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那个遥远的地方

灼灼其华

和老同学鸿杰约在西站见面，尽管有十余年没见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我们边走边说着话，冬日的暖阳洒在寂静的西站广场上，天空辽阔，我们的话题也辽阔无边。

话题先从退休前的工作和退休后的生活说起，我和鸿杰是同学中为数不多的从事所学专业工作的同学，虽在不同地方不同单位工作，但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很是接近，自然话题相投。而我们退休后，也是为了追随孩子，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生活。

鸿杰说他退休后返聘了一年，因为他们公司总部搬迁到外省，很多中青年员工有孩子养育、上学等问题，不能随公司迁移，而退休人员有工作能力，又无家庭拖累，就成了公司受欢迎的员工，这样他就随公司搬迁到外省，工作一年后才正式退休。

我自己也是如此，当年退休时，公司领导主动要求我继续工作，那时公司在邻省刚成立了一家新机构，需要有经验的主管过去支持，于是我接了这个任务，每月去邻省工作一周，和当时的周总、肖总成为了朋友。后来为了支持女儿，我才不得已停止工作回归家庭。

再说起女儿们，我女儿求学多年后，在申城谋到了不错的工作，我荣升为女儿的后勤部长，陪同她来到申城。鸿杰也是如此，他女儿毕业于名校，刚刚入职申城的大学，鸿杰就过来陪女儿住一阵，辗转从别的同学那里得到我的消息，赶紧和我联系相聚。

我和鸿杰同学还是同乡，他是叶城的，而我是拜城的。叶城和拜城都是南疆很偏远的小县城。我们都是疆二代。

鸿杰父亲是老革命，解放初期随进疆部队到了乌鲁木齐，起初在自治区交通厅工作，50年代末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最终到了距离乌鲁木齐近2千公里的叶城交通运输站工作，叶城是进藏公路的重要门户，地域遥远，居住、工作、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后来鸿杰的父亲再次主动要求到狮泉河工作，狮泉河属西藏阿里地区，是高海拔地区。

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5060年代积极响应号召、自己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并且是举家迁往更遥远生活条件更恶劣的地方去的行为了，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常见的现象。鸿杰继续说，他那时年纪幼小，对父亲的工作知之甚少，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记忆深的是父亲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脖子上悬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黑色的大字，父亲的名字上画着大大的叉字，他赶到惊恐害怕。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他的工作他的经历，我是从父亲偶尔的只言片语中听到几句，或者父亲和朋友聊天中说起恰好我听到了，在我长大以后，我把这些零落的信息串起来，对父亲的工作和经历有了简单的了解。

我父亲是解放时随起义部队，从徐州出发到达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参加了一个农牧业专业培训班，之后到了阿克苏，再到了拜城，父亲说过他是骑马到达拜城的，他是单位上的第一个人。我记得父亲还说过，他刚到拜城时，河里的鱼很多，几乎可以用水勺捞，但是没有人吃，更没有人抓鱼。

我父亲后来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因为单位里的右派指标没有完成，打成右派后，父亲带我们全家迁到农村，我不知道我那时有几岁，只记得我家换地方了。我是在南疆农村长大，和我玩的都是维族巴郎，那时我会说一口流利的维语。

初中时我父亲重回原单位上班了，我家又从农村搬到了县城。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听到父亲哼着小曲，这是父亲非常少有的，接着父亲主动给我说，县上开会了，给他平反摘掉了右派帽子，还说同时平反的有我的语文老师，记忆里，这是父亲仅有的主动给我讲过的话。

参加工作后我偶然读到了我的中学老师们写的回忆录《送你一束沙枣花》，书中详实地记录了60年代的一批高中生，一批成长于江南水乡的年轻人，如何踏上开往遥远新疆的绿色火车，在一个叫大河沿的地方，下了火车乘大卡车，在茫茫戈壁中颠簸起伏，不知道走了多久，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最后到达农场，所谓的农场依然还是戈壁荒野，他们从第二天开始进入了无休止的艰苦劳动中，挖地窝子，有了住处，挖渠引来天山雪水，然后挖地播种，这是号称的支援边疆的知识青年的生活剪影。我的父亲母亲进疆要比他们早十余年，我常常想，我父母那一代人，是最早支边的一代人，他们进疆的时候，都是20岁左右，甚至不到20岁，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一定比我的老师们更艰苦更困难，我也很多次的想过，他们的经历一定值得书写，可是，怎么书写怎么记录呢，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的物件，甚至口述也没有留下，留下的只是我记忆里他们偶尔的只言片语。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那些农场最早的垦荒者，是县城第一栋房子的建设者，是县城第一条马路的筑路人，还有很多很多，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我的很多同学都是疆二代，在他们身上我不止一次看到父辈们精神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不局限于一地，可以四海为家，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所谓的“父母在，不远游”。他们身上有一种韧性，像戈壁滩上的红柳，努力的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生活。他们身上还有一种乐天乐观的气质，有歌即唱，有曲即舞。我知道，父辈们的影响，已经深人到疆二代的血液。

致敬！我们的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