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的中国藏品(二)——青铜玉器

刘海影

<a href="https://www.meipian.cn/5a8a9pgo" target="_blank" style="background-color:rgb(255, 255, 255); font-size:18px;">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藏品(一)——佛教造像与金银器</a>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最值得一看的是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物以及良渚文化时期的绝世玉器。商周的青铜和良渚的玉都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财产之一。 弗利尔所收藏的玉器，主要来自中国的上海以及纽约的古董商手中，年代以新石器时代到汉代为主，据说有的来自浙江。自从1923年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以来，大部分玉器的时代遭到质疑，尤其是原来断为夏代的玉器。弗利尔所藏新石器时代玉器以璧为主，共有几十块。玉璧大小不一，肉好比例有别，加工技术也有很大区别。大部分玉璧的质地不佳，色彩斑驳，条纹明显。器多呈扁平圆形，中有对钻圆孔，孔壁有台痕，璧面有弧形切痕或磨痕。除璧外，弗利尔还收藏半圆形兽面牌饰、琮、冠状饰、璜等。 佛利尔美术馆的中国青铜器收藏举世闻名。20世纪60年代，当著名的亚洲艺术史家、时任艺术馆馆长的蒲伯(John A. Pope) 邀请科学家盖顿斯 (Rutherford J. Gettens)、艺术史家高居翰 (James Cahill) 和古文字学家巴纳 (Noel Barnard) 共同撰写一部关于弗利尔艺术馆藏青铜器图录的时候，他们大概并没有想到这部《弗利尔艺术馆藏中国青铜器图录》能成为青铜器研究的经典之作，不断被人们提起和引用。 《图录》共分两册，内容有非常强的关联性，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整体。第一册是由蒲伯、盖顿斯、高居翰和巴纳四位学者合作撰写的器物图录，介绍了每一件青铜器的年代、类型、纹饰、铭文、铸造痕迹以及与之相近的器物，附有照片、X光透视照片及化学成分分析数据，几乎是一篇完整的文物小传，这就为第二册的技术研究提供了非常具体的依据。这种著录文物的格式也为以后的博物馆图录争相效仿。 第二册是由盖顿斯独立完成的技术研究。这本书依托于第一册对每件青铜器所做的的具体研究，探讨了青铜器命名、来源、化学成分、制作技术、金相结构、铭文、X射线透视、表面层和锈蚀、表面装饰以及修补等十项内容，在制作技术一节重点讨论了铸造及其痕迹、浇口、收缩、透孔、附件及其铸接、扉棱及其他附饰、柱帽和钮、焊接和钎焊、垫片、芯及芯撑、补铸、修饰等二十四个方面的技术问题，并在最后加以总结。 超越时代查尔斯·朗·弗里尔 (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 收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玉器。当他在二十世纪初获得这些非凡的玉器时，人们对它们知之甚少。从技术层面上讲，弗里尔欣赏它们的工艺以及处理这种极其坚硬的材料所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名鉴赏家，他被这种石头的微妙色彩、触觉品质和形状的视觉吸引力所吸引。在四次中国之行以及其间的购买中，弗里尔收集了一批出色的中国古代玉器，而这比大多数其他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对它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时间要早得多。此后，受控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证明，他的大部分玉器是由晚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最早阶段）制作的。 Charles Lang Freer与美国陆军上尉Samuel Field Dallam的妻子Claire Dallam在从上海乘船前往杭州途中在孤山合影。摄影: 1911年2月8日至13日，就在他购买第一件良渚玉器的几天前 来世：古代中国玉器一个多世纪前，中国掀起了一股建设热潮，新建了铁路和工厂，并意外发现了数十座富饶的古代墓地。这些墓穴中埋藏了数千年的珠宝和礼器，都是用玉石精心制作而成。当查尔斯·朗·弗里尔 (Charles Lang Freer) 获得其中许多玉器时，它们的确切年代尚不清楚。直到 1928 年，现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开始实施，当时史密森尼学会赞助了考古学的介绍。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们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和中国艺术史的发展。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玉器代表了中国文明的最早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许多玉器来自良渚文化（约公元前 3300-2250 年）的史前墓葬。这些石器时代的人们在上海、杭州和南京等现代城市之间的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留下的坟墓现在就像时间胶囊一样，让人们深入了解古代中国文明在生前和死后的动态特征。 在中国，玉被称为“最美丽的石头”。为了保护或装饰，玉器自史前时代以来在妥善埋葬死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美丽的石头玉的中文名称涵盖了一系列矿物，包括软玉和硬玉。矿物学家现在已经确定，在中国古代遗址发现的几乎所有“玉器”都是由细粒软玉制成的。在最纯净的状态下，软玉没有颜色：铁等杂质会形成黄色、绿色、棕色和黑色的变化。 从良渚墓葬中发现的大部分玉器都是深绿色到棕色的。最精致的珠宝是浅绿色，这表明这种稀有的材料是留作装饰用途的。后来更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青睐当地几乎纯黑色的软玉。在青铜时代后期，米色玉可能是从中亚进口的。 玉手镯 地位的象征墓葬中发现的特殊手镯、吊坠和头饰在良渚人的生活中一定发挥着仪式作用。面具图案常见于仪式和葬礼用具上。这里看到的例子强调了浮雕中的大眼睛和长嘴，这是通过费力地磨掉周围的背景而形成的。在墓葬中的头骨附近发现了像这样的圆形顶部装饰玉牌。背面的成对孔表明这些牌子曾经缝在死者佩戴的皮革或布头饰上。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3300-1700 年玉石（软玉）所有这些都是查尔斯·朗·弗里尔的礼物 手镯良渚文化，约公元前 3300-2250年，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9.48 动物头手镯良渚文化，约公元前 3300-2250年，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7.141a-b 手镯可能是龙山文化，太湖地区，约公元前 2000-1700 年，F1917.81 几何装饰手镯可能是龙山文化，约公元前 2000-1700 年，太湖地区，F1919.46 宽大的圆柱形戒指，环壁略凹，可能是手镯；半透明，浅灰绿色，有云状纹理，深棕色区域部分覆盖一侧边缘，散落着早期崩解痕迹；装饰：刻纹和浅浮雕，菱形图案边框围绕着连续的几何图案带；内部有泥土结壳。（一条长裂缝和一些新近的碎片和划痕。）购买时带盒子，现已丢失。 弧形吊坠（璜）良渚文化。约 3300-2250 ВСЕ，太湖地区，F1917.383 玉头饰 头饰良渚文化，约 3300-2250 年 ВСЕ，太湖地区，玉石(软玉) 这些白玉饰物的原始功能一直是个谜，直到 1999 年，人们发现了一块类似的玉器，它仍然附在一块刻有牙齿的象牙上。现在可以确定这种形状是用来固定女性头发的装饰梳子的配件。 浙江省嘉兴百步良渚文化墓葬中的玉器和象牙梳子 头饰良渚文化，约 3300-2250 年 ВСЕ，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7.378D 头饰良渚文化，约 3300-2250 年 ВСЕ，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7.378C 带面具的头饰良渚文化，约 3300-2250 年 ВСЕ，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6.511 带面具的头饰良渚文化，约 3300-2250 年 ВСЕ，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7.380 装饰梳子的装饰配件良渚文化，约 3300-2250 年 ВСЕ，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7.382 成群的璧 成群的璧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约公元 3300-2250 年，玉石（软玉）这些都是查尔斯·朗·弗里尔的礼物F1917.354、F1918.28、F1919.27、F1917.345、F1917.19、F1919.18 F1917.83、F1917.350、F1918.25、F1918.26、F1917.344、F1914.66 在良渚文化的精英墓葬遗址中，出土了数千只玉璧，其大小、石质、工艺水平和表面处理各不相同。然而，璧的含义、用途和仪式意义仍然未知。 最特殊的璧是均匀粒状深色软玉的完美圆形，锯切和研磨的痕迹已被完全抛光。在其他璧上，你仍然可以看到用绳锯在平坦的石头表面上有条不紊地来回摩擦留下的浅切痕迹。 用更优质的玉石制成并打磨成光泽的璧通常埋在死者的尸体附近。那些质量较差且表面未完成的璧通常堆放在脚下。 从武器到徽章这些工具和武器像真正的斧头和其他实用物品一样，但实际上它们纯粹是权力的象征。这些物品由易碎的玉制成，边缘非常薄，仅用于展示。 制作看起来像熟悉物品的礼仪玉器的习俗在新石器时代之后一直延续。顶部的薄叉刀片和下面的戟在良渚墓葬中没有发现。它们代表了与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后期文化相关的创新。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这些物品都来自中国，良渚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约 3300-2250 ВСЕ）。由玉石（软玉）制成，是查尔斯·朗·弗里尔的礼物。 叉形刀片龙山文化，约 2000-1700 ВСЕ F1916.162、F1916.494、F1916.491二里头文化，约 1800-1600 ВСЕ，F1916.165 叉形刀片二里头文化，约 1800-1600 ВСЕ，F1916.165 戈二里头文化，约 1800-1600 ВСЕ，可能是河南省，玉石(软玉) F1919.13a-c、F1917.396.1 上方的玉戈是闻名遐迩的端方旧藏"太保玉戈"，又称"诏公玉戈"，堪称稀世珍品。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岐山武敬亭向因逃避英法联军侵略而暂住西安的光绪皇帝请得专款，在岐山城西南8公里处的刘家原（今召亭村）修建召公祠时出土。此件重器曾由陕西巡抚、晚清收藏大家端方所藏，并著录于《陶斋古玉图》。在端方遇难之后，其家人出售了这件玉戈。1919年，佛利尔以4000美元的价格，从上海古玩商游筱溪处购入。 太保玉戈体量巨大，长67.4厘米，上面有珍贵的铭文。援部后端刻27字铭文记载西周早期，王令重臣太保巡视南国的历史。：“六月丙寅，王在丰，命太保省（相）南国（域）。帅汉，遂殷南，令（濮）侯辟，用束贝（万），走百人”两行。铭文大意是召公奉成王之命沿汉水南巡诸侯国。从尺寸、器形、工艺上看，“太保玉戈”无疑为早商旧玉，其铭文则是西周初年琢刻。 太保玉戈铭文字数多，形制巨大，是商周玉器中所仅见者，铭文内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下方的玉戈是1917年弗利尔通过上海游筱溪的博远斋购买的第一件端方旧藏玉器。按照游筱溪的描述，这件“玉刀”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时期，“蔽国周朝时召公所有，名曰赤刀，乃祭天之用。”然而博物馆否定了这种说法。 “太保玉戈”铭文局部 召公姬奭“召公”为周朝官名，第一位召公名姬奭（音shì），他的后人也继承了这一官职，比如周厉王、周穆王时期的召公，便是世袭该职位的姬奭后人。 在西周初年，召公姬奭（音shì）是政治舞台上一位耀眼的角色，他位列三公，与周公地位等同,《尚书·君奭·序》中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这位长寿的召公历经了文、武、成、康四代周王，参与过策划灭商战争、东征平叛、营建洛邑、征伐东夷等重大事件，多次巡行江汉南国，开创了“成康之治”，是西周初参政时间最长的政治家。 戈商代晚期，安阳时期，约 1300-1050，可能是河南省，玉石(软玉)F1919.61、F1919.17a-b、F1915.108 石斧约公元前 3300-2250 年，太湖地区，石头（交代岩），F1919.39 斧 约公元前 3300-2250 年，太湖地区，含水硬铝石的刚玉（铝质变质岩）COLLECTION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 GIFT OF ELIZABETH MEYER LORENTZ IN HONOR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F1998.4 玉斧约公元前 3300-2250 年，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6.498 玉斧约公元前 3300-2250 年，太湖地区，玉石（软玉），F1917.78 斧柄盖约公元前 3300-2250 年，太湖地区，F1916.512 皮革带子早已腐烂，可能用来将木柄绑在石器上。 连接示意图 圆斧，由一个带环的圆盘制成商代晚期，安阳时期，约公元 1300-1050 年，可能是中国河南省安阳，玉石（软玉）GIFT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F1970.39 钺（圆斧）商代晚期，安阳时期，约公元 1300-1050 年，可能是中国河南省安阳，由带领的圆盘制成GIFT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F1968.48 上:人面及虎纹笏（残损）/ 仪式收割刀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公元前约 2000-1700 年，玉（软玉）Gift of Charles Lang Freer F1918.1.1 下:笏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 3000-2500 年，石头（片岩）购买-CHARLESUNG FREER, F1979.39 设计令人印象深刻这把巨大的刀刃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中国玉器之一：它太大太重，无法用于收割庄稼，其形状大致基于固定在木制手柄上的石制收割刀。一排排精确间隔的孔可能没有实际用途，但是为了增强设计而复制了普通石刀的设计。斑驳的色彩和异常薄的刀刃使其成为工匠处理玉石的技巧的非凡展示。 最初这把刀更大，左右两端的角度对称，装饰相同。右端断裂后，其原始边缘被重新装饰，并添加了一个人头的轮廓。(为什么它倒置仍然是个谜) 由于这种新的、精雕细琢的装饰也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因此破损和重新装饰一定是在刀片首次制造后不久发生的。 总督端方，大约 1902-1905查尔斯·朗·弗利尔购买这把巨大的刀刃时，它放在一个硬木盒子里。一块刻有铭文的木板上写着，这把刀曾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总督端方 (1861-1911) 的财产。弗利尔于 1909 年和 1910 年两次访问中国，并最终获得了端方的最新藏品。他称赞这位总督的古董是全中国最好的。 弗利尔第二次访问后不久，端方在中国革命的头几周被他自己的叛军斩首。在被暗杀后。端方的家人卖掉了他大量的藏品。弗利尔与端方及其家人的关系使他获得了许多重要物品，包括这把刀刃和这个房间里的许多其他玉器。 璧的复兴随着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消亡，许多玉器停止制作。然而，一千多年后，在中国中部偶然发现了被遗忘已久的良渚墓葬，这可能引发了某些类型陪葬品的复兴。例如，一些周朝（约公元前 1050-256 年）的墓葬中埋葬了新石器时代的璧，而另一些墓葬中则将新的圆盘放在死者身上或周围，仿佛在呼应古老的仪式。 后来出土的璧通常由两面装饰的薄片软玉制成，以形成纹理表面。玻璃抛光使半透明物体具有高度反射的表面，标志着玉器加工的新美学。 带乳钉纹的璧 战国时期和汉初，公元前 475-100 年，据称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发现查尔斯·朗·弗里尔赠品 F1917.356 带乳钉纹的璧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221 年查尔斯·朗·弗里尔赠品 F1918.27 带乳钉纹的璧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公元前 3300-2250 年，重制。清朝，1644-1911 年查尔斯·朗·弗里尔赠品 F1917.50 出于复古风潮的考虑，这个璧的装饰可能比它所模仿的两个带乳钉纹的璧晚了两千年。本来真正的良渚璧光滑、未装饰的表面被重新加工成青铜时代晚期的版本，这种做法在乾隆皇帝 (1735-96) 统治时期非常流行。 人面及禽鸟纹玉璧中国，西汉，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9 年凯瑟琳·格雷厄姆夫人遗赠 F2002.16a-b 与左侧较小的圆盘不同，这件璧仅在外缘有凸起。内圈装饰着成对的缠绕的鸟类和动物面具。这些图案，内边框充满螺旋，在出土的更多作品中是反转的。由于礼器装饰的组织高度标准化，以确保璧盘看起来相似，因此这是罕见的变化。 东汉龙虎纹出廓玉璧东汉，约公元 100-220 年Charles Lang Freer赠品 F1916.155 您是否看到一条龙在蜿蜒的云状曲线中，还有一只侧面扭曲的璃虎？这种精致的雕饰设计暗示着一种超越纯粹装饰的叙事和背景。类似的由淡绿色软玉制成的优质圆盘仅在汉代皇家陵墓中发现。 1915年至1916年期间，卢芹斋经营的来远公司以11万美元的总价，向佛利尔出售了近150件艺术品，成为佛利尔收藏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其中的精品有东汉玉璧一件，玉色微青，晶莹润泽，璧身带乳钉纹，上部镂空，龙纹和卷云纹生动遒劲。 该玉璧尺寸为:高22、宽15.2、厚 0.7、孔径2.6厘米,青玉质地，表面有几道绺裂沁痕，玉璧表面主体为乳丁纹，上端装饰出廓镂雕纹饰，造型为一龙与一螭虎。 这件玉璧两侧的纹饰相同。玉璧构图严谨图案故事风格明显，其玉器艺术的绘画性格突出，具有典型的东汉玉器特征，在当时应属高等级玉器。与之相类似的,有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汉墓(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蟠螭纹出廓玉璧。 螭虎头部略呈枣核形，圆耳，菱形双目，鼻部以阴刻线勾勒，螭虎身形健硕,，四肢粗壮有力，长尾曳地，以短细阴线表示四肢毛发，周身布满圆圈纹。 玉龙长脸，张口露齿，角状鬃毛直立，颈部有龙鳞。当时玉工只雕琢了玉龙的头颈部分, 身体部分逐渐变化为云气纹，大有营造出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龙虎周围皆装饰有卷曲草叶般的云纹。 龙虎造型艺术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先秦典籍《周易》中即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语。东汉龙虎纹饰源自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文化，这时期的镜铭常见“左龙右虎辟不祥”之类的句子。东汉时期道教产生,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中提到“以乾坤为鼎器,以坎离为匡郭,以水火为夫妻,以阴阳为龙虎”之说，因此龙虎又被寓以阴阳之意。龙虎造型在当时除了玉器石刻外，还多见于铜镜，东汉时期即多流行龙虎镜。 混合介质商朝，安阳早期，约公元前 1300-1200 年，青铜镶嵌绿松石和玉（软玉）刃购买: 查尔斯·朗·弗里尔捐赠 这些引人注目的物品结合了玉刃和镶嵌绿松石的青铜底座。它们专属于商代社会的最高阶层，代表着权力和地位。用树脂或其他天然粘合剂固定的绿松石碎片被镶嵌在青铜配件铸造的凹槽中，而玉刃则固定在专用的插座中。 带饕餮纹和蝉纹的鉞错绿松石铜銎玉钺约公元前 1200 年，可能是河南省安阳，青铜，镶嵌绿松石和玉石（软玉）刀片，F1941.4 玉刃插入青铜柄底部的浅槽中。从青铜延伸到玉石表面的腐蚀证明这两个部分自古以来就在一起。绿松石镶嵌物几乎完好无损，这再次表明这件华丽的物品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变化。 镶嵌龙纹铜柲玉戈带有饕餮纹饰和龙的戈错绿松石铜杆玉戈约公元前 1200 年，可能是河南省安阳，青铜，镶嵌绿松石和玉石（软玉）刀片，F1940.10A-E 商代晚期兵器。玉戈直刃弧背，表面有阴刻线的兽面纹，弧背上有锯齿状扉棱。铜柄上有龠，下有鐏，表面用绿松石镶嵌出兽面纹、龙纹、蕉叶纹等纹饰。其奇特之处在于：铜、玉结合的兵器较少，而铜质的柲更为稀见，所以尤其珍贵。 中国尚未科学发掘出此类物品，因此很难知道它的用途。这把罕见的戈由四个独立的部分组成。轴内的木痕表明手柄曾经更长。 带饕餮纹和蝉纹的戈柄玉援错绿松石铜内戈约公元前 1200 年，可能是河南省安阳，青铜，镶嵌绿松石和玉石（软玉）刀片，F1941.5 这把礼仪武器弯曲的末端整齐排列着细小的绿松石马赛克，勾勒出一条盘绕的龙。试着在圆眼和螺旋尾之间辨认出龙的身体。 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2500-1700 年，玉石（软玉） 面具背后 这三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延续了良渚的习俗，即用类似人类的面具装饰来区分特殊物品。然而，与早期的例子不同的是，凿子（左）和贴花（右）上的图案使用精致的凸起线条来定义轮廓和内部细节， 例如眼窝和鼻孔。这种装饰方法需要对研磨过程进行非凡的控制。从山东省到湖北省，数百英里外都发现了类似的物品。这表明，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国的河流是文化交流的繁忙路线。 良渚玉器玉面人 刻有人面鸟图案的簋（gui）龙山文化，约公元前 2000-1700 年，玉石(软玉)查尔斯·朗·弗里尔捐赠 F1915.87 人脸形饰物龙山文化。约公元前 2000-1700 年，玉石(软玉)购买-查尔斯·朗·弗里尔捐赠 F1953.9 带人脸和面具的饰物石家河文化，约公元前 2500-1700 年，湖北省长江中游，玉石(软玉)购买-查尔斯·朗·弗里尔捐赠 F1939.54 反思过去 良渚古墓中的璧比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墓葬遗址中更多。与良渚模型相比，其他变化包括规模、中央孔只从一侧钻孔以及使用当地石材。 在这里，软玉巨石的外“皮”仍然环绕着最大的璧。两个白色的圆盘是蛇纹石，这是一种较软的石头，在西南部的四川省使用。另一个璧的尺寸较小，表明这些圆盘在良渚墓葬中的原始仪式用途在青铜时代早期已被遗忘。 齐家文化璧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 2250-1900 年，玉石（软玉）购买 CHARLES LANG FREER 捐赠 F1956.16 这件玉璧为灰绿色透闪石玉，玉料中含有多条近乎平行的黑色纹理，并有一些褐色斑块。从器型和玉料判断，此玉璧当为齐家文化大型玉璧，其尺寸硕大，外径竟达45.8厘米，内径18.7厘米。是较为罕见的齐家文化大型玉璧。 而在美国Buffalo Musdum of Science藏有一件质地相似的玉璧，器物编号：J88。该玉璧质地及纹理皆与弗利尔那件齐家大玉璧非常相似，尺寸为外径18.4厘米，内径10.5厘米。 通过对器物图片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此二玉璧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块玉料。当把大玉璧F和小玉璧B的图片叠合，并旋转调整角度之后得到此图，可以看到：大玉璧F与小玉璧B上的黑色条带状纹理几乎可以完美地贯通相连。 以概率学算，这诸多点可以同时连贯绝不是偶然。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出自同一块玉料，才能有如此高度的契合。可以直观的看到，小玉璧B是用制作大玉璧F而产生的璧芯加工制作而成。齐家文化出土玉器资料中也有以璧芯再制作为璧、环的例子。 因此，大玉璧F和小玉璧B,一大一下，同质同工，由大而生小，恰如母子，堪称“母子玉璧”。 那么，这一对本该出现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璧又是何时漂泊至大洋彼岸，又为什么会母子分离呢？ 由江伊莉和古方所著《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藏中国早期玉器》一书中对小玉璧B的介绍可知，原来小玉璧是韩美林（Chauncy J. Hamlin）旧藏。韩美林是20世纪上半叶比较活跃的美国收藏家，为了丰富布法罗科学博物馆早期中国文物的收藏，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两次到中国长时间旅行，并搜集到了超过100件玉器标本，而小玉璧B或许就是在此期间随韩美林到达海外。 大玉璧F是弗利尔美术馆的藏品，弗利尔先生的主要收藏行为发生在1907年至1919年之间（弗利尔于1919年去世）。所以，假如此大玉璧F为弗利尔亲自购藏，那么它至晚于1919年已流落海外。由此可见，此一对齐家文化母子玉璧，很有可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就已经母子离散，且身漂海外。 三星堆文化璧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约公元前 2000-1000 年，蛇纹石CHARLES LANG FREER 捐赠，F1919.59 三星堆文化璧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约公元前 2000-1000 年，蛇纹石CHARLES LANG FREER 捐赠，F1919.31 商代璧 华中地区, 河南省,安阳市， ca. 公元前 1600-1050 年，玉（软玉）查尔斯·朗·弗利尔的礼物，F1917.136 就像切面包一样在河床中发现的玉石巨石被用绳锯或带锯用粉末状磨料矿物（如石英、石榴石或刚玉）费力地切成薄板。因此，塑形是通过研磨而不是真正的切割完成的。柔性锯的来回运动通常会留下圆形切片痕迹，这些痕迹在石头表面仍然可见。像手镯和其他圆形物体一样，璧盘很可能在车床上转动以平滑外缘。良渚从两侧钻出中心孔，可能是为了避免破损。 如果钻头没有完全对齐，孔内会留下一个微小的突出脊。最后，所有表面都用细磨料手工抛光，以形成均匀、有光泽的表面。 20世纪30年代末在北京切割玉石巨石来自 S. Howard Hansford，《中国玉雕》（伦敦，1950 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朝，约 3300-1050 年，玉（软玉）所有这些都是查尔斯·朗·弗里尔的礼物 它有什么用？这些玉琮管是良渚文化的创新，是经过数月的手工辛苦塑造的结果。良渚墓葬中发现了各种尺寸的玉琮，有时与其他玉器一起围绕身体排列成一圈。虽然它们的原始含义和功能尚不清楚，但许多早期实例的圆形表明这种形式是从手镯演变而来的。寻找令人难忘的面具设计，带有条形嘴巴、凸起的椭圆形眼睛和凹陷的圆形瞳孔。 玉琮良渚文化，约公元前 3300-2250 年，太湖地区F1917.384，F1916.118, F1919.47, 1916.499F1917.65，F1918.14，F1917.95 F1916.410 玉琮下: 可能是齐家文化，约公元前 2250-1900 年，中国西北，F1917.41上:商朝，公元前 1600-1050 年，F1919.51 石器时代大都市 2006 年 6 月，在浙江省杭州附近工作的考古学家开始发掘中国古代最大、最早的城墙城市。这个庞大的定居点位于长江以南，包括宫殿地基、皇家陵墓和手工艺作坊，构成了良渚人生死的中心。 良渚人没有书写系统。没有记录揭示他们的历史事件、宗教信仰或社会秩序。我们不得不推测他们为来世埋葬的物品的起源和意义。在精英良渚墓葬中，物品有时会被摆放在死者周围以保护死者。珠宝的摆放位置表明手镯、吊坠和头饰是在下葬时佩戴的。良渚人显然非常尊重玉石，因为他们花了数不清的时间才找到玉石，并用自然界最坚硬的材料之一制作这些圆盘、管子、刀片和珠宝。 江苏省良渚文化长治市四墩三号墓，约公元前3300-2250年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约公元前 3300-2250 年，玉石（软玉）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这些是查尔斯·朗·弗里尔的礼物 留下印记这些圆盘、管子和手镯上都刻有极为罕见的象形铭文。大多数都具有阶梯式几何框架，其中包含一个被认为代表太阳的圆形元素。在某些情况下，一只鸟栖息在顶部。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在手镯的一侧；对面可能是一只展翅的飞鸟。所有这些铭文都可能指氏族所有权。 虽然这些标记不能称为真正的文字，但已知最早的汉字采用了类似的图形方式。 F1917.346 F1917.79 F1917.348 F1919.58 (残) F2016.2a-d F1917.385 刻有凹槽的圆盘可能是山东省，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公元前 2500-2000 年，蛇纹石，F2017.5 当从侧面照亮圆盘时，五颜六色的纹理和薄切石的半透明质感便显露出来。 恒星的收藏品这块古老的中国圆盘在两个方面非常罕见：其轮廓呈凹槽状，尺寸也非常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璧！早期中国学者怀疑这种令人费解的形状是否在研究星体时发挥了作用。然而，现代考古学家断言，具有两个或三个弧度的类似玉璧是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平底璧的精致后代。 该物体一侧的有趣标记包括一个古老的几何图案，可能是从盛放圆盘数千年的容器或包装纸中转移而来的。这种设计被称为假晶（“假形”），实际上是保存在石头改变的“表皮”中的矿化替代品。还可以看到彼此垂直的轻微刻划的直线。它们的原始用途未知。 查尔斯·朗·弗里尔对这种物体很感兴趣，但他从未找到合适的样本来收藏。弗利尔美术馆于 2017 年购买了这块刻有凹槽的玉璧。它已被法国私人藏家收藏了八十多年。 青铜时代基础知识能够生产青铜并用它来制作工具、武器、礼器和乐器是文明的重大进步，以至于整个时代都以此命名：青铜时代。中国可能在公元 1800 年跨过了这个门槛。 青铜是一种人造金属，由铜和锡矿石混合而成，有时还会添加铅。需要高温来熔化、净化和以适当的比例结合金属。古代青铜铸造厂利用新石器时代陶工开发的高效熔炉设计来设计自己的过热器。青铜的制备和铸造的复杂性导致了工业铸造厂的兴起，其中侯马是最大的。 在侯马，铸造者依靠高温粘土模型和装饰分段模具来铸造物品。 用于铸造怪物面具的图案块约公元前 300-200 年，F1918 144 为了装饰这些模具，工匠们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图案块（例如这个）来加快重复相同图案的过程。铸造者将粘土分段模具排列在陶瓷芯周围。将熔化的青铜倒入模具和芯之间，然后冷却，将模具打碎以取出金属铸件。 适合国王想象一下，这头咆哮的龙头被安装在一辆豪华的战车上，就像一个令人敬畏的引擎盖装饰。这些特征用水银镀金、镀银和玻璃装饰，这是雕刻和技术的杰作。动物和蛇形的组合，加上镶嵌图案，使这对弩配件栩栩如生。 这三个金属配件的一端都有一个插座，最初都附在木元素上，这些木元素在埋葬过程中腐烂了。据称它们是在金村发现的，金村是周朝最后几位国王的墓地。 龙头形状的战车轴饰嵌玉龙首形饰东周晚期。约公元前 400-300 年，河南金村，镀金、镀银青铜和玻璃，F1932.14 一对弩配件错金银青铜马车件虎首错金银承弓器东周晚期。约公元前 450-400 年，青铜镶嵌金银，F1932.15, F1932.16 这件虎首错金银承弓器，据馆方信息可能来自金村。而关于它的用法，则不止是单纯的搁置弓弩。作为一种远射程武器，弩并不容易单手撑开，在行驶的战车上手脚并用张弩又很不方便，所以将弩机放在承弓器上，再利用其弯曲的凹槽斜向上拉弓弦，弩弓就可以张开。结合文献记载，孙机先生认为所谓的承弓器即“弩辄”。 色彩的点缀 可能受到漆器上鲜艳色彩的启发。在铸造厂工作的装饰师开始尝试用金、银、铜、孔雀石和绿松石镶嵌，以丰富青铜器的表面。工匠必须提前计划，并将要镶嵌的区域铸造得略低于周围表面。将完成的铸件从粘土模具中取出后，以线材形式使用不同的材料。用漆或类似的天然粘合剂将薄片、碎片或颜料粉末固定到位。 人们更喜欢具有强烈对角线的对称、全面的设计。这一趋势表明人们对大胆的几何图案的兴趣日益浓厚，这种图案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侯马复杂的缠绕龙纹。这些变化背后可能是日益世俗化和丰富抽象表面的视觉吸引力。 方壶方形酒壶，带几何图案东周晚期，约公元前 400-350 年GIFT OF ESIGONE AND ABNESE MEYER，F1961.32a-b 龙纹带盖豆东周晚期，约公元前 450-400 年，晋国，侯马铸造厂，青铜镶嵌金，F1939.41a-b 豆：春秋中晚期，豆的数量激增，成为中原地区最重要的青铜盛食器之一。且豆的器型多样，有高柄盖豆、矮柄盖豆、方座豆、浅盘高柄豆等，这些器型的成型来自于细分化的功用。事实上敦和豆并无本质区别，器型有很多类似之处，且都为盛食器。 侯马铸造厂新田（现代侯马）是铸造厂所在地，在公元前 403 年晋国分裂之前，这里曾是晋国的最后一个都城。1955 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勘测这座古城时，找到了铸造厂的地基，并花了十年时间仔细发掘该遗址。这里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青铜铸造厂。除了建筑遗迹外，考古人员还在两英亩的遗址上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粘土模型和模具碎片，以及极其复杂的制造技术的证据。没有其他发现能如此深入地揭示中国古代技术和青铜铸造工艺。 重复使用的粘土模型，主模型块和装饰的粘土模具的碎片表明采用陶瓷图案转移到铸造装饰的青铜物体。使用模式块来提高生产速度和产量而不牺牲质量是一项惊人的创新。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侯马的铸造厂以专业的劳动力和分工经营。 该设施于公元前585年左右由晋国统治者建立，之后的150年他们仍然是其主要的赞助人。侯马制作的装饰物具有复杂、抽象的设计，镶嵌，以及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图像叙事。 正在发掘的侯马铸造厂，1957-65 年。摘自《侯马铸造厂艺术》（普林斯顿，1996 年）。 错银几何纹青铜扁壶东周晚期。约公元前 350-300 年，河南或河北，青铜镶嵌银饰查尔斯·朗·弗里尔的赠品，F1915.103a-b 它体型浑圆，前后呈扁形，身上布满繁复美丽的错金银纹饰。整只铜壶造型讲究、纹饰精美。 侧面 李裕青铜器浑源彝器所谓浑源彝器又叫李峪青铜器。据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青铜器研究专家周亚介绍，1936年，学者商承祚先生写过一本书叫《浑源彝器图》，收录了一批1923年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青铜器。我们现在所说的李峪铜器或浑源彝器就是特指1923年在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这一批青铜器，国内学者习惯称为浑源彝器，国外学者普遍称为李峪青铜器。 浑源县位于大同盆地东部的浑河谷地，三面环绕恒山山脉，浑河流经县境，与广灵县和应县相毗邻。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行政区划九州之一，古冀州之地。春秋属代国，戎狄居住于此；公元前475年，赵襄子灭代，“襄王兼戎并代以攘诸胡”；唐末始名浑源。李峪村位于县城西南7.5公里的恒山北麓坡地上。这里是东周时期晋国（赵国）、燕国和北方草原民族交汇之地，晋文化、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汇聚于此，故浑源彝器群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风貌。 1923年正月的一天，李峪村村民高凤章在田间偶然发现了时代和归属不明的青铜器，消息不胫而走，无数村民参与到挖宝之中，所发掘各类青铜器，或被私下出售，或作废铜贱卖换钱。浑源县知事谢恩承闻讯派人到李峪村清查收缴村民手中的青铜器35件。当时游走在鄂尔多斯收购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人Leon Wanniek接到消息后也赶到李峪村，暗中收购村民私藏的青铜器20多件，并将之带回法国。瓦涅克看过衙门中展示的青铜器，并根据村民手中的残片推断，这批器物中“将近百分之七十在农民胡乱挖掘、毫无保护之下被破坏成了碎片”。 巴黎艺术品经销商 L. Wannieck 与 1923 年在中国北方村庄李裕发现的古代青铜器的回收、推广和传播密切相关。据经销商介绍， ”李裕宝藏是在一场风暴摧毁悬崖后发现的……当时，我正在鄂尔多斯寻找西徐亚-西伯利亚 (Scytho-Siberia)n物品。听到这个发现后，我立即去了那里，在那里我了解了发现它们的细节”。 Wannieck带回法国的李峪青铜器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一经展出，即引发巨大轰动。当时有评论，“浑源彝器”是从卢浮宫到吉美博物馆都引以为豪的“第一批完整的中国出土器物”。法国人准备收购县府扣押的青铜器。 与此同时，浑源官绅谢恩承成立了所谓“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打着“得款以备教育、生产与振兴农村经济之用”旗号，准备公开拍卖收缴来的青铜器。Wannieck以5万大洋与地方官绅达成收购35件古铜器的协议。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合约签署后，当地官员却给了他一批赝品。怒不可遏的Wannieck将浑源当地政府告上法庭，官司打了三年，惊动法国公使、登了报纸，最后在争论和非议中不了了之。 后来又有德国商人与北京古董商祝续斋欲竞价购买，最终在1932年，古董商卢芹斋用卢丰年的名号以时银29万元的高价购去这批古物，结束了这场持续多年的夺宝大战。 这批青铜器被秘密运往北平，藏进大德通银号。在多方紧盯下，卢芹斋不敢轻举妄动，这批青铜器在大德通银号一藏就是15年。1947年又悄然将其带入上海。随后，上海著名的大古董商、雪耕斋的老板张雪庚趁战局动荡之际，谋划再次将它们偷运出国。此时，这批浑源彝器只剩下12件，大部分已被零散带到国外，沦为欧、美、日等国的一些公私收藏。 1948年7月26日，17箱精心伪装的文物准备经江海关搭游轮启运纽约，报关单上写着“仿古品”字样。 上海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古玩市场中得到古董商大规模搞文物出口的消息后，多次奔走呼吁，终于取得了检查海关出口文物的权利，扣留了这批文物，342件古物中只有3件仿制品，浑源李峪出土的文物赫然在列。工作人员顶住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与威胁利诱，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 解放后扣押在海关的这批青铜器就移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李峪青铜器成为上海博物馆最早的藏品之一。而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浑源彝器中，最赫赫有名的当属牺尊，被视为镇馆之宝。周亚介绍，因为牺尊的器型仅此一件，国内外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一件与牺尊类似的器物，因此，显得尤为珍稀。另外牺尊水牛的造型也做的非常漂亮，其身上有三个孔，中间的孔里是一个锅形的容器，这种器型在当时做何种用途，在礼制方面处于什么位置，都一直是还在研究当中。其中最为著名者，为上海博物馆藏牺尊。关于牺尊，研究成果众多，鸟兽龙纹壶一对与牲尊同出、共藏于上海博物馆，但关注者较少，其器型、纹饰等，也是浑源彝器文化因素杂糅的具体体现。 Wannieck 无法获得所有的李裕青铜器。但他确实成功购买了其中的几十件，大部分是碎片。为了将这批青铜器保存下来，他于 1929 年将它们捐赠给了弗利尔美术馆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尽管这笔交易没有完成，但装运清单提供了 Wannieck 拥有的李裕青铜器的独特记录。 三年后，弗利尔美术馆从Wannieck的遗孀手中购买了现在展出的带盖盛器。 浑源彝器曾是学术史上的一个研究热点，一面世就引起国际文物界的轰动。究其原因，其学术价值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看。1923年类似浑源彝器这种类型的青铜器发现非常少，它的出现在国际文物界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因为它的造型、纹饰都比较特别，也很少见。当时出土的青铜器公之于众的并不多，这一批出土青铜器进入视野后引起大家的关注，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新中国成立后，类似的青铜器则出土了不少。 “浑源这个地方古代可能归属代国，出土的青铜器包含至少三种风格类型，一种是晋式青铜器的风格，比如西周鸟兽龙纹壶等；一种是燕式青铜器的风格，还有少量是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点的青铜器风格，所以研究这批青铜器等于说是要对这个地区的文化融合做一个研究。”周亚说。 另据大同市博物馆策展人李思祺介绍，李峪青铜器是东周文化研究中重要的一批器物，有着独特的风格特点。第一，写实风格与浮雕相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李峪青铜器具有鲜明的特色，使得纹饰看起来更加生动精美。第二，铸造工艺精湛高超，不仅沿用了传统的块范工艺，还应用了印模法，大大缩短了铸造器物的时间。第三，华丽纹饰与素面装饰形成强烈的反差。李峪青铜器纹饰多以动物类纹饰为主，辅以几何类纹饰，也有一部分运用镶嵌的手法展示出不同的场景。但如环耳鼎，通体无纹饰，同一器群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装饰风格，这种反差也是李峪青铜器特点之一。 为什么浑源县李峪村会出土这么多青铜器？出土浑源彝器墓的墓主人是谁？周亚表示，“因为当时这批青铜器的出土是通过农民挖土挖出来的，所以对它的埋藏环境、埋藏性质都不是很了解。“按照我们的一般认识，像出土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不会很低，是不是有可能是代国的国君，这个现在也无法肯定了。” 1929 年Wannieck寄往美国的李裕青铜器清单 李裕青铜器浑源彝器 1923 年 3 月，山西李裕村出土了一批周代青铜器。据说当时发现了这件带盖的盛器，以及陈列在本展厅入口附近的小青铜动物。学者们现在认为，这些作品被埋在 2500 多年前，以防被盗。 弗利尔美术馆从巴黎经销商 L. Wannieck 手中买下了这件作品，他出售了许多李裕青铜器。 这件作品和其他李裕青铜器都是采用古老的侯马铸造厂的制造技术制造的，侯马铸造厂位于李裕以南约 350 英里处。 蟠缡纹带盖敦交龙纹敦东周中朝，约公元前 500-450，晋国，侯马铸造厂，山西，F1932.13a-b 敦：春秋中期新出现器型，盖腹相合后似扁球，其功用类似簋。 半球形腹底，喇叭形圈足，有两环形耳，盖隆起状，上有三只圆雕鸟形钮，盖可倒置，成碗状。盖和腹部饰细密交龙纹，鸟形钮上饰羽纹。 这种圈足敦，器身类似春秋晚期的簋，同时期，也有敦设骨状兽蹄足，形似同期的鼎。这种情况体现了春秋晚期青铜礼器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实用为主，且功用细分化，很多后人命名为不同品类的青铜器器型是极相似的，同样，名称相同的器皿往往器型也很多，例如鼎。 在侯马出土了与盖子上的鸭子泥模相似的鸭子泥模。 带有几何图案和叙事场景的香炉 (博山炉)西汉。约 150-125 年F1911.79a-b: 河南或河北，青铜镶嵌金、银、绿松石和红玉髓，查尔斯·朗·弗里尔赠与 F1947.15a-b: 购买-查尔斯·朗·弗里尔捐赠 魔幻山脉两千多年前，中国设计师发明了特殊的香炉，用于燃烧昂贵的香水。这些容器的盖子形状像山峰。山丘中隐藏的洞让燃烧的香产生的烟雾像云一样环绕山顶。崎岖的地形上随处可见战斗场景，例如男子与老虎对峙。与早期的镶嵌物不同，金、银、绿松石和红玉髓被镶嵌在青铜离开粘土模具后切出的凹陷中。因此，这两个例子可能是使用相同的模型制作的。 汉代神仙方术流行，人们多向往长生不老的仙境，博山炉盖作尖锥状山形，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故名博山炉，是汉代的高纹熏香用具。 博山炉炉身呈半圆形，有疏朗的错金银纹饰，盖为尖锥状山形，其间山峦重叠，奇峰耸出，山林间奔走着野兔、鹿、熊和猎人。器盖以金银细线错嵌装饰山间的云气、树木枝叶以及动物身上的斑纹。与炉盖上灵动的山林装饰形成鲜明对比，炉身上的纹饰则显得规整典雅，以金银勾勒错嵌出规整的几何装饰块，并在其间镶嵌绿松石、玛瑙等宝石。炉器座较低，上饰盘龙，并镶嵌水滴状宝石。博山炉大量使用错金银和镶嵌，极尽华美，应为汉代皇室成员日常使用之器。 3D 扫描细节，展示山中的战斗场景 廉价替代品这些薄而简单铸造的微型器皿并非用于宴会或日常使用。相反，它们是专门为葬礼而制作的。快速刷上油漆的图案现已被腐蚀所掩盖，取代了漆器和镶嵌青铜的精美彩色表面图案，标志着悠久传统的最后阶段。 这些器皿中的四个似乎属于同一组。两个蒸锅中较大的一个可能来自第二组。 彩绘蒸盆查尔斯·朗·弗里尔赠送 F1916.239 酒瓮 (壶)GIFT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 F1968.33 鼎 GIFT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 F1968.34a-b 彩绘蒸盆GIFT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 F1968.32a-b 彩绘方壶 GIFT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 F1968.35 此图勾勒出了方形酒壶各侧面的图形 带有叙事场景的狩猎纹方壶公元前5世纪，F1956.15 在庆典上这样的器皿可能是为庆祝狩猎成功的豪华宴会而制作的。这一件方壶的器身上也是装饰着狩猎纹饰，也是出土自侯马遗址。在壶颈的部分装饰着一对像是凤鸟纹，在下一个区域又可以看到有人驾车追猎狂奔野兽的场面。 因为当时将狩猎活动视为一种作战演习，四季都要举办，春天的称为”搜“、夏天的称为”苗“、秋天的称为”猕“、冬季称为”狩“。所有贵族都要藉由狩猎活动锻炼驾车与骑射的技能。这一种用来狩猎的战车称为田车，之前在北京故宫看到的石鼓，其中有一方即为描述田车。 在第三层的画面可以看到一排人在地上拉弓射天上的飞鸟，注意画面中天上飞的箭，拖着长长的丝绳，有一说法是比较好找寻被射下来的目标，另一种说法是飞鸟群聚而飞，拖曳的丝绳会缠到其他的同伴。这样的方式称为”弋射”。 在第四、五层画面看到用罗网围捕鸟兽。传说以前商汤在野外见到猎人四面布网，鸟兽尽入其中。他嘱咐猎者网开三面，后来引申为成语”网开一面”，给人一条生路。 博物馆的解说牌还翻译了《诗经．·小雅．·吉日》，描述田猎场面浩大，活动结束后宴饮的活动。 中国古代诗歌经典中保存下来的特殊歌曲很可能在这些活动中演奏。《吉日》的以下歌词表明狩猎和纪念派对旨在加强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社会联系。 看看他们在平原上，如此宽阔，看看他们！有时赛跑，有时观望，这里成群结队，那里成对我们把他们带到左右，参加天子的盛宴。 我们拉弓搭箭。有时射小猪，有时砍野牛，用浓酒招待贵宾。 智君子鉴带有狩猎场景的盆（鉴）中东周朝，约公元 500-450 年，晋国。侯马铸造厂查尔斯·朗·弗里尔赠品 F1915.107 铜鉴的出现一般是在春秋时期开始。鉴属大型盛水器，其用途有三: 一盛水，二用以盛冰，三是沐浴之用。在先秦铜镜尚未普及之时，鉴成为照容的主要器物。但由于铜鉴体大笨重，使用不便，随着铜镜制造工艺的提高和广泛使用，战国中期以后便逐渐退出照容用器的行列。冰鉴之功用已有文献记载并有出土器物印证。至于洗澡用的鉴，其体量必定不小，目前已发现的铜鉴尚无可容人沐浴的，故推测青铜鉴可能更多的是作为当时诸侯贵族礼仪用器或陈设赏玩的器物。 这个巨大的盆在明尼苏达州的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有一个与此相同的孪生兄弟。这两件铜鉴均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1938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器型相同，规格相似，这两件智君子鉴应为一组。 铭文写道：“智君子之弄鉴。” 盆子上的铭文写着智氏家族的名字，所以很清楚这一件鉴属于晋国的智氏(知氏)。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分晋。智氏家族是晋国的一个主要家族。智氏家族在公元前 450 年的一场权力斗争中被消灭。 弄鉴表明此鉴用作赏玩，说明此时铜鉴已经脱离礼器职能，也非实用器，很大程度上是用以显示权利财富、陈设赏玩的弄器。 狩猎场景 概念艺术捕捉狩猎的喧嚣，盆的外部的三处装饰重复了相同的人物追逐、刺杀和射击动物的构图。寻找两辆战车的重复图案。一辆由两匹马拉动，另一辆由四匹马拉动。虽然战车和它们的驾驶员是侧面描绘的，但马匹和它们的马具是从上方展示的，向两侧张开。加入这场激动人心的追逐的是三组弓箭手，他们用系绳的箭诱捕长颈鸟。鱼暗示了他们任务的沼泽背景。在这项描绘现实生活事件的早期努力中，意义是通过绘画惯例传达的。 揭开秘密受到侯马发现的启发，保护科学家 Barbara Keyser 在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研究了这只盆及其配套的盆，以了解它们的制作过程。她的研究表明，铸造厂对青铜铸造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Keyser 注意到，这对盆上的装饰带是由反复重复的较小单元构成的。这些装饰单元是连续粘贴的粘土图案块的印记。只需要六个基本设计单元就可以制作所有的装饰。 这种模块化设计方法解释了在侯马出土的破碎图案块。这些“母版”用细粘土制成，并在高温下烧制，可用于制作无数的印记。直接装饰用于更清晰的铸件的模具，并利用重复的图案加快了生产速度。结果是单个容器、成对的容器甚至一系列物品上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六个图案单元被用来装饰整个盆绘图来自 George W. Weber，Jr周晚期青铜器饰物（New Brunswick，1973 年） 龙纹带盖鼎东周中朝，约公元前 500-450 年，晋国，侯马铸造厂，F1947.20a-b 这个三足鼎可能属于一个多达九件大小不同的套装。 成对和成套许多侯马青铜器都是成套制作的。需求的增加和复制不同尺寸物品的需求可能促使侯马的古代设计师完善机械复制手段。为了加快制造速度，他们简化了模具，分别制作了腿、把手和其他附属物，然后再铸造。 子乍弄鸟尊鸟形龙纹酒器东周中朝，约公元 500-450 年，晋国，侯马铸造厂GIFT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F1961.30a-b 鸟还是水壶？这是弗利尔美术馆最有名的青铜器。这个设计精巧的容器形似猛禽，用来盛放液体，很可能是谷物制成的酒。虽然这个容器的部分类似于真正的鸟，但设计师创造了一个值得仔细观察的虚构生物。在表面上，羽毛和鳞片的自然纹理与抽象的交织图案相结合。当“鸟”站立时，很难看到盖子和身体在颈部连接的地方。隐藏的铰链使喙可以打开作为喷口。显然，这件物品的主人是一位贵族，因为这个生物的后脑勺上用金色刻着“子乍弄鸟"。 造型以鸟为原型，双腿直立，昂首，鸟首与鸟身分离，以卯榫形式连接，尖喙可开合。鸟首饰以羽纹、回纹及点状纹，颈部为变形的夔纹，夔纹内填以回纹。肩饰夔龙纹，腹部为鳞纹及夔纹，背部为浮雕羽纹，足部饰云纹。鸟尊造型华美精致，雕刻工艺精湛，装饰纹样夸张，局部造型逼真，为春秋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鸟首背后有错金银四字“子乍弄鸟”。鸟尊无法独自立稳，根据同时期山西出土的此类鸟尊判断，原尾部下方似应有一用于支撑的小兽。 颈后“子乍弄鸟”铭文 铭文中，“子”是器物铸造者的名字；“乍”在此为通假字代“作”，读音为“zuo”，意思为“制作”；“弄”字有玩弄、把玩之意。连贯来看，就是一位叫“子”的贵族命人制作了这件供人把玩观赏的酒樽。 此器据传山西太原出土。根据后来太原金胜村251号墓的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子乍弄鸟”尊很可能是晋卿赵简子或赵襄子自用的酒器。 子乍弄鸟尊没有确切的早期出土或传世记录，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能确定其出处。一直到1988年3月，太原市晋源区金胜村251号大墓(推测为赵简子或赵襄子墓)发掘出另一件鸟尊(赵卿鸟尊)，造型是一只水鸟，其局部造型和纹饰与子乍弄鸟尊颇为相似。中美双方的考古专家就两个青铜器上铭文的雕刻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两件器物完全有可能是同一个工匠在同一个时期制造的。 赵简子本名赵鞅（古本《竹书纪年》载简子卒于晋定公十七年，为公元前458年，《春秋左传》载简子卒于晋定公三十七年，为公元前475年），世称赵简子，又名志父、赵孟。在春秋末时期，赵简子30岁就成为了晋国的六卿之一。到了战火纷乱的战国，他又率兵南征北战，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建立了赵国，成为赵国的奠基人。 赵襄子赵简子最小的儿子，本名赵毋恤（？～公元前425）春秋战国之际晋国赵氏的封君。生年不详，卒于周威烈王元年（前425年）。卒谥襄，史称赵襄子。《史记》中所引赵襄子的纪年，在位为33年（前457至前425年）。在位期间，他联合韩、魏等国灭掉了智氏，扩建晋阳，为赵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人治理赵国都逾30年，也同样都是在古稀之年辞世的，这与墓主人骨龄的探测结果是相吻合的。更为凑巧的是，收藏于美国的那只鸟尊上，铭文的第一个字就是“子”，如若它前面还有字，则很有可能是“简”或“襄”。 智氏名智瑶（？-前454）春秋末晋六卿之一。即智襄子，又称智伯。晋定公时，晋有智（亦作知）、赵、韩、魏、范、中行氏六卿。六卿日强，晋室愈弱。 通体黑色子乍弄鸟尊通体黑色，而且鸟眼两边镶金。据说，当年Mayer夫妇把这件文物赠给弗利尔美术馆，就是要弄清楚这件中国青铜器为什么是黑的。 因为鸟尊细节上做得太精美了，所以刚开始弗利尔艺术馆不敢相信它是真的，一直以来都把它当做一件清代造的伪器。后来，研究界开始从金属成分上来分析器物，认识到中国商周青铜器是由铜、铅、锡三元合金，而清末很多作伪的青铜器用的是含锌的黄铜。上世纪40-50年代，弗利尔艺术馆实验室对“子乍弄鸟尊”进行了成分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件来自于春秋晚期的文物。 据弗利尔美术馆中国美术部研究员司美茵（Jan Stuart）介绍，这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这只鸟尊是很特别的一件，它是世传的器物，可能是清代乾隆时期存放于中国的宫廷之中供皇室把玩的器物，并非发掘而来的。子乍弄鸟尊很有可能在一个世纪前甚至是更久远的时间被人们发现，并作为贡品送到清朝宫廷之中。这一推断的依据是，乾隆皇帝收藏了很多青铜器，并且，他希望这些青铜器都很干净、很漂亮，故而将其涂黑、镶金。据1876年的一份清单显示，当时有15000幅字画从北京紫禁城送到察哈尔的宫殿，从收藏的数量来看，爱好古玩的乾隆其收藏品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皇帝。这件子乍弄鸟尊极有可能被乾隆皇帝把玩。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青铜器专家李先登先生介绍，的确是因为入清宫，这件散发着神秘古韵的青铜器--子乍弄鸟尊才满身黑色的，不过这黑色不是墨染的，而是被收藏者清理后打的蜡，这种青铜器在文物界被称为“熟坑”器。熟坑的意思是，为了对古代的青铜器进行保护，避免它继续生绿锈，就在表面，把土等一些东西清除以后，在表面打蜡，使得表面凸起部分变得光亮，出现包浆，这种包浆通常呈现黑褐色，与“生坑”(新出土、未经人工处理的青铜器)形成对比。这是明清时期采用的一种保护青铜器的方法。 无论如何，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鸟形青铜尊的巅峰作品之一。 牛犊形器，可能是貘约公元前 5 世纪初，中国山西省，青铜，F1948.24(左)，F1940.23(右) 这尊四足动物的制作非常精细，尤其是动物面部的造型、短而有蹄的腿和鳞片圆润的身体。尽管特征清晰，但动物的身份仍然不清楚，青铜雕像的确切功能也是如此。宝贝壳颈圈、扭绳带、条纹和鳞片图案表明，这种动物也曾在山西省南部的侯马作坊中制作过。 破碎的图案中国最早的礼器上装饰着正面面具和腾跃的龙的侧面像。设计被划分开来，图案对称地设置在框架中。这三个器皿展示了这种方法在公元前一千年早期是如何分解的。面孔和龙融入了视觉上富有节奏的丝带中，可以抽象地排列。到了侯马生产的鼎盛时期，这些带子被组装成密集的交织图案，以连续的带状环绕着物体。 带面具和龙的礼仪酒器（尊）西周中期，约公元前 950-850 年，F1954.122 带有面具的礼仪酒器（壶）西周晚期，约公元 900-800 年查尔斯·朗·弗里尔赠品，F1913.21 绹索龙纹壶东周中朝，约公元前 500-450 年，晋国，侯马铸造厂，F1957.22 壶为古代盛酒或盛水器，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壶的形制在商代多为圆形、扁形、瓠形三类，周代以后又增加了方形、椭圆形等。战国以后，大腹的圆壶自名为钟，汉代时方壶自名钫，扁壶在战国时自名为钾。 传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高体束颈鼓腹，颈部置一对兽形耳，口沿下饰内填一对夔龙的垂叶纹带。颈腹部有带状饰五道，均以细索纹带为界纹。第一、三道纹饰为夔龙纹，第二道纹饰为夔凤纹，第四道纹饰为鸟兽纹，第五道纹饰为内填夔龙的垂叶纹。圈足饰垂叶纹带和变形龙纹带。全器通体纹饰，极为精美。 以下为我2015年参观弗利尔美术馆时展出的青铜器。 戴家湾出土青铜器 这件四出戟凤鸟纹提梁卣 (左) 和牛首乳钉纹四耳簋 (右)是陕西军阀党玉琨1927年在宝鸡戴家湾盗掘出土之器。据传，民国年间，党玉琨1917年至1928年盘踞在凤翔、宝鸡一代达12年之久，成了当地的土皇帝。他从1925年起便征派当地的民工和所属士兵数千人，对宝鸡斗鸡台戴家沟等进行盗墓，获得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仅青铜器一项达千余件。1928年，宋哲元带兵攻克凤翔，党玉琨在战乱中死亡后，所盗掘的文物全部落入宋哲元手中。后来，只有少部分留存在国内，大部分的青铜器均经古董商人之手卖到了国外。 四出戟凤鸟纹提梁卣约公元前 1050 年，可能是中国河南省安阳，青铜，F1930.26a-b西周早期的大出脊提梁卣，造型充满了力量。 1929年戴家湾墓葬出土，目前分别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波士顿艺术馆的两件长梁凤鸟纹卣。其中弗利尔凤鸟纹卣较大，通高50.7厘米，波士顿凤鸟纹卣稍小，通高35.5厘米。 凤鸟纹卣卣(音同有)，古代的盛酒器。商代出现，现今所称之卣，其定名始自宋人，沿用至今。宋人最早注意到了这类酒器的独特之处在于结构复杂，尤其是有可活动的盖和提梁。一般来讲，卣与古代的壶很相似，但是壶没有提梁，而卣大部分有提梁。 从造型上看，卣器身上的扉棱非常突出，这种铸造手法只盛行于商末周初，西周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上很少见到。与一般的青铜器比较，这种带扉棱的青铜器铸造难度要大许多。这种铜器陶范只在河南孝民屯遗址上发现过。 凤鸟纹，也就是我们最早的龙的形象和凤的形象。从纹饰装饰手法上看，卣体上的长尾大凤鸟纹装饰手法是西周早期铜器的典型特征。一般认为，商与周的祖先起源都与鸟的图腾崇拜有关。反映在青铜器上，凤鸟纹多饰于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腹、足等部位。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大多作对称排列。发展到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由于西周青铜纹饰中出现了大量的凤鸟纹，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凤鸟纹时代。 凤鸟纹卣是商末周初时的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凤鸟纹卣》之名来自其上的主要纹饰—凤鸟纹。严格地说，《凤鸟纹卣》的大体形制在商晚期就已出现，至西周初期都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器物的华丽程度在青铜器群中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并且其时代特征非常鲜明，分布区域特征也十分明显。从之前的考古发现看，这种器型都出土在陕西宝鸡地区的戴家湾墓地和石鼓山西周墓地，存世的也并不多。 戴家湾凤鸟纹卣这件凤鸟纹提梁卣是陕西军阀党玉琨1927年在宝鸡戴家湾盗掘出土之器。 1901年戴家湾墓葬出土两件凤鸟纹卣，两件大小不同，形制完全相同，均铸有相同的铭文“鼎”，收藏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29年戴家湾墓葬出土两件带长梁凤鸟纹卣分别收藏在弗利尔美术馆和波士顿艺术馆。其中弗利尔凤鸟纹卣较大，通高50.7厘米，波士顿凤鸟纹卣稍小，通高35.5厘米。此外，1929年戴家湾出土的两件带长梁凤鸟纹卣，还搭配有哈佛大学艺术馆所藏的方彝，为一方彝二卣的组合。这是殷墟文化晚期以来，高等级墓葬中较为常见的组合形式。不过该方彝纹饰风格以及长梁造型与二卣有较大不同。 波士顿美术馆的凤鸟纹出戟提梁卣<a href="https://www.meipian.cn/1xo0w0sj" target="_blank">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文物藏品 (上)</a> 哈佛大学美术馆的方彝商末或西周初，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10 世纪初，1944.57.37.A-B 牛首乳钉纹四耳簋带尖刺、肋骨和龙的礼制谷物餐具（簋）约公元前 1050-1000 年，陕西省宝鸡，青铜，F1931.10 宝鸡戴家湾出土，1931年从卢芹斋处购得。器耳是分铸的，而且是先铸的。60年代弗利尔美术馆对青铜器拍下X光片发现下方的扉棱也是先铸、分铸的。这件四耳簋被推测属于第二套铜禁中的一件(第一套即为端方旧藏，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赫赫有名的柉禁组器)。 直口折沿，深腹直壁，体有四兽耳带小珥，下方为高圈足，足下有厚边条。器颈、腹部饰有四道高扉棱，圈足及足的外缘各饰八道扉棱。在口沿的下方和腹下方各装饰着三排乳丁纹，乳丁排列规整，各个挺拔于四耳与扉棱之间。簋的腹部在与上下乳丁布阵之间饰有一圈直条纹。圈足饰夔纹，并以云雷纹填地。四兽耳上方有长方形小珥下垂，小珥外侧波状起伏。四兽耳的上方为立片状铜牌式。在牌的正面有两道凸出的扉棱，扉棱之间饰有一凸出的小牛首，在牌的背面也饰有一小牛首，又正好与对面的牛首隔沿相望。四耳的牌式下方为牛首浮雕装饰，在牛首浮雕的下面又一小些的牛首浮雕，在下垂的小珥的两侧面也各饰有一小牛首的造型，使每个耳上共有六牛首，整器四耳共有24个牛首。在耳的两侧上下方用阴线各雕饰着夔纹，两夔纹间雕饰鸷鸟纹。 此簋无铭文，从风格来看，应属西周初期。不同于西周时期典型簋有方座或带盖的器型，这件四耳簋在造型上延续商代以来的传统样式，但装饰尤为夸张。器身上的乳丁纹类似于成王方鼎，锐利突出。较一般簋不同的是此簋有四个粗壮的鋬，因而比之两鋬簋显示出更厚重的体量感。每鋬上叠加数个高低错落的牛首装饰，其数量至少有二十只，这也是同类器物中较少见，而颇具巧思的设计。 此簋与石鼓山西周墓地4号墓2号壁龛出土的四耳簋，以及宝鸡纸坊头一号墓出土的四耳簋极似。整器以造型庄重，装饰典雅，铸造精湛，尤其是以叠订架屋的手法将牛首的浮雕层层饰出，这种装饰的手法是极为少见的，再加上尖而耀眼的棘刺装乳丁纹的装饰，更显示出了此簋的美观大方。其形制庄重，构造复杂，威严神秘，不仅是青铜器中的精品，还具有宝鸡地区极强的地域特色。 簋作为食器用于盛放煮熟的粮食作物，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并与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如天子即配享九鼎八簋。 洛阳邙山马坡出土青铜器 作册令方彝、作册大方鼎、士上盉这三件相传均系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邙山麓之马坡 (传说是发明洛阳铲的地方，离金村大墓不远)的窖藏诸多器物之一，为弗利尔美术馆镇馆之宝。 作册令方彝饕餮纹、蛇纹和鸟纹青铜方彝西周早期，约公元前 1050-975 年，青铜，中国河南省洛阳购买 — 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30.54a-b 商周时期，所谓彝器，通常是对青铜祭器、法器或礼器的总称。令方彝，又名“夨(cè)作父丁彝”，也称“夨令彝”，或夨令方彝，亦称“作册令方彝”。作册为职官名，属于史官，职掌策命、文书、祭祀等事。 相传系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邙山麓之马坡 (传说是发明洛阳铲的地方，离金村大墓不远)的窖藏诸多器物之一，为中国古代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中的盛酒器，体量大，工艺精，器盖对铭各187字，堪称西周重器，是当之无愧的方彝之王，是弗利尔美术馆最著名的青铜器，也是海外流失文物中的精品。铭文为西周早期器物之冠，是研究西周管制的重要依据。 令方彝为长方体，盖和盖钮均作四坡式屋顶形，侈口，束颈，腹微曲。其上每个边棱和每个平面的中线以及脊棱上，均有扉棱一道。盖面雕有兽面纹和凤鸟纹，颈部雕四组虎头双身龙 (双体龙纹)，腹饰大型兽面纹，足饰凤鸟纹。盖和腹的四面饰双龙组成的内卷角大兽面，阔口獠牙，巨睛利爪。口沿下饰双体龙纹，方圈足饰长冠垂尾凤鸟。自盖至足的四隅及中线皆有透雕扉棱，颇显凝重大方，富丽华美，是极其宝贵的青铜珍宝。 尽管这件器物的装饰十分精美，以不同层次的浮雕方式呈现出精致的饕餮纹和动物图案，但它最著名的还是长达 187 个字符的铸刻铭文。这段文字是周初最长的文字之一，在器内和盖上重复出现。一位名叫令的宫廷书记员可能亲自撰写了这段文字；铸刻铭文与书法的节奏和流畅度相似。如果是这样，他可能遵循了家族传统：他是大的弟弟，而弗利尔收藏中的方鼎 (F1950.7) 就是由大负责制作的。 作册令方彝铭文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宫，公命告同卿事寮。隹十月，（十）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命，舍三事命，遝卿事寮、遝诸尹、遝里君、遝百工、遝诸侯、（诸）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戊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贝王。明公赐太师鬯，金，牛曰用祷。赐令鬯，金，牛，曰用祷。乃令曰今我唯令女（汝）二人大遝于乃寮乃友事，作册令，敢扬明公尹人贮，用作父丁宝尊彝。敢追明公赏于父丁，用光父丁，隽册。” 铭文对研究西周初期的历史、语言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铭文中提到了成周城、京宫和康宫，这些信息对于西周断代具有重要的证据价值。其中提到的“京宫”和“康宫”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宗庙系统。京宫祭奠自周太王以来的各代国王，而康宫则祭奠康王以下的各代国王。这些信息不仅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也为西周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铭文大意这件器物是为了纪念周代第四位君主赵国时期在成周举行祭祀，并受命”尹三事四方"（任命成周百官及亡商诸侯）。周公之子、太保之侄明保主持了这些活动，活动以大规模的宫廷和地方官员聚会开始，以动物祭祀结束。之后，明保为了感谢他们的努力，赐给矢令和他的同事亢师鬯 (礼酒)、金（可能是青铜）和牛，并命令将这些礼物用于祭祀目的。矢令乃作器颂扬明公。 令彝自出土至于今，关于铭文内容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首先，在断代上，主要有成王、康王或昭王之说。其次，则是像周公与周公子，明保与明公，以及康宫和赐物的名实等诸多异议。 作册大方鼎蛇纹和饕餮纹青铜方鼎西周早期，约公元前 1050-975 年，河南省洛阳，青铜购买 — 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50.7 这件器皿的长边上清晰可见铸刻41字铭文，铭文记录了周初历史上一位关键人物的相关事件：太保，昭公。由于这件方鼎提到了太保在制作纪念鼎以纪念周初两位国王武王和成王，因此它很可能是在第三位国王康王统治期间制作的。一位名叫大的抄写员或编年史家一定以某种方式协助了太保的这项工作；根据铭文，他得到了一匹白马以表彰他的服务。几乎相同的文字出现在三个类似的方鼎上，表明它们是作为一套实用的食物容器制作的。另三件中，两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美国The Hermitage Museum & Gardens (Virginia)。 41字铭文‬： 公朿铸武王，成王异鼎，唯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太保宦，用作祖丁宝尊彝，雋册。 士上盉臣辰盉饕餮纹方盖方盉 (he)约公元前 1050-975 年，中国河南省洛阳，青铜，F1933.2 臣辰益，或称臣辰癸盉、臣辰作父癸盉、辰父癸盉、土上盉，西周早期酒器，传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马坡。程彝斋、刘体智旧藏，后辗转流经古董商姚叔来通运公司，1933年由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购得。 西周昭王时期士上盃，又名臣辰盉, 侈口、长颈，分档四柱足。盖上有一半环钮，一侧有链条与鋬相连。颈饰三列雷纹组成的兽面纹，盖上及腹部饰曲折角兽面纹，除眉目以外，均用细雷纹组成流管饰叶状兽体纹。 乍一看，很难辨认出这个水罐表面饕餮的眼睛、眉毛、角、耳朵、鼻子、嘴和腿。这种古式装饰风格可能是故意选择的，以唤起人们对古代的回忆，但铸造长篇纪念铭文的做法是最近的创新。 铭文 盖内铸铭文50字，器铭4字, 位于垫内器腹，末字下半为整所掩。铭文记载周王在宗周举行同姓诸侯和会，五月辛酉日，又命士上和史寅到成周殷见异姓诸候，事毕，赏给士上香酒和贝币，土上用以铸造祭祀亡父之器。 完整的铭文记录了围绕皇家赠予葡萄酒和贝壳的事件，最后四个字符表示一个家族或一个氏族团体，他们显然是宫廷书记员或编年史家。由于至少有另外三个已知的青铜器上刻有相同的铭文，因此这个方盉很可能是同时制作的一套酒具的一部分。 1929年，有多件带有“臣辰”铭文的铜器出土于洛阳邙山马坡，说明商周时期的臣辰家族可能就生活在这一区域。 安阳出土青铜器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文字记录和中国考古学的发源地，安阳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有着特殊的渊源。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被西方学者引介进入中国；而在河南安阳殷墟，则由本国学者主导发掘工作。从“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来到安阳时起，殷墟的考古历程就与美国国立亚洲博物馆之间产生了特别的关联。 2023年—2024年，弗利尔举行过一个有关安阳的特展《安阳——中国古都王城: 中国安阳殷墟青铜器大展》。展厅入口处在循环放映一部黑白的纪录片，里面还有李济等中国考古先驱们的身影，以及三十年代发掘安阳商代大墓和在小屯发掘的记录。1929年，民国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开始青铜时代遗址考古工作一年后，李济主持了发掘工作。当时，李济还是弗里尔美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一名工作人员 (1925–30)。为了促进中国的考古实践，弗里尔支持李济和他在安阳的前两季工作。这种基于科学知识进步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合作标志着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 “鳶”字卣带有饕餮、龙和蝉的卣约公元前 1100-1050 年，可能是河南省安阳，青铜，F1940.11a-b 据传出自安阳，扁平带状提梁，腹部饰凤鸟纹，商代晚期。 此器以精美的饕餮纹浮雕图案装饰，以及器足、器身、颈圈和盖子的带状图案吸引人们注意。器皿表面有四种龙的图案。这些凶猛的动物展现了青铜时代安阳设计师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器身铸“鳶”字铭文 器皿和盖子内的鸟类图案可能代表一个家庭或氏族。 商鸮形卣 安阳中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 1150 年，青铜，可能是河南安阳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F1942.14a-b 这件鸮卣传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代晚期的佳作。是又一件卢芹斋经手文物，1942年，由其售予弗利尔美术馆，由弗利尔捐赠基金(Charles Lang Freer Endowment)出资收购，成为该馆收藏。 这件卣被表现为一对背向而立的鸮，鸮首为器盖，身体为器腹，四足为器足。盖、腹部扉棱四道，肩部对称兽首形鼻。器身两侧有贯耳，却无提梁，或原提梁由绳结、织物所制，腐朽不存。鸮翅和侧腹加饰立鸟纹，底饰龙纹，通体以云雷纹为地。肌理上有许多红色(铜矿)的纹路，里面是裸露的金属，有孔雀石，铜矿和蓝铜矿的结痂。此鸮形卣尽管历史久远，但纹饰清晰、质感稳重，几乎已将商代代表性的纹饰集于一身，不失为商代青铜器杰作。扁首、短颈、圆腹、矮足的特点，让这件鸮卣整体造型显得圆润可爱。 这个容器用于盛放祭祀用的酒。它矮胖的形状可以容纳一对猫头鹰，它们用短腿背对背站立。腿、身体、翅膀和尾巴上的鳞片图案使鸟儿在背景中脱颖而出。在盖子上，猫头鹰的头有大而圆的眼睛、下垂的喙、小耳朵和大角。它们很容易辨认，可以确定是欧洲和亚洲的雕鸮（大角鸮的亲戚）。 鸮形卣被我国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鸮 (xiāo)，为鸱鸮科各种类动物的通称，亦为中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由于鸮一般习惯在黄昏或夜间活动，因此民间又把它叫做“夜猫子”。 我国古代商周时期的盛酒器——青铜卣，多被用于迎神和祭祖，主要具有祭祀和宴飨功能，是宗庙里常用的祭器之一，且还是专门盛香酒的祭器。其造型通常为椭圆形、垂腹、圈足，在商代多装饰兽面纹、夔纹、鸮形纹，西周时期后多见鸟纹。 卣作为酒器，除一般形态外，还常被铸造为动物形态，其中又以鸮型最为多见。其中构思奇特的鸮形卣，就是商代青铜器中一朵永不凋零的奇葩。 鸮与其他鸟类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一双惹人注意的大眼睛。并且两眼不是在面颊的两侧，而是在正前方；同时眼球四周，还有称作“面盘”的放射状羽毛，这一特点在青铜鸮形卣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商代社会里，宗教世界观占据着支配地位。然而青铜器作为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礼器，用鸮这类鸟的形象来铸造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商人的图腾中尚鬼，鸮昼伏夜出被认为是冥界的使者，可沟通神鬼。且对于当时的农业文明中，鸮是益鸟也被尊崇为丰收之神。另外鸮是一种猛禽，还象征着英勇聪慧。故青铜鸮形卣在当时广受欢迎，可谓理所当然。 这类商代青铜鸮形卣在目前的文物界，还有“愤怒的小鸟”之网络名。 商朝晚期青铜盘有龙、鱼、虎、鸟的祭祀盆约公元前 1250-1150 年，商代晚期，安阳早期，安阳，可能是河南省，青铜，F1956.26 这件河南安阳盘的主要装饰图案是一条盘绕成圈的神话巨龙，长着大眼睛、角和耳朵。四条较小的龙填满了空间，使整体设计更加完整。 当这件盘用于洗手仪式以表示净化和尊重时，龙会被水覆盖，仿佛它们是海洋生物。盘的外部还出现了其他版本的龙。由于龙是虚构而又强大的野兽，中国艺术家对其假想外观进行了无数种变化，通常将它们描绘成凶猛的侧面，嘴巴张开，尾巴紧绷卷曲。 侧面 底部 青铜人面盉龙纹礼器约公元前 1200-1150 年，可能是河南安阳，青铜，F1942.1a-b 人面盉是商代后期的盛酒器，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费利尔博物馆的馆藏精品之一。人面盉整体为圆形。由器盖和器身组成，器盖为一个人面，“臣”字目，弯眉，圆鼻，阔耳，头上长着两只瓶状角；器腹外鼓、下垂，中心有流，龙长而弯曲的身子从盖背面下方的身上盘绕而下。 这件盉之所以珍奇，就是因为造型，盉的盖子是一个人脸。用带有龙角的夸张人面做装饰，格外引人注目，体现出浓郁的神秘气息。后面没有鋬（pàn，把手的意思），原来应该有提梁。器身反而较矮，在腹部和器盖，用龙纹做装饰。这件青铜器极为怪异，在整个殷墟遗址发掘期间仅此一件，是海内外唯一的原件，目前国内也只有故宫博物院有三件仿制品，但线条呆板不流畅，锈斑颜色分布不自然，无法与真迹相比较。 此器皿的盖子上画的是一条长着人脸的中国龙，还是一个人变成了一条长角的蛇？虽然今天看来，这似乎有些卡通化，但这种熟悉与超自然的令人难忘的结合可能代表着精神世界的奥秘，从而将一个简单的梨形水壶（盉）变成了一件引人入胜的雕塑作品。 头部与爬行动物的身体相连，爬行动物的身体围绕着容器盘旋，末端是一条尖尾巴。两只爪状的手臂向前伸向壶嘴，壶嘴被较小的盘绕龙的嘴巴衔住。这个独特的水壶可能是在中国南部省份的一个大型青铜铸造中心制造的。 人面盉盖人脸的后脑勺有一条蟠卷而下的龙体（或蛇体），与盖子的人面联为一体，盉的颈部两侧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龙爪，所以人面盉的整体造型应该是“人面龙身”。 人面盉可能拥有特殊象征意义。在中国众多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中，女娲、伏羲等众多神，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女娲更是创下了传土造人、炼石补天、创立婚姻制度等功绩。结合人面盉上的蛇纹、抬头看天的姿态等形象，有不少学者认为，人面盉的创意来自于女娲的形象。人面蛇身形象正与《山海经》中的烛龙相符，以烛龙为蓝本的人面青铜盉为水器，大概也是苍龙致雨神力的体现。 流传历史这件人面盉最早著录于黄伯川的《邺中片羽• 三集》（1944 年影印本），陈梦家1944-1947年在美国所收集的殷周青铜器资料中就有这件人面盉。 据贾文忠的父亲贾玉波回忆，1940 年前后，其曾为通古斋修复过上面这件人面盉。“铜盉是从河南彰德府买来的，系殷墟出土遗物。当时周身布满铜锈和胶泥，纹饰模糊不清，经王德山、贾玉波师徒二人仔细清理、修整，人面盉精美的花纹全部露了出来。由于深埋地下，日久天长，有些地方已经残破，只能重新做地子，再上锈。经过几番整理，原来的生坑人面盉就变成了传世熟坑精品。” 近一个世纪，殷墟也进行了数十次的发掘，但始终未再发现与人面盉相类同的器物。“而这件器型特殊、纹饰精美且设计风格又极为怪异的人面盉，成为中国青铜器文物家族里绝无仅有的国宝。”据说，人面盉修复后，由北京“同益恒”古玩店的萧延卿、陈鉴塘卖给了上海古玩商叶叔重（卢吴公司合伙人之一吴启周的外甥），经卢吴公司远销美国。 王德山、贾玉波翻制了模具，从多个角度拍摄了照片，以备复制。以该件为原型，民国时期做了一批仿制品，有三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其中一件尺寸与该件大小相当，另外两件略小一些。这三件仿制的人面盉，盖上和器内均有铭文。从仿制的特点来看，器形仿得比较逼真，而纹饰线条呆板不流畅，人工做旧，锈斑的颜色与分布不自然。这三件人面盉中，有两件原为冯公度所藏，一九五六年，其长子冯大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另一件原为收藏家普劳德收藏，后也转交给故宫博物院。 贾文忠曾经三次到美国看望人面盉，第一次是在2000年。人面盉收藏在弗利尔美术馆的中国青铜器厅，展厅不算大，但让贾文忠感到震撼，人面盉摆放在展厅中央最醒目的位置。 贾文忠说：“在一个大玻璃展柜里面，人面盉放在正方形底座上。当我低头俯视，一下子就看到它的脸，这是多么熟悉又陌生的面容，在照片上看了它50年，终于看到了它的真实面目。相聚的一瞬间，仿佛是老友相逢。” 2012年和2014 年贾文忠又两次专程去美国看望人面盉。 盉盉的用途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调酒的浓淡，二是盛酒器，三是用来浇水洗手用。 一般的盉有点像茶壶，有把手、有壶嘴还有盖子。盉一般作硕腹，腹部一侧斜生长出一个管状的流，另一侧有鋬 (pàn，把手的意思)，三足或四足，有盖，盖多以链索与鋬相连。 盉出现较早，相当于夏代二里头遗址就出土有陶盉，商周最多，精品也最多，秦汉以后还有。开始为三足，到周初流行方盉，形式自上而分四足。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圈足和短足的盉。 这一组酒器规格非常之高，其中椭方斝和带盖的角都是比较少见的。 方斝 (jiǎ，祭祀用酒器) 带有饕餮纹、龙、鸟和蝉安阳中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 1150 年，青铜，可能是河南省安阳购买 — 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F1935.12a-b 商代晚期酒器，器身为长圆形，束颈、鼓腹，口沿上有一对高耸的伞状立柱，四足为三棱锥状，器盖微拱呈弧形，盖上有一立鸟形钮。器身纹饰可分为三段：口沿下饰一周三角蝉纹，颈部饰一周龙纹，腹身饰大兽面纹。器内铸铭文一字。该器器型宏大，纹饰繁缛，铸造精良。 这件方斝饰以高浮雕，低浮雕和凹版兽面纹。安阳殷墟出土的另一件兽面纹方斝和这件造型纹饰都非常相似，仅盖部上方的动物钮一为凤鸟，一为兕 (犀牛)，应为同一时期的器物。 斝是商代晚期流行的一种酒器，为盛酒行祼礼之器，或云兼可温酒。 出土的青铜斝大多数为三足圆斝，方斝所见甚少，极为珍贵。和其它青铜礼器一样，如尊、罍、鼎、爵等，方器比同类型的圆器要少得多，且大都出土于王室或高级贵族的墓葬中，因此，这件鸮纹方斝应当有显赫的身份，从精美程度来看极有可能是王室之器。 与此斝形制基本相同的方斝存世量极少，初步统计有6只，5只分别藏于大英博物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 另一只见于英国著名古玩商Eskenazi 2006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题为“中国早期青铜器精选”的展览中。 此外，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也出土过方斝，但形制与此不同，体形硕大且修长。 这件椭方斝工艺精湛，可惜锈大了点。 内部刻有铭文2字: "乡贾"。 带盖青铜角饕餮角安阳晚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 1100-1050 年，可能是河南安阳，青铜购买 — 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53.83a-b 角的工艺精湛、“皮子”漂亮。 盖口及筒壁上题有“葡备亚 X”（“副军事 X”）铭文 带有饕餮的斝 (jiǎ，仪式酒器)安阳早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 1250-1200 年，可能是河南安阳，青铜购买 — 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23.1a-b 由于成型或铸造缺陷，有时会导致容器壁太薄或支腿不完整，就像这个高容器的情况一样。 内壁底部刻有铭文“戊”字。 凤柱斝带有饕餮和鸟类图案的斝约公元前 1400-1250 年，中国长江流域，青铜，F1907.37 柱顶饰有凤头鸟，侧柄饰有牛头。两道装饰带由三条饕餮纹组成，两侧饰有小龙。 商代晚期酒器，该器敞口，颈部较高，底部微圜，三棱锥形足。颈部及器身饰兽面纹，并分布有五道短棱脊，兽首形鋬。沿上有高耸的两个长方形立柱，柱端各置一个立体的凤鸟。鸟头上有绽开的羽冠，脑后并有一长冠透逸而下，尖嚎、圆睛、长颈，身披细鳞形羽片，尾翎短挺，显得十分机警可爱。 1973年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了一件与此器形制纹饰大小均相似的凤柱斝，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鸟兽纹觥 带有饕餮、龙和真实动物的觥 (gong, 礼仪酒器)安阳或长江中游地区，约公元前 1100 年，青铜Gift of Eugene and Agnes E. Meyer, F1961.33a-b 觥，商周青铜酒器。器形主要特征为：盖作立体动物形，腹椭圆，有流及，前昂后低，圈足或三四足。由于觥以动物形体为造型或装饰纹饰，又每与酒器中的牺尊名称相混淆。有的觥腹置有酌酒用的勺，故可推知为盛酒器。主要流行于商代后期和西周前、中期。 这个鸟兽纹觥周身遍布30多种禽兽形体：盖前端为大卷角的兽头，后端为鱼角夔腮的另一兽头。脊部有一长尾的小兽，两侧分别有鱼、象、鸟、虎等相追逐。器身前为一蛇翼鸡形动物，后端为一兽面口吞人面蛇身的器足。器为立鸟，其冠为兽头，足为卷身夔。此觥形制设计与花纹装饰的结合富有创意，是青铜器中的艺术珍品。此类造型的青铜器，全球仅此一件。 这个非凡的器皿充满了生机，从正面和把手上的鸟，到后腿上缠着蛇的人。它很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制造的，似乎展现了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精神世界。 水鸟猫头鹰虎形觥安阳早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 1300-1200 年，可能是河南安阳，青铜购买 — 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38.5a-b 这款变形幻想器融合了真实动物和神话动物。长颈水鸟构成了手柄，但它的尾巴变成了老虎的脖子和胸部。它的翅膀和脚也可以与猫头鹰的头相结合。五对龙被松散地画在窄带中。 商代晚期酒器。该器造型极为奇特，盖前端为双目圆睁、张口咧齿的虎首，后端饰鸟喙高耸的鸮首纹。整个器身为一与虎头相背的禽鸟，鸟的长颈及头部取代了原来的位置，器腹饰有伸展的羽翼，圈足上饰有蜷曲的双腿。整个铜器造型简单明快，凶猛的老虎与安详的禽鸟一动一静，相得益彰。这觥造型罕见，兽、鹰、水鸟的结。该类造型的觥仅此一件。 铭文：仓戚 (与仓库有关的官方称谓，可能与礼仪用玉刀有关) 带有饕餮、龙和真实动物的觥安阳中期，商代晚期，约公元前 1150-1100 年，可能是河南安阳，青铜购买 — 查尔斯·朗·弗利尔捐赠基金，F1939.53a-b 四足觥带有面具（饕餮）和龙的觥安阳中期或晚期，约公元前 1100 年，青铜器Gift of Arthur M. Sackler，S1987.279a–b 少见 梁山七器之太保簋 饕餮纹龙纹簋太(大)保簋西周早期，约公元前 1045 年，青铜Eugene 和 Agnes E. Meyer 捐赠，F1968.29 太保簋，“梁山七器”之一，是西周早期与召公有关的重器。传道光或咸丰年间山东省寿张县梁山下出土。大保簋不仅展现了西周时期顶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也是召公显赫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簋，指古代用青铜或者陶制作的盛食物的容器，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 在我国古文字中，“大”和“太”字形一样，其意相同，因此“大”就是“太”，大保簋就是“太保簋”。 “太保”是周朝官职称谓，担任太保的人，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又是最高的执政长官，地位显赫。《尚书》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史记·周本纪》也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 召公，姓姬名奭，居官数十载。因为他最初的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年少，召公任太保，辅佐周成王。 “大保簋”侈口沿外折，深腹微鼓，高圈足沿下折成边圈，四个兽首耳，兽角宽大高出器口，鼻上卷，下有长方形垂珥。俯视兽面纹，兽面的双目为器耳相隔，圈足饰夔纹。 腹内34字铭文：“王伐录子，圣摣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迎大保，赐休余土，用兹彝对令。” 铭文释义：(录国谋反，)周王讨伐录国，不料途中生病，返回。周王遂派大保率兵平定。大保不负圣望，完成讨伐之命。（得胜班师，）周王亲迎大保，并将余（地名）地的良田赐予大保。大保因而做此器谢恩铭世。 流传历史19世纪中叶出土于中国山东寿张县梁山钟扬天（钟扬培）收藏，山东济宁李宗岱（活跃于1849-1896）收藏普润（1869-1925/27）收藏黄君(1880-1952)收藏可能是丁氏收藏，山东潍县至1915年马塞尔-宾（1875-1920），法国巴黎1915年至1959年 Eugene Meyer (1875-1959)和Agnes E. Meyer (1887-1970)，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州基斯科山，1915年12月通过C. T. Loo, Lai Yuan & Co., New York向Marcel Bing购买1959年至1961年 Agnes E. Meyer在其丈夫Eugene Meyer于1959年7月17日去世后继承了遗产从1961年起弗里尔艺术馆，尤金和艾格尼丝-E-梅耶的礼物，1961年 梁山七器清咸丰年间，山东张县梁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包括： 小臣艅犀尊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大(太)保簋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大史友甗 (日本泉屋博古馆)、大保方鼎一 (天津博物馆)、大保方鼎二 (据传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艺术博物馆)、太保盉伯宪盉 (失踪)、大保鸟卣伯龢鼎 (日本白鹤美术馆)。 "梁山七器"乃商周時期最为著名的青銅器群之一，其中小臣俞犀尊乃晚商器物，器主与燕召家族无关。其他六件青铜器的年代均在西周成康時期，大保鼎与大保簋為召公奭本人所铸，其余四器之器主則属于召公奭之子侄輩。 这些商周青铜器，器型庄严厚重，纹华丽繁缛，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被誉为“梁山七器”。梁山七器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又是当时的礼器，而且还有铭文，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历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时间，学者们研究著录，收藏家们争相收藏，成为清末民国初金石学界的大事。 然而，在历经近代风雨沧桑之后，在天津博物馆的西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国内博物馆的“梁山七器”。 召公封于燕，七器为何在齐地出土 “梁山七器”的出土，凸显了古时梁山一带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梁山境域地处古代河(黄河)济(济水)之间，位于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自古就有氏族部落集团在此逐鹿征战。梁山一带在西周初年曾是召公平定武庚之乱的战场之一。因此，“七器”在梁山出土不是偶然的。 梁山七器”为何会在寿张县梁山脚下出土呢？据有限的铭文资料，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齐宣王七年，齐国伐燕，“梁山七器”可能是被齐人掳掠的燕国宗庙重器，后随张良墓葬。也有学者认为，召公在协助周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后，铸造了这些青铜器，没有来得及带回国都或北部的燕国而留在此地。还有学者推测，“梁山七器”在山东出土，应该与泰山封禅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