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国习书笔记：“物相杂，故曰文”

谦益

“物相杂，故曰文”

“物相杂，故曰文”，出自《周易·系辞下》，意即不同的事物相互组合，能够形成丰富多样的现象和形式。这里的“文”，泛指一切有秩序、有美感的现象或形式。文字和书法即是这样。卫恒《四体书势》“古今杂形，异体同势”之说，由此而来。姜夔《续书谱》的“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讲的是应用。沈曾植《论行楷隶篆通变》之“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更是详言其理。所以，“物相杂，故曰文”之理，可谓书法之至理。

作为至理通则，“物相杂而文生”既可是一字一体之内的“古今杂形”，也可是数字数体相互参杂的“异体同势”。从书法的角度溯源，秦汉之际简帛书中的“篆草”、“古隶”已见端倪，后汉“八分”、“章草”更加多样且明显，及至魏晋“今体”则表现为成熟期的艺术自觉。例如，真书中的“钟体”、“爨体”以及北魏碑体，都是隶楷相兼又独具特色的书体。又如“二王”的“行书”、“行草书”，更是造就了真、行、草相杂的新的书写形式。从审美的角度看，甲骨文字的繁、简交错，其视觉效果就如同正、草相杂，具有十分难得的“古质”之美，不怪郭沫若先生为之神往，有“足知现存契文，为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的感叹。类似效果在秦汉简牍中也能见到。处于“草变”中的秦汉简牍书体，似篆非篆，似隶非隶，有的偏正，有的偏草，在“睡虎地”、“放马滩”秦简中多见古隶和古草相杂，而在“马王堆”、“银雀山”、敦煌、居延、长沙等地汉简中已有隶、草相杂的写法，特别是那些将数个正、草不同的书简编连在一起的简册，则更显相映成趣的效果。

就书法艺术而言，“物相杂，故曰文”作为理性自觉，始于魏晋时期，在此之前皆属于遵从“书识俱易”实用原则的自然书写。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是一个标志，其中的“篆势”和“草势”，分别由汉末的蔡邕和崔瑗创作，“古文”和“隶势”由卫恒自作。《四体书势》不仅是最早的书法史论，而且是最早的书学经验总结和美学概括。再则，魏晋是文字和书法变革发展的高峰时期，“古体”尚存，“今体”成熟，为“相杂”提供了条件。钟张“二王”等顶流书家的相继出现，更是以其非凡的创造力，成就了“魏晋风度”。

在书法史上，以“物相杂而文生”作为创作动机的佳构杰作不少，除前言所及以外，格外奇特的有两例。一是非篆非隶非楷，又似篆似隶似楷的南北朝时期的《好太王碑》。该碑出土于吉林集安，是高句丽十九世王的纪功碑，刻于公元414年，此时在东晋，主流的“二王”楷书已十分精妍，《黄庭经》、《洛神赋十三行》等佳作已问世几十年。从长沙等地出土的三国东吴时期简牍中可以看出，“钟繇体”楷书已经流行，这样算来真楷传至东晋有近二百年。与之同时的北魏，流行的是兼具隶书风格、古拙劲健的楷书，如《太武帝东巡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好太王碑》作者处于真楷时代，却采用了不同于南北两派的书写方法，正表明其不同凡响，独具匠心。该碑无篆书的垂脚上枝和纵引之势，却有“裹结”圆转之形；无隶书的背反波磔和横展之态，却有方折偃仰之笔；无楷书的点画“八法”，却有方正庄严之形。可以说它是对篆、隶、楷三体的“中和”，故显方整纯厚，气静神凝，遒古朴茂。二是书兼正、行、草三体，拙古处几若篆籀的《裴将军诗帖》。该帖传系颜真卿所作，其精妙之处在于用不同的书体，对应诗歌变化的韵律节奏，通过结构和线条的变化，传达诗歌的形象和音律，成为线性艺术——书法和音律完美统一的典范。

从上可见，“古今杂形”、“异体同势”，是既有差异，又要统一，要通过融合而达到和谐，不能突兀，更不能抵牾。东魏《曹植庙碑》尝试将篆、隶、楷三种字体相杂，十分少见，但书写落俗，有突兀之感。王羲之《平安帖》、《姨母帖》，王献之《卫军帖》、《二十九日帖》，有正与草的差异，但体势笔法相同，气息一贯，故能和谐典雅。前述《好太王碑》、《裴将军诗帖》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差异很大还能做到和谐统一。从实践中的体会来看，秦汉简牍中的“古隶”、“古草”，同根同源，形貌相异但本质统一；魏晋“钟体”正书和章草都有汉隶基因，天然亲近；《好太王碑》的正书与章草皆内敛含蓄，“气味相投”，可以适度的夸张变化；差异性较大的“古今杂形”，则需要在体势和笔法中找到契合点，在对立中求得统一；章法上通常是古体相杂多茂密，今体相杂多疏朗，“古今杂形”，则正书茂密，草书疏朗。梁武帝萧衍有“钟繇茂密，羲之疏朗”之评，实际上西晋之前多幽深茂密，东晋以后多萧散疏朗，这与书写载体有关，受简牍和纸张的影响。

章草具有兼杂诸体的特点。章草得名于“章则”，所谓“章则”，就是正书（章程书）的法则，在正书的格局内“草变”，是章草的独特之处。章草是篆隶的变异，故能通古；章草启发今体，故也能通今。高二适先生在《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序》中讲的明白，“其中省变使转，有古籀之省，有篆与隶之省，又有隶与隶并合之省。”“至于有不明隶即章之本，章为隶之捷，章隶同源，又有不知由篆隶两体合并成草，或即存古籀于草者，均之皆为不识章书耳。”“章草不独为吾国文字草法之权舆，即论今草、正书书体，亦罔不由此省变而出。”从前人的章草作品中可以看出，取法不同，其面貌亦不同。宋克以楷法入草，呈峻劲潇洒之貌。祝允明有“钟体”功底，得散淡古朴之气。王蘧常追简帛鼎彝，有篆籀古意。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等引碑入草，显金石味道。所以，学习章草更应懂得“物相杂，故曰文”的道理，在古今通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面貌。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孙过庭《书谱》），虽讲的是一字之要，但对字组篇章而言也可旁通。“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苏轼《论书》），讲的是书写中的通病，如果调理好真草相杂，此病可医。真草相杂，既有正书的庄重，也有草书的灵动，变化全在其中。现代报刊排版也常见不同字体的对比观照，特别是日本文字明显独到。抛开语言功能仅从文字结构来看，日本文字可以说是汉字正书和草书的组合，体现了“物相杂而文生”的道理。日本文字基本由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组成，平假名由汉字的草书符号演变而来，片假名源自汉字的正书部分，它们相互参杂，具有类似正草相杂的艺术效果，书写时又有大小、疏密等变化，比较符合书法的审美理想。

2025年1月18日于北京

附录习作三幅：

习作一，汉简具有篆、隶、草相杂的特征。

习作二，正与草、方与圆的契合。

习作三，有章则的正书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