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完璧—湖北省博物馆通史展介绍与思考

流水今日

24年末，湖北省博物馆将老馆终于实现提档升级，一口气将湖北古代史、湖北近代史、湖北近现代百年人物展览制作完成，补齐了湖北通史这一拼图，其中，古代史（旧石器到明清）与近代史（1840-1919）均采用极目楚天作为标语，针对性的展示了湖北地区的历史重点历史。

并重新使湖北省博物馆的地标——楚宫殿造型的北馆成为博物馆出入口，极大的方便了游客，也使观众能先在北馆初识湖北通史，再到南馆遇见重要精美的专题文物。

一、意料之中，湖北古代史文物赏析与评述

湖北省博物馆因为21年整体性提档升级后，新南馆形成了曾国文物、楚文物、明梁庄王文物的专题展格局，老北馆则通过专题展的方式串联成“通史展”（《楚文化展》、《郧县人——长江中游的远古人类》、《屈家岭——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盘龙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土与火的艺术——古代瓷器专题展》、《荆楚百年英杰》）串起湖北古代近代历史，笔者参观时，已经是年久失修，灯光昏暗，占地面积也有限，这次提档升级将黄金的二楼空间交给古代史，相比老展有巨大的提升。

这次古代史展览在展示效果上有巨大的提升，展览的权重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展览将曾经的旧石器、新石器两个独立展厅的待遇压缩到一起，对湖北的旧石器时代只突出郧县人等个别代表性化石，灿烂的新石器时代仅做极简描述，这一点令人遗憾。而商周时期对盘龙城做了重点介绍和展示，新增了江陵万城青铜器群，令人欣喜。加强了汉三国晋时期的文物讲解，比较认可。

其中，历史时期湖北主打的六朝展品则基本都在陶瓷专题厅展出。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建议标明。唐以后的历史文物基本做到了立足现有，总的来说有助于普通人了解湖北历史，但对重点时期深度不足。在展览介绍上存在较大不足，需要在语言艺术上加以提升。

展厅设计上，维持了省博一贯的风格，每个板块的大标题用了昂贵的石材，打造出一种波光浮动的效果，介绍标语与图画风格统一，较为直白，有利于观众直入主题。

㈠简要的百万年-旧石器时代展览

关于旧石器时代，中国经常会出现东亚本土起源的一些报道，比如将某个地区有各个阶段的古人类等同于这个地区的古人类是连续演化，以营造出“东亚人类本土起源”的现象。

但因为化石材料和证据链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学术界对于人类的祖先约500万～7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大陆并无太大异议。东亚本土起源说主要立足点在于对人类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智人的起源，学界存在两种假说，即“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进化说”。因此支持东亚本土起源说的学者正在寻找现代人受中国古老人类基因影响而演化的证据。

旧石器部分以郧县人为核心。这次展出两件头骨均为原件，极为难得。

闻名遐迩的学堂梁子（郧县人）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坐落于汉江北岸，其所在的秦岭及汉水中上游河谷是我国也是世界非常重要的人类演化圣地，发现有150多处旧石器时代各时段的遗址群。

1989年、1990年于郧县学堂梁子遗址调查、发掘出2枚人类头骨化石，伴出大量石制品和2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测定年代为距今约100万年。根据近期研究，采集发现的郧县人1号头骨为女性；考古发掘所得的郧县人2号头骨化石为男性。他们眉弓突出、鼻梁粗大、毛发茂密。年龄都在25岁至45岁之间。

传奇的是，2022年5月18日，距“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33年后的同一天，在相距33米远的考古发掘地层壁面上，“郧县人”3号头骨破土面世，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保存完好，形态清晰，具有直立人的体质特征。难能可贵的是，3号头骨形态基本正常，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所能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的两具头骨更丰富而真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前两具头骨变形的缺憾。3号头骨目前还在北京清理，期待未来的发布，有利于认识现代人的在东亚的直立人远亲。

根据学者透露：该遗址有有四级阶梯，不同阶地发现不同时期的化石，堆积在8米以上，郧县人发现在最早的四级阶梯，比郧县人更下的文化层有百万年以上的石器，未来随着长期性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相信能有更重要的发现。

展厅还配套展示了湖北发现的部分古人类化石及伴生骨角、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用于判断古人类所处的地质年代】，还有各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并简要介绍。

长江中游旧石器早、中期以大型石器为主，有砍砸器、多种型式的大尖状器、似手斧石器、石球、石锤等；晚期石器明显小型化，在石器形态方面，石片石器大量增加，并出现了长三角石片，刮削器成为主流，有少量的尖状器。

一般说来，大型砾石石器流行的环境是在热带、亚热带植被繁盛的森林区，大型的砍砸器和尖状器主要用于劈砍和挖掘。细小石器则是适应温带的森林草它所代表的经济类型比大型石器类型更加复杂，多与加工动物肉类的活动有关。

石器的小型化是长江中游旧石器晚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能是末次冰期的影响，华南地区气候趋于干凉，温带草原—森林环境有所扩大，使大部分地区旧石器相应地普遍出现小型化趋势。

㈡缺憾与不足-过于简单的新石器时代展示

进入新石器时代，湖北的新石器时代较为灿烂，有屈家岭、城河、石家河三座遗址成为近年来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展厅介绍极为简略，文物并不特别惊艳，因为重要文物大部分在之前的特展中展览过，数量不够丰富，无法充分展示湖北新石器时代的辉煌灿烂。

展厅的第一个通柜展出的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湖北文物，集中于湖北西部，为城背溪、柳林溪、大溪文化器物【年代跨度距今7800到距今5300年】，是湖南北部澧阳平原彭头山文化的分支与后继，主要器类组合为支座、釜、罐、圜底钵等，是长江中游本土起源的“南方系统”。

其突出特色为丰富的器表装饰，柳林溪遗址的陶支座【图片是瓷器展厅中展出的】被古代天文学者解读为擎天之柱,也就是《天问》所言之天柱，纹饰表现了传统空间观所认识的九部八纪,反映了先贤的空间观以及对于天宇的规划。甚至认为天柱和天盖之上还契刻有成组的文字,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汉字。

这种观点在近年来很受民间欢迎，但还需要进一步考证，需要完善的证据链以及扎实的民族学研究。

展厅中央展出了这个时代的焦墩遗址河卵石摆塑动物，该组动物以摆塑龙为核心，可惜展厅提供的空间太小，没有呈现。【老展有复制品展出】

该遗址位于湖北省黄梅县自湖乡焦墩村,面积56万多平方米,北部濒一条东西流向的古河道。下发现一近椭圆形红烧土堆积,基面上有一条用河卵石摆塑的巨龙,石质不同,色彩各异，龙呈侧面图案,石龙全长7 米，躯干长4.46 米，龙头西龙尾东，龙首高昂，尾端上卷，背部有立鳍，腹部有四足。龙头形为牛首并作冠状,口大张,长舌吐出并向上卷至头部。龙腹下两足呈爪状,身躯蜿蜒而尾上卷。背上有一不规则状鳍，石质不同，色彩各异。

展厅展出的则是龙背上方有三堆卵石摆塑的鱼、龟、蛇等动物形象摆成的图案,呈东南向排列,与龙角形成一直线,可能表示星座。【相关材料未见发表，个人认为这个组合值得继续研究】

焦墩遗址卵石摆塑有许多解释，近年来多从天文学方面思考，同时代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青龙白虎北斗”堆塑形象得到了更丰富的研究，龙角是东方苍龙七宿的角宿,初昏时候,斗柄指东为春天,指西则为秋。焦墩龙头朝正西,尾朝正东。应是当时人们长期观察天象的结果。“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以求得地上石龙与天上龙星取向一致。

展厅展出的三堆用卵石摆成的图案,也应视作"杓携龙角"格局。三堆呈直线排列的卵石应是象征斗柄三星。当斗柄指向龙角,表示春季到来,农作开始。

此外，可能也具有求雨用途,巨大的红烧土面可能采取了晒龙、烤龙、熏龙等巫术仪式用来求雨，是古代雩礼的体现。但与观象授时分不开,也就是记载中的"龙见而雩”。史前观测者傍晚时分观察到龙星毕现,则预示可以举行雩龙仪式。这种祭龙求雨是观象授时的结果。

堆塑的制作者可能是6000年前的黄鳝嘴文化先民，他们同时受到西部大溪文化、东部北阴阳营文化、南部堆子岭文化和北方仰韶文化影响，是文化激荡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下一个通柜则离开南方系统，转而讲解占据湖北新石器时代晚期主流的北方系统文化，该系统中原文化通过南阳盆地南下而出现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核心位于汉东地区【指呈南北流向的汉水东岸至涢水西岸之间的地区，包含今荆门市、天门市辖区】

该地区以新石器晚期至末期的文物为主，从6900年前开始的边畈文化开始，历经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最后在距今3900年左右，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发展格局被打破，文化的发展出现断裂，在历史时期陷入一段时间的沉寂。

油子岭文化【距今5900到5100年】居址陶器和墓葬陶器差异较大， 居址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 墓葬陶器以质量较好的泥质黑陶为主，相比本土起源的大溪文化，整体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彩陶，主要见于碗、杯两种器型。

其核心器物组合是鼎、簋和曲腹杯。

其影响范围到达了江汉平原西部和鄂北、鄂东地区，如鄂东的黄冈螺蛳山、武穴鼓山、麻城金罗家遗址等。

油子岭文化还分多个地方类型，展厅中展示了其中核心的油子岭类型代表性的圈足广肩罐，其下还有四联罐，可能是专门用于随葬的小明器。

展柜还展出了一批油子岭文化时期顾家坡遗址的石器，展示了当时湖北地区的战争与和平。

顾家坡遗址共发现石器215件，玉器3件，其中有玉钺2件石钺177件钺类器型，占玉石器总量的82％，顾家坡墓地随葬的大量石钺和骨箭镞【有两例墓葬在死者的颈部各发现了1枚骨镞】,显示出浓厚的战争氛围,也说明这里是南北文化冲突的交错地带.顾家坡遗址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军事据点。有学者认为该遗址是南北文化对峙的产物,是油子岭文化向四周扩张的产物。

在年代稍晚的一些墓葬中1件石钺有时会被分割制作成几个更小的石钺，最多分成四个或更多。 有个小男孩也随葬有1件小石钺。这类小石钺显然不是实用品，而是特意为下葬而制作的明器。在男性墓葬随葬的石器中仅以石钺作为随葬品的现象除顾家坡遗址以外迄今为止在中国史前时代的墓地中还没有发现过第二例。

展厅中还将湖北东部黄鳝嘴遗址M7做了复原性独立展示【老展厅同款】，该墓葬头向245°。单人仰身直肢, 墓主为一女性, 年龄30 岁左右, 经复原后的实际身高160厘米。墓主左臂佩戴1件石臂环, 右臂佩戴二件石臂环。【可能受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上肢下压有青鱼咽骨, 下肢右侧随葬有猪下颌骨四副, 左、右牙床各两件, 牛掌骨远端残段一件。

随葬陶器11件, 均压在下肢上, 有鼎、纺轮、小罐各二件, 壶、曲腹杯、碗、器盖、圈足罐各一件。这些陶器可能归属为油子岭文化的螺蛳山类型，是汉东地区油子岭文化扩张到鄂东的结果，器物上以侧装矮三角足鼎、折腹圈足罐或壶、附耳或带柄的碗或杯等为特色。而其出土的侧扁状鼎足、石钺、朱绘石刀等, 则带有江淮、宁镇地区原始文化, 特别是薛家岗文化的某些因素。

可见黄鳝嘴遗址也处在文化交流碰撞的时期，个人认为新石器唯二的展柜展现出湖北东部文化的堆塑、墓葬，可以展示各地文化在湖北的交融。

而此后的展示个人认为效果不佳，湖北新石器晚期末期最重要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展出极为有限，仅挑选少量代表器物，作简短描述，并未提到近年来的王家塝大墓、屈家岭大型磉墩建筑、屈家岭史前水利系统等重要发现，大部分游客对这段辉煌的历史只会瞟一眼就匆匆离去。

【图为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的大型磉墩建筑遗址复原图】

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到4500年】是油子岭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从陶系来看，油子岭文化以泥质黑陶为主，屈家岭文化则以泥质黑灰陶为主，器型上，鼎更加趋于小型化，簋向双腹发展。曲腹杯消失，双腹豆、高圈足壶、盂形器、盆、高捉手器盖等是本期新出现的器形。

屈家岭文化基本统一了长江中游，向北扩张到河南南部甚至影响到河南中部，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有较多的交流碰撞，在长江中游建立起大量大型聚落与城，进入到古国时代。

屈家岭文化的纺轮极为精美，有各种纹样。展厅中对屈家岭的彩陶纺轮做了使用示意，这一点值得称赞，但并没有给出使用示意图。

纺轮的使用其实是组合器，加上锤杆便构成了纺锤，纺轮均配套锤杆，但锤杆易腐烂所以保存至今的较少。纺轮的使用方法很简单，用一根带倒钩的木棍或竹枝，将其无倒钩的一端穿入纺轮中间的圆孔加以固定。纺线时将所纺的麻及纤维品等捋好挂在倒钩上，然后用手拨动纺轮，利用其自然垂力和圆心轴旋转来带动麻拧成线或绳，纺锤的使用相较于人手的撮撵，效率可谓是成倍的增加。

屈家岭文化的继承者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吸收了较多外来因素的器物。但本地屈家岭文化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如双腹器、觚形杯、高柄杯等，器物装饰以篮纹居多，新出现篮纹釜、罐、鬶和装饰的宽扁足鼎等。还比如鼎，由原来的罐形鼎变成了盆形鼎，鼎足的宽扁状和戳印的特点更加放大，原来大量存在的薄斜腹杯变成了厚胎杯。还有如大量的陶缸相套形成的陶缸遗迹，大量的陶塑动物开始出现，都标志着古国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展厅中关于屈家岭-石家河时期的城址描述，个人认为可以有很大的提升，23年底的长江中游文明特展制作的石家河古城沙盘完全可以在展厅中得以展示，对一些祭祀遗迹的还原或展示也很有必要。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该时期的文明程度，此时的史前城址用线连起来，长江中游大致呈明显的新月形带状分布格局。城址基本位于海拔高度大约30~50米，大多为平原低岗地貌，属于大洪山等山脉向江汉平原延伸的结合部，城址群南侧为江汉凹陷盆地，地势低平，湖泊、河流沟渠纵横交错。

部分区域的遗址分布的密集程度不亚于现代村庄，每个城址中心的活动半径大约为12公里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人半天步行所能到达的距离，是一个城址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所能直接控制和影响的最大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则可能会新出现一个中心聚落。

有学者认为此时形成了四级聚落等级体系，类似于“都、邑、聚”的结构模式。

新石器时代最后展示了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3800年】的器物组合，该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这个时期豆的种类很多，多数为浅盘细高柄，与江汉平原本地的深腹矮柄以及台座式豆的形态大异。

后石家河文化除了陶器器形态已经清楚显示其与早期存在重大差异。此外，该时期没有发现土坑墓，全为瓮棺，瓮棺出土器物主要是玉器，玉器是晚期新出现的人工制品，本地前期新石器文化传统中，均罕见玉制品，该文化传统是全新出现的。

但这种文化传统大大提升了该时期文化的艺术价值，丰富的小型玉器为研究历史时期中国青铜器纹饰的起源和古代宗教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宝库。

展厅展出的一批玉人像在后石家河文化中等级不算最高，工艺也不算最精美，列为镇馆之宝比较牵强，且打光不佳，没有配备放大镜，观赏体验极差。

展出精品中值得关注的是这件玉龙，其最大径3.8厘米、厚0.8厘米。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质黄绿色，局部灰白，这种早期的龙的形象是猪嘴蜷躯、有角无足，与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相似，它的造型整器圆钝，不见棱角，器表大多光素无纹，全身饰以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网格纹，细部特征皆以阴刻线表示，造型原始质朴，雕工简约豪放，是我国龙文化中极为别致的龙。

出土自成人瓮棺，该棺共出土随葬品59件，其中玉器就有56件，计有玉人头像6件、虎头像5件、玉龙1件、玉蝉11件、飞鹰1件、璜2件、管10件、坠1件、珠5件、圆片2件、笄2件、柄形饰5件、碎块5件，另外还随葬一件陶杯、一颗兽牙和一件石珠。如此数量这在全国来说尚属首次。也展现该文化玉器的权重之高。

玉龙旁的铜器也是出自新石器时代末期。有学者认为当时先民用青铜砣具加工玉石，制造精致优美的玉器，都被后来的商文明所继承。

少量铜器遗存出现在长江中游，使一批学者认为中国青铜技术是长江中游自本土起源进而塑造北方商周时期的青铜文明，是本地先民用孔雀石通过还原法从铜料中提取铜，在冶炼的发展过程中，长江中游不仅发明了独特的范铸技术，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技术，奠定了商青铜文明高潮的基础。

甚至认为其技术可溯源至油子岭文化，指认石家河遗址出土了数十万件的厚胎红陶杯是为小坩锅，粗厚的大型陶缸是为炼铜缸。认为当时人将冶炼上升到精神层面，在祭坛上进行冶炼的礼仪，与之相关的还有祭坛设置与安排（如摆放套缸），并认为后石家河文化随葬炼缸或用炼缸做瓮棺，是先民希望能如同铜矿冶炼一般得到新生。

该理论可备一说，有待更多证据链的出现。

㈢精彩与精华-商代盘龙城文物展示

后石家河文化衰落后，湖北地区陷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沉寂，仅有少量二里头文化典型遗存在湖北的分布相对集中于鄂北地区。

湖北商代遗存呈点状分布，除中原商文化外，还分别形成了多个地域文化如鄂东南的“大路铺文化”、江汉平原西部的“荆南寺文化”“周梁玉桥文化”，峡江地区的“香炉石文化”等。

展厅着重展示的是湖北省博物馆参与发掘的盘龙城遗址文物。该遗址面积达2.5平方千米的遗址，小城内外有宫殿区、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祭祀区、卵石堆积区等。盘龙城遗址核心区受到周边河流湖泊影响较大，南部王家嘴年代最早，此后不断向北发展推移，遗址最晚期核心区主要北部杨家湾。

近年来在杨家湾北部发现铺石遗迹，所见大量石块垒砌成台基或护坡，并多次铺设垫土，其上还见有原生烧土面，显现出严格的规划和复杂的工序，或许暗示使用人群等级较高。

盘龙城遗址出土文物主要来自包括三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历次发掘出土了众多铜、玉、陶、骨器等，还有商代最大的玉戈等玉器和众多陶器、少量硬陶器、石器等。

盘龙城这个展厅开始，许多重点文物都配有底部补光，极大的提高了文物的展示效果，对商周青铜器这种纹饰精美、艺术价值极高的器物是极重要的，展览中从下往上看可以感受到青铜器祭祀先祖时带有的神性。

展厅中展出了一排盘龙城各式文物【笔者未拍摄，借用青铜钺图，该钺笔者在置顶文章中介绍过】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整体分为四群，分别是以鬲、甗、盆、大口尊等为代表的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甲组，以鬶、长颈壶、大口缸等为代表的本地区土著文化的乙组，以带鋬鬲、甗形器为代表的长江下游万年文化和湖熟文化因素的丙组，以及属于江南印纹硬陶文化因素的丁组。

而根据文化因素的分析，报告总结盘龙城遗址考古学文化属于“以商文化为主体，融合本地石家河文化，吸收了江南印纹陶及湖熟文化因素，特而形成一个商文化边缘地区的新类型，即商文化盘龙城类型。年代从商代早期到商代中期。

盘龙城文物因为处于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相对简约，是商代中晚期精美青铜器的源头之一，因此可看性略差，但仔细观察还是能感受到中国青铜时代的宏伟，从一开始，中国青铜器就以食用饮用的礼容器和兵器为主，展厅中也是如此。

这件铜钺是仪仗类用器，象征军权，1989年杨家湾11号墓出土，相比上一件早期铜钺，此年代稍晚的铜钺内狭短，刃部延展为半圆形，侧角向上翘，平肩。制作精湛，纹饰绮丽，内上部两面均饰一兽面。

较为稀有的铜刀，起源于骨刀和骨梗石刃刀。铜刀主要是作为生产、生活工具来使用的,少量属于礼器,作为兵器的铜刀很少见。

而盘龙城这类刀文献记载为刘，既可安短秘也可装长秘。如装长秘通长可达1.6m，绝大多数与铜钱共出，可能有仪仗器的作用，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价值。

展厅中展出有目前可见最早的铜尊，出土于李家嘴M2【商代早期南方最大的墓葬】，其宽纹，细密，内卷角的纹饰引领了时代。墓口为3.67×3.24米，底为3.77×3.4米，板内壁涂朱漆，外壁有用朱、黑二色漆绘的精细雕花，有青铜器上的兽面、云雷纹图案残迹。墓底有腰坑。

墓内随葬品丰富。铜器63件，其中容器23件，凡柄器大都置于棺椁间，只有罍置于内椁外的北端，炊食器则都在内椁外。

这种摆放方式应是商代礼器重酒组合的具体反映。李家嘴M2有爵4、斝3、觚1、盉1、鼎4、簋1、甗1、鬲1、尊1、罍1、盘1，非常齐全，酒器觚爵斝组成为当时的礼器组合。

青铜范铸中，芯撑用于保持壁厚和定位，确保内范外范之间的空隙，让青铜溶液浇筑而成，在成品青铜器上有所体现，典型就是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罍、簋、觚圈足上，有许多十字孔【图中尊圈足两侧的十字孔】，商代出现“十字孔”的青铜器中,觚最多,尊、罍、卣、盘、盂等较少,商代中期之后装饰“十字孔”的铜器减少,商代后期基本不见。“十字孔”是商代特有的镂空装饰,应该是一种技术风尚。

即使是使用底部打光，也存在“灯下黑”的情况，下层尊的肩部难以看清

这件铜盉也有这种情况，盉用于调酒，是商代复杂的酒礼器组合的一部分，这件也是李家嘴2号墓出土。兽面纹管形流铜盉顶部有管状冲天流，流底两边的乳钉与构成兽面。袋足中空，腹部饰兽面纹，侧面为夔纹。

李家嘴M1出土的提梁壶/卣，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分铸法之作的青铜器，器身有三层纹饰，腹部的神面纹、肩部的简化神面纹、盖上的夔纹，各层纹饰均有连珠纹修饰。

这件觚出自李家嘴M1，多套觚爵斝的配置也是先出现在盘龙城，然后再出现在郑州商城，在殷墟时达到顶峰。李家嘴M1的有粗体觚，细体觚两种，这种粗细在后来出土多个觚的墓葬中成为一种组合。并且觚的形态也有区别。

图中的粗体觚最具特色。不仅有两圈纹饰，上饰神面纹，下饰双鸟共首纹（所谓目雷纹），中间还有一圈镂空的云雷纹线条。这种镂空的粗体觚极为少见。

李家嘴M1铜簋，被称为开后世铜簋先河的礼器，的最大特点为两侧两个兽首簋耳，这是独立兽首第一次作为青铜器的附件出现在青铜器上，并创新采用铸铆式后铸法。

作为商周青铜器的发端，盘龙城的青铜器有许多丰富的知识，这里就不赘述了，这里简要谈谈三足器的配列，商代早期采用四点配列式：三足器的一足与一耳相对应，与其余一耳及两足呈三点分布，总体就为四点分布。商代晚期之后由于范铸工艺的提升，出现了五点配列式的鼎耳分布。

展厅展出了一批玉器，包括最长的盘龙城玉戈，【笔者忘记拍摄了】，图片拍摄了几件有意思的玉器文物。

中部文物是1980年盘龙城楼子湾6号墓出土，玉质为浅绿色透闪石，带黄色斑点，蜡状光泽。中为一圆孔，周边两侧呈方形，两角作扉牙射出。方料琢圆但保留边角者，为玉璇玑，可能代表中原商文化从中原史前文化一路继承而来的器型。

图片前部玉蝉为盘龙城遗址楼子湾4号墓出土，四面均作浅浮雕蝉状，蝉翼下垂外撒，蝉身分节。侧面蝉未刻出蝉身。顶部可用于插接。该件玉蝉不同于石家河以片状或圆雕表现单只蝉的做法，在一件玉器上表现多只玉蝉，安装方式也非后石家河惯用的穿孔，可能是同在江汉地区的盘龙城人受到600年前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响制作的，代表者商代人对史前玉器风格的再创造。

两侧为鹰形玉笄，与后石家河文化鹰形玉笄近乎一致，可能是对史前玉器的继承。

省博镇馆之宝之一，出土自鄂东南幕阜山区的崇阳铜鼓，是中国出土的唯二商代铜鼓，另一件已流传至日本。此件铜鼓于1977年6月出自湖北省崇阳县白霓乡新堰村汪家嘴【笔者去年5月写过】。位于鄂南低山丘陵为丘陵式盆地中的一个土岗。土岗北面临大市河。河道弯曲，水流湍急。铜鼓是在河岸收冲击坍塌后露出，铜鼓在地层中顶部距地表1.5米，底部距河水面0.35米。

铜鼓整体由鼓冠、鼓框、鼓座组成。鼓冠似为两脊高翘的屋宇，顶呈两面坡形。两侧近鼓身处有对穿圆孔， 便于悬挂。

鼓匡如横置的木框皮鼓。两鼓面略向下倾斜，便于悬挂时敲击 。 框面以云雷纹为主体， 间饰以数枚大乳钉，构成大兽面纹。两端匡缘各有一素面条带， 上饰三周乳钉，仿作蒙皮木鼓。

鼓座为长方形圈足， 每边又设穿， 使之成为L形四足。每面各有2枚乳钉构成兽面纹。

鼓这种乐器较为常见，自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精美的土鼓、陶鼓、鼍【扬子鳄骨板】鼓出现，多用于军事和祭祀。这件铜鼓可能是特殊的礼器，因为大部分实用乐器铜鼓多为皮革质地，不易保存而少见。

㈣新体验-西周江陵万城青铜器群

西周建立后，湖北成为多个诸侯国分封地，且南蛮、百濮、百越等民族共处其间。考古发现了曾、鄂、邓、楚、长子国与巴、越族考古遗存。西周时期的湖北主要以随州的曾国、噩国文物为主，但大部分专题展示，同时期其他文物基本零散出土，缺少国别国属，比如新展出的这批文物出自距江陵县(今荆州）四十五华里之万城,位于沮漳河北岸,是江陵四大古城之一。

文物位于北门外约半华里的土岗斜坡处。1962年12月5日,意外发现，铜器群东南角,后又挖出铜矛、铜爵、铜铃、玉鱼、玉玦及小管形骨器等,土内幷有朱红遗迹。判断均应为墓葬。

这组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的青铜器群，有鼎2、簋2、尊1、卣1、罍2、甗2、觯1、觚2、爵3、斗1，共计17件。其中多件容器，从造形和纹饰都能看出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万城铜器中，有一组同铭的卣、尊、觯，【包括上图】铭文为“小臣作父乙宝彝”，推测这三件器物是在同一个生产作坊生产的。

这件尊腹部的兽面纹与中原地区通常所见的三层花纹饰也有显著的差异，主体纹饰上的阴线雄健刚劲，这件尊的兽面纹的卷角下端、鼻孔上端、上颚转角处等部位均有卷起的乳丁凸起，这种纹饰处理方式在中原地区的铜器上极少见，却广泛见于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器上。

从这一组铜器铭文可以看出，有日名和族氏铭文的传统，从这批铜器的风格来看，则是当地土著风格与中原风格共存，将铭文系联可以反映出这两种风格的铜器应是同一作坊生产的。可能反映出周文化进入当地之后，已经与当地土著文化呈现出融合的态势，而且当地上层贵族在制作青铜礼器群时并不排斥带有土著风格的器物。

这件铜罍的纹饰特殊，值得分析，有学者从器身的杂乱的云雷地纹、夔纹风格（头部带有大花冠、眼睛用圆圈来表现）及不严格的分范方式来看，与中原地区晚商到西周早期不同，这对铜罍也是带有长江中下游风格的青铜器，生产地点可能就在当地。

值得注意的是罍圈足上都有小镂孔。和之前提到盘龙城青铜器十字镂孔的设计类似，都与铸造过程中的泥芯撑设置有关。这种设计主要是为了控制芯、范之间的腔体空隙，保证浇铸成型的铜器器壁均匀。西周早期，中原地区铜容器圈足上的镂孔少见，而这种圈足留有芯撑孔的现象，直到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早期的铜盘上还很常见。

同时期西周磨光陶器也值得欣赏，此时西周王朝以曾国、噩国、邓国等大型南土封国控制着汉水北岸地区，但土著居民文化也在蓬勃发展，西周中晚期的淮夷也一度威胁西周东方，是一个历史资料缺少却又激烈斗争的时代。

㈤寂寞楚天-少量精品楚国文物

展厅中展出较少了楚国文物，楚国文物以春秋至战国晚期文物为主，大部分精品在专题展中呈现，因此展出较少，较为精美的有枝江百里州铜簠，簠是一种上下对称的食器，在楚国礼器中较为常见。

1969年8月，枝江百里洲八亩公社社员在王家岗挖沙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有鼎3、簠2、方壶1、盘1、匜1，为一套相对完整的礼器组合，应是一座低等楚系贵族墓的随葬品，墓主可能就是器铭所载的“塞（息）公孙父”，字“考叔”，名“孙父”。或许为楚息公后裔。

【笔者按：息县地处淮河流域。公元前684年（鲁庄公十年），楚文王借息侯与蔡哀侯的争端，设计诱使蔡国出兵救援息国，随后转而攻蔡并俘虏蔡哀侯。后于同年或稍后（约公元前680年）灭亡息国，并强娶息妫为夫人。

楚文王灭息国后，直接设置为“息县”。这是春秋时期楚国推行“灭国为县”政策的典型例子。《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实县申息”，表明申、息两地成为楚国直属的行政单位。

楚成王时期，申、息两县的兵力成为楚国对外争霸的重要军事力量。】

这种核心器类为鼎、簠、壶的礼仪习俗，是春秋早中期中原地区和南土列国墓葬流行的。

该簠的口部直壁较高、器与盖的侧面斜壁中部各有一对兽形耳，腹饰吐舌蟠螭纹、足饰垂鳞纹；盘腹变浅、圈足与附耳变矮，腹部饰窃曲纹、足饰垂鳞纹，体现了西周晚期以降中原文化发展演变的某些过渡性特征，有学者认为当属于春秋中期的前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50年左右。

楚文化的代表-虎座鸟架鼓，发现情况为每墓随葬一个，墓主人身份为元士到大夫之间，时代均为战国时期，个别墓中同出镇墓兽。

其形制特征为两虎昂首相背踞状，尾不相连，鸟立于其背，鸟头与虎头同向，鸟尾相连，木鼓悬挂双鸟之间，鼓绳扣于鸟冠上，故而得名。

这件和越王勾践剑同出自望山1号墓，近年来首次展出，这件虎座鸟架悬鼓(附鼓槌)，由两虎.两鸟.一鼓组成。两虎背向作昂首伏卧状，两鸟昂首长颈而分立于虎背上，鸟尾以刨相连鼓框上有三个铜环缚丝带，并分别系于两鸟的鸟冠和鸟尾连接处，使鼓悬于两鸟之间。

虎、鸟、鼓框均先黑漆，虎.鸟又用红.蓝漆彩绘虎斑纹与鸟的羽毛纹等图案;鼓框也用红漆绘菱形纹，通高104cm。（展示方面做的不好，有缝玻璃，影响拍摄，而且周围灯光混乱，影响拍摄，建议重新做灯光管理）

该墓墓主名为邵固，这座中型楚墓有封土堆与斜坡墓道，长方形墓口长16.1.南北宽18.5米:墓坑四壁有五级土阶墓底长6.5、宽4.2米。葬具为一栋重棺，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等三部分。应当大致相当于下大夫这个等级。

这座墓随葬共达780余件之多其中有成组的铜陶礼器、兵器、车马器、乐器(悬鼓和瑟)以及少量的玉石佩饰和文书工具也应大致相当于下大夫这个等级。

展厅简介了西周昭王南征楚蛮【江汉地区土著，并非楚国公族】事件，该事件标志着西周势力止步于汉水北岸【可能是周军被楚蛮诱敌深入，在毫无察觉的情形下面对汉江秋季洪水，昭王因此丧生】，还简列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事件，比如吴师入郢、吴起变法等，总的来说文物支撑有限，而且表述过于平铺直叙，缺乏吸引力，字体也小，希望省博未来能多利用展厅剩余空间补充一些楚文物。

㈥秦汉文物-漆木器与简牍的盛宴

展厅中展出了不少云梦地区出土的秦墓汉墓文物，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后，楚国退守至湖北东南部，秦以安陆作为据点长期统治，秦楚融合后，在当地留下一批秦制铜器、漆木器文物。直至前223年秦灭楚后湖北全境纳入秦统治，秦设郡县管理湖北地区，汉代基本因袭。

秦汉文化遗存主要集中于秦汉郡县的中心及周边地区，且往往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遗存共存，包括南郡郡治的荆州郢城城址、邓县县治的襄阳邓城城址、鄢县县治的宜城楚皇城城址、安陆县治的云梦楚王城城址、赤壁土城西汉城址及其周边等。

展厅多为云梦文物，云梦楚王城城址外围墓地包括睡虎地、龙岗、大坟头、郑家湖等近10处，共发掘中小型秦汉墓400余座。出土十余批简牍，展厅中展出了睡虎地家书，是黑夫与惊写给墓主人衷的家书，有极大的人文社会研究价值。

展厅展出了一批云梦出土漆木器，比如这件彩绘牛马鸟纹漆扁壶，1978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 44 号墓出土。高 22.8 厘米，腹宽 24.2 厘米，厚 7.8 厘米。木胎，挖制。扁壶通体髹黑漆，一面用红、褐色漆彩绘雄壮有力的牛，另一面绘并肩前进的奔马和飞鸟。扁壶的两侧面绘变形的凤鸟纹。

祭器扁壶在云梦秦墓漆器中极为多见，西汉早期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帛画中的祭器则分别为鼎、锺和圆壶，这种扁壶形象可作为秦文化的标识。

彩绘凤形漆勺，1975年云梦睡虎地9号墓出土，木胎，雕制。勺体挖成凤身，勺柄雕成头颈，用红、褐漆绘出凤的眼、鼻、耳及羽毛、凤尾下有“咸口”等烙印文字。此勺是前所未有的品种。

进入汉代，展厅展出了关内侯金印，该印于1958年湖北省云梦县吴铺乡赵许社出土【可能是吴铺赵许墩冢】，金印为方形印台，龟纽，篆书阴刻“关内侯印”4字。汉承秦制，行二十等爵制。关内侯列第十九级，仅低于彻（列）侯，封有食邑，可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汉代大将卫青、李息等都曾被封为关内侯。

关于汉代印玺制度可见卫宏《汉官旧仪》记载：“诸侯王印，黄金驼纽，文曰玺；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曰印；丞相、将军，黄金印龟纽，文曰章”汉关内侯印的发现，曾引起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高度关注。

有学者认为这位关内侯金印的主人——可能是名扬天下的汉孝子黄香之曾孙黄婉。《后汉书.黄婉传》记载其曾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凋残,琬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后黄婉与司徒王允等计诛董卓成功。董卓部将李榷、郭汜攻进长安，黄婉被捕，死于狱中。

这类印章在多地均有出土，比如泌阳县出土一方关内侯金印。

展厅介绍了汉代湖北所属的行政区划以及有关的历史事件，比如绿林起义在京山一带，光武帝刘秀发家于枣阳一带的舂陵，都影响了东汉建国史。

从战国至汉代，历时几百年，一些传统器类，如豆、鼎、鍾、钫、盛、匹及禁等“礼器”，虎座鸟架鼓等乐器及镇墓兽等丧葬用器，逐渐消失，到了西汉中晚期最终掘弃了战国漆器组合的传统，而以杯、盘、孟、樽、卮和用来放置这些物品的器具案及妆奁等日用器为固定组合，从而形成了汉代的漆器组合风格。

本区两汉墓葬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西汉早、中期墓葬的葬具多承袭楚墓习俗，以木椁为主，晚期少数墓葬出现木砖混合结构室。受豫西南汉墓的影响，鄂西北的襄樊、枣阳等地开始出现砖室墓。不见中原的土洞墓、空心砖墓。随葬品以各种陶器为主。

荆州一带的西汉早期墓中，除少数墓出楚式陶礼器外，多见日用陶器、漆木器和模型器仓、曲尺形灶。汉水中下游的汉墓多出陶礼器鼎、盒、壶，壶不同出表多有彩绘花纹，组合源自中原地区汉墓。

墓葬中的船形两眼灶、圆锥形盖圆仓等都是来自秦墓的影响。西汉中期荆州及附近地区墓葬的随葬陶器仍以日用器为主，其他地区以陶礼器为主，长方形双眼灶取代船形双眼灶流行，江南汉墓中常见的硬陶罐开始出现。

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猪圈、家畜、家禽等，釉陶器增多。东汉时期，江汉地区墓葬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十分接近，只是木墓仍见于早期部分墓葬，延续时间要比中原地区长许多。

汉水下游与鄂东地区墓葬出土数量较多的硬釉陶罐、四系青瓷罐和干栏式仓，呈现长江下游和江南墓葬文化的影响。

文物精品，双面雕木梳，西汉时期，1978年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高9、宽6.3、最大厚1.45cm 木质，雕制。两面浮雕，一面为鸟首兽身的奔马，另一面为吞食动物的怪兽。

㈦建都武昌——三国晋南朝的湖北

湖北地区地位抬升的时代在三国吴，孙权在武昌【今鄂州】称帝，相关文物多在鄂州博物馆，博物馆展出的相关文物为1972年湖北江陵纪南城南水门出土1件三国时期的弩。出土时木臂保存情况欠佳,后依原式进行了复制。全器由木弩臂和铜弩机两部分构成,缺弩弓。

弩机，主要由外框部分的“郭”、钩住和放开弓弦的“牙”、作为扳机的“悬刀”构成，使用时以“牙”勾住弓弦，“望山”用来瞄准，“悬刀”则相当于扳机的作用。其简易瞄准系统就是望山，通过望山、箭头、目标三点一线的方法来瞄准。

弩机上有4处刻铭,郭面后端刻“枚黄武元年七月作师陈香臂师[番]李”，望山左侧面刻“校尉董嵩士陈奴弩”8字。悬刀左侧面刻“都尉董嵩士谢举弩”8字;悬刀右侧面刻“陈香”2字。

郭面铭文中黄武为三国时东吴孙权年号,黄武元年为222年。此器为三国吴弩无疑。

望山上铭文可见吴弩上习惯铭刻使用者职务、姓名的又一例证。这种作法或可表明当时吴军的弩是由专人管理和使用的,平时便于保养,战时便于使用。黄武元年弩同时并刻上级军官和使用者的姓名,有标明隶属关系的含意,起着与现代军队编有番号相类的作用。

三国及其后的两晋南朝，湖北都作为南方势力对抗北方的前线阵地，如武昌城【今鄂州】、襄阳城，也是各路上游武将拥兵自重威胁下游皇权的前进基地，如王敦、桓温、桓玄等。也是王朝喘息之所，如侯景之乱的郢州【武汉】、江陵【荆州】。

此外，该时期佛教南传进入中国南方的长江沿线，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并在同时期的日本古坟中也发现有十多件类似的佛像造像器物。从造像风格分析,主要是受中印度秣菟罗造像流派的影响所致。可以看出,东汉、西晋之间,从中印度经长江流域到日本,存在着一条早期佛教造像的南方传播系统。

展厅中武汉莲溪寺东吴墓鎏金铜牌佛像，武汉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262)【孙吴景帝孙休，孙权第六子】墓出土，就考古发现而言，这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的佛像。

该佛教立姿，头后有圆形项光，肉髻硕大，颈戴项圈，上半身裸露，双手自然上举，披帛从身后绕至双手臂下垂，自然飘逸，下半身穿裙，赤脚站在由三瓣尖锐的覆莲构成的圆形莲座上。莲台两侧各向上伸出一束花苞形莲花。

莲花与佛像的组合，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汉中期的四川安县和城固东汉摇钱树枝叶佛像上。佛像头顶有中央的侧立莲花和两侧的俯视盛开莲花，佛两侧则有侧立莲花。这些莲花均由藤茎之属连接，形成佛像的背屏。莲溪寺造像可能是中国首次出现的带有莲花座的佛教造像,至少也是有明确纪年的首例。截止于西晋末年魂瓶逐渐消失为止,长江中下游的莲花座佛像流行了50年左右的时间(公元262—313)。

其兴起原因是汉末佛教的南传，来到吴地的僧人有康僧会、安世高、支谦等，有的从北方南下，有的从海陆入华，都对吴地进行了佛教启蒙。

南方铜镜铸造业三国时最为兴盛，今湖北鄂州出土的铜镜在中国古铜镜的发现和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数量多、质量上乘。鄂州铜镜以纹饰分类，可分为山字纹镜、博局镜、神兽纹镜、画像纹镜等十类。鄂州神兽纹镜的铭文除铭记年号和表祥瑞吉语外，较多有工匠名氏，经统计，镜铭中所见工匠名号多达20多种，说明当时古武昌地区已云集许多制镜工匠，成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铸镜中心之一。

其中图中这类神兽纹镜数量最多。神兽纹镜多以“二神四兽”纹饰作为镜背的主要装饰，“二神”为西王母、东王公，“四兽”主要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二神”中的西王母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取自战国《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到两汉时期，西王母的形象演变为掌管长生不死以及生育的女性神明，后增添一东王公以表阴阳调和。

神兽纹镜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其影响也远播东亚地区，特别是对日本铜镜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考古学界所称的三角缘神兽镜生产这种铜镜的工匠可能来自于中国三国时期的孙吴。主体纹饰题材与鄂州出土的神兽纹镜相似，都是东王公、西王母和龙、虎等形象，有的铜镜还铸有当时中国王朝的年号，并有中国工匠的印记。

南北朝以后，鄂州地区的铸镜业慢慢走向衰落，盛况不再。

㈧经济南移-隋唐宋明的湖北

南朝隋唐时期在湖北襄阳、武汉等要地出土的墓葬画像砖头。

这个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是为在京畿长安之外，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皇室墓群在汉水之滨的十堰市郧阳区，那就是唐濮王李泰家族墓。

李泰系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四个儿子，李泰字惠褒，小字青雀，唐太宗四子，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宠冠诸王，一度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儿子。

因与皇太子李承乾争夺皇位的继承权而被贬往均州郧乡县（今郧阳区），于公元652年客死郧乡县，时年33岁。出土少量文物，李泰次子李徽的陪葬品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几件具有皇家身份的陪葬品，分别为三彩龙首杯、三彩凤鸟杯和三彩瓶。这些色彩绚丽、造型精美的皇家用品，虽然数量极少，但足以显示墓主人的显赫身份。【并未见展出】

这件出土于唐濮王李泰墓中的金狮子长7.5厘米，通高2.5厘米。大头，细身，造型夸张。前肢向前爬卧，臀部撅起，后肢后蹬有力。低头，作扑食吞食状，眼鼻、毛发等均刻画而成。光泽好。

湖北地区在唐宋政治中心东移和与经济重心南移的浪潮中得到发展，并诞生茶圣陆羽等名人。

北宋玉笋刻石，其主人是孙觉。孙觉字莘老，北宋扬州高邮人，文学家、词人、是苏轼、王安石、曾巩的好友，黄庭坚的岳父，是秦观、陆佃、王令的老师，著《春秋经解》和《易传》。

玉笋上明确可考证的宋代题记南、北宋共记十二条。随后经南宋、元、明、清历代人去瞻仰并题记。是宋代以降文人藏石赏石的风潮见证。

展厅展出黄石西塞山出土窖藏钱币

该地是南宋晚期朝廷军费转运和军资贮存的重要地点。从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至1967年，西塞山东麓坡地多次出土窖藏的铜钱、银锭，1967年，西塞山一个钱窖就挖出总重155吨、合30余万斤的古钱币。

之所以有如此多货币，是因为南宋晚期由于战争货币的交换价值大减，大量的金属货币通过军功犒赏方式从中央政府流入边防军事管理机构和士兵手中，只好在以吕文德为代表的国家官僚和富商大贾手里积存下来。两宋货币繁荣期积累的大量货币无法发挥等价作用，是因为自宋蒙（元）战争开始后，西塞山附近的鄂州“为楚上流”，南宋政府在此“备武不懈”。因此累积。

窖藏钱库不仅有汉、隋、唐、五代十国、北宋等前朝铜钱，更有同一时期的西夏和金朝所铸铜钱，说明了南宋的商品经济和贸易活动的空间范围也大大扩展，南宋货币经济的“张力”已然遍及多国；从出土的银锭来看，其上的铭文反映出南宋时期白银的专业化、货币化程度大大加深了，是南宋货币经济进步的表现。

展厅最末尾展出了一批明代金器，下方金镶玉宝钿花鸾凤冠最为精美，这件凤冠为亲王妃级别凤冠，上面镶嵌着宝石和金凤凰，极其奢侈豪华。其于1955年出自蕲春县蕲州镇黄土岭地区刘娘井村，此墓是第4代荆端王朱厚烇（quǎn）的次妃刘氏。史书记载：第4代荆端王朱厚烇淡泊名利，平日衣着朴素，妻子儿女也如平常人家一般，家中不蓄私产。然而，在荆端王朱厚烇的这名次妃的墓穴里，却挖出了大量黄金器物。

下方的金凤簪则是蕲春蕲州镇雨湖村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

另一批出自都昌王朱载塎墓，位于湖北蕲春县蕲州镇雨湖村。2009年进行了抢救了发掘，墓主人为都昌王朱载塎及妃合葬之墓。女性棺墓的出土物中多为金银首饰。

蕲春荆藩墓大部分集中在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时期，墓主人身份涵盖了从藩王到郡王再到将军三个等级，已发掘的蕲春荆藩墓随葬品以金银器为主，其中金银首饰占大宗。

明代皇室特别是朱棣，为加强自身合法性重视道教，这件鎏金铜玄武就是证明，该器原置于武当山，明永乐年间修武当山金殿，塑有大量鎏金铜质雕像，此玄武堪称其中的珍品。

造型是一条蛇紧缠一只乌龟。蛇的身体从龟的腹部绕过，蛇尾与龟尾缠绕在一起，蛇头耸立向下俯视，乌龟任由蛇缠绕在它身上，头朝后扬起，与蛇呈对视的姿势，龟背的纹理规整清晰，龟甲蛇鳞十分逼真。这尊铜像通体鎏金，古代工匠采用分块模铸的方法，各部件分别铸造，然后组装而成。整件铜像造型生动、传神。

真武大帝像

展厅最后一重要文物为明代针灸铜人像，铜人被塑造成一个古代童子的形象，童子高86.5厘米，面目神态安详；左手上举，右手下垂，右腿直立，左腿屈膝跪于柱上，赤身裸体，全身遍布300多个密密麻麻的腧穴和经络，这尊铜人被塑造成单腿屈膝的形象，有利于展示人的脚下许多重要的穴位，如涌泉穴等。

这件文物生动的展现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

总的来说，湖北古代史的展览较为简略，有一定缺憾，希望能在未来根据网络舆情调整一些展标细节、灯光等形式设计问题在。（比如这件柳林溪人像就应该增加放大镜，实在太小，离人太远）

内容上个人认为也应该更丰富，并加强新石器时代、楚国文物的密度，并增设辅助展品，使用以前特展和老展厅展览的辅助展品，介绍好湖北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文化。

二、有益的新展-近代史展

此次通史展升级除了串起古代史，更是将湖北最波澜壮阔的1840-1919的历史做了展示，湖北作为清末近代多次革命的发源地，甚至武汉一度成为民国首都之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省博利用馆藏和人才优势，全新打造了近代史展览，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近代史展览文物有限，主要是名人遗物和当时的各色经济产品和重要历史文件，以展板的文字描述为主，比如展览中展现了万里茶道，搭配有茶叶贸易的相关文物

汉阳铁厂的复原模型

湖北学生运动的相关浮雕

黎元洪礼服

三、可喜的完善——陶瓷器精品展

本次瓷器展是令人欣喜的提档升级，老展的灯光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升级的馆藏陶瓷展很好的让这些文物焕发新生，新展的时代跨度更大，这些陶瓷器自新石器时期起，历经商周、秦汉、六朝、唐宋而至明清时期均有展示。

有大量陶器展品侧重于陶塑艺术，主要包括历代陶俑、动物雕塑和模型明器。

大溪-油子岭文化时期彩陶簋

陶筒形器，又称“陶祖” ，是祖字的由来之一， 1987年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邓家湾遗址出土，这种陶祖只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高等级遗址出现，是重要的祭祀用器。

石家河文化陶塑人像，是重要的艺术创作，反映当时的生态文化与祭祀习俗。

盘龙城商代大口缸，盘龙城是出土大口缸最为丰富的一个遗址，在商代早期，杨家湾、杨家嘴新建了铸铜作坊，其灰烬沟沟壁皆经过修整，显然是有其用途，还有铜渣附着在大口缸上的，且已有资料证明盘龙城青铜器为当地制造，说明大口缸在盘龙城手工业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功能与铸铜相关，但不仅仅用于铸铜。

大口缸作为随葬品多出于等级相对较高的墓葬中，部分墓主人或者殉人的职业当与铸铜相关。除此之外，大口缸还与祭祀相关，表现为墓中的碎器葬和部分与祭祀相关的灰坑。

商代印纹硬陶，属于江南印纹陶文化圈的影响，甚至可能直接从江西等地输入。

纱帽山陶拍(即陶垫,俗称“陶抵手”“压锤”)是制陶工具。

1961年8月,在湖北汉阳县东城垸(今属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纱帽山遗址(东面濒临长江,与江夏县金口镇隔江斜对)出土(采集)。器表刻划了人遭受雷击瞬间的图像,反映人类对自然力量的畏惧，其创作源自先民敬畏自然的观念。

有学者认为本陶拍纹饰不同于其时代的文字,使用的是一种原始的图形文字,当为制陶家族所世代传承的文化遗迹。其原创时代当远远早于陶拍的时代。本陶拍纹饰的内容,反映着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受雷公电母支持的一方是胜利者,即陶拍的主人一方;而雷电下面的鸟爪人(神)当是失败者一方的保护神。

如果胜利的一方是外来的,即商代南下的姒姓曾人势力的话,那么,失败的一方应为当地的土著居民。

进入汉代，动物造型极为丰富，模型明器也愈加多见。

三国晋时期香薰，个人认为这时期文物可以放入古代史展，用来展示当年作为吴国都武昌三国时期的辉煌。

青瓷莲花尊是南朝夏口（今武汉）最有代表性的手工业产品，最具代表性的是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此时北方正在进行汉化改革】刘凯墓所出莲花尊，是目前年代最早的莲花尊。

馆藏文物则是武昌钵盂山392号墓出土，盖如僧帽，颈贴神兽，腹部上部浮雕仰莲纹，下腹部为卧莲纹，釉色青中略带黄绿，光润匀薄，为南朝长江中游青瓷的代表作，也展现佛教在南朝的发展。

洗碗陶俑 1953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马房山22号

墓出土

女俑梳双髻,着窄袖衫和长裙,前倾作洗碗状。前置长方形案台,台面呈栅栏式,上置盆、碗、壶等。武昌隋唐墓中随葬的附俑灶模型应是受关中西魏、北周墓葬文化影响,是本地区墓葬面貌兼及南北的表现

左：唐陶围棋盘 1956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钵孟山401号墓出土，盘面上刻纵横线17、18条,中央和四角用“x”表示五个星位。

右：唐陶围棋盘 1956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何家垅444号幕出土，盘面有纵横线各16条,四角和中心有5个星位。

围棋起源于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广为流行,唐代达到全盛。

唐代镇墓兽，造型各异

十二生肖俑作为一种墓葬制度,出现在唐代。《唐会要·葬》“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时在内园宅”。

生肖俑的产生是生肖文化传播的结果,生肖俑在造型上的变化,特别是兽首人身生肖俑的出现,其中明显包含了宗教因素。在南方和阴阳五行之说以及两湖地区楚地巫风的盛行有关

十二生肖俑可分为四个阶段。十二生肖俑的演变规律是由写实→坐姿→站姿,由南方向北方发展。

第一阶段:北朝时期流行写实动物生肖俑,发现于山东地区。第二阶段:隋至唐初流行坐姿兽首人身生肖俑,发现多为南方地区(两湖地区、四川、江苏)。【本文物所属时代】

第三阶段:盛唐至中晚唐流行站立兽首人身生肖俑,发现多为北方地区,而南方两湖地区不见生肖俑。第四阶段:五代至辽、宋时期流行站立兽首人身生肖俑,发现多为南方地区(江苏、安徽、四川、江西)。

展厅还展出一组晚期十二辰俑，该习俗南宋末逐渐消失。被称为站姿人物怀抱生肖俑，此类生肖俑较为常见。五代至南宋南方墓葬中均有出土

从时间上来讲,以中唐为界,中唐之前生肖俑逐渐由人带生肖转变为兽首人身,均坐姿。中唐之后均为站姿生肖俑,中唐时期为站姿坐姿杂糅阶段。中晚唐为站姿兽首人身,五代除站姿兽首人身以外还有站姿手捧生肖俑,宋代站姿兽首人身、头顶生肖、手捧生肖、站姿足边、刻字等生肖俑均有出土。从隋到宋,可看出生肖动物位于人物俑的位置逐渐下移。

时人丧葬观念的转变,技术的更新,纸质冥器的出现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都加速了生肖俑的衰落,使之消失于墓葬中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湖北本土瓷窑不多，武汉周边梁子湖地区的湖泗窑显得尤为珍贵，展厅中展示了许多相关文物及窑炉复原模型

精品的福建德化窑观音

清代、近代马口窑

总的来说，瓷器展的展览效果是值得称赞的，希望省博未来布展能学习此展的经验，做到展内光线充足、展品选品得当，期待省博今年的一系列特展如鼎文化展，充分展现湖北的历史文化魅力。

愿湖北省博物馆更加认真的做好展览，这次更新让人补齐了缺失通史的短板，但存在通史展叙事逻辑不足、文物呈现不佳等情况，坐拥丰厚的资源和优秀的展柜理应做的更好，希望未来能打造真正的楚天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