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潘金莲与桔子，——关于人物形象和文化背景的思考，胡郁青

艺术人生

原载《晋东南师专学报》1993年 第二期 作者：胡郁青 胡郁青，夫人，北京人。 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 目录 原文 文章输入：苏建洲 我国春秋时齐国相晏子说过这样的话：“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说明土壤性质不同，会使同一物种变异。 其实，桔和枳在生长地、果实、果味、叶子都有不同。桔，枳，是不同品种的两个东西，古人理解错了。 今天，我们借其意要说明的是文化背景不同，会使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迥异的性格特征。虽无优劣之分，但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思想追求，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 这里以卡门与潘金莲比较说明。 　　卡门（又译作嘉尔曼）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梅里美《卡门》中的女主人公。她是个姿色出众的姑娘，“矮小”但“身腰极好”，“古桐色的皮肤匀匀净净。斜视的眼睛挺好挺大，略厚的嘴唇，曲线极美，一口皓齿，滿头乌发。” 她喜欢戴花，把什么素馨花呀，皂角花呀，插在头上，甚至叼在嘴里。 她是一个生活在西班牙的吉普赛人，原在塞维尔的卷烟厂工作，后因与人吵动手伤人被押。在送往监狱途中，她以自己的漂亮的脸蛋和伶牙俐齿诱哄押解她的士兵唐·若瑟放走了她。唐·若瑟因此认识了卡门，被她的美貌风骚所吸引，不可自持地爱上了她，并为此而屡犯军纪。 为了独占卡门，他杀死了卡门的丈夫《独眼龙》，与卡门正式结为夫妻。婚后的卡门忠于本民族的传统，用吉普赛人野性的热情爱着唐·若瑟。 但是她的爱不受任何的约束，不附带任何条件。当唐·若瑟被“文明人”的法治，道德，宗教观念制约困扰，而要求并制约卡门时，遭到了拒绝。卡门说：“我不愿人家麻烦我，尤其是命令我。我要自由，爱怎么就怎么！” 俩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当唐·若瑟恳求她同去美洲寻求新的生活时，卡门坚决不让步，她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对方，直言相告：“我已经不爱你了。”最后，她直瞪双眼，死在唐·若瑟的刀下，誓死坚持了“卡门永远是自由的”信念，维护了比生命还宝贵的自由。 　　卡门，这个艳丽、妖冶、粗犷的吉普赛女郎阿娜的身姿，漂亮的脸蛋，固然使人着迷，但她火一样的激情，独特的个性，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以及摄人心魄的爱情悲剧更令人动情难忘。 潘金莲，从《水浒》《金瓶梅》等作品中得知，她原是某大户人家的使女，“年龄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那大户要缠她，这使女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分钱，白白地嫁与他。 “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为人猥獕"。大户把潘金莲这个到手的`好一块羊肉`下嫁于武大，恶毒之心可见。 武大郎的兄弟武松出现了，“他身长八尺，衣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的气力”。这凛凛的大丈夫气概，引起潘金莲深深的爱意。她借酒壮胆主动表白，被武松拒绝。 后来，由于西门庆设计，王婆的贪贿说风情，潘金莲投入了西门庆的怀抱，直至被武松发觉杀死在钢刀之下。 　　潘金莲原是个漂亮姑娘，只因出身卑微，身不由己，落得如此下场。其实她的一生是个悲剧，她的可怜，无奈以及婚姻的不幸很少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谅解，加于她的大都是指责痛斥和诅咒，人们总爱把“无耻”、“堕落”、“放荡”等贬义词和她的名字连在一起。万众所指的一个根本点就是她“不守妇道”。 说起“不守妇道”，其实潘金莲与卡门有很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有自己的丈夫，由于种种原因有都有了不同的新欢，最终又都是被人杀死。但值得深思的是，两人最终得到的评价是不一样。卡门成为文学史上闪光的艺术形象，她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的追求得到人们的肯定，，她对专制社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反抗和否定，更是受到人们的赞许。 而潘金莲对自己不幸命运的挣扎和努力，她在“大户”——封建主别有用心安排下可悲命运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换来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她以“淫妇”的形象被钉在了文学的耻辱柱上，二人所得评价如此悬殊，原因何在呢？ 　　古罗马诗人兼文学批评家贺拉斯在他的代表作“诗艺”中谈到，诗的任务是在模仿自然时合情合理，切近真实，才能予人与教益和娱乐。他认为，诗人描绘人物性格，需熟悉当代的生活与风尚，发现人的类型和共性，并创造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词汇。 19世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谈到他的创作《人间喜剧》时说过这样的话：“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行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风俗史”。 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来源于现实生活，都具有它所处时代的特征。其中的典型人物极具个性，更具共性。作品与时代密不可分，人物和作品紧紧相连，时代的政治风云，文化传统，社会风情等等都会在人物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反过来，窺一班而知全身，透过这些典型人物的种种特点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不难模到他们所处时代的脉搏。 　　《卡门》是19世纪初期法国作家的作品。1789年法国发生了轰动全欧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场革命的胜利遭到了国内外封建反动势力的猖狂反对，革命后的法国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侵略与反侵略的长期斗争。 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卷土重来，恶浊腐败政治气氛笼罩着法国上空。言论、出版等自由全被剥夺。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强烈追求自由，迫切得到个性的解放。 《卡门》这部作品，集中反应了这种时代精神。作者笔下的卡门是一个颇有浪漫情调的女性。她个性倔强，泼辣放荡，机巧灵敏，渴求自由，是她至高无上的生活准则。 为此，他可以放弃一切，以致不惜生命。在当时的黑暗中，她是一朵独自开放，野性犹存的自由之花。她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引发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愿望的共鸣。 况且，渴求自由也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人民的共同心声。正因为如此，卡门这个艺术典型问世以来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音乐家把她般上歌剧舞台后，更使她走向了全世界。 人们欣赏她的漂亮，赞美她对自由的追求，喜欢她泼辣精明的性格，而对她的种种缺点则采取了宽容和凉解的态度。 　　潘金莲是元末清初时，中国封建文人笔下的一个妇女典型。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被以儒家为代表的种种封建思想所控制，讲究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道学家们以此作为金科玉律谆谆告诫于人。 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视一听，无不受礼教的检验和约束。孔子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就是学礼、立身、承德的一生。对于他，人生的理想境界，就是和礼教丝丝__合拍。”七十而从新所欲不逾矩”。君子的最高修养就是终于在外加的为一种无形的潜网，从而自我约束。孔子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他本人被尊为“圣人”是做人的楷模。 长期以来，直到潘金莲出现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被这种循规蹈矩的思想所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竟然，绝不许乱来。 　　对女子这更是严格要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哪容得女子个人意愿的发挥？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里，贤妻良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命运凄惨，悲哀可怜型妇女形象颇多。且大多被人称道。其中那些清心寡欲的“节妇”，历经艰险，会换来一个封建礼教的最高奖赏——贞洁牌坊。而那些敢於与封建礼教抗争，勇於为自己命运奋斗，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女性描写要少的多。即使有，她们的命运不是悲剧也是为社会所不容。 《红楼梦》中的司琪、晴雯，以及我们正在讨论的潘金莲都属此例。谈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岀这样一个结论：卡门与潘金莲的不同，首先就在于她们所生存的文化背景不同。不同的土质结出了不同的果子。 　　卡门与潘金莲的不同，还在于他们生活在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环境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比如，对于《性爱》这个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题材，由于道德观念的不同，会有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宗教横行的时代，禁欲和性爱，宗教戒律和人性的要求解放，两者只处着尖锐的对立地位，经常激发猛烈的思想冲突。 不过，欧洲人从古希腊文学光辉传统中继承了性爱的正视和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对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回避。 马克.吐温在他的中篇小说《败坏赫德莱堡的人》中就以幽默的笔调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待引诱应该是积极的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我们面对引诱吧！》意大利作家薄加丘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大声疾呼，人性无处不在，不可是窒灭。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怕你躲到深山辟野，一心刻苦修行也无济于事。 　　薄加丘在《十日谈》中写了那么多与禁欲主义唱对台戏，歌颂真诚爱情，性爱无所不在的动人故事。 恩格斯在他的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时对于封建骑士的风流韵事并没有加以谴责。而认为现代的恋爱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这种力谟破坏婚姻的恋爱，到那务期给婚姻奠立基础的恋爱，其间，实际相隔有一条很远的路程，这条路程，武士们是不能走到底的。” 恩格斯认为，从对封建婚姻的否定到树立正确的恋爱观，这个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卡门抛弃丈夫，大胆表白不愿意与不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一行动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人的自由高于一切。真正的爱情不应有任何附加条件，“文明”社会的种种虚伪道德约束也无力维护缺乏爱情的婚姻，这是作者着力表现的，也是人们最欣赏的地方。 　　潘金莲与卡门完全不同，她生活在一个封建礼教横行的时代，“性爱”之说是绝对被禁止的。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巳矣乎！我未见好德如好色也！”道学家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妇女是“祸水”，是万恶之源。所以汉代明文规定：“礼，夫有再取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这就是说，天不可违，夫不可更，否则被视为“失节”，不受人间制裁，也要被鬼神惩罚。在这种残酷的礼教束缚下，妇女的七情六欲，尤其是“性爱”被看作是必须根绝的罪恶渊源，他们必须躲避这种诱惑，随时牢记礼教的训诫，清心寡欲，从一而终，做男人的附属品。在这种传统道德观念包围下的潘金莲，就只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与一个所不爱的男人共同走到生命的终点。封建统治者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礼教约束妇女的思想。压抑她们的感情扼杀她们对自由的追求。种做法反正反应了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情况，因为“妇女的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气度”，妇女从肉体到精神，到社会地位所遭受的压迫，正是衡量一个社会，普遍受压迫成度的天然天度。所以潘金莲的遭遇正反应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被封建思想和礼教所控制的历史现象，道德观念的背后，归根到底还是统治社会的思想起着决定的作用。 　　卡门与潘金莲的不同，还反映了中外人士不同的审美情趣。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 古希腊民族是在战天斗地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所以那闪耀着青春光辉的健美人体，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是人类征服大海，战胜强敌，制服一切困难和危险的力量源泉。那是力和美的结晶。 中国封建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缠小脚趋之若狂。一双半残废的小脚剥削阶级，无聊人们使人看成是销魂落魄的女性美的最高典范。这真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哀，是一种变态的心里反应。 满清王朝行将灭亡的时代，有人也以脑后拖一根猪尾巴为美事。并为革命后到底剪不剪鞭子大闹特闹——这是遗老遗少们的一种审美情趣。 对于卡门与潘金莲的褒贬也存在一个审美情趣的不同。西方人认为，卡门粗犷，热情，勇敢，放荡不羁。她的这些个特点同“文明”社会中上等人的虚伪鄙俗，阴暗险恶的嘴脸恰成鲜明对比，这正是她性格中闪耀光辉的地方，也是人们欣赏所在。 潘金莲虽然聪明漂亮，但她胆敢不满足现有的生活，不懂得“从一而终”的道理。违背了“非礼勿动”的训诫。这一切都是不符合封建时代“正统思想”的审美标准的。故而，在中国历史上潘金莲就成了“淫妇”的代名词。 从以上对卡门与潘金莲的比较中不难看出，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不同的道德观念及其不同的审美情趣，对于文学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作用。 在这二十世纪的今天谈论这些是想说: 我们要想写出伟大的作品，塑造出闪光的人物形象，就必须紧跟时代潮流，更新观念，提高审美品位，挖掘思想文化内涵中的积极东西。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画廊中占有一个更新更高的地位。 图片来至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