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兵制（四）：湘军军制（五）: 淮军军制

加木

清朝兵制（四）：湘军军制

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兴起以后，作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主要工具——军队，除原有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外，又相继成立了被称为“勇营”的湘军和淮军。这两支新建的军队，逐渐取代八旗和绿营，成为镇压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族人民起义的“劲旅”。此后，在收复新疆之战、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又充当清军的主力。湘、淮军的军制，在晚清延续了三四十年，对近代中国军制的变革和发展以及对内对外战争都有重大的影响。

一、建立湘军的起因和组建方针

1852年(咸丰二年)5月，太平军出广西向两湖进军。奉命追堵太平军的绿营兵，畏缩不前，纷纷溃败。清政府慌了手脚，一面继续征调各省绿营堵截，一面袭用嘉庆时镇压川楚白莲教的故伎，下谕“邻贼”各省兴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8日，清政府命在家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办理湖南团练事宜。接着，在安徽、江苏、河南、直隶、山东等10省大举办团，先后任命团练大臣45人。曾国藩深知绿营固然不可恃，但团练这种非正规武装也不是英勇善战的太平军的对手，因此萌生了组建新的地主武装的思想。但咸丰帝只让他帮办湖南团练，没有赋予他编练军队的任务。为此，他于到达长沙任所的第二天(1月30日),向清廷上了一道奏疏，首先肯定办团练“诚为此时急务”,同时委婉地提出了难于向“小民”捐集经费等困难；接着说明因湖南标兵多半外调，长沙城内兵力单薄，因而已将招募的乡民“于省城成立一大团”;最后提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咸丰帝在这一名为办团练实欲重起炉灶办正规军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于是，曾国藩便打着办团练的旗号，放手组建被称为湘军(又称湘勇)的正规武装。1853年初，曾国藩将1000余人的团练编成左、中、右3营，每营360人，是为组建湘军之始。至1854年初，已编成陆师10营、水师10营。同年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水陆两师及长夫等共1.7万人自衡州(今衡阳市)起程，开始与太平军西征军接仗。后又不断扩充，至1856年发展到6万余人，1864年进攻金陵时多达12万人。此后，曾国藩虽将由其直接统辖的湘军大量裁撤，但仍保留了由左宗棠、鲍超等节制的湘军。他本人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成为“中兴名臣”,其他一些重要将领也陆续爬上了总督、巡抚等高位，形成了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军事集团。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确定了以下基本方针：一是仿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束伍成法”;二是以勤王忠君和维护封建礼教为根本宗旨；三是变革绿营的“调遣成法”和各种积弊，总的目的是使其成为一支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组织严密、能遂行机动作战任务的武装。上述原则，分别体现在湘军军制的各个不同侧面。湘军的另两个统帅胡林翼和左宗棠，对湘军建设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选将、募兵的标准和办法

(一)将领的选择

曾国藩在奏折中所提出的“改弦更张”,主要指重新组建一支革除绿营各种积弊的军队。他非常痛恨绿营在作战时“败不相救"、“胜则深妒”的恶劣行为，进而提出应建立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军队。而组建这样的军队，必须先从选将募兵入手，尤其是把选将作为首要任务。正如曾国藩所说，没有优秀的统领、营官，即使有百练的精兵，也未必能克敌制胜。关于将领的标准，集中体现在下面一段话中。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对于高级将领，曾国藩还强调要知人善任，善观敌情和善用谋略。由此可见，曾国藩心目中的将领必须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即所谓的“忠义血性”。

曾国藩所指的“忠义血性”之人，主要是既受封建礼教熏染又少官场恶习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次是绿营中有“诚朴忠义之气”的“末弁”(下级军官)。曾国藩通过广求博访、优礼相待等办法，终于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少数绿营末弁，成为湘军的骨干。经过战争的实践，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将帅，后又擢升为督、抚重臣。据不完全统计，官至督抚者多达26人，官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者不下100余人。

湘军的将领中，不但知识分子占多数，而且大多为湖南籍人，不少人还有师生、亲戚关系。对封建礼教的虔诚和乡里、师生、亲戚的私谊这两根纽带把湘军将领拴束在一起，结成患难相扶、荣辱与共，坚决与起义农民为敌的“死党”,并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绿营“败不相救”、“胜则深妒”的弊病。当然，这种“近亲繁殖”的将领结构，只能收功于一时，不能见效于久远。后来，湘军的派系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将领之间演出了不少互相争权夺利、彼此攻讦的闹剧，就是明证。

(二)士兵的招募

曾国藩鉴于实行世兵制的绿营，不但羸弱的士兵充斥营伍，而且在执行差役的过程中沾染了取巧、偷懒、钻营、逢迎、吸毒等不良习气，以致几无战斗力可言。于是，决定改行募兵制，在兵员条件和募兵手续等方面，借鉴了戚继光编练抗倭军的一些规定和办法。

关于兵员的条件，曾国藩承袭了戚继光的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而用乡野老实之人的主张，提出：“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另外，绿营士兵也不收录。他认为山乡农民犷悍壮健、朴拙少心窍，便于教育训练，因此湘军创建之初，主要招募湘乡、宝庆(今邵阳市)等山区的农民，尤以湘乡人为多。

关于募兵手续，曾国藩也承袭了戚继光的保甲之法，主张“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以便清查”。其目的是为了使士兵受到地方官吏和军营官弁的双重控制，为了家室的安全，不敢擅自离队；即使开了小差，也可按籍查找。

曾国藩还主张将士兵以县、乡为单位进行编组，利用地域观念维系内部团结。他还认为湘籍士兵具有“可以理喻感情”,“不肯轻弃伴侣”的优点，所以，即使在外省作战，仍由统兵将领回湘省募兵，成为名符其实的湘军。后来，因招募过多，出现了兵源匮乏的现象，才不得不在湖北、江西、安徽等作战省份就地招募少量士兵，补充缺额。

根据上述条件和手续招募的士兵，其素质无疑优于绿营士兵，因而也就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是，用乡土观念和保甲制度约束士兵的思想和行动，不可能真正达到巩固部队的目的。湘军后期，不但逃亡现象无法杜绝，而且士气日益涣散，最后只好大量裁撤，便是明证。

三、部队编组与武器配备原则

由于清廷对绿营实行“化整为散”的方针，将部队分散驻防于各汛地，用以“治民”,虽分标、协、营、汛，却无统一定额，战时则东调西抽，临时拼凑成军，统兵之将又由朝廷临时简任而非本营之官，以致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习。曾国藩认为，正是这种“调遣成法”,造成绿营在战时缺乏整体观念，难收统一指挥之效。有鉴于此，他决定承袭戚继光的“舍节制不能成军”和应由私人选拔将弁兵勇的主张，编组湘军，做到编制固定，员额固定，平时成建制训练，战时成建制调遣，并归固定的统领、营官指挥。其编组的基本原则是：士兵由什长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统领则由统帅委任。如果统领、营官易人，其所属营、哨同时解散，由新的统领、营官重新选募编组。这一编组原则，固然有利于加强内部节制，密切上下关系，从而顺畅地遂行作战指挥；但同时也使上级与下级、官长与士兵之间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封建私属关系，军队不归兵部掌管，地方督、抚也无权过问，而只听曾国藩等人调度指挥，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将为帅有”的私兵制先例，进而导致清朝的兵权开始下移，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

湘军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归统领节制，统领则听命于统帅。初期，统领所辖的营数不多，尚便于管理和指挥。后因营数日增，乃由湘军另一统帅胡林翼率先于1860年在其所指挥的部队中设立了分统，统率3至5营。此后，湘军中便普遍设立了分统。这样，就形成了统帅、统领、分统、营官编制序列。营以下又设哨、队两级。营的编制和武器配备情况如下：

(一)陆师营制

湘军初建时，陆师每营定额为360人，约于1853年底1854年初改为505人。1860年11月1日，曾国藩在皖南祁门时，参照左宗棠、胡林翼、李续宾、王鑫所定之制，对湘军营制又作了核定，以后再无变更。其具体编制如下：

一营下辖亲兵6队，前、后、左、右4哨。每哨下辖8队。全营有营官1人，哨官4人，哨长4人，什长38人，护勇和正勇416人，伙勇42人，共505人。

亲兵6队中，一、三队配劈山炮，二、四、六队配刀矛，五队配小枪。每队什长1名，亲兵10名，伙勇1名。6队共计72名。

一哨设哨官1名，哨长1名，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一、五队配抬枪，二、四、六、八队配刀矛，三、七队配小枪。每队什长1名，伙勇1名，正勇10名(抬枪队正勇12名)。一哨合计108人。前、后、左、右4哨合计432人。

上述营制，体现了简化组织层次，便于指挥的原则。将冷热兵器间隔配置，利于相互支援、掩护。

为了既能保证后勤供应，又革除绿营强拉夫役的弊病，湘军专设“长夫之制”,规定各营配长夫180名。计营部78名，亲兵队14名(劈山炮队各3名，刀矛、小枪队各2名),每哨22名(哨官4名，抬枪队各3名，刀矛、小枪队各2名),4哨共88名。其主要任务为搬运子药、火绳和军需物资，构筑营垒。长夫制的设立，还能减少士兵的杂役，使其得以专心练习战守，以便“募一兵得一兵之用”。因长夫不配武器，故行军时需战斗部队掩护。

湘军行军作战，驻扎各地，设“帐棚之制”。每营配有各式帐棚98架(夹帐棚18架，单帐棚80架)。计营部10架(夹帐棚8架，单帐棚2架),亲兵队共12架(夹、单帐棚各6.架);每哨19架(夹帐棚1架，单帐棚18架),4哨共76架(夹帐棚4架，单帐棚72架)。曾国藩建立“帐棚制”的目的，一是便于对部队进行管理和训练，便于对付敌方的偷袭；二是不让部队像绿营那样挤占民房，骚扰百姓。从实际效果看，前者比较明显，后者只能相对减少扰民事件的发生。

湘军的武器配备，基本上是冷热兵器各半。以一营为例，全营共有38队，其中枪炮19队(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全营有枪、炮共127件，其中劈山炮4门，抬枪24杆，鸟枪99杆。劈山炮多为300斤以下的前装滑膛炮，以铜铁铸成，炮弹为群子，每放一炮可装100余粒或三四百粒，依装药多少可远可近，最大射程可达1000余米，数分钟始能施放一次。小枪队装备的鸟枪，重约8斤，前装药，火绳发火，有效射程在120～150米之间，射速每分钟约1~2发。抬枪实际是一种大型鸟枪，重20余斤，威力较鸟枪为大，有效射程约二三百米。火器队每个士兵还配有腰刀，以备短兵接仗之用。刀矛队主要使用长矛和长刀。此外，还配有火罐、火箭、喷筒等燃烧性火器。从总体上看，湘军陆师火器持有者的比例，略大于八旗、绿营，即由30～40%提高到50%,因而相应地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后湘军陆续装备了部分洋枪洋炮，水师从一开始就配备了洋炮。但就数量和质量而言，并不优于太平军后期的某些部队，而且明显差于后起的淮军。

湘军军制，以陆师的营制影响最大，不仅水师、马队的营制脱胎于此，而且以后的淮军、练军、防军、巡防队的编制无不以此为蓝本。

顺便指出，胡林翼在组建属于湘军系统的“鄂军”时，与曾国藩所定的编制略有不同。他规定每营的员额少则500人，多则700人，统领还可另招二三百人作为亲兵。1860年夏，左宗棠奉命组建属于湘军系统的“楚军”时，既参照了曾国藩所定的编制，又保留了由王鑫统率的“老湘营”的编制，还有他自己的独创，因而与曾国藩所定的营制差异较大。详见下表。

上述编制的特点是，与曾国藩所定的营制一样，组织层次少，便于指挥调度和信息传递，但营以下既有总哨，又有旗、营，不仅名称不同，而且兵员定额各异，因而在战斗部署时，不如曾国藩所定的营制简便。上述营制，为陕西、甘肃、新疆的军队所袭用，直到清末编练新军时才改变。

(二)水师营制

湘军水师的创建稍晚于陆师，大约在1853年9月曾国藩从长沙移驻衡州后始定营制。水师营制仿效陆师，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其人数依各营编配的战船多少而定。快蟹船配45人，其中桨手28人，橹工8人，舱长1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6人；长龙船配24人，其中桨手16人，橹工4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2人；舢板船配14人，其中桨手10人，头工1人，舵工1人，炮手2人。督阵舢板略为长大，配20人，增设桨手6人。最初一营水师有快蟹1艘，由营官领之，为指挥船，长龙10艘为正哨，舢板10艘为副哨，但各艘战船未设统一指挥的哨官。全营共计425人，营、哨官除外。1854年4月，曾国藩所率湘军水师在靖港战败，战船损失1/3。5月，在长沙整军时，每艘战船始添设管驾者1人，名曰哨官。次年1月，在湖口之战中，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水师分割为二，轻舟陷入鄱阳湖内，留在长江的大船运转不灵，被太平军水师焚毁数十艘，损失甚重。此后，遂将快蟹船裁撤，改水师营制为：长龙船8艘，舢板船22艘，全营有战船30艘，共500人(营、哨官不计在内)。与此同时，曾国藩还规定在各船桨手中指定数人为火弹手。至此，水师营制略备。

各式战船的形制及武器配备情况如下：

长龙船底长4丈1尺，底中宽5尺4寸，中装窗福。船头置炮2位，重800斤、1000斤不等，边炮4位，梢炮1位，各重700斤。桅杆和船梢各挂旗帜一面，以别营、哨。

触板船底长2丈9尺，底中宽3尺2寸，船头置炮1位，重700斤、800斤不等，梢炮1位，重600斤、700斤不等，两边有转珠小炮2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旗帜同长龙船，略小。舶板船无篷板，配有夹帐棚一顶覆船。因弁兵长年住船上，不许登岸，遂另造长龙船载辎重，称为公船。

各船所配之火炮均系洋装,为前装滑膛炮，有效射程在1000米左右，其质量略优于绿营内河水师所配的火炮。此外，每条战船尚配有鸟枪、刀、矛、火箭、喷筒等武器，以备近战之用。

(三)马队营制

湘军建成之后，先在一些陆师中组建少量马队。1859年2月，曾国藩又奏请在陆师中添建马队(2000余骑)。其统一营制的制订，则在同年11月曾国藩令李鸿章派人在安徽颍、亳一带招募马勇之时。规定4名马兵为1棚，6棚为1哨，10哨为1营。全营有哨官10名，正勇240名，由营官率领。营官尚有帮办、字识各1名，亲兵8名。另有先锋官5名，作为一棚；设步队亲兵1棚，由什长1人、亲兵10人组成，专负接受营官差遣以及看守营盘等任务。总计全营277人。另有公用长夫40名(负责搬运军械、草料),单夹棚帐69架，马圈棚72个。1865年(同治四年),曾国藩率部“进剿”捻军时，又改定马队营制如下：

每营设营官1名，帮办、字识各1名，分前、后、左、中、右5哨。营官掌中哨，设副哨官2名，其它4哨设正、副哨官各1名。哨分5棚，每棚什长1名、马勇10名。营官及两副哨官、帮办、字识共用伙夫2名，4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4名，每棚各用伙夫1名。全营共计319人。另有兽医、铁匠若干名。营官配马4匹，帮办、字识各配1匹，正、副哨官各配2匹，什长、马勇各配1匹，全营共配马301匹。为解决马匹的更新补充，每年准报倒毙36%,如数进行换补。马队使用的武器有鸟枪、弓箭、马刀等，具体配备情况不详。为了保证物资搬运，每哨准雇(或购买)大车1辆。南方不便使用大车，全营准另雇长夫40名。

四、薪饷章程及筹饷措施

湘军的饷章是针对绿营兵平时“坐粮”太薄，不能安心操防，战时“行粮”虽厚，却无益于提高战斗力的教训而制定的。曾国藩初到长沙时，地方兵勇的饷银各不相同，如张国梁的勇营每兵月饷5两8钱，江忠源的勇营每兵月饷4两5钱。1853年夏，内阁学士、帮办军务胜保奏请给予陆勇月饷4两5钱，得到户部议准。从此江南大营募勇即照章办理，定为奏销常例。曾国藩参照上述饷章，制定了不区分平时战时的湘军水师、陆师的粮饷章程。1859年添练马队时，复定马队饷章。

(一)陆师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银50两、办公费150两，均不扣建。凡帮办、军装(管帐目的)、书记、医生、工匠的薪粮，以及置办旗帜、号衣等费用均包括在内，由营官酌量开支。

哨官日给银3钱，大建月月薪9两。哨长日给银2钱，大建月月薪6两。什长日给银1钱6分，大建月月薪4两8钱。亲兵、护勇日给银1钱5分，大建月月薪4两5钱。正勇日给银1钱4分，大建月月薪4两2钱。伙勇日给银1钱1分，大建月月薪3两3钱。长夫日给银1钱，大建月月薪3两。

全营每月共需银，大建月2890多两，小建月2800余两。在镇压捻军时，因部队流动性大，每营每月又增柴草银160两、油烛银30两。

统领、分统的薪水及办公费，以营官的薪水及办公费为基准，依所统带的人数多少从优酌加。凡统3000人以上者，每月加银100两，加夫10名(夫价银30两);统5000人以上者，每月加银200两，加夫20名(夫价银60两);统万人以上者，每月加银300两，加夫30名(夫价银90两)。为了限制军中浪费和冒领军饷，又规定统带1000人者月支饷银不得超过5800两，统带万人者不得超过5.8万两。总的看来，湘军的军费开支还少于绿营兵，绿营每用兵1000人，其“行粮”加“坐粮”每月约需银7000两，而湘军1000人，每月开支只有5700余两。不过湘军的包干制度，正好为营官、统领压减各项必要开支，将公款纳入私人腰包开了方便之门，导致贪污腐败之风日益发展。

饷章中还专门规定对战时阵亡、伤残者实行“恤赏之制”,凡阵亡者，每人恤银30两。受伤者的恤银分为三等，一等15两，二等10两，三等5两。因伤致残者，另加赏银。

(二)水师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银及办公费200两，不扣建。

哨官日给银4钱，大建月月薪12两。舵工日给银1钱5分，大建月月薪4两5钱。头工、炮手日给银1钱4分，大建月月薪4两2钱。桨手日给银1钱2分，大建月月薪3两6钱。此外，还有其他人员的薪水。

全营每月共需银，大建月2400多两，小建月2300多两。统领的薪水和办公费同陆师。

(三)马队饷章

营官月给薪水、马干银50两，办公费100两。帮办月给银16两。字识月给银9两。

正哨官月给银18两，副哨官15两，均不扣建。什长日给银2钱6分，大建月月薪7两8钱。马勇日给银2钱4分，大建月月薪7两2钱。伙夫日给银1钱1分，大建月月薪3两3钱。

全营每月需银，大建月2400多两，小建月2300多两。在镇压捻军时，每营每月增发柴草银80两、油烛银20两、雇车银20两。

统领的薪水及办公费同陆师。

由于湘军不属国家经制兵，因而保举之官很少能得到实缺，有的虽衔列总兵、参将，而实际职务仍为哨官。为了控制军费开支膨胀，曾国藩规定：营哨各官论功则随时保擢，领饷则从不加支，即使从千把保至提镇，而薪粮如故。谓“专论差使，不论官阶”。

(四)筹饷

上列三种饷章，在当时无论对士兵或将弁都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兵的饷银较绿营兵多1~3倍，与农民相比，一个湘军正勇的年收入不仅远高于一户佃农的收入，而且相当或优于一户自耕农的收入。所以，不少青壮年乐于投军，安心服役。将领的收入更为丰裕，王阆运在《湘军志》中说：“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与绿营将弁相比，湘军一个营官的月饷相当于绿营参将的月饷(平均61.9两)3倍多，相当于绿营守备的月饷(平均24.2两)约8倍。湘军实行厚饷制，固然调动了农民、儒生从军的积极性，有利于巩固部队和战斗力的提高，但也存在着困难和问题：一是给筹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多方张罗，也难满足需要，故有“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的说法，甚至因饷粮不支而影响一些作战计划的实施。为此，曾国藩等经常采取给部队发半饷以至故意欠饷(少者数月多者半年以上)的办法，前者为了缓解筹饷不及的矛盾，后者为了防止士兵拿到饷银后即离营而去。二是湘军官兵除了优厚的正常收入外，还通过攻占城市后进行抢掠等获取非法收入，从而日益滋长了贪利享乐的思想，成了战斗力的腐蚀剂。如1854年10月，湘军攻占武汉后，水陆弁勇抢获许多财物，便“颇有饱则思飏之意”。三是曾国藩原以为给予优厚的待遇，可以培养军官廉洁的风气，其实不然，他们照样克扣粮饷，滥行摊派，中饱私囊，影响士兵的实际收入，从而使官兵矛盾日趋尖锐。湘军后期多次发生的索饷哗变事件表明，优厚的薪饷，并不能解决封建军队中固有的矛盾和弊病。

由曾国藩直辖的湘军，从1853年招募到1864年大批遣散，历时12年，其军费开支约计银3000万两。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1853年国库存银不足235万两),无款可拨，如此巨大的开支完全依靠“就地筹饷”解决。曾国藩等先后采取的筹饷办法大致有七种：一办捐输，二运饷盐，三兴厘金，四拨丁漕，五请协济，六提关税，七收杂捐。其中又以办厘金收入为大宗，大约占其军费的一半，故称之为“养命之源”;其次为饷盐、捐输、丁漕、关税、协济等。曾国藩对筹饷有功者大加褒奖，认为他们的功劳“不在前敌猛将之后"。“就地筹饷”固然解决了湘军的燃眉之急，但带来的恶果也是明显的。它破坏了清代各省岁入由户部掌握，军饷由户部调拨的定制，造成了督、抚专擅地方财政的局面，致使国库更加空虚。同时，削弱了清政府通过掌握饷权以控制军权的能力，并进一步加重了这支军队的私属性，因为官兵所得的饷银完全决定于统帅之能否筹到款子，形同私惠。

五、军政训练制度

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除了上述几方面的改革之外，注意军政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曾国藩非常重视湘军的训练，建军之初，他常亲自给官兵训话，后又亲自制订了训练的方针和规章制度。

湘军的训练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训”,即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纪律和封建伦理道德等内容；二是“练”,即战术技术教育，主要有营规、技艺、阵法等内容。他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士兵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盹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湘军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抓的是纪律教育。它不仅是提高战斗力的需要，也是争取民心的需要。当时，太平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称赞，而清军及新募潮勇肆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有鉴于此，曾国藩“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在编练湘军之初，即规定了严格的军律，如禁止吸洋烟、赌博、喧哗、奸淫、谣言、结盟拜会、异服等。违犯军律者，轻则训斥，重则革除、斩首。曾国藩还利用每逢三、八日操演的机会，招集诸勇进行说教，中心是不扰害百姓。他还亲自编写了通俗易懂的《爱民歌》,令士兵背诵执行，“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当然，作为笃信程朱理学和决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曾国藩，尤为注意以“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和“忠信”、“仁礼”等儒家思想教育官兵，借以树立与“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军顽抗到底的思想，维护军队中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从而有效地控制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曾国藩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他所统率的部队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虽屡败而不溃散，这与重视教育训练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官兵的养成教育，曾国藩强调一个“勤”字。他认为“军勤则胜，惰则败”,如果平时不养成早起、习劳、忍饥和耐寒等习惯，战时就难以适应紧张艰苦的环境和有效地战胜敌人。为此，他对湘军的每日操课极为重视，并亲自制定了七条日夜常课之规：

1、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2、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3、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4、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5、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6、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7、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上述规定，一能约束士兵的行动，养成紧张的习惯；二能勤于操练，精于技艺；三能做到常备不懈，临敌不乱。在操课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将领要起表率作用，即使统帅也要亲自点名、看操。

湘军每日出操的内容，主要是练习技艺、阵法，每日都有明确的规定，共计五条：

1、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国藩亲下教场，看练技艺、演阵法。

2、每逢一、四、七日午前，看本管官下教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

3、每逢二、八日午前，看本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

4、每逢五、十日午前，在营中演连环枪法。

5、每日午后，在本营练习拳、棒、刀、矛、钯、叉，天天坚持，不得间断。

对于各项技艺及阵法的演练亦有具体要求，如士兵要能翻越7尺高的墙子，跳过8尺宽的壕沟，抛掷火球、石子要能打中10丈远的靶子，枪能命中击远，拳棒刀矛要精熟。阵法，初练的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及《握奇经》中的八面相应阵，其后又练一字阵、二字阵及方城阵等。就一营而言，应区分为一正，两奇，一接应，一设伏，四者相互协同配合。

湘军除演习阵法以外，还特别注意扎营、拔营、看地势、明主客的训练。

扎营。扎营训练，乃是湘军因初期不谙扎营之法，屡被太平军所破，遂汲取教训，向太平军学习的结果。曾国藩亲定扎营之规八条，提出了选择营地的条件(占山、旁险、近水源等);规定每到一地，无论风雨寒暑，必先筑营墙，营墙没有筑成，部队不准休息，也不准搦战。要求墙子需高8尺、厚1丈，上筑枪炮眼，下筑子墙为站立之地；壕沟最好有2～3道，深1.5丈；花篱5～6层，三者缺一不可。全营开两门，前门要正大，后门要隐僻。亲兵居中，前、后、左、右4哨分扎四方。曾国藩还要求即使军队在某地只住一夜，也要深沟高垒，坚不可拔。这是因为当时战争双方争夺营垒的阵地战多于野战，故先求自固，而后伺机出击。

拔营。拔营时，规定以七成队准备打仗，以三成队掩护辎重。其行进序列，依敌情而定。敌在前，则七成队在前，锅帐担子在中间，三成队殿后。敌在后，则反之。多营同时开拔，不准相互参杂。拔营前，应选派善看地形、善察敌情的将领带七八人在本队10~20里前探路，树木、村庄、叉路、桥梁均需一一探明，以防敌人伏击。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持临战队形，以便一旦与敌遭遇，不致造成被动。湘军的行军速度偏慢(多者日行40里，少者仅二三十里),虽然有利于蓄养精力，却不利于捕捉战机。

看地势。曾国藩特别重视勘察地形的训练。要求对战区的道路、地势，以至小径小溪、一丘一壑，都要细细察明，绘在图上，做到一目了然。他不仅以此作为考核将领才能的重要标准，而且要求士兵也能辨认。在战时，他特别强调将领要亲赴现地勘察，并不得多带队伍，以免被敌人发觉。

明主客。曾国藩特别强调将领要善于辨明主客，提出“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张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他认为如果敌来攻营，则凭墙坚守，避其锐气，待敌气衰力竭之时，然后出战，可一举胜之。如果我为客敌为主时，则应反客为主，即不可强攻坚城，必筑坚垒、长壕以困敌，使敌来求战。

对于水师的战术训练，分为结营、行军、接仗三种。结营，要求小舟依洲，大舟横流，相距要疏，以避风浪撞损。行军，则乘逆风逆流，其次顺风逆流，最忌顺风顺流，能进而不能退。接仗，以触板当先，快蟹、长龙进行掩护。

为了增强军政训练的效果，曾国藩还把平时战时对将弁士兵的要求，编写成易读易记的歌诀，名为《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令将领讲解，士兵背诵。其内容有平时的着装、军纪，武器的保管、保养，训练的要求、方法，行军时的顺序、侦察，营地的选择方法和营墙的构筑规格，作战时的兵力部署、指挥要领和各种情况的处置，几乎包罗无遗，起到了相当于条令和条例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六、总结

综上所述，曾国藩组建湘军，从官兵选募、编制体制、武器配备、薪饷待遇和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改弦更张，另立新规，别开生面。它虽然开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恶劣先例，同时存在着封建军队所不可避免的一些弊病，但就总体而言，远比八旗、绿营的军制优越，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了明显的作用。无可讳言，湘军的建立，是晚清军制变革的先导，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湘军的军制，在不少方面也优于太平军的军制。例如，它的组织指挥层次远比太平军少，官少兵多，前期基本上保持满员，不存在太平军那种官多兵少、士兵缺额严重的现象，因而更便于指挥、利于作战。又如，水师的战船形制、火器配备、战船和运输船的分别编组以及平时的训练等方面，均超过太平军的水营，从而得以战胜太平军的水营，实现控制长江江面，有力地支援陆营作战的目的。这也足以说明，湘军军制的优点和特点，是其成为取代绿营充当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工具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指出，由于湘军以“兵为将有”为主要特征，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又屡立“战功”,自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以后，其他一些重要将领也逐渐由单一统兵者变为集地方军、政、财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形成了一个颇有势力的湘系集团。这样，就破坏了原来各省事权互相牵制、权归中央的局面，开创了督抚专擅地方事权的先例。此后，各省督抚与中央的关系，逐渐处于游离状态。

可以这样说，湘军的崛起，虽然暂时挽救了清政府的垂危统治，但清王朝的最后覆亡，与湘军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摘自《中国军事通史·清代后期军事史（上）》，注释略

编辑于 2024-11-30 02:51・

清朝兵制（五）：淮军军制

一、淮军的由来及其发展

(一)淮军的由来

1860年5月，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等部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拔掉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外围的清军据点。接着，李秀成率部东征，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昆山、太仓、嘉定、青浦等地，开辟了苏、常根据地。此后，又乘胜进攻上海。清廷因苏南失守，严重影响到财赋的收入，因此亟谋恢复。但江南大营的覆灭，表明再也不能指望绿营与太平军作战，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同年6月，清廷改变抑制湘军集团的政策，下谕由长期“客寄虚悬”的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8月，实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在此期间，清廷一再催促曾国藩派兵东进，规复苏、常。而已获军政大权的曾国藩为贯彻其先占安庆、再攻天京的既定方针，继续集中兵力进攻安庆。1861年9月，湘军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即积极进行进攻天京的部署，本着“先剪枝叶，后图根本”的作战方针，除直接进围天京外，还分兵进攻浙江、苏南，对天京的太平军取大包围态势。

1861年10月16日，上海官绅鉴于江苏巡抚薛焕治兵无状，上海岌岌难保，便派户部主事钱鼎铭至安庆见曾国藩，请他派兵援沪。这时，太平军已攻占浙江的绍兴、宁波、镇海，进围杭州，湖州、上海受到威胁。11月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并迅速派兵收复苏、常。曾国藩原定由其弟曾国荃率部援沪，但曾国荃欲争立进占金陵的首功，拒不从命。曾国藩便决定由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招募淮勇，另立一军援沪，控制“筹饷要区”。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庐州(今合肥)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捻军。1855年，因从战有功，记名以道府用。1856年，加按察使衔。后因所率之团练败溃，便于1858年入曾国藩幕襄办军务，备受曾国藩赏识和器重，并在政治上、军事上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李鸿章接受募兵任务后，即将与他素所熟识并已接受曾国藩领导的庐州、庐江的张树声、张树珊、吴长庆、潘鼎新、刘铭传所部团练，汰弱留强，补充新勇，按湘军营制分别改编成树字营、庆字营、鼎字营、铭字营，加上原有的春字营,共2500余人。1862年(同治元年)2月，所募各营陆续抵安庆城外集中训练。曾国藩鉴于新募之军兵力不足，又拨一部分湘军作为骨干力量，计有韩正国统带的亲兵营两营，程学启统带的开字两营，陈飞熊统带的熊字一营，马先槐统带的恒字一营，滕嗣林、滕嗣武兄弟统带的林字两营，共8营4000余人。这样，初建的淮军共有13个营头，6500余人。3月4日，曾国藩、李鸿章检阅了这支部队，是为淮军成立之始。由于无论是淮北的团练，还是拨归淮军的湘军各营，都长期与太平军、捻军交锋，因而淮军组建伊始，即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和对付农民起义军的经验。其中程学启部战斗力最强，被称为“淮军之冠”。

关于淮军的进军方式，曾国藩与李鸿章商定，拟于3月初随曾国荃所部湘军攻取巢县、和州、含山，尔后“傍城冲过”,进驻镇江，再派兵数千去保卫上海。当时，正是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上海官绅希望淮军尽快抵沪对抗太平军，乃由苏松太道吴煦倡议，由绅商筹银18万两，雇英轮7艘，将淮军由水路分批直运上海。淮军的作战任务，也就变为先保上海，再攻苏南，逆取金陵。4月6日至5月3日，李鸿章及驻安庆的淮军全部抵达上海。与此同时，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在皖省所募亲兵1000人和部分战马，以及周盛波、周盛传所率之盛字营、传字营，从陆路绕江北至沪，使淮军增至8000余人。4月25日，清廷根据曾国藩的“密荐”,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12月实授)。成为集政、军、财权于一身的封疆大吏。

(二)淮军的发展

当时，上海有四种武装力量：一是由原江苏巡抚薛焕所统率的绿营兵约4万余人，二是以维护商业为名宣布“保卫”上海的英法侵略军，三是受雇于上海地方官绅并受外国侵略势力操纵，由美国流氓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后改称“常胜军”),四是团防局所属的团练。李鸿章抵沪后，鉴于淮军兵力尚单，便一方面抓紧淮军的训练，一方面筹措粮饷，裁汰旧营，组建新营，扩充实力。先收编了薛焕派人回两淮招募的首批到沪的700人，成立了奇字营(统带刘士奇),继将南汇城的太平军降众编为建字营(统带吴建瀛)、玉字营(统带刘玉林)、有字营(统带方有才),又将上海一部分绿营改编成升字营(统带覃联升)、松字营(统带郭松林)、云字营(统带周士濂)、勋字营(统带杨鼎勋)、常字营(统带况文榜)。从5月起，淮军联合英法军队和“洋枪队”与进攻上海的太平军作战。6月，曾国藩又派总兵黄翼升率淮扬水师战船200艘约4000人到达上海。9月，黄翼升任江南水师提督，节制松江、上海水师，协同陆师作战。10月，李鸿章又派魏承樾及鼎、铭、树、开各营官回皖募勇9营(时因金陵上游防务吃紧，被曾国藩抑留防守无为、庐江，于1863年春归建),后又从里下河招募5营，使淮军的实力渐增。

1862年秋，淮军在英法军、“洋枪队”配合下，向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发起进攻，至1864年5月，占领了整个苏、常地区。在此期间，淮军又先后成立了志字营(统带张志邦)、桂字营(统带张桂芳)、介字营(统带符信)、良字营(统带周良才)、胜字营(统带李胜)、昌字营(统带周寿昌)、忠字营(统带骆国忠)、荣字营(统带骆金荣)、群字营(统带余拔群)、义字营(统带董大义)、芳字营(统带张士芳)、华字营(统带吴毓芬)、濂字营(统带杨宗濂)、得字营(统带徐得胜)、虎字营(统带梁安邦)、会字营(统带周志鸿)、护军营(统带郑海鳌)、护卫营(统带曹仁美)以及抚标亲兵营、恩字营、德字营、振字营、学字营、聘字营、鹏字营等。至1863年夏，人数达四五万人。1864年8月，淮军已发展到水陆140营，约7万人。稍后，李鸿章鉴于淮军过于庞杂，加之欠饷较多，便裁减了22营，保留118营，近6万人，每月仍需饷粮军火银50万两。

1866年12月，李鸿章奉命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淮军的营头又略有增加，如成立了忠朴营(统带为李鸿章之弟李昭庆)、凤字营(统带董凤高)、仁字营(统带唐仁廉)等。以后，兵力虽续有增加，却很少设立新的营头。当时，增加最多的是马队，约30余营，马7000多匹。镇压捻军期间，淮军处于全盛时期，全军约10万人。西捻军被镇压后，淮军于1868年12月裁撤马步50营，3万余人。后裁撤至4万余人，驻防直隶、山东、江苏、湖北各要地。淮军除马步队外，还有一支配有长龙船4只、舢板83只的小型水师，分驻直隶天津、山东济宁和江苏清江、瓜洲、扬州一带，用以梭巡护运。李鸿章凭借这支武装，为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于1870年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高位，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人物。此后，淮军还参加了中法、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长达30年时间内，它始终自成一系，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军事力量。

二、装备编制的变化和军队的特征

淮军初建时，悉仿湘军军制，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粮饷待遇、军政训练，均以湘军的制度、规定为依据。何况，淮军初建时的13营中，有8营原来就属于湘军。所以，淮军脱胎于湘军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李鸿章也自称：“湘淮营制，同一家法。”

但是，当李鸿章率淮军抵达上海后，在与装备洋枪洋炮的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接触以后，就萌生了改善淮军武器装备的思想，并随着武器装备的变化，淮军的编制、训练等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李鸿章急于扩充实力，因而在选将、募兵等方面，也有悖于曾国藩所确定的原则，并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一)改用新式枪炮，组建新的兵种

淮军初建时，其武器装备的配置悉如湘军，半为刀、矛等冷兵器，半为传统的鸟枪、抬枪和劈山炮。但当李鸿章指挥淮军伙同“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时，即发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1862年5月，他在给曾国藩的报告中称：“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他在参观英、法两国的军舰后指出：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精，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振，实非中国所能及。为了提高淮军的战斗力，李鸿章决定用洋枪洋炮装备部队。同年7月，首先将韩正国所率的亲兵2营改为洋枪队，并于8月的七宝街、北新泾之战中获得大胜，从而增强了使用洋枪的信心和决心。9月，开始将各哨之刀矛、鸟枪队改为洋枪队，每哨编2个劈山炮队。最先改装的是程学启部。其编配情况见下表：

改装后的淮军，一营共有28个洋枪队，10个劈山炮队。每营洋枪多者400余枝，少者300余枝，为湘军陆营的2.2～3倍；劈山炮40门，为湘军陆营的10倍。就质量而言，当时的洋枪虽然还是前装枪，但已使用铜帽装火药，后嵌铜火引，扣动扳机击发，比用火绳点火的鸟枪、抬枪既简便而又不受风吹雨淋影响。另外，洋枪一般每分钟可发射子弹2～3发，远达二三百米，在射速、射程等方面均优于鸟枪。

淮军换装洋枪的进程是比较快的。据李鸿章于1863年9月给曾国荃的信中称，已拥有洋枪一万五六千枝。1864年7月，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1.5万人，有洋枪万余枝；刘铭传所部7000人，有洋枪4000枝。镇压捻军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枝。至1868年8月“剿捻”结束时，淮军已全部更换洋枪，率先完成了由冷热兵器并用到全部使用热兵器的过渡。与此同时，洋枪的质量也不断提高。19世纪70年代，淮军逐渐淘汰前装枪，换上更为先进的后装针发枪，主要有美式林明敦枪、英式士乃得、马梯尼枪。这些枪每分钟可发射子弹6~7发，有效射程达300米。至80年代，又装备了部分连发枪，如哈乞开司、毛瑟枪等，每分钟可发射子弹10～12发。

淮军换装洋炮的时间晚于换装洋枪。1863年初，开始在张遇春的亲兵营中设立洋炮队，共200人，是为中国军队新式炮队的发轫。同年8月，淮军进攻苏州城时，刘铭传部、程学启部专门设立了炸炮队，对于摧毁苏州城外太平军的工事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又用炮队的火炮轰塌嘉兴和常州城墙，支援步队从缺口冲入城内。由于初建的炮队在作战中显示了威力，因此，1864年5月苏常战事结束后，清廷将“常胜军”裁撤时，李鸿章特留洋炮队600人交罗荣光管带。这时，淮军共建有4个开花炮营，各营的劈山炮已逐渐被淘汰，改用法国小铜炮，以利“山战陆守”。

淮军装备的洋炮，亦称炸炮、开花炮，又依其身管长短分长炸炮和短炸炮两种。长炸炮类似现在的榴弹炮、加农炮，其身管长度一般约为口径的16～25倍，其规格多以炮弹重量来区分，有12磅、24磅、32磅等多种。12磅以下的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1000米，最大射程3500米。24磅以上的为重炮，多用于攻城或装备要塞。当时，淮军所用之炮，大多为12磅轻炮，只有刘铭传部配有32磅炸炮3门。短炸炮又名“田鸡炮”,炮口朝天，又称“天炮”,即现称的迫击炮。这种炮身管短，口径大，当时尚无调整角度和方向的装置，发射时多固定于45度角，用加减装药来定射程之远近。由于炮身短、重量轻，便于携带，故多用于野战。由于弹道弯曲，对遮蔽物后的目标有较大的威胁，也可用于攻城，缺点是命中精度较差。这些前装炮的炮弹分实心弹、榴弹、霰弹等多种，弹体为圆形，表面光滑，大小合膛。在当时，由于榴弹对目标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较大，故淮军乐于使用。

迨至1871年以后，李鸿章在组建开花炮队的基础上，又添置了最新式的德国克虏伯后膛4磅钢炮114门，并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了新式炮队19小营。其具体营制为：每营配钢炮6门，每门炮编官兵24名；配正副车2辆、马13匹，另有铁工车、木工车、伙食车、行李车7辆，连同营官、哨官、号手、鼓手、医生等，全营共计170余人，车19辆，马130匹。这时的淮军炮营已成为可以独立受领作战任务的新的兵种。

在步队装备洋枪和成立炮营的同时，马队也装备了适于骑兵使用的双响短洋枪，后又改用十三响、六响快枪，使火力得到明显的加强。另外，还把长夫的职责扩大为参加修筑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已类似早期的工程兵。这些都表明，淮军的编制装备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淮军所装备的洋枪洋炮，除直接从外国购买外，还自己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进行仿制和自制。

(二)用西法训练部队，培养近代军事人才

淮军采用西法操练，是与部队装备洋枪洋炮同步进行的。李鸿章到达上海后，在筹购洋枪的同时，便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1862年11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强调了采用与洋枪相适应的训练方法的必要性。信中说：“洋枪实为利器，和(春)张(国梁)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敝军现择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较抬炮更远者。”

淮军采用西法操练，除了李鸿章的主观认识外，还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李鸿章抵沪不久，英国海军提督贺布即向他提出调3000中国兵交英人代为训练。李鸿章初未允诺，后从薛焕旧部中拨1000人交给贺布，选派英国军官在松江九亩地进行训练。这部分人后来编成会字营。接着，法军也要求代训。李鸿章又拨当地练勇600人，交法国参将庞发在徐家汇(后移高昌庙)进行训练，后编成庞字营。但法国公使居心叵测，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法国军官达尔第福和庞发分任江苏总兵和副将，总理衙门推给李鸿章处理。李鸿章因事关军权问题，予以拒绝。同时，他感到将中国士兵交给外国军官训练，时受外人掣肘，指挥不能如意，并非善策。但是，采用西法训练势在必行。于是，改取雇请洋将的办法。1862年12月，首由刘铭传部聘请法国军官毕乃尔，教练施放洋枪。1863年初，李鸿章便令各部雇觅洋人，讲授使用洋枪、炸炮方法和西式操法。这些洋人，多数来自“常胜军”,少数来自英、法军队，有据可查的约有二十四五人。

西法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队列、体操、行军、测绘、战阵和枪炮施放之法，与曾国藩所定的“练”的内容已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难度更大，所以训练的时间也较旧法操练要长，约需半年左右。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教官用外语发号施令，而部队没有配备翻译，致使士兵难于理解，甚至发生不堪忍受鞭挞而逃亡的事件。后来，将各种教令译成中文，印发部队使用，这一矛盾始得缓解。

随着部队装备和训练的重大变化，李鸿章深感培养掌握先进军事技术、战术人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一方面派人出国学习，一方面开办军事学堂，培养人才。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装备洋枪洋炮和采用西法练兵的情况下，李鸿章丝毫没有忽视对官兵(包括出国留学人员)进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的教育，着力贯彻其“中体西用”的方针。

(三)官兵成份复杂，部队私属性浓厚

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官兵的组成方面，强调“以儒生领山农",禁用绿营士兵；扩充部队必须回原籍招募，“兵必自招，将必亲选”。淮军初建时，从淮南所募的几营部队，均由团练改编而成，士兵并非全为朴实的农民，统领则只有潘鼎新、张树声为儒生。因此，严格地讲，已不尽符合曾国藩所定的原则。淮军进驻上海后，急需扩充部队，以与太平军抗衡。但当时的上海外围已被太平军占领，如返至两淮募勇，确有不少困难。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诉苦说：“敝部太单，须由上游选募，来往半年，既恐误期，亦费财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就地募勇的变通办法。综览李鸿章到沪以后扩编部队的办法，确如某些论者所说，实为“广收杂揽”,“兼容并蓄”,其成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薛焕招募的湘淮兵勇，一是驻守上海的部分绿营和团练，一是太平军投降的官兵，一是派人回皖招募的团练(其中杂有化名应募的绿营士兵)和从徐州招募的马队，一是交给英法军队代训的部队。最后，还收容了“常胜军”遣散后的部分洋枪、洋炮队。当淮军奉命镇压捻军时，又采取“随地募补”的方式，士兵的成份也比较复杂。

在将领的选择方面，李鸿章也没有恪守“忠义血性”的原则，而是不拘一格，只要有指挥才能或有一技之长，肯为他卖命的，就大胆使用拔擢。如原曾国荃部属郭松林，贪财好色，“性情暴戾”,但奋勇能战，1862年投靠李鸿章，就令其精选绿营兵成立松字营，予以重用。

淮军的成份复杂所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乃是军纪败坏，扰民害民之事层出不穷，不仅为人民所痛恨，甚至遭到某些官绅的斥责。

应当指出，尽管淮军的成份较复杂，但其封建私属性却与湘军一样浓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湘军。首先，淮军的主要将领中安徽籍的占多数，其次是湖南籍。据《淮军志》的作者王尔敏统计，有据可查的淮军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432人中，安徽籍的279人，约占64%;湖南籍的41人，约占10%。另外，李鸿章于1878年在《考察堪胜专阃各员折》中所列的记名提督、总兵20人，其中安徽籍的14人，湖南籍的3人，江苏、四川、湖北籍的各1人。在安徽籍的14人中，合肥县的占11人。淮军兵源虽然来自各个方面，但李鸿章尽量选留皖、湘籍士兵。如在绿营中首先吸收由薛焕招募的湘淮兵勇；在收编太平军降众时，也注意吸收两淮子弟。诚如李鸿章所说：“敝乡人陷在忠党最多，来归者相望于路。”其次，淮军将领之间存在着亲属、师友关系，而兄弟、子侄相依的情况尤为普遍。如李鸿章与弟李鹤章、李昭庆，张树声与弟张树珊、张树屏，周盛波与弟周盛传、周盛长、周盛朝、周盛鼎，郭松林与弟郭芳珍、郭文武，刘铭传与侄刘盛藻、刘盛休、刘盛枫、刘盛瑞，潘鼎新与弟潘鼎立及侄潘永常、潘永胜，骆国忠与子骆金荣，等等。除了兄弟子侄关系外，有的还有姻亲关系。再次，淮军将领大多是行伍出身，儒生出身的远少于湘军将领。这些人离开军队便难以发迹，因此，他们视军队为进身的阶梯，不愿轻易离开，并尽量维护这支军队的特殊利益和李鸿章的统帅地位。正是这种乡土观念、亲属关系和个人私利，使他们盘根错节地纠合成一个唯李鸿章马首是瞻的患难相顾、荣辱与共的死党，形成了一个与湘系集团双峰并峙的淮系集团。军队浓厚的私属性，必然产生强烈的排他性。例如，1870年，刘铭传部调往陕西镇压回民军，其武毅马步20营，交给原多隆阿部将曹克忠统带，由于上下之间“恩信未孚”,便发生哗变事件，不得不改派“为铭军将士所悦服”的刘铭传之侄刘盛藻前往统带。

三、总结

综上所述，如果认为湘军的建立是对清朝军事制度的某种变革，那末，淮军的建立及其军制的发展变化，无疑是一种更具重要意义的变革。因为，它是晚清诸军向西方学习的先导，是中国军队向近代化转变的中间环节，为尔后军队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然，也不能忽视其封建私属性对尔后的军制变革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淮军之率先向西方学习，是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分不开的。首先，自1860年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僚，以奕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开始实行“师夷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活动，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61年1月，奕诉等就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1862年，以奕诉为首的总理衙门曾两次函令李鸿章用外国之法练中国之兵。这是淮军进行近代化建设颇为有利的政治条件。其次，李鸿章在上海对洋枪洋炮的威力和洋兵“队伍之严整”有亲身的体会，而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的首领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愿意帮助他购买洋枪洋炮和训练部队。再次，李鸿章可以利用他江苏巡抚的职权，接管厘捐总局，搜括钱财，用于武器装备的更新。这就给淮军进行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最后，淮军的近代化，与李鸿章的思想比较开放、决心比较果断密切关联，当他与“洋枪队”和英法军队接触后，便产生了“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的思想，并“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两相比较，湘军的近代化之所以晚于淮军，一方面由于其所处的环境与淮军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与曾国藩的“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的指导思想也有一定的关系。

四、附：常胜军的沿革及其军制

淮军在苏南地区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得到雇佣军“常胜军”的卖力支持；同时，淮军之迈向近代化，也受“常胜军”的影响甚大。为此，下面附带将“常胜军”的沿革和它的编制作一简要介绍。

(一)“常胜军”的组建与遣散

1860年5月，太平军攻克苏、常地区，兵锋直指上海，使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惊恐不安。当时，有个叫华尔的美国流氓，通过上海四明公所董事、前苏松粮道杨坊的介绍，向署江苏布政使兼上海道吴煦表示，由他充当领队，另两个美国人白齐文、法尔思德充当副领队，雇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协助清军作战。吴煦和上海官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意建立一支雇佣军，军费由上海官商供给。开始只募吕宋人(马尼拉人)100人,在广富林(上海城西40里)进行训练。7月初，华尔率“洋枪队”进攻松江，大败而回。旋即重新募兵，增至200人。7月16日，“洋枪队”在清军配合下，攻陷松江。8月，进犯嘉定、青浦、太仓，均遭惨败，在太平军反攻下，松江也得而复失。

此后，“洋枪队”改为由外国人充当军官，募华人充当士兵，至1862年初，部队发展至1200人。华尔率队在松江、天马山接连获胜，清政府接受华尔入中国籍的要求，并赏给四品翎顶。2月14日，江苏巡抚薛焕将“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并派杨坊会同管带，“以潜消其尾大不掉之患”。这时，英国海军提督贺布给“常胜军”提供大批军火，以便进行控制。1862年2月至4月，“常胜军”接受英法军队指挥，向上海郊区的太平军发起反击，先后占领了高桥、七宝、王家寺、泗泾等据点。5月，又配合淮军攻占嘉定、青浦等地。这时，“常胜军”已有4500人。数月后，又扩大到6500人，已远远超过薛焕所奏募足3000人之数。

1862年9月，华尔奉江苏巡抚李鸿章之命赴援宁波，在进攻慈溪的战斗中丧命。华尔死后，英美双方经过激烈争夺，最终确定由白齐文继任“常胜军”管带。同年10月，太平军十三王与进围天京的湘军曾国荃部发生激战，李鸿章命吴煦、杨坊及白齐文率“常胜军”4000人前往支援曾国荃部，1600余人留守松江。白齐文不听调遣，迁延不去。复于1863年1月3日在松江率众关闭城门抢劫，次日又带数十人到上海索饷，殴打会同管带官杨坊，抢走饷银4万多元。当时，白齐文已入中国籍，授三品顶戴。李鸿章认为白齐文的行动已构成叛逆罪，下令拘拿严办。但英国海军及美国领事馆以白齐文先后经办的军火帐目尚未算清为借口，将他留在兵船上，拒绝交出。李鸿章鉴于“常胜军”日益骄横，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且每月耗银多达七八万两，遂乘机提出整顿“常胜军”的计划，与英国领事麦华佗、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反复谈判，达成统带“常胜军”16条协议。其中有如下内容：将部队裁减为3000人，如将来关税短绌，饷银无出，尚可裁减；外国管带归巡抚节制调遣；规定长夫定额，每月每名给银3两，删除各种浮滥之款；由中国官员经管口粮，发放军装火器；松江城内外地方事宜，外国管带官不得干预，如有开路及筑炮台等事，须先与地方官商定；购买军火须经巡抚批准，管带官不得私购，惩办勇丁，须听取会同管带官意见。这些条款，使李鸿章对这支军队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但是，仍然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操纵，如规定该军“远在百里以外攻打城池，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外国军官的任用、解职，亦须由双方共同审理。

白齐文解职后，“常胜军”一度由英国派遣的现役连级军官奥伦(亦称哈伦)代管，李鸿章则派他的亲信、抚标中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1863年3月，士迪佛立派他的亲戚、英军工兵指挥官戈登接统“常胜军”。此后，戈登率该军配合淮军进攻苏、常地区的太平军。1864年5月，淮军攻占常州以后，李鸿章因“常胜军”不仅开支巨大，月需10万元，而且戈登气焰嚣张，飞扬跋扈，常常使他难堪，遂奏请清廷同意后，共花银10万两，于5月30日将其遣散，留炮队600人、洋枪队300人编入淮军序列，后归潘鼎新统带。

(二)“常胜军”的军制

“常胜军”的军制完全仿效西方军队，但在不同的时期，其编制等情况亦有差异。

编制装备。1862年夏，华尔将“常胜军”编成5个步兵团，1个狙击手团。每团有军官16名。团下辖数目不等的排,多者10余排，少者六七排，每排80人。步兵团主要配备滑膛毛瑟枪，狙击团配备恩菲尔德来复枪。另有攻城重炮4个中队(相当于连),野战炮2个中队，配有24磅榴弹炮3门、12磅过山炮18门、32磅榴弹炮4门、8英寸口径大炮2门、臼炮12门，火箭筒若干具。

此外，还有工兵队和内河舰队。内河舰队有轻便战船300余艘，船首配6磅或9磅炮1门，船员包括军官2人、士兵10人；铁甲汽轮32艘，船首配32磅炮1门，船尾配12磅炮1门。船长、大副、机师和炮手长为外国人，水手、炮手、伙夫为中国人。

1863年，戈登接统“常胜军”期间，其编制与前略有变化，装备则大同小异。步兵团改为下辖6个连，炮兵连无变化，轻便战船减至50艘左右，铁甲汽轮的数量亦有所减少。此外，增设攻城炮船2艘，大型弹药船4艘，大型帆布篷顶船8艘。

一个步兵团共有537人，计有上校或中校1名，少校1名，上尉兼副官1名，上尉、中尉各6名(以上均为外国人),旗手军曹6名，军曹12名，伍长24名，士兵480名。使用的枪械主要是英制滑膛枪。

炮兵连的人员编配，依装备火炮的种类而定，一般在144～174人之间，通常包括正副连长各1名、上尉2名、军曹1名(以上为外国人)、旗手军曹1名、军曹6名、伍长12名、炮手120～150名(以上为中国人)。所配火炮的形制与前无大变化，数量略有增加。因在江南水网地区作战，故火炮的运输一般使用船舶，有16艘专门载运火炮和弹药的船只，并载有浮桥器材。

“常胜军”的大本营，除领队、副领队外，尚有副官长、军需长、首席医官、主计官各1人，副官2人，宪兵司令官1人，随从参谋1人，医官及助理若干人，军用仓库管理员及助理若干人。

此外，还有一个工兵队，两个兵工厂，一个医院及军需仓库。

薪饷制度。“常胜军”实行薪金制，按月发饷。华尔初建洋枪队时，因招募外籍人员困难，便实行高薪制，士兵月饷达100美元，军官月饷达600美元。攻城时，按城镇大小另发“奖金”,如攻下一座较小的城镇，可得四五万美元，大的城镇可得10余万美元。1862年夏，重定薪饷制度，规定上校月支薪饷400美元，中校350美元，少校300美元，大尉220美元，中尉150美元，副官250美元，曹长20美元，军曹15美元，伍长12美元，士兵8美元。平时的伙食费全部由个人自理；战时则由公家负担，每人每天供应2磅大米、1磅猪肉或2磅咸鱼和蔬菜、食油等。

戈登接统“常胜军”后，取消了攻占城镇的定额奖金，改为由巡抚酌情奖赏。同时，调整了官兵的薪饷待遇，略低于华尔所定的标准。如步兵团上校或中校，月支饷75至85英镑,少校60~70英镑，上尉兼副官50英镑，上尉42英镑，中尉30英镑，旗手军曹4英镑，军曹3英镑，伍长2英镑10先令，士兵1英镑17先令6便士。炮兵连连长50英镑，副连长45英镑，伍长3英镑，炮手2英镑。大本营领队160英镑，副领队80英镑，副官长、军需长、宪兵司令官各70英镑，首席医官80英镑，医官60英镑，军需官及助理、军需仓库管理员及助理各60英镑，副官60英镑，随从参谋40英镑。

训练制度。“常胜军”比较重视训练，新募兵勇一般要求经过半年的训练才参加战斗。训练内容依据外国(主要是英国)操典，同时注意从实战需要出发，强调行动的速度而不苛求队形的整齐划一。步兵的训练，注重洋枪的使用、实弹射击以及攻防战术。炮兵主要演练轰击坚固的城堡和掩护步兵冲击。

除上海的“常胜军”外，在浙江还有“常捷军”和“常安军”,配合左宗棠所部湘军与太平军作战。该两军的军制与“常胜军”相似，故不赘述。

“常胜军”和“常捷军”、“常安军”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产物，是清政府奉行“借师助剿”政策所孕育的一个怪胎。由于其主要成员嗜杀抢掠成性，不受任何纪律约束，因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它对淮军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绝不能因此而掩盖它的罪恶史实。

摘自《中国军事通史·清代后期军事史（上）》，注释略

编辑于 2024-11-30 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