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剑波与《澄江方言汇编》

新山雨亭

追根溯源 梳理脉络

——詹剑波与《澄江方言汇编》

方言是在历史长河中、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凝聚成的思想文化的产物，是思想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方言本身负载着过去千百年来的文化密码。方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性语言现象，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在现代生活中，方言却以很大的速度在流逝，甚至年轻的一代，好多不会说方言。如何让方言完好地保存下去？如何从方言中寻找到那些散失在历史长河的文化密码？澄江市的詹剑波和女儿詹允和耗费20余年的时间，四处收集，多方求证，追根溯源，梳理脉络，写下了冷门专著《澄江方言汇编》。

方言对于研究汉语发展历史、对于丰富全民族共同语一一汉语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和概念，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詹剑波焦虑地说：“现在，汉语各地的方言以极快的速度发生变异乃至消逝着，即便是仍以方言为日常表达语言的年轻一代，在语音词汇方面也与祖辈父辈几乎难以互相理解，这是一种令人迷惘的现象。不管方言的未来命运如何，我们都有责任留下它曾经的踪影。整理研究这种即将逝去的思想文化信息，这是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初衷。”

澄江方言是汉语西南官话滇中次方言的一种土语

《澄江方言汇编》选取以澄江方言为主、以滇中方言为辅的方言，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意义绝不仅限于这样一个小区域土语本身。澄江方言是汉语西南官话滇中次方言的一种土语，它的字音、词汇、句法95%以上都与滇中乃至云南其他方言相同，又与元明清的江淮、北方官话有着十分亲密的联系，是滇中方言中极有代表意义的土语。

在书中，他们尽可能完整地搜集保存本地方言资料，再对每个字、词的音、形、义本源及其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另外，该书与云南其他方言研究成果不同的是，他们始终将滇中——澄江方言置于本地汉族迁徙、融合重构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研究，大量运用宋元明清白话文文献资料和相关区域的方言研究资料，同时运用汉语文字学、音韵学原理分析其演变规律，不但力图梳理每一字词的源流，而且要找到它与相关方言的亲缘关系。“如果我们这个努力成功了的话，那么整个滇中乃至云南方言语词方面的问题有望基本揭开，这就是我们研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詹剑波说。

过去，张华军、毛玉玲合著的《昆明方言词典》收录的方言条目达6000多个，按照字典的体例对每一个词的词义用法进行了说明，但对这些词的音、形义本源、演变规律、它们与相关方言的联系及与古代汉语口语的关系并未过多涉及。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证》则考察了部分昭通方言词汇与古代文献词汇之间的源流关系，但对两者之间的音韵、词义演变方面联系的确定性，本书未及作出深入的研究，更未将昭通方言放在相关方言与移民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张华的《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也是一本专门研究昆明方言词汇源流的著作，可弥补《昆明方言词典》的不足，但所收词汇只有 500 多个，也未涉及它与其他亲属方言的关系。

关于澄江方言的著作，最重要的是张茀的《澄江方言志》和《澄江人学话手册》。这两本书所涉及的方言词汇要么只是举例性质，要么只是与相应的普通话词汇进行简单的对照解释。而詹剑波研究澄江方言词汇时，着重于对它进行历史方面的考察但避免进行简单的文献资料的比附罗列，而是努力将它放在音韵学词汇学变化规律下进行观察，分析这个读音和词汇与其古音和本字之间的差异是否符合词汇、语音变化规律。而不是仅仅从经典、字书中进行简单的附会。詹剑波说：“我们则从吴语找到了它的源头和变化规律。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中不厌其烦大量征引早期白话著作与现代方言著作的原因。”

锱积铢累、集腋成裘而完成的专著

让人敬佩的是，詹剑波从事澄江方言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虽然有二十多年了，但是他的所学的专业是统计学，而不是汉语言文学。他说：“这项工作是在繁重的工作生活之余零星开展的，词汇的搜集、研究也是锱积铢累、集腋成裘而完成的。”随着研究的拓展深入，他参考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早期白话文、戏曲小说的词汇研究专著和相关方言的研究资料，在搜集、解释、资料征引、分析等方面出现了不少的重合交集。这些重合交集部分，一方面对他们的工作起到了珍贵的补充丰富、借鉴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这些重合交集的内容绝大部分仍然是他们积二十余年的精力、在远离学术环境、学术信息贫乏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记者随手翻阅，均能体会其中的原委与甘苦。

为了完成《澄江方言汇编》，詹剑波与女儿詹允合作了完美的分工合作。前期词汇的搜集和解释考证主要由詹剑波完成，后期由于他工作繁重，加之近年体衰多病，所以大量文献查阅是在他的指导下，女儿詹允和对文字进行整理，对体例进行规范。詹允和虽然是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但也没有语言、方言方面的专业训练和经验。父女俩的研究始终在业余开展，从语词、文献资料的搜集积累到对比、分析、考据，每一环节都极其烦冗，也注定了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工作。

詹剑波说：“例如嫫字，是母亲的意思。彝语母亲读阿嫫，所以怀疑从彝语中演化而来。又有的村里人称呼母亲为眯呀，或者为啊眯呀。清朝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记载，吴人称母为阿。壮语武鸣方言及傣语母亲皆读为眯。吴越均为古越系民族之地，澄江上古亦越人之渊薮，至明清尚余部分壮、傣民族。所以，然此称母为眯者，应系明初江南移民所带来。”

他们研究词义的方法主要采取三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每一个词汇在汉语古代白话文文献中出现的例子和含义，以此考察澄江方言与汉语古代书面语和口语的渊源和联系；二是搜集其在各有关方言、民族语言中的使用情况，厘清澄江方言与这些方言的历史传承和联系；三是运用汉语音韵的基本原理，探讨早期白话词汇、方言词汇语音、词义变化轨迹。虽然称为“汇释”，但他们在搜集上述材料时，始终注意澄江方言所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即澄江方言的某个词汇、语音、语法现象与古代汉语书面语、口语及相关方言、民族语言的相应内容是否可能存在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民族的渊源与联系，彼此之间的语音变异，是否符合汉语语音学的变化规律，以避免自矜广博、牵强附会。

澄江方言的概念及其内部差异

澄江位居滇中腹地，在民族、历史、文化、地理、经济诸方面与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和同质性。语言方面也是如此，澄江方言作为滇中方言片区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与滇中方言高度重合，在词汇方面，大约95%是相同的，澄江方言的声、韵、调、词汇、语法大多数也与西南官话乃至整个官话系统相同或具有整齐的对应关系。其不同部分，也大多能从与《广韵》以致近代以来的官话系统的变化中找到分化的依据。

他们又把澄江方言与相关的方言区域进行对比，发现了它与江淮官话、吴语、湖广方言北京方言、四川方言以至江西等地方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又通过研究澄江方言词汇与宋元明清白话文作品的语词，厘清了它与早期白话文之间的渊源关系。“虽然他们研究的着眼点限于澄江方言，但所揭示的却是整个滇中方言乃至云南方言共同的内容。这才是这个研究工作的意义之所在。”詹剑波说。

澄江方言作为滇中方言片区的一种土语，其内部又可分为四个不同的小区域语言，一是分布于整个澄江坝子及西部、西南部山区的澄江方言，这种方言的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数也最多，以澄江县城为代表：二是北部阳宗坝子及周围山区的阳宗话，以阳宗城为其代表；三是分布于东部山区的山区话，这种话与滇东、滇东北方言有密切联系；四是抚仙湖东西两岸的海边话，其中东岸与江川话的路居片区比较接近，西岸与江川话的江城片区关系密切。该书所研究的江话主要指澄江坝区以县城凤麓镇为代表的“澄江方言”，在部分语音、词汇上兼顾其他三种语言。

澄江县的民族结构及本地汉族的形成

民族（族群）结构和区域文化是方言形成发展的条件和土壤。研究一个地方的方言，必须把它置于民族区域文化背景下，许多问题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因此在研究澄江方言之前，有必要对它所赖以形成的民族、文化面貌及其历史源流有一个轮式的了解。否则他们就很难对一些语词、语音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例如，如果对本地早期汉族移民的来源地没有准确的认识，就无法理解或确认澄江方言与江淮、江浙、湖广、江西、北京、四川诸方言之间的联系；如果不知道澄江历史上曾经长期生活着白族、壮傣民族，他们也无法确认澄江方言中的白语、壮傣语语词、语音是怎么来的。

通过方言的区域对比研究发现，在词汇、语法等方面与澄江方言联系最为密切的是江淮、江浙、湖广地区的各种方言，这些方言的词汇、读音构成了澄江方言最古老、最底层的材料，这一现象与历史上汉族移民的来源地分布是基本一致的。

詹剑波认为，澄江方言中许多词汇大量见于宋元明戏剧作品中，但在相关方言里却已经很少使用或不见使用。这些戏剧的大部分早已不再上演，而且云南地区的民间文化生活比内地更加贫乏，一般人无缘接触这些被束之高阁的作品，因此可以肯定这些词汇进入澄江方言的途径，仍然是通过早期移民从各自方言中带入的。由于四川毗邻云南，川滇两省经济文化联系和人员交流最为密切，巴蜀方言也是滇中——澄江方言的又一个重要源头。

明代中期以后，北京方言凭籍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对云南诸方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具体到澄江方言中，有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有的是无规律的，通过多方面的梳理分析，基本认识了作为滇中方言重要一支的澄江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脉络，看到了它与其他相关汉语方面及本地土著民族语言的联系。“但是，滇中——澄江方言又不是这些方言的简单堆积凑合，它们彼此的构成关系和演变规律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而许多在各自方言母体中已经不用或罕用的词汇、读音，仍在滇中——澄江方言中经常使用着，这在语言——方言研究中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詹剑波说。

2025年1月23日于新山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