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却丰富的传奇

Chad SHI

袁先生，个头不高，模样也不特别，跟其他的广东人没啥两样。认识袁先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只知道1970年他是从珠海游泳去澳门的，其他就一直没有机会深聊。 这次，偶然的机会听他讲述了他的故事。曾经的艰辛听了让人心酸，他用“一切像做梦一般”作了概括。 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出生了，然后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整个童年，家里常常揭不开锅。老四（弟弟）因饥荒夭折，所以作为老大的他只能早早地出去自谋生路。那时，连生存都难以保证，读书就想都不要想了。 1969年，他11岁，在外流浪时结识了周边村落的三位兄弟，最大的阿奎比他大八岁，另外的阿龙和阿欢分别是13岁和16岁，袁先生在当时被叫作阿勇。没有饭吃，大家每天都昏昏沉沉的，但小腿却在变粗，用手指一按就一个印子，迟迟不见消退……刚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在变胖，后来才懂那是“水肿”。 与其被饿死，还不如豁出去！四只同命鸟就分工合作去偷、去抢。主力是两个未成年的，因为即使被抓了也没法被处罚。他们抢过各种人，居然还抢过解放军的黄书包……收获最多的一次是抢到了10块钱，这可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了。 这么偷这么抢总也不是办法。因为全社会穷得叮当响，所以经常空手而归。另外，偶然抢到的几毛或几块钱很可能是人家的救命钱，这可是重大的罪孽啊。四兄弟一合计，走，去香港！咋去？游过去！ 那段时间，阿奎作为老大，管理有方。他把抢来的钱全藏在了西郊坟地的一堆乱石底下。去香港的决心下定后，阿奎先去买了一辆珠江牌自行车，花了85块钱，积蓄一下用得个精光。可是，四个人骑车去深圳的沙头角一辆自行车不够啊。数天后的一个雨夜，阿奎带着阿龙去偷了一辆回来。顾不得其他了，四兄弟马不停蹄地去了沙头角。阿奎查看了一下地形和天气，决定次日午夜就下水。 感谢广东的好气候，半夜里的海水也不会冰凉。大家每人抓了一条木板，一字排开，两个小的在中间，阿奎在阿勇外侧，阿欢在阿龙外侧。已经提前讲好了，万一被海流冲散了，两个大的分别负责保护住身边的那个小的……四个人朝着对岸香港的璀璨灯火拼命地游着，约莫半个小时后，香港海警的探照灯不停地朝海面扫射过来，没一会儿巡逻船已行至他们身边……海警们毫不犹豫地把他们一个个拉出了水面并拖到了船上…… 后果，非常简单，全部被遣送回国…… 阿勇（袁先生），虽然年龄最小，但头脑很灵，他建议出发前把两自行车藏在几块大礁石后面。这不，车子还在，兄弟们又用上了。 下面的日子怎么过？不行，不能被饿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一次不行，两次，甚至很多次…… 兄弟们恢复了一下士气，数周后，从原来的沙滩继续下水去，尽管这次往后推了一个多小时，可是没一会儿，就被中方边防军逮着了，全部落网…… 被抓回去后，因这种叛国行为四人全部受到了批斗，年纪大的两个还被送去了劳动改造，未成年的倆就继续浪迹街头…… 一年后，阿奎和阿欢改造结束后被释放，随即去当年结识的街头找到了阿龙和阿勇。兄弟们再一商议，“还得跑！” 简单的道理，民以食为天，但假若“食都没得食”了，还怎么“为天，胜天“？只能被老天接去西边升天了，不是吗？ 经道听途说后大伙再研究决定，这次游泳去澳门！据说，从珠海的湾仔直接游去澳门的氹仔，距离短，成功率也高。好，就这么定了！ 两辆自行车帮着四兄弟的大忙，让他们又从广东的这头转辗到了那头。这次，选了凌晨2点下水，大伙祈求菩萨当晚让巡逻船困在其他场点…… 老天开眼，一个小时后四条好汉顺利抵达氹仔。四人急急地爬上岸，八目相对，阿欢用力掐了自己的大腿 —— 真疼的，转身又狠狠地掐了阿勇的小腰 —— 疼得阿勇哇哇叫…… 大家恍然醒悟，“哇，我们成功啦！！！” 四人击掌欢呼！ 神智很快回到现实，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只有阿龙说，“我不饿，因为已经被海水灌饱了。”这个点，还是先找个平坦点的地方躺下熬到天亮吧，饿过头了也就不饿了…… 天一亮，成年的两条嫩汉壮着胆在码头上挨个找工头问工作。看着这倆精壮又诚恳的劳力，第三个工头就爽快地答应了，让他们试工扛水泥包。年轻就是资本，两人虽然瘦点，但工头很清楚，只要有饭吃了他们马上长肉，而且是肌肉。 有活干了，不管挣多少，至少饭钱有了。经历过苦难的人自然更懂得珍惜机会。阿奎和阿欢每天卖命地干着，阿东和阿勇也会每天乖乖地去帮忙做下手来挣多个几毛钱。 兄弟们白天在码头干活，晚上在码头睡觉。为了免遭地上虫子的噬咬，所有难民兄弟们都会翻进各种卡车的车斗里睡，身下铺一块硬纸板或一个麻袋已经算很不错了。想想过来澳门前，大热天还经常去野外棺材堆里的石板上睡，得以找个凉快。在车斗里的主要不足是来自蚊子们的骚扰，这又有啥呢，这么多年的流浪大家早就被大自然风化得皮糙肉厚了。每天天亮前，卡车司机会使劲按自己车上的喇叭，无情地叫醒车斗里还熟睡着的睡客们…… 辛苦没有白费，半年后四人攒了一点钱可以去外面租房子了，从此结束了十几年的流浪生涯。但在码头上流浪中结识了各路难民兄弟，都是八仙过海来到了澳门，当然没有人像韩湘子般吹着玉箫飞过来的。 兄弟、朋友、同事多了，有用的信息自然也就多了。难民们如同海水，后浪推着前浪，前浪再推前浪，早来的帮衬或挤压着后来的，一波接一波。传闻，不管是游水来的、躲船里来的、蹲集装箱里来的，都可以去葡萄牙政府申请一本无国籍护照。对于初来乍到的那些人，这小本本还没啥用，还是先挣钱再说。 年轮如同车轮，转得飞快，阿勇很快成年了。经过在澳门的磨练，他已经学会了很多建筑手艺，也自学了很多文字。哪里能挣钱他就过去哪里，什么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分别去了几年，揣着这本葡萄牙的无国籍人士护照去哪都挺利索。 在海外漂流了十年，该回家给父母报个平安了。1980年，口袋里装着充裕的钞票，阿勇回家去了。父母很是震惊，本以为这个从小出走的长子早已客死他乡，父亲自责着，“孩子，辛苦你了……”母亲老泪纵横，“现在咱家能吃饱饭了，你别再走了……” 确实，感谢政府，1978年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温饱都逐渐解决了。但十几年在外的脚步已经让阿勇停不下来了，他知道海的那边更有机会、更能赚钱…… 安慰完两老，阿勇把自己对全家的计划全盘托出了。他要把父母以及两个妹妹全部带出去。 1982年，阿勇如愿把全家办去了澳门，为此花光了他全部的积蓄。这么做，他是为了改变家族的命运，谁让他是长子呢？但，葡萄牙已经是个没落帝国，所以阿勇要把全家都送去澳洲，这才是终极目标。 次年，再次如愿，阿勇送走全家仅留下自己留守澳门。个中艰辛、困苦唯有阿勇自己明白。好汉，一条不折不扣的好汉！ 说到这里，袁先生缓了缓心绪，去门口抽了一根烟。 袁先生接着说，又一年后他就把自己的婚事给办了，然后说自己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并重复了两遍。我不禁好奇，是同一个老婆生的吗？当然，我只能委婉地问，“孩子们的妈妈也在澳洲了吗？” “哦，没有。我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在香港，所以孩子他妈现在在香港；第二段婚姻在澳门，孩子他妈还在澳门。”袁先生解释着我的疑问。 “五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已在澳洲开了会计事务所多年，二儿子早已在新加坡成家立业，大女儿在法国教书，二女儿在加拿大当警察，只剩小儿子还在澳洲读研究生，这是我最后的负担了。”一股脑儿，袁先生又如数家珍般地把孩子们的信息说了出来。孩子们都很有出息，真是不容易。 “我的无国籍护照前几年到期了，现在更换新的就只能拿特区护照了，所以我也没去办，前年回澳门办好了退休手续，现在就这么在悉尼呆着吧，接各种装修的活，反正我什么都会做，这正好给老父亲养老，同时供小儿子读完书，然后我就回澳门养老了，因为江湖兄弟以及朋友们都在澳门嘛。”袁先生又透露了更多的计划。 我说，“袁先生，您的人生经历真是丰富，就差没扛过枪了，要是在打仗年代，我保证您一定是个英雄！” 袁先生感叹着：这辈子啥都经历了，抢过，也被抢过，干伤过人，也被伤过，有赢有输，一切都冷暖自知。这辈子没有白来，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人生嘛不过如此。 2025年1月28日Chad SHI 书于悉尼 ***注：故事来自于真人真事，仅细节稍有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