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老爸

大柱写事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回忆，世上最恒久的关系莫过于父亲和儿子，通俗来讲父子之间是最亲密的关系，正因亲密，所以难写，要从普通点滴的生活细流中找出闪亮发光的东西，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了很久，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酝酿的时间都要长。

父亲生于1907年卒于2002年11月，享年95岁，可惜他走的一周前我离开上海去墨西哥工作。噩耗传来，那种悲伤的感觉就好像体内被抽干了，痛心的难受，我恨这冥冥注定的安排，那么多年在国内守望，都相安无事，偏偏我远去南半球数天，亲爱的老爸走了，不能送父亲最后一程是无法弥补的遗憾，让我情何以堪！

那天夜晚，我辗转难眠，满脑全是父亲的回忆：

老爸老妈

父亲是地道的苏北人，1921年他十三岁，家乡连年受灾，庄稼颗粒无收，他跟随祖父长途跋涉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居住在苏北人聚集的曹家渡棚户区。父亲从没上过学读过书，起初只能在附近三官塘桥上帮助推人力车黄包车赚点小钱，就像电影三毛流浪记描述的一样，后来租了一部黄包车，在上海滩开始了艰辛的车夫生涯。

父亲生活里的浓重一笔是和一个人发生了交集。一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外出揽活，一位戴眼镜，提着皮包的斯文人坐上了他的车，让我父亲拉到徐家汇附近学堂，到达后他让父亲两小时后再来拉他回家。父亲自然应允，他拉了几个客人后又回到原地等候，下课后把那人送回家中，就在父亲要离开时，那人嘱咐父亲明天到时还来拉他去上课，就这样一来二去，彼此有了了解，他就是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李校长见父亲话不多，人憨厚，跑得快，拉得稳，就包用了父亲的车。

复旦大学前校长李登辉在复旦大学教学40余年，他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印尼，早年毕业于美国哈弗大学，后回上海从事教育工作，曾亲赴东南亚筹集大量华侨捐款，回来后购得上海北郊区70余亩土地，一举奠定了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基础。

父亲举家从曹家渡搬迁至江湾复旦大学校舍，成为李校长的车夫和跟班，外出有事给他拉车，平时帮他跑跑腿，送取文件。父亲为人忠厚，深得李校长信任，他唤我父亲阿长，父亲则称他校长。父亲不识字，他还是放心让父亲到银行替他存取钱财，每次都是李校长亲写字条，让父亲前往办理。

李登辉校长

　　父亲曾跟我说起，李登辉为复旦大学呕心沥血，只要有真学问，他都亲自登门拜访，父亲回忆，他曾随同李校长拜访了鲁迅，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李登辉是上海著名大学校长，两人相谈甚欢，鲁迅后来曾到复旦大学演讲了两次，讲的是革命文学。

1936年父亲护送年近花甲的李校长乘船西上，参加重庆复旦中学的成立纪念日，旅途颠簸，江风飕飕，父亲一路肩挑背负，悉心照顾他，路过南京，李校长身体不适，在著名的金陵饭店歇息了两天。

李校长夫人名叫汤佩琳，夫妻感情笃深，琴瑟和鸣，育有三个孩子，令人惋愕叹息的是李夫人和孩子不幸先后离世。李校长把痛苦埋藏在心里，专心致力学校教育，再未续弦。后来他把自己的侄儿李贤政过继为自己的养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白天李校长忙于上课和校务，父亲便担负起对他的照顾和陪伴，他有什么事情也愿意找父亲帮忙，直到1948年李贤政结婚后搬离复旦大学到徐家汇生活。

李登辉于1936年被迫辞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接替者为他的学生章益，章校长对前校长的旧人照顾有加，父亲被安排至复旦大学徐汇村担任门房，章益校长也住在徐汇村31号，正对着门房间，母亲在章校长家帮佣。

抗战爆发以后，复旦大学迁移至重庆北碚继续办学，父亲奉命留守看门，居住在徐汇村一号的崔明奇教授夫妇将随校前往，走时匆忙只带了随身衣物，家具钢琴都无法带走，他交代父亲看情况处理。徐汇村后来被侵华日军占用，父亲把崔家所有东西全部搬到门房后面堆放起来。直到抗战胜利结束，崔明奇夫妇从陪都重庆复员回沪 ，父亲将一应物品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

至此两家关系自然很好，每年春节父母亲都会带我去给崔明奇夫妇拜年，虽然我当时还小，但一直都记得崔伯伯真诚的笑脸。 直到1958年崔明奇教授因病去世，埋葬于江湾公墓，此后每逢清明，父亲让我穿戴整齐，骑自行车带我去给他扫墓。

张益校长和复旦教授们

　　我1950年出生于复旦大学徐汇村（现为第二宿舍），父亲被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工作，负责水银的清洗处理。

父亲在高等学府工作，但是不识字，他积极参加学校扫盲班，认真工作，成为复旦大学解放后第一批发展的共产党员。

此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捐钱出力支援志愿军，父亲主动提出把自己工资减低五元，从每月53元降至48元，母亲对此事虽然嘴上嘀咕，有些抱怨，平时更加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为了补贴家用。母亲经常到学生宿舍，帮学生洗衣服，拆被子，洗净，晒干，烫平，订好再送回宿舍。

记得有天晚上，父亲很晚没有回家，饭菜早已凉了，母亲命我去学校看看。 我知道父亲的上班地址，就在物理系楼梯边上第一间房间，那里有台专门从事清洗水银的机器，我看见父亲正在忙碌着，他说蔡叔叔的电光源实验室研制高压汞灯，需要大量纯净水银，父亲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当我后来看到上海街道上亮起千万盏高压汞灯时，想起其中也有父亲的努力，心中不免感到欣慰。

正是因为水银有毒，物理系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免费向他提供每天一份牛奶，父亲自然不肯自己享受，都是拿回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喝，我因为阑尾手术后需要营养恢复，也喝过一段时间。

崔明奇和李振麟教授在复旦徐汇村

父亲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床泡上一杯淡淡的盐白开水 ，温温的时候喝下去，据说可以洗胃清肠，我有时也会来上一杯，效果不错，可惜我没有长久坚持。 父亲最大爱好便是喝点小酒，常常让我去去国权路合作社购买零打的果子酒，回来的路上我也会偷喝几口，记得有次多喝了几口，回家以后和小时玩伴打弹子，一蹲下竟然摔倒，晕乎乎的醉了。长大以后我酒量不错，能整八两白酒，恐怕跟我小时练过的“童子功”有关。

老爸抽烟一直都用烟斗，那么多年过去了，他吊着烟斗，眯眼翘着二郎腿，静静坐在椅子上的形象，总让我想起黄永玉的那张自画像，两个人都是方形脸，风度颇有相似处，那是他最惬意的时候。

我后来有了收入，走过很多地方，只要看到好的烟斗，烟丝，都会买来孝敬他老人家。

六十年代初，大家还没从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来，家里六个孩子都在上学，仅靠老爸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一家的花销，我才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的兄弟姐妹也都在上学，个个能吃会喝。

鱼肉买不起，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平时只能粗菜淡饭。父亲带领我们在自家后院养鸡下蛋，还种了蔬菜毛豆。收获季节到了，新鲜蔬菜有时吃不完，送给邻居教授家品尝，那是名副其实的有机菜，鲜嫩爽口，至今让我回味，毛豆摘下来，父亲和我们在灯下剥毛豆，一剥就是一大碗，第二天用来炒雪里蕻咸菜加辣椒，标准的本帮菜，既下饭还有营养，大家都爱吃。

正是靠着这些蔬菜和鸡蛋，一家人健康平安快乐的生活，兄弟姐姐都长大成人。

十几岁的孩子肯定贪玩，不喜做家务，尤其是这种枯燥无味的手工活，可是有父亲陪着我们，或者说我们陪着父亲一起做家务，聊家常，那一幕是我最难忘的回忆，至今还时常在脑海里浮现。

老爸老妈和我们兄弟三人

　　六十年代中期wg 起始于高校，复旦大学首当其冲，先冲击学术权威，后炮打走资派，复旦大学时任党委书记王零被揪斗批判。父亲对变化莫测的运动目不暇接，有些迷茫，听到学生高亢激昂的揭发王零的种种“罪行”，父亲很是愕然，不解不满继而愤怒，终于在一次在学校批斗会上，他毅然走上舞台，挥起左手（父亲是左臂手）打了王零一记耳光，事发突然，王零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场下也一片哗然，大家都没有想到平时一个毫不起眼，默默无闻的小职工竟然打了堂堂知名学府的掌舵人。

我那时还在上初中，听闻此事，也感到不可思议，父亲处世为人一向老实巴交，没有脾气，与人无争，这一巴掌确实惊人。 我家当时住在第二宿舍，王零家住第一宿舍，两宿舍大门正好相对，仅隔着一条国年路，两家人出门时常会不期而遇，尤其是王零的儿子和我们是同龄人，遇到时颇有些尴尬。

数年后，学校秩序恢复正常，父亲出门上班，王零也刚好走出第一宿舍大门，父亲主动走向王零，低声说了些话，两人一起走着聊着，分手时王零主动伸出手掌，两人握紧手后分开，各奔东西，这一幕正好被我在无意中目睹。

复旦大学燕园

　　转眼到了2000年，正逢复旦大学95周年校庆，李贤政先生已经移居海外，应学校邀请前来参加千禧年庆典，李先生重归故里向学校询问父亲的去向，父亲在上海凉城路一家养老院歇息，第二天家姐带着李贤政去看望他。父亲当时已经90多岁，还患有老年痴呆症。两位老人见面的时候，父亲露出高兴的笑容，两眼一直看着先生，示意先生坐在床边的方凳上。参加完学校庆典，李贤政再次单独来到养老院，后来养老院服务员告诉家人，李先生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地坐了一个多小时，与父亲做无言的交流，我想他一定是回忆起几十年前与父亲相伴的时光。

论语中子夏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

父亲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他为家庭竭其力，为工作致其身，言而有信。他的善良，实诚，勤勉，在日常生活中浸润我们的心，影响着我们并传播给我们的子女，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李贤政和家人合影

李贤政和家姐在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