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洛茨基（上）

善厨者

本人读初中的时代，开始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也是从那时开始，接触到了政治课和历史课，再加上语文课的呼应，还有自以为能看懂的露天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等，也就有机会学习了有关前苏联的知识。诸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克里姆林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高尔基、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洛茨基、托派等。

其中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还有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一文中“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等语句，到现在还能随口而出，其影响力至今犹存。

然而，当真正静下心来，阅读理解这些知识点时，又有多少是大彻大悟的呢？譬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洛茨基”等等。

好在现在网络发达，有百度、有资料。

—— 题记



　　读中共党史，就必须要搞清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怎么回事。

在中共早期的发展史上，曾有一个亲共产国际的左倾集团，被称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集团内的二十八个半的中共党员，以自己因留学苏联而掌握纯正的“马列主义”为资本，激烈批评国内的革命实践。

其领袖人物——王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掌控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的一些脱离实际的观念和行为，使我党付出了惨痛代价，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呼，是于1929年夏在前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因会议开了十天，故名）”上诞生的。

　　“布尔什维克”，是前“苏联共产党”的俄语译音。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正式取得党的主导地位。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成为俄国唯一执政党；次年，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为1922年至1990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唯一执政党。

　　具体指以下29人：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

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

　　“二十八个半”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早在1929年3月，王明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 因此，可以这样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

也就是说，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没有参加那次大会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

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来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一般来说，在所有的名单中，至少有两个人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是“二十八个半”的头头王明，另一个是被称为“半个”的徐一新（原名徐以新）。当然，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另外27个人的名单也是不难确定的。这个名单是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尽管其中有些人和王明一样，也没有参加当时召开的“十天大会”，如张闻天、王稼祥当时也不在场，但是，从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与王明在观点和行动上都有某些程度的相同之处或曰大致一样这些方面看，他们仍然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下图，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不是“反对派”提出来的，而是王明派的自诩。

1925年—1929年，王明一伙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由于他们观点相同，又都能说会道，受到该校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器重，窃取了该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领导权。当时党总支委员会的书记是苏联同志“培尔门”，副书记就是王明，宣传委员是博古和杨尚昆，组织委员是王云程和毛子芳。

1929年秋，该校开学不久，约在10月—11月之间，党总支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拟总结该年工作和改选总支委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约有四五百人。党总支委员会原计划召开两天后就结束，后因在讨论党总支工作报告时，报名发言的人不断，以致大会接连开了十天。大会发言的大多数同志都是批评王明一伙人的。主要是批评他们在该校实际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和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也批评了王明的后台米夫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看法有错误。

由于这场斗争是王明等人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互相庆贺“胜利”时，曾高傲地说：“这场斗争开始，全校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但结果屈指计算，只有我们二十九个人就取得了胜利。”当时他们中间有人说：“徐以新是团员，不是党员，不能算一个，只能算半个”。加之他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在投票表决时，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因此，他们常常自傲地说：“我们二十八个半是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于是，“二十八个半是布尔什维克”的叫法就此传开。

　　“徐以新”的名字在前苏联档案中叫“徐一新”。这是因他出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父亲为他取此名寓有“天地一新”之意。

徐以新是作为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干部被送到苏联学习的，当时只有十几岁，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位负责人告诉他去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徐以新一听，有点不情愿，提出要上军校。被同行的徐特立劝阻，徐以新这才顺从了。

1929年夏初，中山大学召开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中山大学党员大会，会议开了10天。王明远在国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表决时，有29人举手赞成支部局抛出的《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

而对于那“半个”，人们却记得较为清楚：有一个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这“半个”人就是——徐以新（下图）。

　　徐以新（1911—1994），浙江衢州人。16岁从军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加入共青团。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秘书。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入党，次年回国。后任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参谋主任，参加了长征和西路军，抗战中任鲁艺政治部主任、统战部干部科科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任依兰县委书记、沈阳卫戍区政治部主任。

1950年5月，他调入外交部，历任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司长等职。1954年，周总理亲自指派徐以新出任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此后，他出任过驻挪威、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大使。1966年以后，徐以新任外交部副部长。1983年至1993年，他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4年，徐以新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部分骨灰安葬故里。

下图，徐以新、陆红夫妇与孩子在延安时留影。

　　这29个人，进入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张琴秋、陈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沈泽民虽然是1926年才插班进来的，但他也属于第一期学生之列；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

还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或称老头子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等。

从性别上看，“二十八个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在这些人中，有些人之间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如：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孟庆树则是王明当时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不久也结成了夫妻；朱自舜是孟庆树在中山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等等。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也站在正确的路线方面，以后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秦邦宪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在领导《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杨尚昆、张琴秋等很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然坚持不改，但在后来也改正了错误；夏曦后来在战斗中成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工作时被捕牺牲；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另有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杰等，既没有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远不如他们在中山大学时那样“领风气之先”；只有教条宗派的头头王明和其妻孟庆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始终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

下图，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的王明、孟庆树夫妇。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王明，原名陈绍禹，1931年底他始用“王明”作笔名。今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人。在早年上学期间，进步的校园环境对王明的思想发展有积极影响。不但认真读书，成绩优异，而且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抵制日货斗争等进步活动。

由于他表现积极，先加入了共青团，后于1925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1925年秋，王明远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受指派回国，担任我党的高级领导。最终成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以他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但他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远大于“功”。

建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法制委员会主任。1956年以治病为名携家人至莫斯科，从此一去不回。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离世，终年70岁。

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安徽省寿县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五期）女生队，1927年11月，经党中央委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1930年11月22日与王明结为夫妻。1956年1月30日，王明夫妇前往苏联治病并定居苏联，1983年9月5日，在莫斯科病逝，终年72岁。

王明夫妇育有一女二子，均入籍前苏联，在那里学习、工作、终老。

长女叫王芳妮，1932年生在苏联，长在苏联，她不会中文，从没有回过祖国。后参加了苏联空军，成为苏军女飞行员；孟庆树晚年的时候是跟着王芳妮生活的。不过王芳妮去世很早，1985年，年仅53岁就去世了。

网上查阅不到王芳妮的婚姻状况。

王明的两个儿子都生于延安，1956年哥儿俩跟随父母到苏联定居。

长子叫王丹芝，出生于1939年。后来加入了苏联红军，成为了一名苏联军官，更在苏联与一位苏联女性结婚。

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数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从事数学工作，还曾参与苏联的某些军事项目研发。21世纪初期，曾在“俄中贸易经济合作中心”任职，为俄中友好交流搭建了桥梁。

前苏联解体后，王丹芝也从没有表现出回国探亲的意愿。

遗憾的是，2023年，王丹芝在莫斯科一间公寓去世，第二天才被发现，身边没有亲人。

次子王丹丁（下图），1945年生，一辈子没结婚。他早些年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然后就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上班。90年代的时候，他把工作辞了，开了个中国武术中心。

90年代初曾回国一次，去了哈尔滨、北京等地。1998年他受嵩山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大师的委托，成为少林寺在俄罗斯的代表。

　　王明夫妇都葬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这里，因靠近新圣女修道院而得名。新圣女公墓是欧洲三大公墓之一，俄罗斯各个历史时代的26000多个名人基本都葬于此。这里埋葬着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叶利钦……

根据王明夫妇的临终愿望，其安葬的墓碑和塑像正面都朝着中国方向。

　　下图，是王明妻子孟庆树与女儿王芳妮的合葬墓，位于王明墓的右前方。

　　距离王明墓的不远处，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墓（下图）。黑白两色的墓碑，寓意着前苏联对他功过各半政绩的评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康生便妄下断言，说“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于是，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均遭到审查，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受迫害而亡。

　　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

未完待续 请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洛茨基（中）》

图文参考百度资料整理

谨向原著者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