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汪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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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汪正辉

杨芝明

题记：2023年，我写了《我与王中》，2024年，我写了《我与赵跃》，2025年，我写了《我与汪正辉》。本来没打算写《我与汪正辉》，是因为写了《我与赵跃》后，总时不时的闪现应该写写我与汪正辉的思绪。最后几经思索，还是决定写一写《我与汪正辉》。这样一来，没成想就弄出个《我与✖️✖️✖️》三部曲。更没想到的是，这三部曲几乎囊括了我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

1977年恢复高考，我三个月内，先后三次应考。当年，像我这样接受折腾的人，恐怕数不出多少。第一次是随董干中学所有考生乘坐一辆长途客运班车，颠簸大半天，赶往麻栗坡县城应考。成绩出来之后又被选拔出来加试英语笔试，这一次是在董干公社（董干镇）上董干中学应考。第三次是英语笔试若干天后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叫我次日赶往麻栗坡县城考英语口试。我经历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赶考。我父亲接到通知已是晚上了，况且我还不在自己家。我父亲叫了一个人作伴，提着一盏马灯，毛雨纷飞夹浓雾的隆冬夜晚，乡村道路崎岖弯弯、坑坑洼洼又湿滑，翻山越岭，穿过原始森林，走了两个多小时去我家门兄长家叫我。我跟那个作伴的人先回到家，然后我独自一个人，又走了两个多小时，连晚连夜赶到董干。得知只有两个人被选拔上去县城参加英语口试。另外那个人是我董干中学初高中时候的同学，只是没同过班。不知为什么，他也来晚了，他家离董干才三、四公里远。每天仅有的一趟客运班车开走了，那可是将近120公里的路程呀！还好，董干中学革委会副主任帮找到一辆解放牌货运卡车，司机很开恩，同意搭载我俩到漂漂，他不进麻栗坡县城，他要去文山，我们要下车步行13公里去麻栗坡县城。就这样。我考取了文师中专英语班。与我同行赶考的同学叫汪正辉，他也考取了，在班上还跟我在同一个小组。

　　我与汪正辉还真有缘，在董干中学同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读初中时，他在初25班，我在初24班，读高中时，他在高10班，我在高9班。由于不在同一个班，五年时间，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而已。真正接触就是在这次赶考期间。

　　第二次接触是文师入学时。时间久远了，也不知是怎么的，文师入学报到那天，我俩乘坐同一趟客运班车到达文山北桥汽车总站。下车后，不知道文师（文山师范学校）在哪里，往哪走。碰巧遇到一个我们的老乡、初中时候的同学张洪民，他在总站汽车队工作，他告诉我们文师所在方向以及怎么怎么走。就这样，我俩就扛着被褥、席子、箱子，走着去文师报到了。接下来，汪正辉就与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同班同学生涯。

　　我和汪正辉都是农民家庭出身，家里都很贫困，在文师读书期间，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俩会一起去文山州一中大门口那条大路边上的商店买麻花绞或小甜饼，相互分享。除此之外，很少做别的什么事。学习兴趣小组活动中，我、汪正辉、赵跃一起演过《东郭先生和狼》，我演狼，赵跃演东郭先生，汪正辉演猎人赵柬子。当汪正辉把我装回到装书的袋子里时，我不断地央求他：Good hunter , have pity on me , please ! Have pity on me ! ( 好心的猎人啊，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 ! )。 班上还有一个麻栗坡来的同学，他叫龙建州。砚山县稼依华侨农场来的一个同学吴伟贤把我们麻栗坡的三个同学戏称为No. One, No. Two, No. Three。龙建州个子大一点，被称为No. One, 我次之被称为No. Two, 汪正辉被称为No. Three。我和汪正辉倒没有被怎么喊叫，我更多的是被一些同学叫作小杨师傅，因为当时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影片中的小杨师傅，大家印象深刻，同学们筹备40周年同学聚会时，还有同学在群里称我为小杨师傅呢。龙建州的No. One则被叫出名了，几乎班上所有同学都叫他No. One, 好像连班主任曾惠仙老师有时候也会叫他No. One，甚至多年后提到龙建州，同学们就说No. One。有一次放假，我、汪正辉和龙建州一起回家。我和汪正辉要在麻栗坡县城住一晚，第二天才有班车去董干。龙建州叫我和汪正辉去他爸爸住处，他爸是麻栗坡县商业部门的大领导，名叫龙明传，1958年文山州建州时任副州长，所以把儿子取名为龙建州。龙建州爸爸去麻栗坡国营食堂，就是麻栗坡县城国营大饭店打饭来给我们吃，打来一大碗炒瘦肉，我们真是很有口福，那炒瘦肉的味道真香啊！至今都还记忆犹新啊！

　　毕业后，我们俩都分回到麻栗坡县。我被分配到麻栗坡县二中（完中）董干中学，汪正辉被分配到麻栗坡县大坪中学（只有初中班）。不过，他的运气较好，没几年，他就被调到麻栗坡县一中了。而我呢，就没那么幸运了。八年后，我申请工作调动，本希望调进县城工作，没料申请却得罪了主管教育的县太爷，不但县城没进成，反而被惩罚调到大坪中学。还好，命中有贵人相助，半年后，我调进了麻栗坡县一中。

　　一进麻栗坡县一中，我就被叫当英语教研组长，如果教研组长也叫官的话，那我就领导汪正辉若干年。

　　那些年，麻栗坡县一中很重视教研组的工作，我把英语教研组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内教学教研活动，成绩斐然，组织全校性的学生讲英语故事大赛，组织全校性的学生英语联欢晚会。两次组织学生和教师参加文山州教育局组织的英语竞赛，除学生、教师都分别有获奖外，两次都获教师团体二等奖。一次是初中教师英语演讲比赛，另一次是高中教师英语口语技能大奖赛，这一次是我亲自操刀，过五关，斩六将，我斩获唯一的一名一等奖。还组织过本教研组由校长领头到广南县一中与英语教研组的老师们进行校际交流活动。

　　那些年，在麻栗坡县一中，英语教研组是最活泼的，工作是搞得最好的，英语学科也成为麻栗坡县一中当之无愧的龙头学科。

　　那些年，麻栗坡县一中每个学期按人头除拨给每个教研组放屁软人心的活动费外，还组织各教研组相互打篮球比赛、排球比赛，冬季田径运动会上，也组织各教研组进行接力赛跑，获胜的教研组，都或多或少发给一些奖金。无论打篮球还是打排球，汪正辉都是英语组的主力队员，接力赛跑时，他也是本组主力队员。打排球时，汪正辉是二传手，我是假巴意思的扣手。我们英语组的活动经费和所获得的奖金，我都叫汪正辉管，我是不管钱的，但我管账。每次教研组出去吃饭，我就叫汪正辉付钱，回来后我和他算账，正所谓来往账目要清楚嘛。

　　英语组除参加学校组织的教研组蓝排球比赛外，还时不时的邀约其他教研组打排球或打篮球比赛。与此同时，我们组差不多每个学期都会邀约麻栗坡民族中学英语教研组打篮球或打排球比赛。无论是在校内打还是在校外打，几乎每次打完比赛，我们都要外出吃饭，有时候用组上的费用，有时候吃“落地响”（也就是AA制）。学校组织老师到农场劳动也是分教研组进行，各教研组自己煮饭吃，我们男教师饭后还喜欢划拳喝酒。无论是组上自己吃饭还是到农场劳动回来吃饭，只要划拳，汪正辉和张录兵对阵我和侬仕芳，张方杰负责打酒，当裁判。有时候，我们从午饭后划拳喝酒直到晚饭又接着吃、接着划拳，真是不亦乐乎！

　　除此之外，那些年，还特别时兴喝“冷淡杯”，就是有事无事，大家只要高兴，随时随地，无论在哪家，倒酒来就喝。有一天晚上，在汪正辉家，我们英语组的几个男士喝“冷淡杯”，结束后回家，我喝高了，走路都走不稳，走到阅览室花园处，我踉踉跄跄倒地，只听见“咔嚓”一声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才来看，原来是我压断了一根柏枝树！有时候，下晚自习辅导后或是其他平时，我们几个男士相约去烧烤摊吃烧烤，吃烧烤更是少不了喝酒。

　　那些年，还时兴进舞厅、歌厅跳舞、唱歌。英语组的女士们特喜欢唱歌跳舞，我们男士也被感染了跟着去。到KTV去的话，汪正辉就喜欢和我一起唱《九九女儿红》或是《九月九的酒》。唱《九月九的酒》时，其中歌词“醉倒在家门口”，汪正辉唱“醉翻在家门口”，总让我感到有趣好笑。一个“翻”字比“倒”字形象、幽默、俏皮，很符合汪正辉的特性。

　　说起汪正辉唱歌时候的幽默、风趣、俏皮，还真是可以数出来很多。《洗衣歌》中，藏族姑娘那几句藏语念白，他把它唱成“洗不干净，洗不干净，嘿嘿”。《打靶归来》中，“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唻”，他把它唱成“一个拉一个，跳个迪斯科”。《敢问路在何方》中，“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他把它唱成“你挑鸡蛋，我挑鸭蛋”。《说句心里话》中，“你不站岗我不站岗”，他把它唱成“你不扛枪我不拿刀”，等等。每每听到他这样唱时，就让我忍俊不禁。《志愿军军歌》中“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他唱成“梳鬏鬏在后脑爪，花子讨婆娘。”更是让你不笑不得。还有趣的是，在备课本上，他把他的名字“辉”写成“灰”。我也是喜欢玩文字游戏的，我把汪正辉叫成“王正军”，他也不反感，英语组的人倒不奇怪，并且还跟着叫他“王正军”，都叫出名了，我在其他教师面前说到“王正军”，他们就感到一头雾水，不知道是指“汪正辉”，还以为是叫学校里某个姓王的人呢。

　　汪正辉的幽默、风趣、俏皮还体现在他时不时的说出一些灰色段子和俏皮话，他说都是听人家说的。说白了，那些段子或俏皮话其实话糙理不糙，甚至说的东西或现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说过的，我记忆犹新的有下面这些：“说是一个村姑去赶集，被一条河拦住了。这时，一个男子走过来说：'你若让我要你一次，我背你过河。’村姑同意了。他把村姑背过河后，可那东西却不行了，他就烧火烤。村姑说：'大哥，我这里有几个粑粑，你就慢慢烧吃吧。’说完就走了。村姑还没走多远，那东西起来了。男子大声朝着村姑喊：'硬了！硬了！’村姑听到后也大声回答：'不硬！不硬！今天早上才蒸的。’”“离地三尺一条沟，一年四季水长流。不见牛羊来吃草，只见和尚来洗头。”“姑娘屙尿蜜蜂叫，婆娘屙尿瓢瓜倒。”“男将军，单枪匹马，直插台湾岛；女豪杰，赤手空拳，活捉蒋光头。”

　　那些年，特别时兴打杂花联扑克游戏喝酒。我们学校政教处有个烤茶摊，常常是老师们聚集的地方，老师们一边烤茶喝，一边打杂花联比赛。打杂花联打输的罚喝酒，经常是我和汪正辉做一家与另外的两个人对打，我俩常常是输的多，胜的少，被罚喝的酒就多。我和汪正辉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不服输。越输越加倍下注，被自己喝掉的加倍下注酒就越多。有一次，又是我和汪正辉做一家对阵另外两个教师。那天晚上，我俩又是输得一塌糊涂，又是越输越加倍下注，不知喝了多少酒。汪正辉好像倒没有太大的事，只是我却喝得失去记忆了，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躺在政教处休息室的床上，吐酒还把人家的被子污染了，害得我妻子来把被子拿去清洗。好几天后，我才发现我的眼镜弄丢在政教处，有一块镜片都缺失找不到了。

　　2004年，云南省高中教育改革在文山州率先进行。2005年，我应聘到了文山市第一中学，之后，我就离开麻栗坡县一中了。但我时不时的也会回到麻栗坡去看老同学、老同事。这时，我和汪正辉以及英语组的其他几个男士少不了聚在一起吃饭喝酒。一连好几年，文山市第一中学的领导都派我去麻栗坡县招生。有一次，汪正辉还请我和随我一起去招生的一个同事吃烧烤，他还叫来了老同事张录兵，这大概就是我和汪正辉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离开麻栗坡县一中后，麻栗坡县委、县政府决定把麻栗坡县一中和麻栗坡民族中学合并成一所学校，叫作“云南省麻栗坡民族中学”。学校合并后，汪正辉好像就没有上课了，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他竟然被安排去做门卫工作或做宿管工作。后来，学校搬离原麻栗坡县一中，到新建的云南省麻栗坡民族中学了。

　　汪正辉好像是2014年还是2015年退休的。退休后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具体不太清楚，好像是患了什么癌症吧。

我和汪正辉最后一次通电话是他在文山州医院住院期间，那时他还不忘幽默地跟我讲，他说麻栗坡的朋友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他在文山州医院打工，又让我感到好笑一回。我跟他说叫他好好养病，等我回文山或者回麻栗坡再去看他，到时候我们再吃饭，喝酒划拳。大概是2018年的3月份吧，我就接到他妻子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汪正辉去世了。

我在麻栗坡县一中工作18年，我与汪正辉，刨去董干中学5年同校不同班，没有真正在一起相处不算，加上文师中英班2年，一共在一起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20年，虽平淡无奇，但在一个人的人生中还是少见的，也是很难得的。

11/01/2025初稿

20/01/2025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