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族》第八篇（全文）

丰桥夜泊

题 记：

老祖宗造字，蛮有意思：人在草木中为“茶”。换言之：“茶‘’，即“草木之人”。

　　“茶族”——这里说的不是喝茶一族，而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草木之人”一族，是也！

再作说明：

《茶族》（又名《草木人生》），是一部专门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自传体小说。其结构形式：以本人生平为纵向轴线；以身边亲人、同事、朋友为横向面，展示人物和故事。由于主体属自传，文章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基本保持原始。为避免对号入座，文中对人名做了隐喻或虚化处理。为了增强文章阅读的趣味性，对某些原型人物、事件、情节，又进行了必要的重塑、延展和升华，从而定位“小说”而非“回忆录”，更为宽泛，更为恰切。

文章采用“系列剧”（不是连续剧）的样式开篇。每篇独立成章，与其它篇目无连贯性，无先后顺序。

在语言风格上，着力保持当地语言习惯和语境。尽量避免过多的书面语言，力求口语化。让文字通俗易懂，不耍“花枪”。

第八篇：青葱岁月的苦与乐

我是1958年7月“大跃进”开始不久，考上本公社（乡镇）唯一一所新建初级中学的。本村二三十个参考学生，只录取了我们6个。

没上中学的，你可不要认为他们都是孬种。

那年代，“文化无用论”在农民脑瓜里是深深扎了根的。家长们很信服当地有见解的人士们说的话：“读完初中又怎么样？不就是相当于过去（科举制度）的秀才嘛！酸秀才——仅此而已。当不了官，还得回家拉锄把子。高中嘛，算得上个举人，能在芝麻官里混个一官半职，那是幸运。可你扫听一下，四邻八乡一年能出几个高中生？如今摊上好时候，共产党让你上了小学，识几个字。能认识布票、粮票、钞票，籴粮卖米会算个账就可以了。还上中学？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还有的说：“如其花上三年功夫，搭上钱读完初中回家无所事事，倒不如实实在在把两脚插在泥土里，多挣工分，早成家早得地。”

还有的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你个农民的崽子成不了龙，祖宗八辈也飞不起来！还得撅着屁股，十个爪子在地里刨食吃。”

看看吧，一套一套的。那时，谁要说“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不突（打）你两血耳（耳光）那是好的，捎带还得骂你一句：“闭上你那个蒜瓣子嘴（兔子嘴）！个‘潮巴’（傻子）。”

听了这些话，那些本来想考学的孩子，一个个都像拔了气门芯的胶轮车，软塌塌地趴了地。

说内心话，一辈子蹲在庄稼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子摔八瓣，谁愿意？可这都是命啊！所以上完小学，大部分家长都不让孩子考中学。再加上历史的原因，许多孩子十三四岁才上学，六年级毕业就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还上啥学？！

　　我7岁上学，是母亲的主意，也是村里上学最早的。但小学没毕业，母亲不幸去世了，父亲让我辍学，下来帮他挣工分。我不服，哭鼻子抹泪找爷爷。母亲去世后，爷爷就顶替母亲的角色，拉扯我们弟兄仨（我12岁，弟弟一个6岁，一个3岁）。爷爷对父亲说：“你不看看，老大这孩子就一个‘干巴鸡’，一阵大风能吹得找不着人儿。还指望他挣工分？”说得父亲无言以对（我当时长得又矮又瘦。5年后的1963年，当兵查体：身高还不到一米六，体重43公斤）。爷爷当时决断：“快让他上学去吧！这也是她娘的心愿。兴许以后他真能脱离农活，吃上碗‘公家饭’呢！”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本村6个中学生的行列。

能上中学，自以为很荣耀，有几分窃喜。但没想到我高兴得太早。

　　好不容易盼到了开学，结果学校还在图纸上。

　　年底，生产队“决分”（分红）了。父亲回家俩眼一瞪，对我说：“看看恁小学同学赵仲贵、李乃石、田大亮......人家都没去上中学，一年挣了3000多公分。扣除口粮钱，一个人还净分八十多块钱。你呢？不但不挣钱，买书买本子还要花钱。”

我觉得很委屈，含着眼泪小声顶撞了一句：“你不看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呢！而且都身大力魁。我就是下来干活，也挣不了他们那么多工分！”

　　父亲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是，你就是这么块料——吃屎赶不上泡热的。” 唉......我背地里暗暗流泪，更加想念母亲。最后还是聊慰自己：谁叫咱是这么块料来？生来就是苦命。

　　我们是学校的第一届新生，80多名学生分两个班。第一年没有教室，公社（乡镇）给借了两处民房上课。因为我们外村离家远，必须住校。学校既不管吃，也不管住，只能投亲靠友。我沾同学沈昭田的光，跟他一起寄宿在了学校不远他姑姑家。

　　那时学校只休息星期天。每到周六下午放学后，我们都要回家取干粮，周日下午再返回学校。冬天每周回家一次，夏天带的煎饼、渣麸（小豆腐）容易坏，每周回家两次。从碑廓学校到我们家，单趟8华里，要走一个小时，往往走到半路天就黑了。

　　我们村6个同学，两个是女的。每次我们四个男同学在前面走，两个女同学老远默默跟在后面。那三个男同学个子高，走得快，我都跟不上。

那次回家的路上，我累得喘不上气，就央求他们走慢点。不说还好，一说三个大男生走得更快了。还嘲讽我：“你是想等那俩女的吧？那好，成全你。”说话间，他们三人又一齐加速，我被甩下一大截，气得我自言自语骂：“邪恁妈（当地骂人口头语）三个野鬼,急着投胎啊？”心里在骂，但嘴里不敢出声。因为他们三个，拎出哪个我都打不过。他三个人都比我大五六岁，高出我一个头。平时闹玩儿，他们伸给我一条大腿，我都抱不动。

　　现在想想，正处在恶作剧不知深浅的年龄，没打我骂我，就算眷顾啦！

　　当时我们每个人的肩上，都有一根小扁担，前边撅着一个盛萝卜碱（咸菜）和“渣麸”（小豆腐）的泥瓦罐，后面挂着一个盛煎饼的提篮。从家里往学校走，里面装的满满的，足有一二十斤重，半路上要歇好几次。回家虽然两头是空的，但“远路无轻担”。不信你试试，给你根筷子，扛在肩上走8里路，看你累不累？嘁！

我当时实在走不动了，只好一个人瘫坐在地上。不一会，两个女生赶了上来。凑近看看，见我浑身被汗水湿透，眼里汪着泪，便明白了一切。她俩拉我起来，说：“出这么多汗，不能坐着不动，容易受凉。”于是，我便起身和她俩一起，挑着担子慢慢往家走。
　　这两个女同学，一个比我大半岁，叫田小芳；一个比我大一岁，叫魏玉玲。她俩像大姐姐一样，一直护送我到家门口，我心里很感动。路上她俩对那三个男同学很不满，说：“都那么大年龄了，欺负一个殁娘孩子，真是没人味。”让我以后跟她俩一起走，我一再摇头。她俩急了，田小芳说：“都上中学了你还那么封建？”魏玉玲说：“和我们一块还能怎么你，把你吃了？”我还是不答应。
　　到家了，爷爷在大门口等我。他见两个女同学和我一起回来，心里就猜到了八九。到屋里再三追问，我只好如实交代。爷爷说：“你吃完饭，我带你去找耿申他娘，论起来他娘你得叫姨。”于是，晚饭后爷爷带我到了耿申家。耿申父母很客气，他爸爸听说耿申路上不等我，一巴掌呼上他后脑勺。爷爷赶紧拉开，生气地说：“小孩子的事，就是过来说说，怎么还动手打呢？！”耿申母亲也绷起脸，说：“该打，这么大了不懂事，分不清远近了，我们是要急的亲戚哩！”
　　耿申一肚子委屈，反复强调不是他的责任，是那两人不让等他。耿申父母异口同声地说：“从明天开始，你就单独和你弟弟一块走，不管那俩人。”从此之后，我和耿申成了好朋友。

　　后来，何连峰和沈昭田二人，因为这事受到老师批评，就单独中午约我到校外一个小树林，我不知道他俩要干什么，也不敢不去。一进小树林，沈昭田故意撸了撸胳膊，何连峰说：不用害怕，我们不打你，就是问问是不是你向老师告状了？ 我摇摇头。沈昭田大瞪两眼说：“别牙犟！”我感觉无比冤屈，我做事从来不撒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干屎抹不到人身上。于是我梗起了脖子说：“我没告状就是没告状。没做亏心事，不怕狗叫门。”我一着急把不怕“鬼叫门”说成了“狗叫门”。沈昭田又在撸胳膊：“怎么啦！骂人？”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便不再吭声。何连峰见我的火气上来了，反而转过头，小声问我：“你真的没告状？”我提高了嗓门说：“我他妈吃饱了饭揉肚子——撑的。”他俩见我一直不屈服，感觉不像在撒谎。便推断是那俩女生告的，但也很无奈。最后他俩让我以后不要再和那两个“女夜叉”来往，让我写保证书，以后回家路上，还和我和好如初。我一声没吭，拒绝写保证书。过后我就被他俩孤立了一个学期。耿申虽然可以陪伴回家的路，但他在二班。二班和我们一班隔着足球场大的一片庄稼地。下课虽然也能看见他们半个人影，但两个班的人很少来往。那段时间我便和沈昭田、何连峰他俩，三个月没搭腔。

　　其实，小孩子都那样，应了农村那句“话糙理不糙”的粗话：“小放牛的属驴diao，一会打架一会好”。很快我们三人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沈昭田后来还成了和我家联姻的亲戚。

　　上初一那阵子，我们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老师、学生无一例外，都得搬砖抬瓦盖教室。

　　大跃进的年代，人都是疯狂的，什么都要赶速度，都要多快好省。但任何时候，你就是累死，也不能叫苦叫累。说是半天劳动，实际从下午1点，一直干到深夜。那时没有表，估计每天都得八九个小时。公社来视察的领导问：“同学们累不累？”大家齐声高喊：“不累——”领导高兴地连说：“好好好！真好”。有的同学在下面嘀咕：“好个屁，累得骨头都散架了，看不见？”另一个同学跟了一句：“他们是‘雀蒙眼’（夜盲症）”。

　　从我们学校的建筑工地到窑厂，5华里路（相当于城市5站路）。运送砖瓦的活，完全靠老师和学生肩抬手搬，学校连个小推车都没有。全校100来个老师和同学，每天像群蚂蚁，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回蠕动着。那些20多岁的男同学，大都自己用扁担挑。他们走起路来，扁担在肩膀上颤颤悠悠上下翻飞。随着节奏，嘴里还哼着“嗨吆嚎、嗨吆嚎......”的号子，让人好生羡慕。

　　力气小的女同学，两人一根扁担抬。我最可怜，没有人愿意和我搭伙，嫌我没力气。沈昭田、何连峰、耿申他们三人，原本想和我搭档两人抬。但一试，如果担子放在扁担中间，我抬不动；往他那边偏一些，他就迈不开腿，走得很慢。在那个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势头上，谁都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我不想拖累他们，最后就只能一个人搬。

　　人家一次能搬10几个砖，我试了几次都不行。我把手臂伸直，让别人给我一个一个往上摞，一直摞到下巴，一次最多摞6个砖。我挺着肚子往前走，开始还行，走了一里多路，胳膊酸疼的就坚持不住了。肚子被砖头冰得冰凉冰凉的很难受，就得赶紧停下来，暖和暖和肚子再走。这样，我就慢慢落在队伍的后面。

路过的同学有的颇为同情，说：“这孩子体格太弱，搬这么几个砖，你看衣服都溻透了。”有的同学却投来不屑的目光，指桑骂槐说：“豆枕（枕头）瓤子——草包”

　　我一直憋着眼泪坚持着。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又瘫坐在路边缓口气。

　　“起来，快起来！”一个粗嗓音喊着。我一回头，吓得心都揪了起来。校长和我们班主任邓老师，推着一小车砖，停在我跟前。邓老师不由分说，把地上的六个砖放在小车上。校长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堆着笑说：“你和邓老师一起，给我拉边绳吧！”在我发愣的瞬间，邓老师已经把双股拉绳分给我一股。我终于明白了他俩的用意。校长在后面推车，我和邓老师在前面拉。邓老师认真地说：“校长已经满身大汗了，我俩得使劲拉。”我嗯了一声，拉起便走。虽然麻绳割得肩膀生疼，但心里充满感激和快乐，浑身是劲。

　　走着走着，校长在后面喊：“‘小不点’还挺有劲的！悠着点，别一下子把劲使完了。”

　　不一会，同学从后面赶上来，难听的话也灌进我耳朵：“吆，混得不错嘛！给校长拉车了！”“怎么你的拉绳是弯的？”我一听赶紧猛往前用劲。校长不愿意了，笑着说：“你们拿钱不多，管事不少，他再使劲就把我车拉翻了。”哈哈哈哈哈，同学们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这次我没有委屈的眼泪，而是偷偷发出一声窃笑。

　　你不服不行，大跃进时期人的能量是惊人的。不到半年时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盖起来六间教室、十间教师宿舍（兼办公室）、九间学生宿舍和一个伙房。盖房子的技术活，当然是专门请的泥瓦匠和木匠师傅。但所有砖瓦，都是我们学生和老师徒手运来的。

　　遗憾的是，我没能始终参加完这些劳动。

　　自从那天给校长拉车后，校长问邓老师，看这个“小不点”还蛮机灵的，有什么特长没有？邓老师说：“这孩子很聪明，但有些偏科。语文、美术，几乎都是满分，其它科都不行，在及格线上下晃悠。你看他课本和作业本上，到处都胡写乱画。小人、小马、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的，我批评他几次也改不了。”

　　校长听了，反而笑眯眯地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这样吧......”于是他让班主任给我做了这样的安排：上劳动课，让邓老师专门安排我采写稿子，办黑板报。

　　校长这一招，让我心里乐开了花。“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自夸了），我如鱼得水，这活我干得十分顺畅。白天我到工地，观察老师和同学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晚上，大家都休息了，我就写稿子，画黑板报。

　　第一期黑板报一出，立刻在学校炸了营。很多老师都愣了，议论纷纷：“这报头和插图太漂亮了。是美术老师画的吧？”美术老师摇摇头。“这些稿子写得真不错，每篇都很生动，说明我们学校人才济济呀！”

校长在一旁，摸着他满是胡茬的下巴，眯起皱纹层叠的眯缝眼，嘿嘿笑着。下巴朝黑板点了点，说：“‘问题是’我说这都出自一个学生的手，信吗？”

老师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谁？”

回答：“一级一班一号，那个‘小不点’”。大家一下子都一阵愕然。

　　初中二年级，我们终于搬进新校上课了。集体住校，集体免费吃大食堂。

　　我们一班大约40多个人。因为我个子最小，排队总在末末 尾。课堂座位自然就在第一排第一个号。

　　自从开始办黑板报，我就成了学校的“名人”。每次到食堂吃饭，就听身后有人嘀咕：“就是这个小孩，会画画。”“画画、作文都是5分呢！”（那时教育体系学苏联，实行的是5分制）。我听了激动得心里砰砰跳，心想：连二班的人也都知道了，我终于尝到被人赞美的快乐。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篮球场上，不会再和以前那样被同学生硬地斥责：“去去去，‘干巴鸡’还来充数？一边呆着去。”现在至少说：“你小胳膊小腿骨头太嫩，别被撞折了。坐在边上给我们记分数吧！”
　　劳动课上，不再像以前说：“白白长了一张爷们脸，干活还不如那些蹲着尿尿的。”现在改口说：“你在地头坐着给我们看衣服吧，时不时给我们递口水喝就行。”
有一次，我吃完午饭回教室，见一堆人围在房山头的水泥黑板看板报。我一走近，有人指着我说：“就是这个“小不点”画的”。
　　几个女生发出一阵啧啧声：“太厉害了！这玫瑰花就和真的一样。”
　　另个女生说：“远看立体感那么强。”
突然有人问：“是你画的吗？”
不等我回答，何连峰说：“这有啥怀疑的？在教室我们看着他画的这幅水彩画。”又是一片赞叹声。
我听了这话，心里甭提多得意了。说真的，这期报头的水彩画，也是我绘画以来最得意的作品。可惜贴在黑板上，风吹雨淋没保存下来。
　　如果你以为，我从此会一直得宠，好运到来了，那你就和我一样大错特错了。
来年春天，小麦正置灌浆期，学校的麦田里突然招了一批青虫。那时没有农药，学校组织同学们去捉虫。那天上午，我跟班长说：我从小不怕老鼠，不怕蛇，就怕来回蠕动的那种小虫子。他没理，说都得去。
　　我来到麦田，眼见一只只小青虫在麦穗上蠕动，身上立即起鸡皮疙瘩。赶紧跑出来，吓得浑身直哆嗦。有几个女生也和我一样，不敢进麦田。男同学揶揄说：“你们不想干活就是啦！小虫子有什么可怕的，它又不咬人，捏死它就是。”说话间，有个男同学走过来，手一扬，一把虫子洒在我和几个女生身上。顿时我们一齐嗷嗷叫起来，吓得我眼泪都出来了，那些男同学哈哈大笑，被班长制止了。
　　两节课捉虫，我们几个女同学坐在地头没事干，心里很内疚。好容易熬到点，回教室准备听校长的政治课。
上课铃响过，校长登上讲台，刚说完：“同学们坐下！”我准备从桌洞里拿笔记本。刚掀开桌面板，一堆小青虫呼呼往外爬。我本能地嚎叫着蹦了起来，一下子窜到教室后面，忍不住大声哭起来。校长立刻来到我的课桌前察看究竟，接着他和颜悦色地说：“哦，是小麦虫啊！看把他吓的。”
接着，校长一边亲手捡虫子，一边招呼几个同学帮着清理。他把桌洞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然后让同学把桌洞内外擦干净，又亲自弯腰仔细看看，确认桌上、地下没有青虫痕迹，便让我坐下。
　　我惊魂未定地坐在那里，听校长讲话。他先是对我说：“今后要锻炼自己的胆量，‘问题是’你胆子这么小怎么行？将来应该去当兵锻炼锻炼才好。”进而又提醒大家：“恶作剧不是坏事，‘问题是’本来是闹着玩儿，想博得大家哈哈一笑，‘问题是’你没有分寸，你都把人家弄哭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你这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问题是’往重里说，不道德。往轻里说，不值得。你再换位思考一下，你不怕小青虫，怕蛇不？如果我把条蛇塞在你桌洞里，或者塞进你脖子里，你还觉得好玩吗？‘问题是’一个人站到对方立场考虑问题，处理问题，才让人尊重，才显得人格大气”。
　　看出来了吧？校长说话入情入理，所以他很受人尊重。但校长有个的口头语“问题是”，我们小孩子也常在背后学他。他一来，我们就小声通报：“问题是”来了。
　　“问题是”继续说：“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时事政治课，相大比小地说，与这个话题类似。都是如何站到对方立场考虑问题，处理问题。”

　　“大家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毛主席是势不两立的。‘问题是’最近，蒋介石为了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不断派遣特务窜犯大陆，搞策反破坏活动。我们呢？当然应该来一个消灭一个。可是我有个朋友在北京部队，最近来信说，不久前我们接到情报，台湾派了三个特务，从福建沿海登陆。干什么呢？说要到蒋介石老家浙江奉化县，为蒋介石买一种号称“天下第一饼”的“溪口千层饼”。‘问题是’要不要把这三个特务抓起来，有关领导不敢决断，便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别惊动他们，蒋介石大概想家了。不就是想吃口家乡

的糕点嘛，成全了他吧！”

　　“于是三个特务，偷偷背着10斤‘溪口千层饼’，从我们眼皮底下，悄悄地溜回台湾。‘问题是’这件事虽不大，可我们能从这件小事上，足以看出共产党、毛主席的博大胸怀。在敌对战线上，都能站到对方角度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有这种胸怀，还有什么事情处理不好？”

1998年，我到浙江宁波电视台考察学习时，有关领导带我们到溪口品尝了这种千层饼，也讲了同样的故事，可见这件事是真的发生过。

　　学校的很多老师和校长一样都有口头语，我们学生用他的口头语，给每个老师起了外号。

　　班主任是教地理的邓老师，他个子不高，黑黑的脸堂，很精干。说起话来声音高亢有力。但言语间总是“这个、这个、这个......”一连串不停。我们觉得挺好玩儿，背后也信口就来。

那天课间休息，我和几个同学在门口打闹。一时兴起，我说：“这个、这个......你再欺负人，我可要告诉这个、这个、这个......”同学们哈哈大笑起来，我扭头一看，邓老师正夹着课本站在我身后。天哪！我尴尬得脸色都变了，恨不得一头撞墙上。人家邓老师没事人儿似的，面无表情擦身进了教室。从此，我们再重复老师的口头语之前，先转着圈看看周围，才敢张嘴。

历史老师姓蔡，还兼着教导处主任。50多岁了，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话尾总带个“是哇！”
　　那天他讲明朝历史，说：“这个李隆基是哇，你是一个万人仰慕的一国之君是哇，你再怎么喜欢女人，也不能喜欢自己的儿媳妇是哇！人家杨玉环和你亲生儿子李瑁结婚已经5年了，有的说她都生了俩孩子了，当然也有说她从来没生育是哇，你不管她生育没生育，也不能把儿媳妇霸占成自己的小妾呀是哇！平民百姓‘扒灰’都遭人不齿，你一个皇帝‘扒灰’脸往哪搁是哇！还强调理由，说当时儿子大婚，杨玉环顶着盖头，他没看见儿媳妇的漂亮模样，错过了机会。你就是看清了，当爹的还能和儿子争好吃的吗是哇？真是，爹没个爹样，君还能有个君样吗......”哈哈哈哈哈，课堂的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下课了，蔡老师一走，教室里就沸腾了。“你没看清她漂亮模样是哇！”“你‘扒灰’是哇？”“你当爹的和儿子争好吃的，真没个爹样儿是哇！”哈哈哈哈哈，“是哇是哇”的叫声，都快把房顶鼓破了。
　　
　　语文单老师和我们年龄接近，当时大概二十三四岁。他没有老师的架子，平时就愿意和我们男生打成一片。经常进门就坐在我的位上，围过来一大片男爷们，叽叽喳喳聊起来没完。我最爱听他讲课，所以语文成绩总在全班最优，他也格外喜欢我。单老师个子不高，人长得很洋气，他要不说他是山东高密人，我还以为他是北京、上海来的呢！他白白的皮肤，记得腮上还有俩浅浅的酒窝。浓密的黑发，头一甩，真得迷倒一片——男生，哈哈哈哈哈！怪了，他这么帅气又有才华的老师，好像不怎么讨领导和女老师的青睐。我们背后都暗地给他当“红娘”，数算一下哪个女老师能配得上他。数了半天，一个也没有。女老师不是太丑，就是太“马列”。 单老师挺好玩儿，他说话每当后续无词卡壳时，总把右手食指、中指和拇指捏在一起，往前一伸：“吶个叽！”比如：“你们现在不好好写作文，将来毕业了用到的时候，你们就会‘吶个叽！’”我们课后就当着他的面，学他的样子，三个手指捏在一起，往前一伸，故意问他：“老师你的‘吶个叽！’是什么意思？”他很认真地斜楞我们一眼，甩一句：“调皮！”一个同学立马跟上一句“这还不明白吗？老师的意思就是、就是——‘吶个叽！’”哈哈哈哈哈，老师也被逗乐了。
　　我们校长姓孙。他第一次在全校大会上，自我介绍时说自己40岁，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孙校长脾气非常好，天天笑眯眯的，没见他训过人，怀有一副慈母心肠。但不知为什么，他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比农民享福多了。可怎么看，他也不比我当农民的父亲年轻。皮肤暗淡，满脸褶子，简直就是一位乡村老大爷。
　　初二第一学期，学校也和村里人一样，免费吃大食堂。我们外村学生，不用再回家拿干粮了，高兴的简直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刚吃完早饭，就盼着吃午饭；还没下课，就左顾右盼打听中午吃什么？哈哈哈哈哈，同学们都说：没想到共产主义来得这么快！
　　那天吃早饭，大家刚进院子站到饭桌旁（没有凳子，只有方桌），值日生已经给每个人的碗里舀满了地瓜糊涂（米面粥）。我刚喝了一口，突然一声：“哎呀！老鼠——”人们一惊，都往发出喊声的饭桌看。只见孙校长一个箭步来到跟前，拨开人群端起饭盆进了厨房。这时候，好几个饭桌上的女生，开始呜哇地干呕起来。
　　孙校长马上出来了。从他眉头的皱纹，可以看出嘴角的笑是强装的。他大声说：“没事，不是老鼠，是一个坏得发黑的地瓜。师傅没看清放进锅里了。”同学们发出“哦——”的一片嘘声。看来大家并不赞同孙校长的解释。

　　接着孙校长诚恳的道歉：“对不起，坏地瓜也不行！这锅饭全喂猪，同学们先回去上第一节课，回来再吃饭。”

同学们散了，大家议论纷纷。那个饭桌的同学说：“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个长尾巴，怎么可能是地瓜呢！”

老师出来解释：“没看见一听说老鼠，好几个人都开始呕吐了吗？如果不赶紧刹住，全饭桌上的人都得吐。”原来如此，孙校长的机智和爱心昭然若揭，同学们多年之后仍将此传为“佳话”。

那天，孙校长呆在伙房一直没出来。出了这种事，做饭的师傅吓得要命，据说一下子给校长跪下哭了。他说：“我夜来（昨天）晚上挑了两担水，倒进锅里忘了盖锅盖，没想到老鼠会掉进去。早起没看清，就把地瓜下锅一块煮了。”孙校长拉他起来，师傅再三恳求别辞退他，家里好几口人就指望他吃饭呢！

孙校长第一次脸上没了笑容，说：“‘问题是’这事我有责任，有点麻痹了，认为刚刚除完‘四害’，也再没见到老鼠。‘问题是’我们都得接受教训，马上采取措施。”

当天，孙校长就安排木工，把伙房门槛子加高，窗户封了铁丝网；清理粮库，堵塞一切缝隙。经过这么一搞，伙房里再没见过一只老鼠。

学校的免费大食堂只开了半年不到，就关门了。我们重又回到每周回家拿干粮的日子。与上年不同的是，人们都在挨饿，家里已经没干粮可拿了。

1958年本来是个丰产年，但丰产不丰收。

那年春天，天老爷非常眷顾，一直是风调雨顺。小麦返青，来一场透雨；小麦拔节，来一场透雨；小麦灌浆，又来一场透雨；而且夜里下雨白天晴。后面从小麦上黄色到收割、颗粒归仓，中间连续大晴天，没下一滴雨。那一年，真是你想要什么，老天爷就给你什么。小麦穗穗饱满，玉米、地瓜硕大无比。老百姓仰天慨叹：真是30年来没有的好年景！ 但昏了头的人们，不知道珍惜，更想不到后面会遭到天老爷的加倍惩罚。

当时刚刚实行合作化、人民公社，大部分人还不适应。尤其开始集体免费吃大食堂，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来到了，再也不需要过艰苦奋斗的日子。
　　秋收刨地瓜时，本来应该在每墩地瓜四周，用铁镢头各刨一下，然后用铁镢在中间往深处一抓，这样提起来的一墩地瓜很完整，不会漏掉一个。但大跃进的人们，只求速度，不求质量，走捷径。用牛套上犁耙在地瓜垄中间一豁，一部分地瓜翻了出来，人们只把看得见的这些捡拾到筐里，还有一些埋在土里的地瓜就不管了。路上运送地瓜的小推车，颠掉了地瓜没人捡，过路的顺势一脚，地瓜被踢到路边的水沟里......
　　天老爷终于发怒了。从年底开始，连续三年（1959-1961）不给你下一滴雨。全国性长期大旱，庄稼几乎颗粒不收。于是人们摸着饿扁的肚子唉声叹气：天老爷太狠了，这可是50年来没有过的饥荒。
　　1959年的春荒，让人们忽然想起秋天丢在土里的地瓜。于是男女老少“复收”的大军，撒遍漫山遍野。那些冬天冻烂了的地瓜、花生，眼下成了万众果腹的上等食料。人们把冻地瓜苦涩不能吃的黑疤削掉，用磨碾碎，水泡三天，掺上麦糠、花生皮烙煎饼。那味道，让人吃一口，便永远不想再尝到。
　　有一天，我回家拿煎饼，爷爷把来不及浸泡三天的坏地瓜，就急掺上糠让邻居给摊了37张煎饼，刚好够我一周的干粮。爷爷一尝，恶苦。只好煮了几个好地瓜，让我卷在煎饼里吃，去去苦味。
　　那天，不知道哪个“快嘴子”，告诉了孙校长。中午，我和大家都在宿舍吃午饭。我嚼了一口苦煎饼，眼泪都出来了。

突然，孙校长闯进来，对我说：“听说你的煎饼有苦味，我吃口行吗？”我开始不让他尝。他说：“就一点点，我不和你抢食儿。”同学们哄笑：“让孙校长尝尝吧！太苦了。”孙校长撕下一个角，送进嘴里。随着他的慢慢咀嚼，脸上的肌肉拧成了麻花。校长没有吐，他和着眼泪咽了下去。连说：“太苦啦！太苦啦！‘问题是’这是怎么搞的？”不等我回答，嘴快的同学抢着说：“坏地瓜得泡三天以上才能吃，他那个泡的时间太短了，苦味还没去掉就烙了煎饼。”孙校长说：“‘问题是’和黄连一样，怎么吃呀？”说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餐票递给我：“你到食堂买个苞米饼子吃吧！”我用力推辞，坚决不要。我说：“这个煎饼我能吃，卷上个地瓜就好多了。”床边的沈昭田、何连峰齐声说：“校长给你就拿着吧，好几顿没吃饭了都。”校长一听，背过身，丢下饭票走了。
　　我实在有点饿得耐不住了，便趁老师们都从食堂出来的空档，溜进伙房买了一个半温不凉的玉米窝窝头。我捧在手里，边走，边吃，还没进教室就没影了。连指缝里的渣渣也没漏掉，全部进了肚子。那感觉，今生今世不会忘掉。如今已经记不清什么味道了，只知道那一次，吃过世上最好吃的窝窝头，可惜未能吃饱。
　　孙校长给我的那张餐票是两角的，我买窝窝头花了5分，找回的1角5分餐票，我夹进一张写有感谢语的纸片里，从门缝塞进了孙校长的宿舍。两天后，那1角5分餐票，又回到我的桌洞。我写的那张纸片后面多了一句话：“共渡难关，会好的。”
　　孙校长不住学校，和家眷一起住在镇里。但他每天来得很早，到处转着看。起床的钟声一响，就溜到我们班男生宿舍。我们30多个人，他挨个摸摸被窝是不是热乎的。我睡在下铺，他模到我的床板，见没有褥子，被窝凉凉的，马上脸一沉，说：“这怎么行？咱学校条件差，没有火炉子，窗户上都结冰了，‘问题是’你们好多人没有褥子，夜里不冻坏了吗？赶紧‘打通腿’”
校长一声令下，晚上我们都自愿结合，两两相对睡在一张床上——“打通腿”。一床被子在下面铺，一床在上面盖，这样暖和多了。但别忘了，我们睡觉都没有内衣穿，棉衣棉裤全部压在被子上面。自己光溜溜的热乎身子，必须贴着对方伸过来冰凉的双脚，炸得人呜哇乱叫，好有意思。
　　孙校长一般不到女生宿舍去，有事让女老师过去看看。有一次，女老师汇报说有个女同学发高烧，一天都没吃饭了，孙校长便让女老师带着过去看看。女生睡在上铺，孙校长刚摸了摸她滚烫的前额，问了几句话。女生突然呕吐起来，呕吐物溅到了地下和校长身上，也落在了床头和枕边。孙校长一边安排女老师赶紧到伙房拉地排车，一边亲手捧起那些呕吐物，给她清理床铺。还把自己午休用的被褥铺在地排车上，和老师一起，亲自把女生送去公社医院。
　　同学们知道了，都很受感动，大家说：亲爹亲娘也不过如此。
　　转眼三年过去了，1961年我初中毕业。第二年在生产队干过一年会计，1963年年初我便当兵来了青岛。
　　多年后我回家探亲。见到一直留在家乡的沈昭田、何连峰，想约他俩一起到母校看望孙校长。他俩告诉我，孙校长后来成了全国劳模，1965年主动要求去了西藏一个中学当校长。据说有人在报纸上看见过他的报道，后来一直再没联系。
　　有人因为爱一个人，便爱上一座城市。我因为热爱这位校长和我的语文老师，才更热爱那座简陋而难忘的学校，以及那段艰苦而清纯的学生时代。

　　现在，我爱的校长已经去了远方。语文老师单天河，文革期间因为遭遇迫害，而坎坎坷坷多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终获昭雪）。2023年春，通过“美篇”署名“玉树金蝉”的文章，终于在素昧平生的师妹引荐下，见到我梦寐以求，隔绝了60年的单老师。他虽已耄耋之岁，身有疾患，却依然精神矍铄无怨无悔。

一代师表的深情和高风亮节，如今依然留在了母校那片土地。留在散落各地的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学生心中。

（丰桥夜泊）

　　美篇号：78831685

——2025.1.17.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