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前途和归宿：船山遗书与延安两论

花冠之露

这篇文章旨在把两千五百年、博大精深的儒学梳理一遍：

其一，儒学的三起三落。

其二，儒学的前进方向。

孔子之儒

儒家学派，发源于夏商周三代的礼乐制度。根据论语的说法，夏礼、商礼、周礼都在春秋时期有所保留。其中周礼继承了夏、商的礼乐，又有文王、周公的创新，是保存最好的礼乐制度。

它包括礼仪官制、自然哲学、文艺美学和上古档案。到了东周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周王室衰微，掌握周礼知识的士大夫，整理了这些文化遗产，就促成了儒家学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孔夫子，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方式叫做“述而不作”，就是他通过解读古代典籍，阐述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进行二次创作。

举例来说，《周易》在文王时期只有“卦辞”，比如“乾，元、亨、利、贞”。在周公时期加入“爻辞”，比如“上九，亢龙有悔”。而孔子的述而不作，就为它加入了《象传》、《彖传》等“十翼”，像“大哉乾元”和“自强不息”，都是孔子本人的创作。

这种二次创作的方式，让孔子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

孔子的成果，包括对《礼》、《乐》的继承，《礼记》、《论语》、《孝经》的素材，《周易》的“十翼”，《诗经》《尚书》的定稿，以及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并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只留下一群学徒和一本语录。他是诸子百家共同尊重的圣贤，是因为他著作等身。

随着“六经”的建立和大量学徒的追随，儒家学派就正式成立了。

儒家成立之后，立刻到达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战国八儒。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儒家在战国分为八派：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梁氏、孙氏和乐正氏。

这些派系其实只有两类，一是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补充，比如曾子、子夏、子思等人对《礼记》《论语》《孝经》《公羊传》和《毂梁传》的编纂。！

二是战国儒家对人性论、自然哲学和政治理想的深层思考，其中孟子和荀子的话题之广、思辨之深，已经超过了当时生产力水平。

在战国后期，儒家被称为“显学”，儒生也经常担任大官，所以说这是儒学的第一次兴起。

孔子之学，有没有弊端呢？

战国儒家最大的问题，是研究王道，不研究霸道。精通价值论，不擅长方法论。

孔子在世的时候，就无法说服当时的国君重用儒家。战国儒学最终也没有打赢统一战争，

而是荀子的弟子李斯和韩非用法家的霸道取得了胜利。正所谓：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大雅久不作》李白

汉代经学

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儒家也就迎来了第一次低谷，它的标志是焚书坑儒。 “焚书”来自于李斯的“挟书律”。

它的目的并不是毁灭六经，而是垄断六经。即只有秦博士可以保留《尚书》和《诗经》，民间不能随便解读。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史记 秦始皇本纪》

而“坑儒”并不是严谨的说法，当时坑的是侯生、卢生炼药一案涉及的400多名术士（《史记 儒林列传》焚诗书、坑术士），而这些涉案术士恰好是儒生，这未必代表秦始皇针对儒家。但不管怎么说，挟书律追求思想垄断，毁掉了大量的民间书籍。

加上秦国自己收藏的经书被项羽烧毁了（《史记 项羽本纪》：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才导致六经的濒临灭绝。

在秦末战乱中，儒家经典通过两种方式幸存了下来。

一是通过秦朝的博士。虽然秦的资料被烧了，但秦博士还能把经书背下来，成为所谓“今文经”。

二是通过挟书律没有毁掉的古籍，主要是孔府墙壁的夹层里面有很多书，这一部分叫做“古文经”。！

即便如此，六经当中的《乐》还是失传了，而《孟子》和《荀子》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整理和重视。所以这是儒家学派的第一次衰落。

在秦末战乱的冲击下，儒学应该怎样走出低谷呢？

就是向法家学习，把儒家发展为霸王道。

汉朝建立之初，推行黄老学说，但儒家也获得了尊重和恢复。

首先汉惠帝废掉了挟书律。然后文帝、景帝和武帝先后设立了诗、书、礼、易、春秋五博士。他们通过研究今文和古文，就让儒家起死回生了。

随后，汉武帝受到了《公羊传》博士董仲舒的影响，罢黜百家，兴办太学。

儒学就一跃成为了官方思想，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黄金期。

汉代经学的显著特点，

一是相信宿命论，比如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还有童谣和谶纬之说。



二是对五经进行细致地考据，所谓“治经典”。

在汉代经学的推动下，五经之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其中，《诗经》之学分为四派，现在传世的叫做《毛诗》。《易经》之学也分为四派，其中京氏和孟氏流传下来。《尚书》有六个版本，目前的版本是晋代的梅氏古文经，其中有二十九篇真古文，二十五篇伪古文。《礼》包括三礼，其中《仪礼》和《礼记》是今文经，《周官》是古文经。《春秋》分三博士：《公羊传》、《左传》和《毂梁传》。再加上四种“传记博士”，他们分别研究《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我们就得到了儒家的”“十三经”，也叫“九经四传”。

所以汉代儒学就是“经学”。经学有什么弊端呢？

就是它的定位有问题。汉代经学是一种帝王之术，不是给寒门士子看的，它强调“外王”，而不重视“内圣”，讨论世界观，而不讨论人生观。

经学往往使用庸俗的宿命论和谶纬学来填补这些空白，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正所谓：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大雅久不作》李白

自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乱起，随着建安风骨，荆州八俊，竹林七贤的出现，名士文化就向旧秩序发起了冲击，尤其是出现了像诸葛亮这样历朝历代读书人的楷模。

佛与道

既然汉代经学不讨论人生观，那总有人会讨论这种问题。

这些人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玄门和佛道思想。

在这个长达五百年的历史时期，人们先是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发展玄学，追求“逍遥”的境界。

后来又翻译佛教经文，追求“开悟”的境界。

佛、道两家，本质上都是对人生进行具体指导，使人追求自由。注意，这里的“自由”是东方天人合一的自由，它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战胜心魔。由于对自由的追求，对人生的思考，佛道的实力就超过了儒学，以至于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和三武灭佛等故事。

虽然汉代经学还在南北朝继续发展，但已经相对衰退了。

在儒学的第二个低谷，道教和佛教突飞猛进，就有了道家四派、佛门十宗。

这里重要的时间点，一是汉末三国，以王弼、何晏和竹林七贤为首的士大夫推崇玄学，而普通百姓信仰天师道、太平道等道教流派，甚至激发了黄巾起义。

二是在南北朝，由于北朝皇室普遍信佛，他们从西域引进了大量僧侣、翻译家，其中以鸠摩罗什和达摩祖师为首的大德高僧，催生了法华宗、禅宗等不同流派。

随着佛道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佛教在唐朝发展出了净土宗、慈恩宗等新流派，形成了佛门十宗。道教在宋朝发展出了全真派等门派，也走向完善。这两家就把握住了历史机遇，成为了中国哲学的重要分支。

而对儒学本身来说，想摆脱第二个低谷，就要进行重大的理论创新，向玄学、道教和佛教学习，达到三教合流。

四书和理学

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寒门子弟的兴起，进入中晚唐，儒学终于走出了低谷，迎来了它的第三个高峰。首先是以韩愈为代表的中晚唐士大夫，通过对人生哲学的思考，重新阐述了儒家经典，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韩愈最大的贡献是从儒家典籍中挑出《大学》和《孟子》，同时李翱指出了《中庸》的重要性，他们就为“四书”打下了基础。

到了北宋，虽然国家不擅长打仗，但中国哲学进入了黄金时期。先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雍的《皇极经世》，

吸取了几百年的玄门成就，第一次尝试用易学系统阐述宇宙变化。

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进一步把“天理”定为宇宙主导，开创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伊洛之学。

另一方面，张载受到佛道的启发，创造了以气为本、朴素唯物论的关中学派。

这两个学派就是北宋儒学的主流，也叫“理气二元论”。与此同时，还有以苏轼为代表，崇尚三教合一的蜀学。

以王安石为代表，提出元气论的新学。洛学、关学、蜀学和新学，围绕王安石的变法展开了长期的党争。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底蕴的党争。

最终，理学成为了思想界主流，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通过《四书章句集注》正式定义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开创了宋代儒学。而属于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心学，也随着陆九渊的思考开始萌芽了。

宋代儒学和理学的建立，本质上是四书的复兴。而四书的重点就在于从《礼记》中挑出《大学》和《中庸》。这两篇文章好在哪儿呢？

首先，《大学》的核心叫做“三纲八目”。三个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个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的本质，是教读书人怎样进入和改造社会。简单来说，读书人要通过自身修养，掌握正确的价值观：明德。然后通过正确的价值观进行“新民”（按照理学的解释，亲民的“亲”通新），也就是革新民间的过时观念。

读书人努力新民，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进入更好的状态，就是止于至善。这个改造世界的过程，就要格致诚正、修齐治平。

《大学》解决了寒门子弟在社会中如何自处的问题，填补了过去儒学的空白，因此被定位为四书第一。

《中庸》的思想更加高深，它是一种配合宇宙观的修身守则。强调通过“致中和”的方式，让人性和天道相契合，达到诚心尽性、天人合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境界。理学家经常用《荀子》的“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和《论语》的“允执其中”来阐述中庸思想（这两句话被伪古文《尚书》总结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读书人要通过自身的修养掌握天道，然后用天道压制私欲，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天人合一的修炼方法是秉持中道，不偏执一端。

《中庸》填补了儒学缺乏人生哲学的空白，因此被定位为四书第二。其实这个理论就是后世经常批判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总之，宋代儒学就是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理学有什么弊端呢？就是它太强调客观的“理”，不讨论主观的“心”，偏向本体论，就是宇宙到底是什么，忽视认识论，就是人是怎么了解宇宙的。就像陆王心学所批判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但人怎么会有两个心呢？所谓“格物致知”，但如果不实践，天天在家里格物，怎么能增长知识呢？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陆王心学对理学的批判，已经触及了人类现代哲学的边界。

儒学的方向

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考，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启发了人类的现代哲学。西方的现代哲学，源自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

康德的主要思想是“纯粹理性批判”，即人通过思辨得到的新知识，来自于先天综合判断，而不是纯粹理性。

所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无法区分的。

真理不管唯物还是唯心，都是一元的，不是二元的。这个道理用康德自己的话说，叫做“人为自然立法”，用董其昌的话说，叫做“山川以诗为境”。

这就是康德先验唯心论，乃至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理气二元论”也进行了类似的批判，构建了阳明心学的一元论主观唯心主义。他甚至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也就是把哲学的重点从认识论推向实践论，从而启发了后世王夫之的船山学。而船山学已经具有唯物辩证思想了，它跟马克思的主要区别，只是缺少对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物理学的理解。这种历史脉络已经足够说明，东方和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中庸说的“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出李约瑟之问了。崇尚理学的朱熹比崇尚理性主义的笛卡尔大四百岁，崇尚心学的王阳明比先验唯心论的康德大二百岁。

但到了近代，中国哲学为什么又被反超，而不能率先得到唯物辩证思想呢？

这就是因为儒学的第三次衰落，也就是明清学术的困局。

明清的官方学术有两个特点，一是八股取仕，二是考试只考程朱理学。这样被重用的人，往往是擅长修史修书的工具人，而哲学家得不到重用。

在王阳明“龙场悟道”成为心学集大成者之后，他的传人也分为左派和右派。左派以李贽为代表，他们强烈反对程朱理学，以至于被官方打压。右派以徐阶为代表，他们和光同尘，甚至能做到内阁首辅，但他们逐渐跟理学合流了。随着明朝的灭亡，这一派也不得不归隐山林。

其中顾炎武所在的派系，成了专攻考据的乾嘉学派。比如对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的考证，就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作。

而王夫之的著作根本就没有发表，到了晚清才得到曾国藩等人的重视。更不要说徐光启、沈一贯等人的西学也没有得到重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阳明的另一个传人朱舜水在日本获得了重视，日本阳明学又对明治维新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大量的维新名臣，都是阳明学的信徒。所以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理念也非常重要，就像历史书上说的那样，八股取仕局限于程朱理学，延缓了中国的发展速度。直到清末的救亡图存，很多进步思想才重见天日。

儒学的第三次衰落，与中国的近代史息息相关。而要摆脱这种困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哲学的重心进一步推进，从认识论转移到实践论，也就是“知行合一”和”实事求是”。

儒学的归宿

儒学的最后高峰，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王夫之的船山学。船山学跟阳明学一样，从认识论出发，认识到天理和人欲是不可区分的（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而王夫之进一步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于“气”（理在气中），也就是继承了张载的气学唯物论。

在辩证法方面，王夫之提出了“天下惟器”，反对形而上的道学。在历史观方面，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即历史的螺旋上升。王夫之的政治理想，更是朴素的“平天下即均天下”，他是最早的民权思想家之一。

这些高深的哲学，依旧通过孔子“述而不作”的方式，通过对五经的新解来进行阐述。这就说明真理可以不只有一个话语体系，我们不管学习国学还是学习西学，都是兼听则明、殊途同归。

王夫之出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创作的时间主要是顺治朝。

当时他就立了个flag说他的书两百年后才能被世人理解。果然王夫之一辈子归隐山林，他的著作也没有人知道。

但到了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他的六世孙终于跟湖南学者邓显鹤一起，公开了一百五十卷船山遗书。船山遗书一出世，就赶上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从而迅速引起了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籍士大夫的重视。他们重新刊刻了船山遗书，并且建立了长沙的思贤讲堂。

在清朝灭亡之前，船山学对洋务派和维新派，尤其是来自于湖南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914年，长沙在思贤讲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沙船山学社，而船山学社就涉及到了一位历史主角的成长经历。

这位重要人物在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多次在船山学社进行学习。在1917年前后，他在长沙岳麓书院访学，当时岳麓书院的院训就是宾步程题写的“实事求是”，它来自顾炎武启发的乾嘉学派。

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

在1921和1926年，他在船山学社和何叔衡等人先后成立了湖南自修大学和湖南农民协会。

湖南自修大学学员名单

在1937年的延安，他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而作为一名教师，他在筹备讲义的时候，请求时任八路军长沙代表的延安五老之一徐特立帮他整理船山遗书，寄到延安。然后他创作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篇纯哲学著作：延安两论。

第一篇是《实践论》。《实践论》有一个小标题叫“论认识（知）和实践（行）的关系”。虽然它通篇是白话文，而且用的是马克思的词汇体系。但这篇文章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在重新阐述知行合一的道理。

第二篇是《矛盾论》。《矛盾论》把黑格尔和恩格斯的辩证法三原则合并为“矛盾的对立统一”这一最高原则。像量变质变等原理，就通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来解释。这种万物基于矛盾运动的理论，也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对易学的重新阐述。

延安两论

当然我这么说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大家阅读原著来自行寻找答案。

最后总结几句。借用王夫之的话，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在两千五百年的儒学历史中，它三起三落，但每一次起落都伴随着大幅度的进步。而近代人类哲学的起点，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由本体论走向认识论乃至实践论。

儒学也从理学、心学走向船山学和延安两论。

所谓马克思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是分不开的。就像我们说不清楚佛教禅宗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如果禅宗是中国的，达摩祖师又不是中国人；如果禅宗是外国的，禅宗的成果又大多来自于中国。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也学习国学，这是不冲突的。我们不应该过于纠结“谁的话语体系更好”这种问题。因为归根到底，这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

脱胎于传统哲学的“实事求是”

就写到这里。这个话题非常难讲，我也是才疏学浅。希望大家阅读原著，寻找真正的收获。

船山文化精髓包含多方面内容，以下是一些主要观点：

- 求实：王船山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气”“实”“诚”。强调要尊重客观事实，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研究来获取知识，这体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

- 主动：主张人在面对事物时应积极主动，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

- 重变：认识到世界是不断变化的，阴阳变化莫测，事物的时、位也在不断变化。因此，要以变化的眼光看待问题，适应变化并善于把握变化的趋势。

- 创新：船山文化鼓励在思想、学术等方面进行创新，不墨守成规。例如王船山对宋明以来的思想进行反思与总结，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推动了思想的发展。

- 力行：注重实践，强调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相结合，通过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理念。

- 成仁“务义”：在伦理学方面，主张由虚返实，以本贯末，奋武践形，燮理阴阳以证成天下良心；认为器变则道变，道变则天变，注重创制立法，作物作圣，操持正道，拯拔万类，成均仁义。

- 民族精神与人文精神：蕴含着忠于祖国与中华文化的民族精神以及循公重民的人文精神。王船山在明亡后坚守气节，其思想也体现了对民族和国家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民众的重视。

- 创造精神：具有推故开新的创造精神，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创新，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不同的学者和研究者可能对船山文化精髓的理解和概括会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船山文化的这些特质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