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老支书—张其昌

张保平

原创：

作者：阴安臣

　　2007年10月9日，老支书张其昌听我汇报编辑《乡缘如根》的书稿

　　老了，真的老了。过去的人和事忘不了，现在的人和事记不住。尤其儿时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榜样，心中的楷模，追逐的英雄，更是时时忆起，念念难忘。《乡缘如根》又要再版了，难忘的人和熟悉的往事又让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在看来，住留在心里的人，无论时间多长，走的多远，都会魂牵梦绕，难以忘怀。尤其遇到他们的后人和晚辈，更会不知不觉重新点燃起内心深处里的记忆。

我家在村西，他家在村东，按乡里辈分我该叫他哥。其昌哥中等身材，清瘦健壮，说话和蔼，一身正气，担当与刚毅，都深深藏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中，自信与激情都天天体现在他那健步如飞的步伐里。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党在农村的典型代表，是解放后村里走集体化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让上级满意、群众信服的好支书。据《西南温村志》记载，他是我们村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直干了十几年，直到1962年才换人。支部书记是一个说小还真小，说大也很大的岗位，支部书记权利很小，手里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专用的帮手，村里面大事小事、难事易事基本上都要亲力亲为。但是他的责任又很大，直接影响着我们党神经末梢的畅通。其昌哥担任支书时，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时代。从国家层面上讲，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许多困难和一些紧迫问题，这对于刚刚执政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新的严峻考验，关系到能不能保卫住革命胜利成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从西南温的实际情况看，还不稳固的新生政权将农民几千年梦想的、渴望的、诉求的耕者有其田——土地，刚刚分下去又要重新收回来，归为国家所有，走集体化道路。这一急剧变革能否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关系到我党执政地位在农村稳固和领导农民革命继续前行的问题。

横向看：一是平均分田到户的土地虽使农民过上不愁吃、不愁穿、又轻松又自由、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生活，但由于各农户经营上的差距，已经出现了新的不平衡。二是生产资料的改善、生产工具的更新使农业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三是朝鲜战争迫使军事工业必须依靠农业剩余来发展，靠一家一户是完不成的，更何况我们社会发展的道路是走工业化。纵向看：一是单干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并没有让广大农民从土地私有上得到任何好处，带来的只是两极分化，穷的更穷、富的更富。二是我们党从“一大”时就明确了最低纲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土地革命；完成土地革命后，领导人民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最高纲领——共产主义。

三是如何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把几千年来农耕时代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综合分析多类矛盾、多种原因、多阶层利益后，归结为一句话，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就是响应伟人号召，教育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那时宣传教育渠道少、信息传播条件有限，不像现在有广播、有电视、有网络。清楚地记得，村里凡开大会时，都有一个叫“王国山”的人，在大街敲着一个铜锣，高喊着“开会啦！开会了！”喊了半天，人们才集中在村中十字路口，听支书张其昌传达上级文件、宣讲政策精神。平时宣传群众一般都由学校组织学生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一边走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告诉乡亲们。传播不易，落实更难，那时上级领导担心最多的是基层干部如何依据上级政策去开展工作，即使照葫芦画瓢也是好的。因为大多数农村干部，文化程度偏低，甚至有的还是文盲，领会上级精神分寸把握不好，不是左就是右。左了，挫伤农民积极性，下面落实不满意；右了，上级精神贯彻不下去，偏差大，调动不起来农民积极性。加之领导经验少，指导上也时有偏差，下面念经的和尚歪嘴多，走形变调的多，使得党的政策下行时理论不能与实际相结合，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村急需一大批得力的领导干部，去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尤其需要德才兼备的带头人、领路人。受革命家庭的熏陶，张其昌从小就参加抗日活动，散发传单，传递情报，保护驻村抗日干部，挖掘地道，保存秘密文件，帮助转移伤员，甚至深入到日伪炮楼探听敌情、收集情报，尤其解放战争时期，他一边积极组织民兵参加支前，一边夜以继日地参加农会工作，得到了全面锻炼和考验。听我父亲说，土改时，中央人民政府专门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工作法》，明确规定了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上级虽将权利赋予了农会执掌，但每次都是前面贯彻执行，后面跟踪检查纠偏，土改五年间三次发动、三次纠偏才逐步取得成功，不仅使广大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思想上提高了阶级觉悟，参加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同时也为我们党领导农村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创立了很多好的方法和制度，培养了一大批领导人才和骨干，如：张其昌、徐志、申庆丰等。有的还输送到城市开展工作，如：张象贤、徐斌、王书林等。可以说土地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巩固了统治，稳定了社会，奠定了执政基础，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这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走集体化道路和迈进社会主义奠定了扎实基础。

张其昌和徐志都是由农会培养成长起来的支部书记和村长，不仅他们两人是农会的主要骨干，而且整个党支部委员会基本都是农会的原班人马。这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我党在农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完善和步入正轨，为走集体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农村的行政体制奠定了根本性、制度性、永久性的基石。尤其是农会组织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村务的基本制度。大家自觉遵循大事小事开会研究、天天晚上碰头商议，不搞个人说了算，会上各自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导去贯彻落实。这一民主集中决策程序一直贯穿在张其昌任支部书记这一届班子的始终。后来沿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阶段，更是一个既轰轰烈烈又复杂多变的岁月，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反五反、交公粮、粜余粮、上夜校、扫文盲，公私合营，除四害，大炼钢铁，兴修水利，深翻土地，吃食堂，一平二调，统购统销，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计划经济凭票买东西等等大大小小、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波逐一波的浪潮。作为支部书记的张其昌，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仅要站稳脚跟，积极领导农民贯彻总路线，经受住各种变化的考验，而且还要敢于向“左的”和“右的”以及在工作实践中掺杂进来的宗族、世俗、信仰、偏见、傲慢等不良倾向做斗争，保持非同凡响的定力。这一时期西南温村政权稳定、领导权威形成，党支部一班人团结一致、心齐风正，不跟风、不犹豫、不观望，根据村里实际带领群众不断前进，使党支部的威望不断提高，凝聚力不断增强，西南温村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连续多年被广平县评为模范村和先进党支部，也是广平县委正式行文要求上级不让“区划”走的村。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朴实而平凡、内心充满希望、有着强烈责任感的村官，如今这样的好村官还有但不多了。其实那时农村大部分党员干部都是这样的，从我父亲开始，申如堂、张有为、徐志、徐福、申庆丰、申进文、张乃右都是如此，担任支部书记的张其昌，可以说是这些人中的集中代表。在这里，我只想讲一下亲身经历过、感受最深的张其昌任支书时，敢当敢为、全力支持西南温村发展教育的事。

《西南温村志》里明确记载着张其昌任支部书记时把小学改为联小，学生开始使用全国统一课本，使教学质量大大提升，写的很对很实际。那时正读小学三年级的我，不仅受益，而且非常欣慰自豪，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公立学校的学生。更让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激动兴奋的是村里决定又要扩建新的校园，并承诺让所有适龄的孩子都有条件上学，不仅保证一个班级一个教室的授课环境，而且还要扩招高小，一个年级设两个班。那时候教育经费与现在完全不同，没有上级划拨，所有经费都靠村里自筹解决，可以说村级组织要下很大的决心，承担很重的经费才能支撑办一个学校。如果一个村官急功近利，没有眼光，对教育没有寄托，对孩子没有希望，对乡亲们没有责任，对人才没有渴望，对后代的人生命运漠不关心，不从教育入手去改变，不可能下这么大的功夫去提升基础教育的软硬件。后来村里不少人说新校区盖教室时一些物资都是村领导和党员干部带头捐赠的。我清楚地记得，由洋教堂改建的小学校只有四个教室，其中三间东屋是老师办公和一二年级学生共用，三间北屋是三四年级共用，都是一个教室两个班——一个年级在上课，另一个年级在同一个屋子里自习，老师没空闲，很辛苦。只有升到高小后，才在南屋的一个班级一个教室上课。所有的班级都是满满的孩子，全都挤在那并不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和趴在那极其粗糙的长条木板上听课和完成作业，直到1956年我读完小学升入高小后，才高兴地搬进了新的校区和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新老两个校区里的全部学生调整进一个班级一个教室，西南温小学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1959年，又开办了民中教育，招入了周围十六个村庄的学生，庆幸自己赶到了好时代，遇见了好支书，我是直接受益者。正是这些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经历，为我人生道路升起了希望的风帆，为我追寻美好的未来插上了翅膀，为我当特种兵提供了学历资格。回头看，张其昌任支部书记时西南温村的教育发展不光是步入了正轨，更重要的是扩建了新的校区，又扩招了高小一个班，增办了初级中学，全面提升了教育规模，为西南温村五六十年代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后人充分肯定和怀念。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扶危济贫、乐于助人、关心群众疾苦的老大哥。土改后，虽然家家户户土地不少，但粮食产量比较低，广种薄收，除了上交公粮和日常开销，所剩的口粮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粗粮，白面很少。那时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年景时好时坏，经常青黄不接，生活没有保障，吃食仍是头等大问题，困扰着家家户户，阻碍着农村的发展。尤其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史称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实际上也可以说天灾人祸，主要指从五九年开始到1962年的特大旱灾，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中苏关系破裂，外债偿还逼迫，特别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左倾错误，导致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恰恰又是我“半拉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天天充斥着饥饿、一天天饥肠辘辘的日子苦不堪言，让人难熬，给我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饥饿记忆。没有粮食只能用瓜菜代，只好吃梨、桃、杏、枣的果子，吃榆树、杏树、槐树、柳树等树的叶子来填补肚子。开春，大人孩子们还到地里找一些野菜和被冻后风化干的红薯，甚至用棉籽壳子、玉米棒芯、花生壳磨成粉充饥。官方资料显示，全国饿死达到两千五百万人，周围村村都有饿死的人，甚至牲畜都饿死很多，但西南温村没有饿死一个人，还保证了五保户、孤寡老人、人多劳少的困难户，比一般的不能差，更让村里人可喜可贺的是绝大部分光棍都成了家、娶了媳妇，成了远近闻名的好村，有吃有喝的村。多年后大家议论大饥荒时还说，要不是张其昌当支书，咱村也得有人饿死。传说村里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自己想法度日，顾命要紧，不要说做点小买卖，就是走南闯北全国跑的几个大买卖人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管不罚，回头看作为支部书记的张其昌不能管不能问，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而是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那些没能没耐、借不来、要不来、停炊断顿，靠自己努力仍度不过饥荒的无助人群。他带领党员干部一户一户看，甚至掀开锅、摘下家里的干篮子看看有啥吃食，能不能度过那寒冷饥饿的每一天，然后再一家一家研究救助办法。全村三十多个特困户他都一一记在心里，隔三差五去看看。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热心帮扶无助人群的带头人，才使得整个村庄安全度过了大饥荒。至今都让我难忘那饥饿的记忆，更难忘其昌哥代表党和乡亲给每户无助人家的温暖，不仅处处彰显出一个带头人的高贵品质，而且也树立了良好村风，更为我们党争了光、添了彩，赢得了人心。

当下我们国家发展进步非凡，举世惊羡，社会繁荣景象更盛汉唐，这一切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得来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浴血奋战的革命前辈，不要忘记为发展进步呕心沥血的所有人，知恩感恩，珍惜当下美好的一切，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以“心中的老支书——张其昌”为题，写下这篇短文，就是不忘那个时代，不忘那些不能忘记的所有人。

编辑：张保平

202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