪10余人，我部伤亡4人。8月22日，47名日军从南汇县周浦镇出发，企图到瓦屑、六灶一带骚扰。我部在朱家店南的张家袜厂一带设下埋伏，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拉响事先埋设的集束手榴弹轰击敌人，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毙敌34名，缴获99式步枪12支、子弹400余发，我部牺牲1人、负伤2人。这是我部在浦东反“清乡”斗争中与日军作战的最漂亮的一次伏击战。

反“清乡”斗争后期，我部还在南汇县的储家店、滥缺口、五堍桥，六灶等地，打了多次胜仗。日伪精心经营的所谓“清乡”，已被我军民彻底粉碎。

1944年11月，党中央指示要积极开展大城市、交通要道地区的武装斗争，准备全国大反攻，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大城市。此时，根据浙东区党委决定，中共浦东地委改名为淞沪地委，姜杰任书记。同时，我军在上海近郊也正式亮出了新四军的番号，浦东支队命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松沪支队，我任支队长，姜杰任政治委员，张席珍任支队副兼参谋长，曾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1中队（中队长翁利民，指导员姚三林）、特务中队(中队长赵熊，指导员鞠涛)、紧张中队（中队长张锡祚，指导员陈友新）3个主力中队，另辖6中队、2区中队、8区中队3个地方中队和一些执行临时性任务的短枪队。

军民鱼水情意深

淞沪地区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仅据奉贤县的不完全统计，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在该县制造了100多起烧杀惨案，500余名群众无辜被杀，3100余间房屋焚为灰烬。地方上的各种游杂武装，一到日伪“清乡”时期，便望风降敌。因此，当我部从浙东返回浦东，独树一帜，坚持反“清乡”斗争时，立即得到群众真诚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很快就同人民群众结成了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这是我部能在大城市上海的近郊“安营扎寨”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曾经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奉贤县青村港西北钟家塘有个妇女名叫吴美云，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喜欢称她为“老寄妈”。她曾经不止一次地为我们部队当向导。她所在的宅子还是我部经常宿营落脚的地方。1943年船港战斗后，日伪军跟踪我部到达该宅时又打了一仗。我部哨兵沈品芳牺牲，干部卫民负伤，队伍迅速转移了。在这紧急关头，吴美云不仅机智地隐藏了沈品芳烈士的遗体和遗下的枪，而且接受我部的托付，将伤员就地隐藏，并负责保护。结果，卫民安全归队，烈士枪支也交给我部。南汇县六灶湾的医生濮光星，常为我部伤病员医伤治病。他家为此曾遭日伪军的搜查。但他一如既往，坚持为我部治疗伤病员。奉贤县东新市乡下的兽医卫阿根，曾为我部带路和报告敌情。通过他的帮助，我们镇压了东新市敌据点里的两个本地汉奸，使日军失去了耳目而不敢留驻。

有些群众还主动地配合我们进行锄奸活动。我部有个叛徒，到处向老百姓敲诈勒索。我们一时找不到他。南汇县三灶地方的进步青年倪福根碰到了那个叛徒，趁其不备，用斧头劈在那叛徒的头上，但只劈进头盖骨，没有伤着脑子，那家伙越河逃跑，斧头都来不及拔下来。倪紧追不放，一口气追过好几条河流，终于将其镇压。

我支队部有位年仅16岁的负责与地方关系接头的总联络员金文华，一次在南汇县新场中心桥一带执行任务时，不慎暴露了身份，被一个伪军中队长（日军特务）王宝根杀害了。1943年夏初，我部派出小队长朱印天去南汇县大团镇执行镇压王宝根的任务。朱印天小时候的一些同学为此守候了整整一天，终于探清了王宝根的去向。朱尾随跟踪，将王击毙。

在打击顽军陈龙生部的战斗中，我部战士董金生负了重伤，虽然医治，终因敌人搜索很紧，无法安定养伤，结果在一次夜行军中，伤口受到剧烈震动引起血管爆裂而牺牲。董金生是位烈士后裔，又是独生子，负伤后他母亲曾来队看望过。她心情虽然悲痛，但没有半句怨言，反而激动地说，她儿子这样干革命是对的，应该继承父亲的遗志。我们指战员听了很受感动。我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摇摇头，什么困难也不讲。南汇县下沙乡的群众周四连，不仅自己后来成了我部的联络人员，还坚决送子参加我部，后来被国民党“忠救军”所杀害。正因为有这样好的革命群众的全力支持，我部才能取得一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同时，我们也将保护人民群众看成是自己的崇高职责。1943年3月的那次北宋突围战，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的。战斗一打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掩护群众撤离，尽管我部牺牲了20多名指战员，但北宋村的100多名群众无一牺牲。

军队地方团结紧

在浦东，武装斗争和地方党原先是由中共浦东工委统一领导的，两者联系密切，互相支持，互为依存。我们12个人接受浙东区党委指示重返浦东后，一度与地方党失去联络。数月后才与地方党重新接上了关系。1943年八九月起，中共浦东地委书记姜杰兼任浦东支队政治委员，部队与地方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地方党是秘密的，所担的风险大，工作非常艰苦，但仍从各方面配合和支持部队，为我部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地方党的同志不像游击队那样到处流动。他们每到一处，总要有一个掩护身份，从事某一社会职业的工作，与周围群众的关系也比较熟悉。平时，他们经常利用“弟兄会”等组织秘密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启发和提高群众的斗争觉悟。这些宣传，初看起来与武装斗争并无直接联系，实际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我们部队所到之处，经常会得到群众自动的援助。特别是我部在浦东反“清乡”斗争中打了胜仗后，地方党的同志迅速将喜讯广为宣传，群众在传播中再绘声绘色地渲染，使我部的影响与日俱增。有些事甚至被传播得成了传奇故事。我部有个战士在外出执行任务途中干掉了两个鬼子，传来传去说成是我外出碰到3个鬼子，想出巧计让鬼子成了一列纵队，然后什么由我一枪干掉两个半。为什么有半个呢？说是第3个鬼子还在喘气未死去。虽然事件被误传了但群众听了拍手叫好，对新四军更热爱了；日伪听了，则更加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地方党的同志为我部做的一项最经常性的工作，是提供敌、伪、顽、匪等各方面的情报。奉贤县西部的中共浦东工委领导下的路西区委，在1943年至1945年间先后10多次派专人到我游击根据地，递送有关柘林一带的敌情。我们在南汇县下沙镇进行的那次影响颇大的锄奸活动，就是根据当地地方党同志所送的情报当机立断行动的。在锄奸过程中，地方党还派专人当向导，从而保证了此次奔袭的成功。

有时，地方党的同志还打入敌人内部，配合我部进行斗争。反“清乡”初期，我们在南汇县三灶打死3名日军后，敌人恼羞成怒，逮捕了一批当地农民关押在三灶镇西市梢一天主堂内，硬逼他们交出新四军游击队。此时，打入新场镇伪“清乡委员会”的中共党员黄自能（现名肖望）利用合法身份，赶到关押地点，巧妙掩护群众，使群众免遭杀害。有时，我部的一些侦察人员由于斗争需要，也常请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代办通行证或“良民证”。

地方党的同志还根据部队的需要，动员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南汇县和奉贤县东乡，由地方党协助动员参军的青年近500人。当部队缺少骨干时，一些地方党的同志转入部队，充实骨干力量，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奉贤县民福地下支部书记陈友新，到我部后立即担任了1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同时，一部分暴露了身份的地方干部，也常及时地调入部队工作，以免不必要的损失。

1945年后，部队西进浦西地区，人地生疏。青浦地区的地方党更是起了大作用，配合部队行动，使我部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快地熟悉了地形地貌和敌伪顽的情况，尽快地适应了斗争需要。

为了提高地方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开阔他们的视野，地委曾分期组织过几批地方党员政治训练班，随同部队行动。这批同志回到地方后，工作都有明显的起色。

军队和地方党是两支不同形式的革命力量，缺一不可。淞沪支队在斗争中与地方党紧密团结，在上海郊区开创了抗日斗争的良好局面。

广交朋友齐抗日

浦东地区狭小，紧靠上海，除日伪据点林立外，国民党的基础比较强，什么政客、流氓、土匪、封建把头势力等十分雄厚，政治情况相当复杂，加之散兵游勇等为数也不少。所以新四军淞沪支队（包括它的前身）在这种环境中活动，斗争十分艰苦。但我部在敌伪、顽、我的三角斗争中，注意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广交朋友，不断地分化和瓦解敌人，壮大抗日力量。

当我们12人组成的小部队刚进入浦东日伪“清乡”区时，形势非常紧张，部队就常常隐蔽到奉贤县戒崇墩附近的伪乡长乔阿五（云楼）家中。袭击苏家码头日伪检问所的战斗，就是通过乔阿五与一相熟的伪警接触，作为我部的内应，从而打响了浦东反“清乡”斗争的第一枪。在1942年至1945年的3年间，浦东地区与我部有联系的还有南汇县祝桥的杨春法，宣桥中心桥张朱家宅的张志林、张兆基，长沟乡的伪乡长郁金莲，方家豁的方培根，奉贤县东新市乡的伪乡长陈文甫，等等。陈文甫原与“忠救军”有关系，日伪“清乡”开始后就同我们联系。1944年北宋战斗后，我部有些伤员一时来不及撤离，也是通过陈隐蔽到可靠的群众家里养伤的。不仅如此，我部还直接将关系通到伪军之中。驻新场的伪军刘铁诚部，“清乡初期为日军效劳十分卖力，专找我军寻衅。我们决定寻找机会惩罚他一下，便通过关系与刘部特务长沈墨余取得联系。沈表示愿为抗日出力。于是约定日期，搞到了伪军的口令，我率领二三十人直捣新场刘铁诚驻防营地，半小时内解决战斗，缴获该部（1个中队）的大部装备。驻扎在刘部西侧的日军，听到枪声，没敢出动。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此后，沈墨余参加了我部，不久担任了基层干部。

在浦东的伪军中，有不少人是当地的所谓土皇帝、实力派。这批人尽管投降了敌人，但有些还不一定是铁杆汉奸，他们还有顾忌，也舍不得离开他们赖以称霸的老地盘。对于这些对象，我部则采取既斗争又争取的打拉结合的策略。南汇县六灶流氓头子吴桂泉投敌后，日伪“清乡”开始，他的队伍被调离当地，而吴本人仍率一批徒子徒孙留在原地区。1944年间，对其部下敲诈农民一事，我部通过关系向吴提出警告，并不许其干涉我部的抗战经费征收工作。作为条件，我部表示不损害他的利益。结果达成口头协议。此后，我部就派干部黄川农去该地区担任征收主任，开展抗日活动。我交代黄川农着重注意发展力量，对吴桂泉手下的人干了坏事，可以点名，但不要公开去反对吴本人，网开一面，给他留点面子，还给他留点财路，使他感到有利可图，这样我们就能稳住他，这对抗日事业是有利的。不久，该地区便成为我部的活动地区之一。南汇县黄家路伪皇协保卫团头目江锦松及其儿子，原来常在镇上欺压百姓。我部托镇上较开明的医生陈三带去口信，意思说你们如果不收敛，我们将采取行动。江慑于我部威力，很是震恐，就来我部秘密相会，并送了两门迫击炮和一些步枪给我们，还派人组成隶属于我部的一支小队，表示他愿意“抗日”。但江在这支小队内安插了一个心腹，妄图暗害我部负责同志，被查获后将其处决。江锦松对此“哑巴吃黄连”。我们则对他心照不宣，装作无事一般。还有一个伪军分队长蒋树楼，是个生意人。我部同他拉上关系后，不断他的财路。1944年春，利用蒋的两艘海船，由他设法贩运棉花去浙江温州，我部派干部两人随行，在那里买回好几箱机枪子弹原船运抵浦东。

在浦东地区，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我部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反击其反共活动。反“清乡”斗争开始时，顽固派陈龙生部欺我部兵力弱小，企图吞并。我部被迫予以反击，当即分成3个战斗小组，采取合围战术，将其击溃于南汇县薛家混。这一仗很重要，从此我们在浦东站稳了脚跟。“忠救军”马丁行动总队的王伯祥中队，不断与我部搞摩擦，在新场杀害我部的联络人员顾家福等。在1945年年初该部再次对我部搞摩擦时将其消灭。同时，对那些愿意抗日的官佐，包括一些国民党员，我们则努力争取共同抗日。南汇县邵家楼的齐元省和郭文英，原在“忠救军”顽固派艾庆章部任职，1942年秋在浙东与我军搞摩擦时被俘，经教育后有悔悟而释放回浦东。他们愿意参加抗日。我部就支持他们组建了一个中队，齐、郭任正副中队长，基本上接受我们的治军方法管理部队，我们同意他们公开使用我部番号。由于这支部队的活动，所在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迅速得到发展，这为后来淞沪支队西进浦西开辟了通路。以后，齐、郭两人都在同日军作战中牺牲。奉贤县齐贤镇东南阮家宅的阮德尊，原是该县国民党地下县长李文俊的秘书，他的妹妹又与一日军小队长姘识，但他愿意为我部代征抗日爱国捐，我部还曾在那里宿过营。日军对他家毫无防备之意，在1944年春节期间我部设伏于该宅，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歼敌6名。奉贤县泰日桥乡下有一小学教师张尚德是个国民党员，他同我支队部秘书鲍季良有远亲关系。1943年冬来我部探望鲍秘书时，表示愿意策反泰日桥镇上的一个伪军中队。我们鼓励他为抗日积极进行策反活动，并许诺他事成之后有奖励。在该中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的谋划下，加上张的牵线搭桥，该伪军中队在分队长沙干臣等率领下反正，并消灭日军多名。我部践约，奖给张伪币100万元。

至于地方上的一批士绅、富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矛盾的上升，他们中大多数也不甘为亡国奴，因此，同这些人有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我部在浦东地区的抗战中，与这些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这些情谊的网络，使我部广交朋友，得到了他们许多帮助。奉贤县泰日桥附近的士绅吴仙鹤家境较为富裕，为保身家与地方，组织了一支小队伍，得到伪13师丁锡三给的“守望队”番号，但他却同我部发生关系，不久便将该队交给我们。反“清乡”期间，我部投资给他在周浦镇开了爿长丰米行，并同意他出任伪周浦区长。吴利用职务之便，随时为我们传递情报，还把我部支援浙东的大米安全运送浙东。南汇县中心桥附近的地主徐根海，曾为我部带路镇压坏人。南汇县方家豁的地主方胡子家和奉贤县蔡家桥附近的富农莫海珊家，都曾是我部的联络点。莫海珊还常为我部兑换票据。为此于1945年7月同其长子一起惨遭叛徒杀害。

就是对一些帮会中的人物，我们也是积极开展对他们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为我部做些有益之事。南汇县祝桥地区的杨春法，与附近一些地方的帮会有联系，反“清乡”前他就开始接受抗日主张，协助我部做过不少事情。反“清乡”斗争中，我部为打通与浦西地区的联系，曾多次派部队取道奉贤西部渡浦江西进，均因群众基础薄弱、敌伪力量较强而连遭挫折。杨春法得悉后，主动介绍在上海县境开茶馆的陈金生给我部带路，从南汇县西部塘口渡黄浦江西进，使我部成功地完成分批西进的任务，终于将浦东、浦西连成一片。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淞沪支队在抗战期间先后救护过10多名外国朋友，有朝鲜人、苏联人，也有美国人。1945年1月下旬，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尉在轰炸日军上海机场时飞机受伤，跳伞降落在黄浦江左岸的龙华嘴一带。我部得到情报，迅即派出短枪队将他接到部队，在支队部替其悉心医治，还千方百计地给他购买可口的食品。不久，我部派一支小分队一路护送他安抵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托勒特深受感动，夸奖新四军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自己的部队”，“比起国民党的军队要强得多”，并真诚地表示：共产党必胜，新四军必胜！后来，托勒特回归时，美军驻浙江临海办事处主任柯克斯写信给浙东纵队何克希司令员说：“你和你的人民所表现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合作精神，将会大大地缩短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时间。”像这样的事，对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无疑也是一种促进。

经济工作结硕果

从渐东进入浦东“清乡”区前，我们想得很简单，认为5支队原来一直征收抗战救国公粮代金，这次仅10多个人回浦东，吃饭该是不成问题的。倒是连柏生同志想得周到，给我们开了几张向原来与我部有交情的商人借粮的条子。

谁知一回到浦东，由于形势紧张，经济很快就发生了困难。就是连柏生同志的那些条子也没有能起作用，那些商人出于害怕，常常转弯抹角地说他们“爱莫能助”。此时，我们的生活真成了大问题，已是农历10月间，但大家还穿着单衣，有的还脚穿草鞋，吃的是咸菜汤。当然，不吃饭是不行的，总不能饿着肚子干革命！于是，在1943年冬，我们抓住刚镇压南汇县大团镇汉奸韩鸿生的机会，写信给接任该镇商会会长，命其在大团镇上代收500石白米价的抗战爱国捐。那个会长怕落个前任的下场，果真很快地完成了任务。从此，我们就利用“两面派”政权，在敌占据点所在地城镇里也能征收到爱国捐，原则是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夫妻老婆店不收。征额大致是大镇500石、中等镇300石、小集镇200石。每年征收一次，全年约略可收到2000石左右。

在乡村中，我们也征收爱国捐（又称抗战经费、军米）。由于敌伪捐税很重，我部就不收税，只征少量田赋，每保米20石，折伪币10万元（1944年征额）。征收方法：各保由催征吏（保长）征收，各乡长催征汇解给我部所派的征收主任，及时解缴给我支队部经济专管人员。各保经办者可提取征额8%的手续费，乡长提取全乡征额2%的手续费。并规定按期或提前缴清者还可获得奖金，逾期缴纳者扣除手续费以至押缴。自反“清乡”1周年始至北撤止，我部在浦东的征收区域扩大到南汇、奉贤全县，总田亩约100余万亩，每年征收一次，每次征额2升，每年共征两万石左右的爱国捐。

随着我部武装斗争的节节胜利，日伪一期期“清乡”的破产，我部财经工作也更显活跃。自从沪杭甬铁路中断之后，近海海轮也停止航行，浦东便成了木帆船来往于苏北、浙东之间的中转地，运输量相当可观。1944年后，我部便在南汇县沿海的潘家湿、外三灶等商船进出频繁的海口设立哨卡，征收海港货物税。税率确定的原则是，运往浙东、苏北解放区的我军军用品免税，生活必需品减税，奢侈品课重税；从苏北、浙东运来的物资按常例课税。

上述经费，大宗系城乡爱国捐，货物税的税额并不很大。

我部的经费征收人员常常单独或数人在外活动，不仅艰苦，而且危险性很大。泰贤县的征收主任张圮、卫民先后遭叛徒暗害，南汇县的叶玉、黄松涛、莫伯如等因此遇害。所以说，经济征收工作的成绩，是以血的代价所换取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原来挨饿的危险不复存在。我部所收的经费，除供给自身外，还能以余力支援浙东和苏北我军。同时，仍有不少积余。由于伪储备券贬值严重，又因部队流动频繁，我们便采取了“积谷防荒”的措施，将所得款项购买米等实物，分散寄存在一些可靠而合适的米店或殷实人家，作为我部的储粮点。在安排吴仙鹤开在周浦的长丰米行内，储存了一部分军粮，由他负责划调和周转，进出之数起码在数百石。

当淞沪支队北撤的时候，将积余的经费购买金条和银元，每个团级干部都带着金条、银洋，每个排级干部也带了几十块银洋。部队北撤到达苏北涟水，才将这些经费统一上交给了旅部供给处。

挺进浦西迎胜利

1945年1月，中共华中局调派陈伟达、顾复生、雷敏等同志到达浦东，进一步加强党对淞沪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同月，中共淞沪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宣布陈伟达为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治委员，姜杰改任地委副书记，顾复生为地委委员。会议讨论了粟裕同志关于巩固浦东，开辟浦西，发展革命力量，打通浙东、浙西与苏南地区联系的指示，决定张席珍、金子明两同志率领3个中队坚持浦东，淞沪支队主力随地委与支队部西进。2月，浙东行政公署任命顾复生为淞沪地区行政专员、吴建功为南汇县长、我为奉贤县长、鲍季良为川沙县长。2月至5月间，淞沪支队主力分批渡浦西进，政治处主任曾平和中共青东工委书记康则森在途中遭国民党忠救军殷丹天部袭击牺牲。

淞沪支队挺进浦西后，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3月5日，淞沪支队先遣部队与浦西舟山部队（中队建制），全歼上海县诸翟镇伪军一个中队。4月间，我部衡山大队在青浦县小蒸、章练塘地区通波塘东挺港，与顽军徐伯堂部接火，俘获人枪30多。5月2日下午，衡山大队在青浦县蒸西庄前港伏击由章练塘外出抢粮的日军，消灭敌人10名，打伤敌人数名。6月14日，我部集中3个大队主力，在青浦县赵屯周泾村围歼一贯与我军作对的“忠救军”挺进纵队殷丹天部，击毙30余人，俘虏近百人，缴获各种枪械130余支，殷丹天当场毙命。至此，我淞沪支队的活动范围已经由反“清乡”初期的浦东3县扩大到金山、上海、青浦、松江、嘉定、昆山等9县。

1945年8月，淞沪支队的战斗序列为：支队长是我，政委陈伟达，副支队长张席珍，副政委顾复生，参谋长陈长胜，政治处主任顾复生（兼），供给处主任余恨生，下辖3个主力大队：泰山大队，大队长翁利民，指导员鞠涛；华山大队，大队长赵熊，指导员姚三林；衡山大队，大队长张锡祚，政委雷敏。另辖地方武装，浦东部队有新6中队、灵活中队、警卫中队，南汇县的自卫中队有路南区中队、2区中队、1区中队、3区中队、6区中队、7区中队、8区中队。浦西部队有泗宝区中队、崂山中队、舟山中队、昆东中队、昆南中队、淀山湖区中队。

1945年8月9日，华中局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刘长胜为市委书记。8月13日，我部从刘长胜同志派人送来的紧急情报中得悉日本侵略者乞降的消息。通过电台，新四军军部要淞沪支队做好配合浙西大军进攻上海的准备，上海地下军的组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之中。刘长胜同志还曾来支队部作了专门研究。

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任命大汉奸周佛海、熊剑东为国民党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官，密令他们阻止新四军接收上海。摇身变成“国军”的原伪军部队，即向淞沪支队及其所属部队频繁进犯，占领了北新泾、七宝等镇。我部当即予以回击。8月16日，在上海县北新泾镇全歼伪军近一个大队，俘获人枪100余。8月18日，淞沪支队在浦东的部队以少胜多，于南汇县李家桥全歼伪军顾桂秋部，俘获人枪500多，生俘总队长顾桂秋，基本上解放了浦东平原。

9月，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进攻上海的准备。10月，为顾全大局，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分批北渡杭州湾，经奉贤旧城，渡黄浦西进，在青浦东部与淞沪支队会师。我部在浦东的部队也撤至浦西归建。此时，加上一部分随军北撤的地方干部，淞沪支队指战员共约2000人。3年来，松沪支队主力共歼灭200多名日本侵略者和1500多名伪、顽军，争取了数百名伪军反正。在这艰苦的斗争岁月中，我部有100多名指战员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

淞沪支队北撤到涟水后，整编为新四军1纵队3旅7团。不久便开赴山东，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 ■

(1987年12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