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铁甲骑兵

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 粟 裕

这段历史，发生在1940年。多年来，回忆和歌颂这段历史的作品已经不少。我愿以这场斗争的亲身经历者的身份，为读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我的回忆，将侧重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军事指挥方面。

作者粟裕

执行东进北上抗日方针，

江南新四军挺进苏北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有2000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1938年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5月4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人江北地区。”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的。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坚持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未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又将我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军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实行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于这一狭窄地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因为我军一经开到敌后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如鱼入水，蒋介石将无以售其奸。

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于1938年4月在皖南歙县岩寺集中后，即派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接着，第1、第2支队于六七月间挺进苏南敌后。约两个月，便取得了韦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与新四军皖南、江北部队的英勇抗敌行动遥相呼应。

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3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做工作，说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本侵略者蹂躏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1团、第3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同他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此后项英同志派了一些干部到苏南、江北加强敌后工作，但他常常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而不断动摇。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我第1、第2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如第2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30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军，我们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束缚，打到防区之外。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抗日有罪”，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都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给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1939年5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6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动。项英同志得悉后十分恐惧，急电制止。那一天，陈毅同志把项英同志的来电交给叶飞同志看。电报中说了两点：澄锡虞是日军控制的重要地区，交通便捷，部队去了会被消灭，那里不是国民党划定的防区，我们去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时，陈毅同志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在室内来回走动。稍停，突然问道：“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飞同志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们不会被消灭，而且还会发展。”陈毅同志严肃地拍着胸说：“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

这时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茅山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我们就陆续派主力部队北渡长江。

1939年年初，陈毅同志派出第1支队第2团一部，协同管文蔚同志所领导的地方抗日力量丹阳游击纵队，积极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他们消灭了企图叛变的丹阳县游击纵队第2支队，加强了梅嘉生、韦永义两个支队，控制了扬中和江都所属的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

10月下旬，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求我军协助其运送部分弹药过江，我们即派陶勇、卢胜同志率2支队第4团一部分北渡长江，进入苏皖边区以后与梅嘉生部合编，命名为苏皖支队，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并向北发展，同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了联系。

11月底，为加强苏北力量，又决定叶飞同志率江抗2路（原第6团）到达扬中，与已发展改编为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的管文蔚部合编，然后渡江北上，向吴家桥周围地区发展，积极打击敌伪。

到此时为止，江南敌后我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造成了我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此时，我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已先后成立。第1、第2支队由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

在派出主力部队的同时，苏北地方工作也在积极开展。1938年下半年，惠浴宇同志由延安分配到苏南，陈毅同志了解到他是苏北人，就派他到苏北扬州、泰州地区开展工作。以后协助韦一平同志组织了党的临时工委（后改为苏北特委）。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苏北革命群众也逐步活跃起来。泰州、泰兴、如皋、南通一带，是193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14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当年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但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很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些革命分子开展宣传活动，收集武器，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同时，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也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通、如、海、启一带，并组成江北特委，发展进步势力，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对友军的工作。由北而南的工作也在开展。赵航华、钟民、朱群、陈伟达、周一峰、洪泽、韩念龙、梁灵光、许家屯、俞铭磺等同志都已从各方到来。各路力量汇于苏北，给予我军挺进苏北以有力的配合。

1939年年底和1940年年初，抗日战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本侵略者在对国民党加紧诱降的同时，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我党和敌后抗日军民，首先是华北敌后军民。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军的诱降政策下，加紧推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在第1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后，将摩擦中心逐步由华北移向华中，以顾祝同、李品仙、汤恩伯、韩德勤从苏南、皖中、皖东、豫东和苏北等地大举向我进攻，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

党中央、毛泽东鉴于国共第1次合作时的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1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作了这样的部署：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4、第5、第6支队和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不仅在当时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于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在淮南路西与张云逸同志会合。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中原局经过前后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不同意见的讨论，着重分析了大别山、伏牛山和苏北平原的不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上升到关系我党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的位置上来了。

1940年3月，顾祝同调集5个师、1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队约18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还加强了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之线，企图切断我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我军之势。同时，在大军压境的态势下，勒令我将江北4、5支队和叶、陶部队南调。皖南并非敌后，处在3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当时，蒋顽对形势也作过分析，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鉴，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4月26日，中央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从我们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仅160公里左右，双方对进，一昼夜就可会合。我们布置了3个团去接应他们北进，并将电台呼号、通信联络约定好了。但项英同志竟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等部调回皖南。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同志的要求，于1940年5月4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其中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中央还就我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方针着重指出：“不应强调特殊性”，“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这些指示是对项英同志右倾思想的再一次教育，又是对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指战员的鼓舞与支持。陈毅同志当即召集县团干部会议作了传达，并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广大干部了解到“五四指示”的精神后，群情振奋。同时，陈毅同志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副书记的身份，再次向项英同志提出建议，促其北上。但项英同志却向中央“摆挑子”，说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他的领导已有了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无法领导”。

6月，国民党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从南、北、西3个方向向我新四军进攻的阵势已步步进逼，由于项英同志的坚持，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步伐因种种原因进展不够顺利，我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6月15日，陈毅同志当机立断，急电中央，决心部署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这时，我们同延安已有了直通电台。

争取中间势力，

全力对付韩德勤

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3年。这时，苏北敌后广大地区大都为国民党所统治。蒋介石派顽固派、“反共专家”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依靠其嫡系主力第89军和独立第6旅等武装，实行苛政重赋，鱼肉人民，极力镇压爱国行动，摧残抗日力量。如1939年春，突然围攻我东海县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3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我活动于高邮湖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残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类似大小血案，遍及苏北各地，时有所闻。苏北国民党部队内部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韩德勤的压抑。日军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乐于利用韩德勤作为其镇压苏北抗日军民的统治力量。日、顽双方信使往还，狼狈为奸，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韩德勤已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要坚持和发展苏北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苏北抗战的领导权。

当时，苏北地区由韩德勤指挥的国民党总兵力共有16万人，其中韩德勤系统8万人，号称10万。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驻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及曲塘一带税警总团陈泰运等部，都是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的中间势力。他们的处境和具体情况与韩德勤的嫡系部队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态度也有差异。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比韩德勤老，他和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正副处长，自从顾祝同、韩德勤包揽江苏军政大权以后，保安处长由第89军军长李守维取代，两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维持了当时的地位，他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他企图借助于我新四军的抗战声威，以抵制韩德勤的压迫与兼并。而贵州籍的苗族人陈泰运，属于宋子文系统，是以同乡关系得到何应钦的支持而维持了今天的地位的。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识。1939年，他曾一度被韩德勤软禁于兴化。在季方、黄逸峰等同志的帮助下脱险归来后，曾暗中联李反韩。

我们认为李、陈等地方实力派与韩德勤之间的矛盾，虽有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但包含有坚持抗战与破坏抗战的矛盾。在苏北顽、我之间，李陈等地方实力派处于重要的地位。如果他们能中立，就便于我们同韩德勤作最后的较量。1940年1月28日，中央曾明确指示：对于中间势力，如李明扬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所以我们把同韩德勤争夺中间派作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解决苏北抗日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苏北争取中间势力以孤立韩德勤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表现了高超的策略思想和领导艺术。早在1938年7月1日的新丰战斗之后，丹阳县抗日自卫团的负责人管文蔚同志前来要求新四军领导时，陈毅同志就指示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派一批干部去加强该部的建设和改造，将该部扩编为丹阳抗日游击纵队，并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向扬中及江北大桥地区发展。其后，陈毅同志了解到李明扬部第2纵队司令颜秀五是苏北人，就要惠浴宇同志以同乡关系与他联络，并且经颜秀五的疏通，与李明扬、李长江取得了直接的联系。1939年，陈毅同志曾写信给李明扬，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名义向他致意，措辞悬切，李明扬看了非常感动，以后对人夸口：“我在这里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阶（即朱德同志）会招待我的。”从此开始了与李明杨的信使往还。1939年5月以后，陈毅同志由惠浴宇、管文蔚等同志陪同，3次到泰州和两李见面，表达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陈毅同志特地从我军的战利品中挑选了30支38式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了一匹好马，配上新鞍鞯，送给李长江。还向李明扬赠送了指挥刀。两李待陈毅同志为上宾，在泰州街贴标语：“欢迎四将军光临指导！”他们以“四将军”称呼我新四军，既表达了他们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敬重，又以此避免韩德勤等反共顽固派对他们的刁难。还集合队伍请陈毅同志训话，并将韩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诉我们。陈毅同志也面告两李，由于苏南顾祝同、冷欣对我进逼，我军不得不到苏北抗日。两李也表示谅解，有助我东进抗日反韩的意愿。这一切，为我挺进苏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是，对两李的统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表明，由于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工作要准备“和”与“打”两手并用，“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

当我方积极争取两李时，韩德勤利用两李对蒋顽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使两李动摇而倒向反我。

1940年5月17日，我挺纵为粉碎敌伪“扫荡”，移往郭村休整。两李在韩德勤的桃唆下，说是占了他的地盘，竟向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3天退出郭村。在顽军保安第3旅的配合下，调动其第1、第2、第4、第6纵队向郭村进逼，总兵力达13个团。其第2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我军之联系，第4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由东对我；保3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岐一带，妄想一举围歼我挺进纵队于郭村、大桥地区。

此时我方政治、军事态势急迫。一方面挺纵兵力单薄，顽我兵力对比悬殊，如作战不利，我将失去大江南北交通的枢纽地带，势必严重影响我主力北上。另一方面，即使打败了两李，但如果处置失当，两李倒向韩德勤一边，造成韩、李反共大联合，对我发展苏北也极为不利。加之此时在有的领导干部中对党的统战政策和争取两李的方针认识不尽一致。在此关键时刻，陈毅同志一面令在天仪扬地区的苏皖支队星夜赴援，一面电示挺纵：他将立即着便衣渡江北上，亲临决策。电报发出后，他便换了中式夏布衫裤，戴上凉帽，匆匆向江北赶去。

挺纵领导叶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同志接到陈毅同志的指示后，一面做紧急应战的准备，一面派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为代表，前去泰州向两李倡言和平。可是，李明扬却以开会为由离泰州去了兴化，李长江则扣留了陈同生同志。6月28日，开始了对郭村的大举进攻。李部先后到达兰家桥、白塔河、杨家桥、董家桥、庄家桥、吴家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四面包围、十路进攻之势。我军收缩于郭村、西周庄坚守。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我军利用李部各路互不配合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逐次杀伤其最突出的一路，有效地稳定了郭村阵地。这时，奉命增援的苏皖支队已由陶勇等同志率领，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军封锁线，日夜兼程200余里，突然进入了李部防区——郭村西面的杨家桥、麻村一带，与挺纵取得了联系，并于当夜进入郭村，分担了部分防务。

6月30日，我军以挺纵第1团两个营于夜间隐蔽出击，突然袭入李军后方重镇宜陵，消灭其1个营和1个团部，李军大恐。此时，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率领了1个团（该团是我地方党领导的部队，为适应斗争环境。当时公开用李明扬的第3纵队第8支队番号），共产党员王澄同志率领了1个营（该营是李明扬的第2纵队第5支队第4大队，是我地方党所控制的），在我第4团接应下立即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战场形势。我军反守为攻，对李军实行内外夹击，歼其3个团，迫使李军全线溃退。

7月3日陈毅同志被迎到郭村，他给部队以热情的慰问和鼓励。但他又说：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两李中立，不使他投奔韩德勤。这一打，究竟是把两李打到韩德勤一边去，还是打到我们这边来，这就要看我们政策和策略的威力了。

这时，有的同志主张驻守郭村，不再前进；有的同志又主张直下泰州。陈毅同志认为郭村地区过于狭小，将来势必还会发生摩擦，而打到泰州又会逼得两李非倒向韩德勤不可。他决定乘胜打下塘头，控制交通要点，解决部队给养，又在泰州城唾手可得的态势下，适可而止，收兵于泰州城郊的碾米场，并派代表去见李明扬，表明我顾全大局，灭敌、反顽、联李的方针不变，要他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8个字来推动抗战。这时，李明扬从兴化赶回来收拾残局，听说我们不攻泰州，还派来代表倡导和议，正是求之不得，连忙向陈同生同志赔礼道歉，派专使陪送返回挺纵。电话架通后，陈毅同志亲自同他通话，再次表明我军为了团结抗战，愿意与他们重修旧好，将俘虏他们的人员全部释放，归还缴获的部分枪支，并愿将郭村等地全部让出交给他们，但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如果将来韩顽不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向我进攻时，希望他们保持中立。李明扬难中得救，全部答应。

郭村战斗是巩固苏北桥头阵地的一仗，也是同韩德勒争夺两李的关键一仗。至此我们取得了政治和军事的双重胜利。

进军黄桥，建立以

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1940年6月中旬，我江南指挥部率领第2团、新6团等部准备经溧（阳）武（进）路向长江边北移。顾祝同、冷欣以其第40师主力一部及“挺进军”第5团等部对我突袭。我军奋起自卫还击，歼其两个团于西塔山地区，余部溃逃。我军随即越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日军的几道封锁线，于7月8日前胜利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江南指挥部率部过江后，苏北顽、我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在此以前，双方以争夺中间力量为中心，此后即将进入正面的交锋了。我们分析形势，蒋介石、韩德勤决不会允许我们在苏北敌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顽、我之间势将有一次决战，必须积极做好准备。至于对韩德勤的斗争方针，我们认为，在韩德勤军事实力数倍于我的形势下，要争取我在苏北全局的优胜，必须坚持自主的原则，但这时正处在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之间，全国人民心向缓和，力促团结抗战，从顽、我斗争的全局出发，又必须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我军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在指挥部到达苏北后有过三种议论：一是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进取黄桥。我们主张东进黄桥。第一，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向通、如、海、启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军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吴家桥、郭村一带，原为两李范围，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将与两李发生矛盾，影响全力对韩，与我统战方针违背。水城兴化，是韩德勤盘踞的中心，周围全是水网，对我进出不利，且地域偏西，对日军威胁不大。第三，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第四，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这时我们遵照中央指示，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副司令，刘炎、钟期光同志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此时刘炎同志尚在苏南，政治部工作由钟期光同志主持。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3个团。第1纵队以叶飞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1、第4、第5团；第2纵队以王必成同志任司令员，刘培善同志为政委，下辖第2、第6、第9团；第3纵队以陶勇同志任司令员，刘先胜同志为政委，下辖第3、第7、第8团。全部共7000余人。数量虽还不大，但统一了指挥，行动协调了，部队面貌一新，这对开辟苏北局面有重要意义。

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1周，7月25日出发，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直指黄桥。我军以战斗姿态于7月26日、27日两日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港口、缪湾等两李防区，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韩德勤得知我东进的消息后，即令何克谦率保安第4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泰运率税警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们对于何克谦、陈泰运两部，决计采取不同对策。当我军东进到北新街以南时，突然掉头向北，击溃陈泰运部两个团，歼其1个多营。当陈泰运碰得头破血流时，我方如数遣还了俘虏，还主动地送了部分枪支给他，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摩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

在对付陈泰运的同时，我们以第2纵队占领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以第1纵队占领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第3纵队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28日1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了任务。我军于29日凌晨，解放了黄桥。此战歼何部主力近两千，在我党团结抗日号召之下，何部两个团由陈宗保等同志率领于战后起义。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并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军。这时陈丕显同志已从东南局来到苏北，协助陈毅同志抓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指挥部也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进展异常迅速。8月10日，我们向中央报告：“我占领黄桥以后，便分兵发动群众，清剿散兵游勇，委派了泰县、如皋、靖江、泰江、江都5县县长，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苏北军政干校，出版石印的《抗敌报》（苏北版）；建立4个税卡，10天内扩大新兵100余名……”接着，我们又派部队攻下了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我党我军声威大振。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了。

韩德勤对我进占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猛烈发展，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感到莫大的威胁。在军事失利之后，他表面上同我划定防区，韩部驻姜堰、曲塘、海安一线，不再南下，我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实则处心积虑准备向我进攻。他利用秋水暴涨、我军各部不便相互支持的时机，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弹药，焚烧涟水、淮阴间老黄河各渡口的船只，阻止我八路军第5纵队继续南下，妄图消灭我军于立足未稳之际。

黄桥根据地的建立，为以后与韩德勒决战准备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我方为加速准备决战，指挥部、军分委联合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指挥部政治部颁发了《9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明确提出了“准备决战是中心”、“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

果然韩顽不顾人民的愿望和我党团结抗日的呼吁，调集大军，破坏协议，于9月3日开始向我发动进攻。以两李、陈泰运部及保安第3旅编成右路军，在姜堰附近集结，以军参谋长郭心冬指挥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1旅（欠2营）为左路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计划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进攻。其右路军的两李和陈泰运部在我争取下态度犹豫，进展缓慢。左路军则大胆冒进。我决计严守自卫立场，坚持不先放第一枪，逐步收缩，等到第89军117师、独立第6旅、保安第1旅深入我防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

9月6日，顽左路军进到营溪以南，我即展开英勇反击。一举歼其先头部队保安第1旅两个团，余部回窜。

保1旅原有我江北特委的工作。此次战后，我军释放了所俘该旅副团长及其以下全部人员，对他们宣传合作抗日、不应反共之大义，使该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争取了该旅在以后的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

营溪之战，是韩德勤对我的一次试探性进攻。韩德勤在受挫后改取“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姜堰顽军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我区粮食来源，并挟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企图逐渐压缩我于沿长江狭小地区，勾引日伪对我合击。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营溪战斗的同时，天长、六合等县及津浦路苏皖段沿线敌伪相继增加，天长、六合两据点的敌人已增加到1500余人，骑兵数百。9月5日，即韩顽进犯营溪的前夕，日军攻陷了我路东中心区之马家集、竹镇集、舜山、半塔、汊涧等地，每到一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与韩顽遥相呼应。形势表明，与韩顽长期相持对我十分不利。我为打开局面，本着自主原则，决定进取姜堰。

姜堰原是陈泰运的防区，韩德勤为了向我进攻，将陈部调往曲塘，而令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进驻。张少华曾当过汉奸，虽声明“反正”，其实仍然和日军互派代表，保持联络，是一个身兼顽、伪的双料货。他进驻姜堰后，依托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以36个碉堡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加设了电网，以求固守。

9月13日，我以第2、第3两个纵队围攻姜堰，2纵队主攻，第1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我攻击部队挑选了优秀战士组成“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任务。他们由共产党员带头下水渡河，自镇东北突击。队员用橡皮包裹马刀把子，奋力欣开铁丝网，从碉堡的夹缝中猛插进去，以“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战术，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再由里向外打，内外夹攻。经1昼夜激战，攻克了姜堰，歼守敌10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我为继续保持政治上的主动与优势，在占领姜堰、打开粮源之后，再次表明我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派朱克靖等同志四处奔走，联络各界绅民代表继续呼吁省韩，重开谈判，以求合理解决纠纷。

由于事关大局，我方团结抗战的旗帜鲜明，陈毅同志登高一呼，韩紫石等许多上层人士和8县代表同声响应，四五十个留胡须、穿长袍的人奔向黄桥与我会谈。这些人中，有的确是本着团结抗战好意来的，有些则是希望顽、我力量均等，以便在中间立足，有的则和韩德勤有不可分离的利害关系，眼看韩德勤再打就会失败，所以出来劝解。尽管各自的动机不同，但他们出面斡旋，对促进团结抗日是有利的。

当士绅代表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时，韩顽竟乘机要挟说：“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先退出姜堰。”在他看来，“金姜堰、银曲塘”，我军以革命同志的鲜血换来的抗战阵地是决不会退让的；如果不让，他就有了向我进攻的借口。中间人士也很担心，认为韩德勤要价太高，我军必不答应，和谈必将失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方断然答应让出姜堰。陈毅同志在姜堰召开的各方代表会议上慷慨陈词，表明我方顾全大局、忍让求全的苦衷，但也要求对方履行诺言。如省韩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我方也只有自卫一途。陈毅同志义正词严，博得所有代表的同声赞叹。如黄桥朱履先老先生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到苏北人民共弃！”

9月30日，我军履行诺言，撤出姜堰。为争取中间势力，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来接防。李明扬喜出望外，单独接管了姜堰。我又主动送给陈泰运100多条枪。韩德勤一无所获，与李、陈之间的矛盾越发加深。

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尤其是姜堰，如不夺取，便没有让出的文章可做，而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顽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处置，是陈毅同志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杰出运用。

决战黄桥，

一举解决苏北问题

我军自北渡以来，经过4次战斗，连克黄桥、姜堰，控制了东西200里南北数十里的较大地区。但从夺取苏北全局来说，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虽然我们已给顽军以一定的打击，但是同韩德勤的主力还没有交锋，虽然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地方，但苏北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确立；虽然我江南主力已经过江，但与八路军的联系还没有打通。所以我们还没有在苏北站稳脚跟。在这几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核心：只有同韩德勤的主力作了决定性的较量，其他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这时，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第1、第2支队已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5支队已列阵于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与我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了由北、西、南三面夹击韩德勤的有利战略态势。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特别是韩德勤的反共阴谋，中央公开提出了“韩不攻陈（毅），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的严重警告，使我军处于政治上的有理有利地位。

韩德勤深惧八路军与我会师，又以我退出姜堰为虚弱，决心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先歼我苏北新四军，然后回师对付南下的八路军。于是亲自指挥26个团共3万余兵力南下，妄图与我决战，歼灭我苏北部队于黄桥地区。韩德勤主动寻衅，正是我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良机。但我军全部人员仅7000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5000余人。

大敌压境，顽军多我数倍，能不能打歼灭战呢？从发展苏北的任务来看，我们是必须打歼灭战的；如果只把韩德勤击溃，没有歼灭他的有生力量，他还会卷土重来，其结果会使苏北战争长期延续下去，对我开辟苏北发展华中、反摩擦很不利。但是在实际上能不能达到目的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与敌人作战，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在战役上、战斗上是以多胜少，这是一个原则。但当前的形势却要求我们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我军军政素质是敌人所不可比拟的，我军又处于“哀兵”的地位，“哀兵必胜”。但是，要克敌制胜，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

韩德勤的进攻部署是：以其嫡系李守维第89军和翁达独立第6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组成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攻我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游击军两李部及苏北游击第8军（由税警团等部编成）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第1、第5、第6、第9、第10共5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攻我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目的是占领黄桥，消灭我军主力。

我军自退出姜堰后，兵力已经集中。我们对顽、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黄桥地区北面是通扬河，南边是长江，西面有一条从泰州到口岸的运河，周围有泰兴、靖江等日军据点，如果放弃黄桥，我军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对民心、士气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我军当时的人力、物力来看，我们没有条件采取集中兵力、坚守黄桥的方针；而且集中兵力坚守黄桥，最多只能击溃敌人，而不能歼灭其主力。于是，我们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有了黄桥这个轴心，既可以大量吸引、迟滞、消耗敌人，又便于我观察全局，机动使用兵力，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

在各路敌军中如何选择首战歼灭对象，对战局的胜败关系极大。我们选择了翁达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这个选择的主要根据，一是两李和陈泰运虽然已表示中立，但在韩德勤大军向我进逼的形势下，疑虑很大，如果我首战歼灭了翁旅，对于拉开两李、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就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了掩护。二是翁旅是韩德勤中路右翼，把它消灭了，就把韩德勤的中路军打开了缺口，使我军可以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与迂回。第三，翁旅是韩德勤嫡系主力，如首战被歼，可以给敌军土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动作。所以如果首战歼灭翁达旅，对战役的转变会起决定性影响。

选择翁旅为首战歼灭对象，是一着奇兵。因为翁旅在韩德勤的战斗序列中，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旅3000多人，一色的“中正式”79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号称“梅兰芳”式部队（指装备漂亮），军官大都是“军校生”，是强敌。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而这次我们是先打强敌。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办到的。我们可以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隐蔽接敌，对行进中的翁旅实施突袭，把它截成几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这就能发挥我军优势，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对于日军，我们分析，当顽军向我大举进攻时，它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会公开要求日军直接参与向我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

在兵力部署上，我们决定以3/4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1/4的兵力守卫黄桥。

我们充分注意发挥各个纵队的特点。这3个纵队都是善于勇猛攻击的。其中第1、2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并由第2纵队派出主力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以1纵队1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第3纵队全部人员不足两千，用于防守。这个纵队的作风顽强，指挥灵活，是可以胜任正面阻敌任务的。

陈毅同志召集各纵队领导干部开会，很快统一了认识。部署既定，便对党政军民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政治部印发了军分会的《敬告指战员同志书》，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政治、军事意义，号召全体同志为打败顽军的进攻而战，为现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战。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紧张地进行战斗准备。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纷纷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掀起了支援我军作战的热潮。数千民兵和人民群众扛着门板和各种器材帮助部队赶修工事。在支前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救护站、担架队迅速组成，待命行动，家家磨面、烧水、烙饼，仅黄桥镇上就动员了60多个烧饼炉为前线烘烧饼。由此诞生了以后广为流传的《黄桥烧饼》歌。

即将来临的是我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它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所以称之为“黄桥决战”。而且我军从东进开始，方向的确定，战场的选择，战役的部署，各项准备工作的进行，都是指挥部根据党的方针紧密地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安排的，目的全在与韩顽决战，成败的责任完全在我们。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肩上的担子是很沉重的。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打埋伏”，显然是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但当时，我们的干部都是20多岁、30多岁的人，连陈毅同志也还不到40岁，恰是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时候，全都抖擞精神，迎接严峻的考验。

陈毅同志坐镇严徐庄掌提全局，我到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黄桥周围，全长约4华里。我和陶勇同志商量：防御兵力不足，只能保证重点，机动部署。从当时的敌情出发，西边、南边不派部队，由后勤、伙夫担子担任警戒；北门只放1个班；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东门之南、北一线。

顽军出师不利，9月30日出动后，受阻于暴雨。10月3日雨过天晴，才又向我攻击前进，分兵几路，扑向黄桥。10月4日，攻城战幕揭开。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块弹丸之地上来了。4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中止了和我方代表见面（一直到6日我军已取得全胜，他才又开始会客），日夜询问战况，陈泰运则派人伏在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泰兴日探也进到黄桥以西15华里的石梅（失迷）观战；周围伪军据点中的汉奸队伍也在注视黄桥风云变幻。一时，在以黄桥为中心的苏北战场上，出现了一幕两方对战、多方围观、准备应付突变的奇局。这一切情况都要求我们，必须在军事上迅速歼敌取胜。

正当顽军第33师一部向我黄桥东门进攻进入高潮时，翁达旅也从高桥南下了。对于这个首战歼灭对象，我军选择在什么时候突击最为有利呢？这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着。如果突击过早，只打到它的先头部队，而没有打到它的要害，顽军不但可以退缩、避免就歼，而且还会暴露我军的部署和意图；如果失之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我军难以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争先扑杀过来。4日下午3时，据报翁旅的前锋已抵黄桥以北五六里处。为了进一步判明情况，确实把握最有利的出击时机，我赶到北门，登上土城高处观望。但见北面五六里路远的大路上，有许多群众惊慌地向西南奔跑，判明独立第6旅的先头确已来到。我们计算，独立第6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1米半，全部3000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八九华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15华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5华里时，后尾必然已过了高桥，完全进入了我伏击地段，我军此时出击，正好可以将独立第6旅拦腰斩断。我决心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斩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求首先歼其首脑机关。

我在征得陈毅同志同意后，马上下令出击。

我1纵为主要突击力量，分为4个箭头猛插过去，将独立6旅切成几段，首先歼其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3小时的激战，全歼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

我军一举歼灭了独立第6旅，斩掉了韩德勤中路的右翼，使顽军主力第89军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翁旅被歼后，战场重点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顽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我东门进攻。我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颇大。敌人33师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情况异常紧张。如果黄桥失守，对李守维的包围圈被突破，在我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将无法达到围歼敌人的目的，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我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因此，必须动员部队人员以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坚决迅速地把突入东门的敌人就地消灭或驱逐出去。恰在这时，听说奉命增援的老4团1个营由江南过来了，离黄桥镇还有20里路。我便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同志们受到鼓舞，士气大振，都兴奋地回答：“我们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迎接江南主力！”陶勇同志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同志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领部队硬把顽固派杀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把敌人死死顶住。

当翁达旅被歼，攻入黄桥的敌人又被反击出去后，战场出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转折。我第2纵队已经八字桥插到分界，第1纵队已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我守卫黄桥之第3纵队完成了对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我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原来，顽军33师于4日下午在黄桥东门进攻受挫时，第89军军长李守维便命令他的预备队之大部在古溪待命，自己亲自率第349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刚刚到达黄桥东北之野屋基村附近，得知翁达旅正被我包围于高桥及其以南地区，危在旦夕。李守维非常惊恐，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前进，遂令第349旅在野屋基村附近构筑工事固守。而我第2纵队在王必成、刘培善、杜屏等同志的带领下，于当夜悄然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了顽军归路，接着，第1、第2纵队两路夹击，将349旅和33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并首歼33师主力于小二房庄。然后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村附近的第89军军部及第349旅。

正当围歼战激烈地进行的时候，陶勇同志从守备部队中抽出力量，把包括炊事员在内的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从黄桥的东门及其两侧地区打了出去，配合第2纵队聚歼顽第33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加强了对李守维的围歼。

顽军第89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支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之一。虽然已被包围了，但李守维还想作困兽挣扎，拼命抗击我军的进攻。由于敌人火力猛烈，我军多次攻击，进展不大。我军组织力量，调整部署，黄昏后发起总攻。

经过一夜激战，6日清晨，顽89军的军部被彻底歼灭了。李守维安想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洼尺沟河中。

顽军失去了指挥，但第349旅仍在拼死抵抗，在野屋基村附近与我展开逐屋争夺战。我军经多次白刃格斗，终将顽军反抗气焰彻底压倒，第349旅大部歼灭，其残部沿原路溃退。但因地形复杂，桥梁早被我人民武装所控制，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一片“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呼喊声中，纷纷缴械投降。

奉命增援33师的顽军预备队进至分界以西，因33师被歼，便转守营溪。我第2纵队追至营溪，把它包围，激战半天，歼其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韩德勤纠集来的各保安旅团见势不妙，也争先撤退。为了囊括通、如、海、启，控制长江，向大海边发展，我们把海安作为追击战的首要目标。在作战命令中规定：“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因为海安是个十字路口，控制了海安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4县顽军与海安以北顽军主力的联系。当时我曾对江南增援来的部队说：“你们才从江南赶来，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息一下的，现在任务紧急，只能先执行任务了。”他们立即出发，和各兄弟部队争先前进，逢水过水，见桥夺桥，不怕疲劳，边打边追，直奔海安。海安的顽军逃了，我军胜利占领。

至此，顽军第89军及独立6旅几乎全军覆没。最后清查，我军自10月3日起至6日止，共歼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10旅全部，保安第3旅，保安第5旅各1个团，共计1.1万余人。其中第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33师师长孙启人，99旅旅长苗瑞林，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1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据不完全统计，主要缴获有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狼狈逃窜。我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到达东台，便停止向西北追击，给韩德勤留下一条后路，以便争取更多的人继续抗日。我军派出一支部队，继续沿通榆公路北进，准备迎接南下的八路军。10月10日，我苏北部队前锋与黄克诚同志率领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

11月7日，恰好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1周年的日子，刘少奇同志及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领导同志来到海安，陈毅同志率苏北指挥部及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大会热烈欢迎。盼望已久的大会师终于在决战胜利之后实现了。陈毅同志曾慷慨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在回忆这一段革命斗争历史时，我还深切地怀念当年共同战斗的其他一些同志：龙树林、徐绪奎、陈时夫、乔信明、邱玉权、廖政国、郭猛、黄才胜、吴载文、严昌荣、罗湘涛、孔峭帆、李景瑞等同志，这些同志已经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都为挺进苏北、发展华中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我新四军江南部队全体指战员没有辜负党中央、军委的信任，胜利地完成了挺进苏北，夺取苏北抗战领导权的历史任务。从此掀起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高潮，展现了华中抗战蓬勃发展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