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大陆最早的推销商

白马

1978年，虽然以义无反顾的决心进入了大学，但是家中缺少了一个强劳动力，家人的生活来源断了。 这一严酷的现实，现在忆及，犹觉心酸。 父母家人，尤其是一双女儿，缺吃少穿的惨况令人心碎。小女儿才两岁，因为缺营养，患了疳积，眼睛失去了光泽。但，她的顽强的生命力，支撑着她，不想死去——仍然在地坪里蹲着玩，指着小虫子喊我看。仍然从无光的眼睛里，透出笑意……。 老母对我说：“细妹子的命就像快要熄灭的灯火了……。” 而我，在78年的冬天，长沙下雪的时候，脚上最后一双部队带回的解放鞋也破了。大脚趾在露天过了一个严冬……。 （大学一年级时很穷，肥大的衬衣，肩缝线落在上臂肱二头肌部位，是株州大胖子满舅送给我的。） 然而，“置之死地而后生”。“老天无绝人之路”。看来，人在最倒霉的时候，就是走运的开始。 一位高平老家的熟人，79年春末来长沙找我了。原来，他为老家高平皮鞋厂推销劳保工作皮鞋，不会说长沙话，进不了工厂大门。来请我帮忙。 小事一桩。 我凭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证（当时大学生稀少很受尊重），走进了位于窑岭的东风钢厂。供销科长奇异于我的身份，和所干的“勾当”极其不相称。但又听了我实话实说的境遇，于是非常同情。马上和我签了一笔合同（数字记不得了）。 熟人带走了合同，许诺会开带路的工钱给我。 旱苗盼雨。我一直盼该熟人送工钱来。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79年暑假快开学了，我连“高平乡下到邵阳坐汽车1.5元，邵阳到长沙坐火车4.7元”的车费还没着落呢。于是想到了高平皮鞋厂——我为你们销了货，怎么连一点工钱不给？ 我从堂下桥走到大桥边，找到厂长曾明炎，说明来委。讨要工钱。明炎厂长不愧是早期英明的企业家，一听，即知该熟人这小子“贪天之功为己有”。 “原来上次的合同是你帮我厂搞定的啊”！——立即吩咐手下，去快买鸡买鱼买酒，“好好招待良骏同志”。 酒酣耳热过后，我们谈妥了“合作条约”——每销掉一双翻皮工作皮鞋，卖14.9元，给我一元钱。依此类推，若销10双得10元。若销一万双得一万元。高平皮鞋厂楼上，堆积了几间库房的皮鞋没法销出去。曾厂长托我“一定费心”。 “酒足壮人胆，财帛动人心”——我，一拍胸，说：“小事一桩”。 哈哈哈！“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辈岂是穷酸人”？ 曾厂长吩咐手下，先预付我一笔钱记得是500元（当年乃巨款也）。当时的钱，20元买100斤稻谷。0.75元买一斤猪肉，0.6元买一斤牛肉，西瓜每斤0.02元。 有钱就有一切！我的心里有了充实感，简直就是“充满阳光”，幸福极了。 我，只要有一个活动平台，就要干出成绩来！ 长沙全城的大小厂矿，株洲601,株洲770-----。我成了长株潭三市的活地图。 我利用课余周末，不到一年，收入了三仟多近四仟元人民币（因为后来“出事”，还有数千元没敢要了）。当时，邓国础系主任和刘筠教授（工程院士）的月薪都是62.5元。（当年，整个湖南省，中国工程院院士仅有二位：袁隆平教授，和教我们《组织胚胎学》的刘筠教授。不似如今的遍地皆是如狗乱串。嘻嘻！） （此时已鸟枪换炮，戴上125元的上海表了。当年手表凭票供应，靠了满舅是株州市饮食服务公司经理的门路。） 当时省城的物价也很低，钱很值钱。 长沙市，从五一广场的九如斋，到黄兴南路——南门口（今之步行街）各大商店里，最贵的奶粉和麦乳精，每包500克价2.20元。最好的牛奶饼干，每斤0.80元。那时不象今天，绝无假货。 那时候，长沙市的各种肉食制品种类繁多，当年也没有“假货”“科技狠活”一说。每次放心大胆地选购一担各种好吃的滋补的，送回高平老家，也不过一百多元。 我救活了高平皮鞋厂，高平皮鞋厂也救活了我一家人。 当年，极缺营养极度命危的小女儿，因为营养的跟进，以后，还是长成了一米六，智力能力均可，成为了获国家资格认证的职业医师，不必我担心了。 不过，我命中注定只能混个肚儿圆，没有发大财的八字。 我的供销朋友，长沙最大厂770厂（曙光电子管厂）供销科代干良科长，80年代初，他下海在深圳来信，要我去买原始股。 我眼光短浅，只图安稳，也太看重“铁饭碗”了——带着俩小孩，死守小饭碗，虽然营养均衡，却是两袖清风。 当年，要是依了代科长，稍微花几个钱买了原始股，我的人生或许会要重写了！嘻嘻！ 财运如同“鲤鱼摆脱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来”。看来，命中注定我比别人钱少许多，但命运让我比别人健康快乐许多，足见老天非常公平，嘻嘻！ 也还有一点值得骄傲的是——不是说江浙人广东人如何地聪明厉害——会做生意吗？ 那么，当我79年从事皮鞋推销商的时候，还没有任何东南沿海各省的人，来过长沙市干过推销——他们全部都还雌伏在沿海老家啃老谷米饭呢。 在吴越之人和闽粤之人下海之前，做为湘人的我，已经“得风气之先”，在做商品推销生意上，先行一步了！ 在大学校园学生堆里，我，率先穿三接头黑皮鞋，戴新上海表，穿的确卡，喝麦乳精牛奶。每餐吃青椒炒肉溜猪肝不在话下。 这在当年，比教授们的生活水平不低。——乃是“先富起来”的大学生。 后来，有人告我“搞投机倒把”，事情闹得很厉害。 闹到最后，长沙市中级法院判我无罪：作为不带薪的学生，和公社社员“同工同酬”，何罪之有？ 师院生物系的方书记，开头说我：“长沙市16所大学，就出了你这么一个惹事的怪人……。” 但是，绝大多数老教授都同情我。 教生物化学的刘润之教授，还特地去找省高教周局长——他老的同学，为我开脱。 他们都认为：“迫于生计”，“其情可恤”。 事情终于不了了之。 值得感谢的是，当时在湘各大国企供销科的科长们，个个都是公事公办廉洁奉公的好同志。我每送给他们皮鞋，一定坚决地付费给我，并且开了正式收据。 这样的好人再也难遇了，我永远地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