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三个被释放的人

窄船人

（本文总结自一次读书活动。主题是“何谓文明”，谈的是最简单的常识，但很多常识却最不为人知）

　　短篇小说《小偷卢卡》描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小偷卢卡在行窃得手后，警察把他堵到了房顶上。枪口瞄着他，小偷无路可逃。忽然警察脚下一滑，沿房顶滑了下去，临摔下去之前的一瞬间，警察手勾住了房檐。但也支撑不了多久，摔下去就完了。

卢卡面临抉择：他若救警察，就会继续被捕。不救警察，他就自由了，但他会良心不安。

最后小偷伸手，救上来警察。警察上来后，愣着，忽然回头掩面哭了起来。他没有再抓捕小偷。卢卡走了。

警察当时也面临抉择：出于职业要求，他应该继续抓捕小偷，出于报恩，他该放了小偷。他选择了后者。

雨果的《悲惨世界》，有着类似的故事。冉阿让曾经是苦役犯，后来改过自新，换个身份重新做人，成了一个受人尊重的好人。警察沙威识破了他，如影随形地追捕他。

后来沙威被革命党逮捕并差点被杀。但是被这时出现的冉阿让所救。这个事件造成沙威内心冲突，他是严格的法律执行者，法律永远是法律，罪犯永远是罪犯，永远不会因为感情因素而通融。但冉阿让救了他。

后来冉阿让被困，沙威救了他。

他们现在扯平了。沙威重新面临抓捕冉阿让，还是放走他。沙威选择了后者。

但这时的沙威，内心的冲突也达到极致，他无法调和，沙威他选择了自杀。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小偷救警察，冉阿让救沙威，都是因为他觉得救人一命比自己会不会被捕重要。良心高于私心。警察放小偷，沙威放冉阿让，都是因为知恩图报比依法办事重要。人情高于法律。一个故事其实是另一个故事的翻版：重复，意味着一些价值值得反复打量、反复宣扬。这种价值，叫做人道主义。就雨果来说，这种人道主义观念如此重要，甚至是法国大革命那么多鲜血中总结出的最重要的教训。于是他从很多角度阐述过。

雨果在另一部小说《九三年》里面，写过这样一个情节：

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代。保王党刚刚被革命党推翻，保王党在反扑，革命党还立足不稳，二者都处在生死存亡的紧张局势之中，谁都输不起。

当时保王党在朗德纳克侯爵的带领下，退守在一座旧碉堡里，只剩十几个人，革命党在外面围困着他们。为了挡住革命党，他们把三个孩子带入碉堡挨着的高塔里作为人质，下层堆满干柴、柏油，第三层置放干草，革命党若敢轻举妄动，他们便点燃引线，烧死孩子。

革命军先锋队在英明领袖郭文的指挥下爬进碉堡，里外夹攻，敌人大败，只剩下侯爵几个人从壁上一个能转动的石头暗门逃跑了。但是负责断后的一个敌人临死前点燃了引线，高塔下大火腾空而起。三个孩子的母亲在革命军这边，在火光中从窗户看见了房中酣睡的孩子就要被烧死，大呼救命。这喊声惊住了已经脱险的侯爵。共和军打不开铁门，又没有梯子，正为救不出孩子而焦急万分。这时候，已经成功逃走的侯爵又回来了，他手里拿着钥匙打开铁门，在火光中，把三个孩子一个个送下来。

但这也使他又深陷重围。他束手就擒，被押在地牢里。最高统帅西穆尔登，连夜召开军事法庭会议，定于次日处侯爵砍头。

然而侯爵用自己的自由换取三个孩子的生命的举动引起了郭文剧烈的思想斗争。当天夜里，他决然放走了侯爵，自己留在地牢中。西穆尔登是郭文的导师，两次救过郭文的性命，视郭文为比儿子还重要的人。但他原则性极高，因为郭文放走敌人，按革命法律，他判处郭文死刑。但西穆尔登也陷入内心的深渊，当郭文被执行砍头的同时，西穆尔登也举枪自杀。

　　侯爵为何宁可被捕，也要救孩子？郭文为何宁可被杀，也要放侯爵？他们两人的生死都关系重大：侯爵被捕，保王党的事业就交代了；郭文被杀，革命党的事业也摇摇欲坠。但他们都好像不知道轻重缓急一样，弃大局于不顾。为什么这样？雨果借着郭文的思考，写道：“他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责任。”

这也是上面三个故事共同点，它们各自涉及一个被释放的人，释放他们的人心理都是一样的：人道的考量，大于捉住小偷卢卡和苦役犯冉阿让的所谓法律正义，大于郭文他们的革命理想。

正因为如此，我们读着这些作品，受到感动，受到震撼，我们感到人性的伟大。这就是文明的含义。何谓文明？仅仅一个字：“人。”文明不在于科技进步，不在于西装革履，仅仅在于“把人当人”，把人道放在第一位——它高于法律，高于革命，也高于任何崇高的主义和口号。人道主义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强调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及权利，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康德把人道主义阐述为：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或工具。

普罗泰格拉说得更细致，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最终的目的。我们所有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公共管理和服务，所有文明，都是为了服务于人，让人活得更好。除人之外，一切皆为手段，只有把人作为终极目的，才能对抗那些似是而非的空想主义、集体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把人作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工具，一旦人成为工具，就开启了灾难的大门。因为人的自由意志、生存和权利，在伟大的目标面前都不堪一击，因为那些辉煌而伟大的目标，他们随时可能被牺牲，被那些伟大的目标所淹没。如果无数人死在通往星辰大海的路上，那么星辰大海将没有任何意义。”

像今天的朝鲜，提倡“先军政治”，为了这一国家理想，每个国民都要为此牺牲奉献，于是人人活得一穷二白、苦大仇深。像四五十年前的柬埔寨，全国700万人口，打着革命的旗号，他们杀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白骨堆积如山。像八九十年前的纳粹德国，打着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杀死600万犹太人，并引起全球战争。因宣扬某某主义而要人们放弃个人，要人奉献青春、奉献亲情、甚至奉献生命，一百多年来在这个地球上造就无数灾难，而且迄今仍在我们周围上演。回头看看康德和雨果的呼吁，让人真是唏嘘不已。文明离这个时代还是很远。

前几天洛杉矶大火，烧掉大片房屋，包括一些富豪区。洛杉矶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很多早就对左派不满的人，感觉非常解恨；而很多早就对富人不满的人，尤其是对那些频频爆出丑闻的明星不满的人，也感觉非常解恨。纷纷说：烧得好！

春秋时，晋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晋国国君曾做过辜负秦国的事情，但两国临近，买粮最方便，无奈之下，晋惠公只好向秦国请求买粮。秦国朝堂议论纷纷，有的说，晋国多行不义，受到天谴，挨饿活该。甚至有人说应该借此机会去讨伐晋国，把晋国应该给我们的地方夺过来！秦国国君穆公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于是卖粮给晋国。

　　秦穆公知道晋国百姓受苦，就该帮助，不应在乎两国政治上的矛盾。就像小偷卢卡知道该救警察，知道应放弃警察和小偷这些社会标签。人道的考量高于一切。为洛杉矶的火而高兴的人，却为了政治观念上的不同而幸灾乐祸，为了那些人“坏”就恨不得他们家破人亡——何况遭受大火的，更多都是普通人，一场大火让多少人一生的奋斗顷刻灰飞烟灭，变得一无所有。

　　故事还没完。转过年来，秦国也发生了饥荒，便决定到晋国去买粮食。晋惠公思来想去，觉得晋国的国力比秦国强大，现在秦国遭灾实力受损，此时正是攻打秦国的最好时机，便决定不仅不卖粮食给秦国，而且还要马上出兵攻打占领秦国。结果秦国上下全怒了。万众一心，纷纷请战，结果一场仗下来，把晋惠公给俘虏了，真是让人解恨。

去年在苏州，有人试图执刀冲上满是日本小孩子的汽车，去杀掉日本孩子。结果被一个中国女子挡住，她死在这个人的刀下，救了一车的孩子。

崔永元讲过他的一个老师。当年日军投降，很多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只好跟着军队一起退回日本。在大连，很多日本家庭携妇将雏，到处找船。但是船上空间太紧张，很多人在中国娶的妻子、在中国生的孩子就这样丢在了大连。这个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被日本的父母托付给一对善良的中国夫妇所收养。孩子在养父母家长大，从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后来他在北京工作，做了教师。养父母临死，告诉了他的身世，并拿出文件，告诉他拿着这些东西去日本，应该还能寻访到亲人。他去了日本到处寻找，最终发现亲生父母已经去世，但亲哥哥还在世，于是认亲。然后回国，继续他的生活。他感恩他的养父母，心目中仍然当作亲生父母一样重要。

这才是超越政治的人道主义，这种胸怀中，才能生出化解人间一切争斗的力量，而不是对着最无辜且无力的人去挥刀，它只能加重血仇。我感觉，那个试图冲上汽车的人，让我们整个民族蒙羞，让我们的文明程度堕落到比1945年的大连的平民百姓都远远不及的地步。

如果我们继续纵容这种高举某种伟大的“正义”就可以无视人的尊严、人的底线的行为和思想，那我们就会重复五六十年前中国的悲剧。那时，学生可以打死老师，儿女可以举报父母——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理由。

所以，每逢中国人嘴里谈起任何“正义”，任何“主义”，我都充满戒心。是不是该首先关注一下我们每一个个体，是不是有尊严的活着？了解一点哈耶克吧，他用一辈子向人们证明说：“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于个人的自由，而不是什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