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河大医学院附设医院院长刘蔚同

巴丹弱水

郑大一附院院史办

巴丹弱水

陈明望

2025年1月17日

　　1930年刘蔚同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30年9月任河南大学医学院皮肤花柳病学讲师，他是河大医学院建院初期的创始人之一。

1934年7月公费考入德国慕尼黑大学皮肤病医院，1937年7月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河南大学医学院任皮肤花柳病学教授，皮花科主任。

1940年7月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院长，兼河南大学医学院附设高级职业护理学校校长。

1945年5月河南大学医学院流亡汉中，抗战胜利后留在陕西。

1956年4月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同年11月被评为国家二级教授。

郑大一附院功勋人物证书（2023.09.26）

　　刘蔚同的祖籍，在河南太康县城郊大刘庄。他的父亲刘亘（字星衢，1881～1946）是晚清秀才，一户拥有30亩地雇佣2个长工的地主家庭。

1905年5月19 日，刘亘的长子就降生在这个充满墨香书气味道的诗礼之家。取名刘同，字蔚同，后以字行。

就在刘蔚同出生的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朝廷下旨废止。一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热潮风起云涌，闭关锁国的中国发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呐喊，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刘蔚同的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踏上了就东渡扶桑之路。

1906年，刘父在日本期间，由同盟会河南支部部长曾昭文（1883～1913，字可楼，河南省光山县人）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并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和日本中央大学，获法学学士。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刘父奉同盟会之命回国到上海，参加11月3日攻打上海县城南门外高昌庙上海江南制造局（现江南造船厂）的战役。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生产枪炮的军火工厂，攻下该厂对于切断清政府军火供应，光复上海具有重要意义。

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遭到缉拿，刘父潜回家乡躲避。这时已经8岁的刘蔚同，第一次见到父亲。刘蔚同7岁读私塾，8岁到太康县立小学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并在其《实业计划》中大力提倡栽桑养蚕。全国各地纷纷举办蚕桑学校，一些大学也增添了蚕桑系。1915年河南省太康县也成立了县立甲种蚕业学校，1918年刘蔚同到该校上初中。学校设修身、读经、英文、地理、历史、算术、桑树栽培、蚕病预防及治疗、养蚕、缫丝等课程。

刘蔚同在甲种蚕业学校上学仅一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京仅是学生运动，上海却是工人罢工、商界罢市，把“五四运动”推向高潮，使革命党和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随着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刘蔚同受“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影响，1919年独自去了上海，他考入德国人创办主持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附设德文科（即上海同济大学附中）上中学。在校期间，刘蔚同结识了来自家乡河南息县的同班同学夏一图。

也许是双方父亲都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闹革命的同盟会员，父辈们共同的身世，加之刘与夏又是同乡，同在异乡的他俩，更是彼此加深了同学间的友谊。

1924年秋，刘蔚同在上海同济附中毕业后，他和夏一图又一同升入同济大学医科（同济大学医学院）。从此走入医学的殿堂，躬耕三尺台、执教五十载。

刘蔚同年轻时期

　　1930年，中国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动荡不安的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街头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刻骨铭心的屈辱。1930年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之下的阴影笼罩着这座大都市，曾几何时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仍然让人心有余悸。

1930年1月，刘蔚同和夏一图在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然后在德国人办的上海宝隆医院（同济大学医科实习医院）当了五个月的住院医生，六月他俩商量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回家乡河南省府开封谋生。回到开封后，夏一图应聘到有稳定收入的河南大学医学院附设助产学校任教员。而初入茅庐心高骛远的刘蔚同，则选择了一所开设在开封北书店街上陷入困境，濒临倒闭，原由河北大学医科毕业的医学士王壮亭、温瀛洲医师，鹿锡三药剂师三人开设的私立开封福豫医院当院长。

1930年10月开封福豫医院发行的《新撰处方》

开封福豫医院广告（1930.10）

　　30年代初的开封，已经有了平民医院（官办）、卫戍医院（官办）、接生传习所（官办）、福音医院（教会）、筠亭医院（私立）、三民医院（私立）等多家医院，还有许多药铺坐堂行医。在医院和药铺星罗棋布的汴京城，初来乍到又临床经验不足的刘蔚同，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无论他怎样扬长避短，拾遗补缺，经营还是举步维艰。使尽浑身解数，仍无力回天。

河南大学医学院一览（1932）

河南大学医学院一览（1932）

　　1930年9月，河南大学医科改为医学院，阎仲彝出任医学院首任院长。正值该校扩大办学规模急需用人之际，阎院长招贤纳士，广招上海同济医科（同济医学院）各届毕业的校友。刘蔚同思考良久，决定放弃开封福豫医院，选择到河大医学院工作，应聘解剖学和化学课程教员。化学课程刘蔚同只是临时代课很短一段时间，化学课作为公共课，改由河大理学院助教李承燔（字宏斋，1899～1956，河南省淅川县人，1928年河南中山大学化学系毕业，河南医学院化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死于狱中）代课。

当时的解剖学馆是由留德博士郭鑫斋教授主持，单德广教授辅之，1931年留德博士李赋京教授来院后，解剖学馆改由李赋京主持。翌年河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开业，刘蔚同改任河大医学院附设医院皮肤花柳病住院医师和德文教员，开设了皮肤花柳科，“投入标本器械费七百元。正在进行中的医学院第一期计划，拨发给皮肤花柳科设备费五百元，春间迭向德日各国及平津沪汉各大公司及药房，采购器械药品，内有大消毒器，显微镜等，价在五千元以上。最近复在平沪采购器械药品四百余种，价值三千余元，唯因交通阻碍，多未运到，现在设法转运，以应急需。第三期计划添设肺痨养病室及皮肤花柳科病室，共需九千五百元”（摘自1930年河南大学医学院一览）。

指定了学生皮肤花柳科参考书：

1. Joseph.E.:Lehrbuch der Hantkrankhliten fuer Aerzte & Studiereude
2. Joseph, E. : Lehrbuch der Geschlechtskrandheiten fuon Aorzte & Studierende
3. Fiecke,E.:Lehrbuch der Haut-& Geschlechts-Krankheiten

　　从此，刘蔚同开始立足皮肤花柳病领域深耕细作。他认为坚持在一个职业干一辈子，把一个领域做到极致，就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皮肤病研究和治疗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五十年，成为中国皮肤病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专家。

刘蔚同北京留念

　　话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智慧的女人在相辅相持，默默付出。刘蔚同在河大医学院邂逅了一位志同道合、相知相惜的本院护士曹含影（1912.06.02～1945.03.16，河南省上蔡县人），并结为夫妻。1934年，他们的长子刘近一出生。

“1932年我（夏一图）送壮图弟到北京投考清华，由好友刘蔚同介绍，结识了在北京的刘宛育女士。她的父亲刘炳寰是清末秀才，淅川县知县，也是老同盟会员，1913年河南驻京议员，和我父亲是朋友，于是就订了婚。1933年我们在开封结婚。”（摘自夏一图自传）

当时的河大医学院人才云集，教授大部份来自留德、留法的博士。置身于喝过洋墨水的环境里受其熏陶，刘蔚同逐渐萌发了出国留学的愿望。为了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刘蔚同刻苦学习，勤奋读书，妻子相夫教子，勤俭持家。1934年7月，终于顺利通过河南省公费留学试考资格，被德国慕尼黑大学皮肤病医院（miincheneruniversitathautshautklinik）录取。

刘蔚同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皮肤病医院

门诊做实验（1935.03）

　　刘蔚同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皮肤病医院留学期间，在L.V.Zumbusch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皮肤性病研究工作。1936年德文博士论文《淋病分泌物中类脂体的研究》，慕尼黑大学学报上发表，《propersen 对梅毒治疗效果的观察》论文，在慕尼黑Aho boeck ck上发表，193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留德时曾任中华留德学生会会长。

刘蔚同和张迺华在德国留影（1936）

　　1936年，刘蔚同（左）和张迺华（右）在德国留学时合影。张迺华(1903～1993，陕西省户县人) 192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和刘蔚同是上海同济校友。1934年他俩同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1936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1937年7月又一起回国。真乃山不转水转，十年后他俩又在西安一起共事，并把终生献给了西北医疗卫生事业。

刘蔚同回国途中顺路先去了趟日本，他在日本停留了几天，想去看看他父亲当年留学日本时去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上过的大学。他说想沿着父亲走过的路重走一遍，只是想看一看留下过父亲身影的地方，走一走留下过父亲足迹的小路。

刘蔚同在日本（1937.07）

　　突然，东海对岸传来卢沟桥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刘蔚同心中的宁静。深植于心的爱国情怀迫使他立即启程，辗转香港返回祖国。河南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开封有他牵挂的妻子和3岁会喊爸爸的儿子。有妻儿有爱的地方才是家，不论身在何方，家永远是他最牵挂的地方。

根据1933年4月29日教育部颁布的《国外留学规程》（46条）：“公费留学回国人员必须返回所在省服务”的规定，1937年9月，刘蔚同返回到了开封，回到了他出国留学前工作过的河南大学医学院。原附设医院皮肤花柳科主任生明教授（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改任外科教授，刘蔚同接替生明任皮花科教授兼科主任，皮花科有虞雪庄医师给他当助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黄河流域，不久豫北吃紧，古城开封势将不保，年底河大医学院跟随国民河南政府迁往镇平县。因抗战爆发导致学生大部分离校，留院者寥寥二十余人，迁校镇平后教学与实习停顿，校务中辍 ，停止招生。

1939年5月下旬，日军侵犯新野、唐河，镇平危在旦夕，于是河大医学院北越伏牛山迁校嵩县。迁嵩县后重建河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护士人员仅剩32人无力开展工作。遂于1940年9月，恢复河南大学医学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学制三年，招收第一班，计19人。

因原河大医学院院长兼河大医学院护校校务主任郭鑫斋教授，把附设医院改编为军政部第十一重伤医院，并带领师生开赴湖南辰溪参加抗战，空缺的河大医学院护校校务主任一职，由皮花科主任刘蔚同教授兼任。1942年河南大学升格国立后，河大医学院护校校务主任改称校长。

　　刘蔚同的家，租住在嵩县老县城高都街上一户小院。夏天园子里种着绿油油的蔬菜，红透了的西红柿让人垂涎欲滴。因为河大医学院护校就在刘宅附近，常引来垂涎三尺的护校学生来偷摘。许多年后其儿女们从母亲王兰君的只言片语中慢慢知道，她在嵩县上河大医学院护校时（1940～1943），就曾经和女生们一起多次偷摘过她们护校刘蔚同校长家种的西红柿吃。

刘蔚同毕竟是校长，喝过洋墨水的人见多识广，深邃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法则。果然几年后竟然显灵了，他赚的是盆满钵满。而王兰君只因偷摘刘校长家西红柿，贪图一时痛快过过嘴瘾，却把自己一生都“赔”了进去。

1939年下半年，河大医学院在嵩县城关上仓街，利用祠堂庙宇和搭建了35间草房，设病床30张，重建附设医院，宋玉五教授危难中出任医院院长，开设门诊和住院部。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皮花科、眼科。随着医院业务开展，收容病员30余人，遂于1941年11月河大医学院护校招第二班12人学生，毕业四人。1942年因医院地址狭小，教室受限停招一期，1943年护校招第三班，计15人。至1944始，护校大力建设始有示教室的充备，稍具规模。

1940年7月，附设医院已初具规模，院长宋玉五因同时还兼有解剖学馆主任一职，主理掌管解剖学馆事务，附设医院院务交由刘蔚同教授兼任院长。解剖学馆还有一位早刘蔚同毕业五年的上海同济医学院学长李瑜如教授，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兴趣和嗜好相同，又经常互相串串门，来往的多了，自然就成为莫逆之交。

“在抗战期间，嵩城无发电设备，故当时的附设医院较现在医院中缺少者，仅X光一种设备，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教授兼医师们都是最优良经验丰富的良医，对诊断上并无太大影响，院中设门诊部及住院部，门诊分内、外、小儿、妇产、五官、皮花、眼科，在战争时期内，已是难能可贵的事了。病房、药房，虽稍较现在简陋，但医师们诊断的热心、服务，与指导实习生的诚恳，且怎能与当日相比。护理及工作人员的服务周到，和蔼可亲，病人住在院中与住在自已家里一般，更有心理上的安全感，真是非我的一枝秃笔所能形容出来，病愈出院，在街上相遇，和友人一般亲热招呼，甚之平时仍常相来往，病人家属延至其家如亲姊妹弟兄一般款待。”（摘自国立河大医学院第10届1945年毕业生庄良田，1976年发表在台湾“河南大学校志”上的文章《抗战期间母校医学院的成长与发展》）

在嵩县“这时期，医学院附设的机构，尚有附属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各一所，培养出了不少医学人才。以上三个单位，皆设在嵩县城内东北角的财神庙院内，庙门外挂着这三个单位的牌子。财神庙院内新盖了5排草房（共35间），作为附属医院的门诊部（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和病房（有病床30张）。当时，附属医院院长和两所职业学校校长均由刘蔚同教授兼任，医学院教师多兼任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因嵩县县城无供电设施，外科手术只能在汽灯下做。嵩县地处山区，一向缺医少药，山民患病多求助于神汉、巫婆。河南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迁到这里后，成功地治愈了大批的病人，从而对于破除迷信、宣传科学、倡导新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记得护校有个王姓（王兰君）年轻女生，表演地方戏曲，唱腔、扮相、身段俱佳，颇令观众为之倾倒。空房待填、年近不惑的刘蔚同教授看中此女，遂结成伉俪。听说他们后来调到西安，该女在刘教授的精心培养下进入西安医科大学并不断深造，后来成为该校的高级检验免疫专家。他们的婚恋史和恩爱之情，在我校师生中间传为佳话。”（摘自《河南文史资料》2008年第3辑，李广溥著《忆抗战时期我在河南大学医学院求学的经历》）

河大医学院1948年毕业生

张宏志、许鸿彬夫妻笔记

　　1944年3月，刘蔚同的二儿子刘梦琪在嵩县高都街出生。5月9日二儿子刚刚满月，日寇就逼进嵩县。为了躲避日寇扫荡，刚出月子拖着虚弱身体的妻子曹含影手牵着10岁的大儿子，刘蔚同怀抱婴儿，带领河大附设医院和护校师生拖家带口沿着崎岖山路，历尽艰辛向河南大学校部所在地潭头镇一路仓惶而逃。据1950年版《附设护校简史》记载：“护校仓惶逃出十余人，其余星散。”

医学院刚逃亡到潭头镇，日寇随踵而至，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医学院院长张静吾之妻吴之惠在潭头被残杀，女学生李先识、李先觉姊妹二人和李先识之夫刘祖望不甘受辱，投井自尽，以死明节。这一年河大医学院师生的生活仿佛被无尽的黑暗所笼罩，他们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刻。

潭头镇沦陷，国立河南大学组织师生和家属继续向西逃亡。文弱书生攀缘于崇山峻岭之中，逃难于人烟稀少的深山密林。因疲劳不堪，困乏力竭，一路上丢光了所有的行李和书籍。此时散兵游勇又趁火打劫，师生苦不堪言。师生家属翻山越岭一月余，6月初陆续逃难至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淅川县荆紫关。

师生家属流落在荆紫关衣食无着，几乎断炊，仅靠当地老乡们接济和少量的救济艰苦度日，生活极端贫困。河大医学院护校逃难此地后，借用荆紫关镇城隍庙当作教室，五圣宫为女生宿舍，汉王坪村为男生宿舍免强复课。“淅川荆紫关，一切困难，教学陷于停顿，既无课堂又无书本，全是强免讲些抄本上课。为了救济学生，于1944年8月招收第四班，计17人，强入学上课，亦是虚文。”（摘自1950年版《附设护校简史》）

医学院滞留在荆紫关期间，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丢失殆尽，人心涣散，医学院复课无望。因张院长不能到院视事，院务处于无人负责之窘境。虽然河大校部委任宋玉五临时掌舵医学院，宋却因处境艰难，生活无保障，又遭受诋毁中伤，他也回天乏术，逆境中难以力挽狂澜。而刘蔚同掌管的附设医院，因逃难途中医疗器材和物品丢失殆尽，人员出走人手不足，处于关停。

长期滞留在荆紫关学生们的情绪开始躁动，新任校长张仲鲁履新后同意河大医学院迁汉中复课。1944年10月底，河大医学院和护校滞留在荆紫关人员全部徒步到达西安。群龙无首的河大医学院学生流落在西安街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大部份教师认为复课无望，前途渺茫，为了生存离校另谋职业。

河南大学医学院留西安员生四十人

给教育部的信

教育部陈（立夫）部长钧鉴：

荆紫关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图书、仪器损失一空，员生流浪荆紫关露宿街头，复课无望，医学院全体员生均愿遵部令迁出，与其他医学院合作，以维学业。曾电部请示办法，未奉复电。前日豫南敌军又由枣随遂西各县出动西犯，荆紫关河大全体员生因鉴于嵩县潭头死难之惨均纷纷逃出。校长既无法维持，又不作主张，坐井观天，听天由命。现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外科教授生景清、内科主任教授朱德明、产妇科教授倪桐岡、耳鼻喉科讲师马骧嶙、生理教授徐云五及男女同学四十余人已逃来西安，暂住（陕西）省立医专，唯生活困难，在此生活已成问题，落泊至此，形同乞丐。万望钧座念教育为建国之基，树人为立国之本，速汇款五十万，以济燃眉之急，并拟留此与医专及军医学校合作。请速电示办法，以便遵办。

西安省立医专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

留西安员生四十人同叩

1944年9月10日

河大医学院教授联名向教育部陈立夫部长写信求助（节选）：

医学院教授均十余年之苦干，现在无衣无食，奈何冬日将临，只有受冻而已，河大系临战区较近之最高学府，内中情形如此能不过问乎？望：

1. 速汇款来西安省立医专，救济医学院长、教授及同学，并研究医学院址，在西安或汉中以备复课。
2. 速电荆紫关被困之医学院员生遵部令迁出复课。
3. 电西安军医学校或省立医专、汉中西北医学院暂时收容逃去之师生。
4. 款可汇西安省立医专河大医学院院长张静吾或医学院教授代表生明收，以便发放。

专此敬颂

钧安

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西安师生同叩

张静吾、倪桐岡、生明、朱德明、马骧嶙、徐云五

1944年9月17日

　　下达河大医学院到汉中复课令后，西安去汉中的状况就好多了，首先是心情愉快。西安至汉中有公路通汽车，教授和家属可乘坐长途汽车，学生则雇佣马车拉行李，越过秦岭徒步一周余，于1945年1月到达汉中城南的马家坝村。在国立西北医学院院长侯宗濂教授的帮助下，借用国立西北医学院院舍借读复课。

八个月来，刘蔚同携妻挈子一路翻山越岭落荒而逃，再加上妻子刚出月子身体虚弱，疲惫、饥饿、恐惧一同袭来，迁移到汉中后刘蔚同的妻子曹含影再也承受不住了，病倒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1945年3月16日，还没有等不满周岁的孩子长大后喊出一声妈妈，妈妈就撇下嗷嗷待哺的婴儿撒手人寰。这一年刘蔚同痛失爱妻心痛难抑，如同夜空失去了星辰，世界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日子再难，为了两个儿子生活还得继续。河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和护校自嵩县落荒而逃后溃不成军，早已名存实亡，刘蔚同除几节课外已无所事事。1945年10月河大教职工花名册上显示刘蔚同的薪金是540元，除院长的薪金是600元外，他的薪金算是最高的。从荆紫关迁校西安时，时任国立河南大学总务长、河大医学院代院长宋玉五教授没有随校来汉中，而是留在了西安。

宋玉五随逃难人群到了西安军医学校避难，他在校园里遇见了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当教官的同僚滕书同（山东省荣成县人）博士。滕时任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主任（校长蒋介石），兼西安军医预备团第一分团军医监（少将同等）主任。当看到昔日宋玉五如此落魄，食宿尚无着落时，便报批聘宋任该校解剖学主任教官，授一等军医正（上校同等）官阶。

宋玉五早年上海同济医学院毕业，是刘蔚同的学长。刘蔚同在西安举目无亲，望着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泪湿衣襟。在宋玉五的帮助下，刘蔚同也来该校任皮肤花柳科主任教官，授一等军医正（上校同等）官阶。

刘蔚同自从妻子离世后，同事们见他拉扯两个儿子度日艰难，且中年丧偶，心中悲苦，纷纷劝他为了儿子着想，再续一房妻子，替他分担家务。一天，河大医学院护校程云霞护士替她的校长刘蔚同说媒。女方是她的护校同学，也就是当年在嵩县高都街刘蔚同家小院里，偷摘刘校长家西红柿的护校学生王兰君，此时王兰君所在医院碰巧也驻扎在汉中。

1943年9月，王兰君河大医学院护校毕业后，因家乡河南大部份地区被日寇占领，去陕西谋生成为唯一的出路。王兰君应聘到由河南洛阳迁到陕西省南郑县（汉中）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医院当护士、中尉看护长。

当王兰君见到相亲对象时她目瞪口呆地一下愣住了。怎么会是他，我上护校时的校长刘蔚同，一个比她年龄大20岁，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年芳20岁的王兰君此刻眼神呆滞，一脸茫然，完全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她羞涩地想扭身而去，可腿脚却不听使唤。想一口回绝，面对昔日校长却没有勇气说出口。一半是难以启齿拒绝，一半是体恤丧妻之痛，盛情难却，却之不恭，干脆恭敬不如从命。

王兰君学生时期

　　1925年3月11日，王兰君出生在河南省嵩县城关镇上仓街6号一户小地主家庭。1934年王兰君在嵩县县立女子小学上学，1940年女小毕业。她的娘家与河大医学院都在同一条街上，近在咫尺。

1940年夏，河大医学院护校恢复招生，15岁的王兰君通过奋发努力终于考上了河大医学院护校。1942年河大升国立，护校管吃管住。身穿深蓝色旗袍式校服，胸前佩戴三角形的河南大学校徽，脚蹬白色袜子和黑鞋，彰显出女生精神饱满，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王兰君在上护校期间，刘蔚同恰好是她的校长，实习时又是她的院长。她那一届就招生了19个学生，所以师生彼此之间都相互熟悉。1945年9月，刘蔚同和王兰君步入婚姻的殿堂。

1967年因建陆浑水库，嵩县老城区划为陆浑水库淹没区，县政府迁移到老城西建设新县城。1976年我知青下乡时还去过嵩县老城，当时城墙、城门、高都街都还在。不久库区第三次移民之后，原河大医学院在老城区的首三图书馆、书院街、高都街上租赁的河大医学院机关、教室、学生宿舍和刘蔚同家的小院，都被水库蓄水淹没。

刘蔚同和王兰君订婚照（1945）

　　1944年12月，王兰君所在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奉命撤销。第一分校设备及教学人员移交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中央军校第九分校。命令利用第一分校校址和营房，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第206师。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1945年1月第一分校第十八期两千余名应届毕业学员和部分辅助人员，加上社会上招募的青年，改编为青年军206师，服役期为两年。王兰君就地改任青年军第206师野战医院中尉看护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青年军206师未赶上赴缅甸远征对日作战，仍然驻扎在陕西省汉中。

根据国民政府《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第五条规定，“知识青年应征从军期满复员后，得享受下列之优待：1.公教人员得依本人志愿，仍回原机关服务，该机关不得藉任何理由拒绝其复职，并须给予升迁之优先机会；2.学生得依本人志愿仍回原校原级，并特许参加升级考试；凡参加留学考试及各种考试，得予以优先录取之机会”。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7月14日，王兰君的长女刘莉莉出生。1947年1月，青年军各师的番号陆续撤销，王兰君服役期满后复员。她根据《青年军优待办法》选择上大学，1948年9月被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录取。

1945年5月，河大医学院由汉中迁往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宝鸡市八鱼镇姬家殿村复课。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全校师生激情澎湃，欢呼呐喊 ，庆祝胜利。12月，河大医学院师生从宝鸡返回开封，结束了八年颠沛流离的流亡办学生涯。刘蔚同因新婚妻子尚在汉中服役，就留在了陕西，未回归开封。

日本投降后，流亡在各地的高校纷纷筹备战后回迁复校。刘蔚同所在的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是撤销还是合并，前途未卜。10月，刘蔚同到林可胜将军创办的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陕西汉中）任职。不久军医学校改组，英美派掌权，西安第一分校和汉中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入军医学校，迁往上海江湾，翌年更名为国防医学院。

抗战胜利了，刘蔚同不想再颠沛流离。另外，爱妻王兰君即将分娩。1946年6月，刘蔚同离开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陕西卫生处谋了份技正的差事。10月，刘蔚同又到陕西省卫生试验所任所长。

蔚翁乡长留念（1946.06.03）

蔚翁乡长留念（1946.06.03）

　　这张1946年6月3日的照片背面留有“蔚翁乡长”字迹，说明在那个民不聊生的乱世之秋，刘蔚同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不止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陕西卫生处两地当差，还曾在陕西某乡当过乡长。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均已离世，该事已无从查起。

自古中华民族有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老百姓常说的顺者为孝，孝为大，顺为先。这一年刘蔚同的父亲去世，他把河南乡下的继母接到西安，一来照看孩子，二来给老人颐养天年。刘蔚同父亲去世后在老家的弟弟和妹妹，也靠他寄钱补贴，一直供养到他两个上大学为止。一家老小的花销，全靠刘蔚同他一个人的薪水支撑，为了贴补家用他还到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讲课养家糊口。

刘蔚同与陕西省立医专35级全体同学合影留念

（1946.06.18）

　　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时任校长张迺华，是刘蔚同上海同济大学医科的校友，又是一同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时的同学，刘蔚同被陕西省立医专聘任为皮花科教授。

1946年8月，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由汉中迁校西安。迁返西安后修缮房屋，重建校园，增聘教师，广招纳贤，恢复开学复课。1949年2月，刘蔚同受邀到西北大学医学院任教授。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1949年8月4日，陕西省立医专并入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

解放军19兵团专科医生训练队毕业纪念

（1950.07.02）

中排左8刘蔚同，左9杨得志司令员，左10耿飚副司令员

1949年9月23日，杨得志率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十万大军挥师宁夏，消灭了马家军解放了银川。至此，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后返回西安休整。部队连续作战伤亡，救护能力不足。为提高军队中卫生技术人员技术能力，1949年11月2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耿飚副司令员，潘自力副政委五位首长署名签发聘书，聘请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刘蔚同等教授，聘请陕西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陈祥焘教授（后任河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

1950年10月5日，因十九兵团奉调到津浦铁路山东泰安、滕县一线集结待命，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培训结束。杨得志、耿飚等首长感谢西北医学院刘蔚同等教授为部队专科医师训练队所做出的贡献，并合影留念。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采取断然措施，封闭妓院，取缔卖淫，积极开展性病防治工作。刘蔚同受国家卫生部聘请，参与了国家对性病防治指导工作。先后任西北医学院皮肤性病学教研组主任，麻风病学研究室主任。组织领导了西北地区各省市的性病防治、培训工作。1964年我国宣布彻底消灭性病，刘蔚同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时，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刘蔚同积极筹办皮肤花柳系，举办了两年制的皮肤花柳病专修科，皮肤科医师进修班，开展麻风病的防治，培养壮大基层医疗卫生人员队伍。

王兰君加入民盟申请表（1952.07.06）

　　1950年2月14日，王兰君的长子刘梦臻出生，当时王兰君尚在上大学住校，学校在西安南郊小寨，距离家青年路189号眷属第二宿舍很远，不得已刘蔚同又把现妻岳母接到西安照顾孩子。刘蔚同是个孝子，等到60年代家里分到五间房子宽敞时，接来了三个老太太，分别是继母，前妻岳母和现妻岳母。

1952年9月，王兰君毕业后留校在细菌教研室，后改为微生物教研室任助教。文革前为了照顾家庭，调到西安医学院二附院检验科工作，曾任检验科主任。1988年晋升主任技师，1990年退休。

王兰君（1925.03.11～2005.01.03）

　　1952年3月13日，王兰君在加入民盟申请表中【对本盟当前任务的认识及其感想如何】一栏她这样写道：“认识本盟的一般任务，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各种聚会活动。特殊任务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因此我愿意参加组织，在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下，更快的进步，更快的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刘蔚同、王兰君夫妇1952年加入民盟的介绍人，分别是时任国立西北医学院代院长侯宗濂（1900.01.23～1992.03.17，辽宁省海城县人）教授，国立西北医学院附设医院副院长兼医务部主任刘新民（1907.10.29～1979.01.15，安徽省凤阳县人）教授两个介绍人。

民盟西安市支部盟员调查表（1954.01.20）

　　这张1954年1月20日民盟西安市支部高等学校盟员情况调查表，表中除皮花科刘蔚同教授、细菌科王兰君助教名字外，还有一个我熟悉的名字，西北医学院附设医院三级住院医师兼助教牛佩璋。

牛佩璋（1922.01.16～2001.05.28，山西省定襄县人）1948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在附设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青海西宁。

妻子李景月（1924.04.23～2023.06.08，山西省定襄县人）1951年7月毕业于国立西北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在附设医院皮花科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投师在刘蔚同门下。

庆祝儿子抗美援朝胜利凯旋归来（1956）

刘近一抗美援朝回国后与弟弟妹妹合影（1956）

前排左起：三子刘梦臻、三女刘小兰、四子刘化一

后排左起：次子刘梦琪、长子刘近一、长女刘莉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参军入伍热潮。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1951年刘蔚同送子参军，17岁的长子刘近一，参加了志愿军入朝作战。

50年代初，真的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刘蔚同的三女儿刘小兰回忆说：“我家门楣上的《军属光荣》牌，是她童年最闪光的记忆”。1956年为了庆祝儿子抗美援朝胜利凯旋归来，刘蔚同身穿盛装与儿子合影留念。

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56.05）

全国先进生产者出席证（1956.05）

全国先进生产者纪念章（1956.05）

　　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刘蔚同教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异，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与全国劳模同等待遇），并进京出席了会议。

如果说平凡是一种奉献，那么敬业就是一种美德。全国先进生产者就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人民的楷模，共和国的功臣。

1956年11月14日，陕西省委文教部批复：西安医学院刘蔚同被评为国家二级教授。他先后担任了西安医学院工会副主席及二附院工会主席等职。

《皮肤病学》（1958.09）

　　1958年9月，杨国亮教授主编，刘蔚同合编的高等医药院校教科书《皮肤病学》第一版出版，1963年1月第二版（修订），1965年6月第二版共16次印刷出版。

《皮肤病及性病学》（1963.11）

　　根据卫生部1961年医学专科学校教材编写计划，刘蔚同主编，刘辅仁、刘树德等合编的《皮肤病及性病学》，共4次印刷出版。

• 1963年11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 1964年6月第一版第2次印刷。
• 1965年5月第一版第3次印刷。
• 1966年5月第一版第4次印刷。

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花科全体合影（1953.02）

前排左2刘蔚同，左3刘辅仁

中排左2 李景月

刘蔚同离职后，河大医学院1948年11月聘请了开封特别市人民民主政府卫生局副局长郝世襄（1890～1982，1918年陆军军医学校毕业，曾多次留学美、德、日）任皮花科讲师。1955年郝世襄下放到伏牛山医疗队后，留内乡县医院工作。1952年河医又聘请了张西华（1909～1980.08.20，1935年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博士任教，1958年河医迁郑时张西华留汴。迁郑后皮花科改称皮肤科。

到了60年代初期，河南医学院皮肤科师资还非常薄弱，连一个主治医师都没有。仅有蒲梦麟（1929.07～1990.08.21，甘肃甘谷人，1955年西医毕业）、王诗琪（1935.03.01～2013.01.05，河南安阳人，1958年河医毕业）、李运芬（1931.02.19～1970.05.09，河南杞县人，1959年河医毕业）、傅世珍（1934.11.14～，河南新郑人，1961年河医毕业）、孟作仁（1937.12.09～2023.01.23，河南孟津人，1962年河医毕业）、乔耀芳（1937.09～1987左右，河南郑州人，1962年河医毕业）、肖文彤（1936.08～，湖北武汉人，1963年河医毕业）七位住院医师。学科要发展首先需要有学科带头人，于是皮肤科副主任蒲梦麟就向医院申请拟调调一名讲师或教授。

中国皮肤病学界有“南杨北胡”之说，这两位著名的皮肤病大师高不可攀，河医只好另辟蹊径 。西安医学院皮肤科的名声在当时也非常响亮，因民国时期有蹇先器（1893～1945，贵州省遵义市人，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院长）教授筚路蓝缕奠基立业。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刘蔚同、刘辅仁、刘树德被誉为“西北三刘”,在西北同行中享有盛誉。况且刘蔚同曾任河大医学院附设医院院长兼皮花科主任，另外两刘原系河大医学院学生，因抗战时期山河破碎河大流亡，辗转到陕西谋生。

备注：

1. 南杨——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杨国亮（1899～2005）。
2. 北胡——北京医学院院长，留美博士胡传揆教授（1901~1986）
3. 刘辅仁，1916～2010，河南省开封市人，1940年河大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1944年遭日寇铁蹄践踏后离校。1950年西北医学院工作，1952年晋升副教授，1980年晋升教授。
4. 刘树德，1918～1987，河北省广平县人，1945年国立西北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主治医师。“文革”期间下放到陕西省安康地区医院，1980年调入陕西省中医研究所，晋升主任医师。

　　河医皮肤科副主任蒲梦麟，1955年西北医学院皮肤病专业班毕业后分配到河医工作，“西北三刘”都曾经是他在西安上学时的老师，蒲梦麟想利用师生关系的途径引进人才。在蒲梦麟的提议下，河医就想方设法试从“西北三刘”中挖来一人。

然后，河南医学院打报告通过卫生部发函，向西安医学院调派人员，西安医学院自然不肯放“西北三刘”归山。面对必须完成的这项政治任务，刘蔚同想出一石二鸟之策，即动员皮肤科当时排行老五的弟子李景月主治医师奉调去河医，提出条件是夫妻一同调往，解决夫妻分居两地问题。

李景月的丈夫牛佩璋，原系西北医学院毕业，留校后在附设医院当医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青海西宁。在当时“极左”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极右”则是敌我矛盾的大环境下，照顾“右派”夫妻团圆，这可是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问题，所以没有人敢触碰这条红线，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刘蔚同、刘树德在西北医学院皮花科留影

（50年代）

前排左起：刘蔚同、刘树德，后排左邓云山

刘蔚同带领西安医学院皮肤科医师查房

（60年代初）

左起：李景月、邓云山、吴庭壁、刘蔚同、刘辅仁

后经与西安医学院协商，河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两个住院医师作为交换条件，1964年换来主治医师李景月和丈夫牛佩璋来郑州。李景月到河医后创建了真菌实验室，利用在刘蔚同教授辅导下掌握的先进技术，开展了对皮肤科真菌病、性病及结缔组织病的治疗方法。

李景月1966年任河医皮肤科教研室副主任，1980年10月晋升副教授，1981年5月转评副主任医师，1986年12月晋升教授，1987年12月转评主任医师，1987年兼任河南医学会第三届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牛佩璋到河医后任消化内科医师。1978年2月恢复主治医师职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80年2月转评讲师，1986年12月晋升副主任医师，1987年11月转评副教授。

刘蔚同夫妇在西湖三潭印月（1960.08）

刘蔚同夫妇在天安门广场（1962.08）

　　大概在1962年左右，刘蔚同去厦门开学术会议，返回西安时在郑州停留，专程去拜访了河南大学医学院流亡嵩县时期他的老朋友，上海同济医学院的老学长，河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主任李瑜如教授；上海同济医学院的老学长，河医组胚教研室主任宋玉五教授；上海同济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原河医药理学系主任夏一图教授等老朋友。学生李景月、蒲梦林闻讯刘蔚同老师来郑州，去李瑜如家拜见了老师。

“ 一声‘在家吗？’相琳（李瑜如）一听就知道是老同学刘蔚同的声音，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正是相琳最想见的人，于是，赶快答应‘蔚同来啦，快进来。’……相琳说：‘景兰（李瑜如夫人）蒸了一锅红薯，你包几块吧。’蔚同说：‘好，我正想吃蒸红薯。’景兰刚买菜回来听相琳一说，就给蔚同包了几个带走了。”（摘自李瑜如自传）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难忘的场景，一别20年，那些远去的场景再一次浮现在他俩的面前，相拥而泣，老泪纵横。纵有千言万语一时凝噎。一句简单的好久不见，道尽了多少心酸与思念。

全家福1966年

前排左起：三女刘小兰、王兰君、长孙刘雷、刘蔚同、四子刘化一

后排左起：三子刘梦臻、长媳王玉兰、长子刘近一、次子刘梦琪、长女刘莉莉

1965年，刘蔚同的一双儿女21岁的儿子刘梦琪，19岁的女儿刘莉莉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南泥湾生产建设兵团，“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刘蔚同作为3000名支边家长代表，在西安人民大厦欢送会上发言，号召支边学生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垦荒屯田，把黄土高原变成沃土良田。

1966年“文革”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刘蔚同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崇洋媚外”三顶帽子，成为小会揭发，大会批斗的对象，身体与精神遭受双重折磨 。再一次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 中央纠正和批判极左思潮，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1972年4月6日刘蔚同被西安医学院二附院任命为皮肤科代主任。

1976年结束了十年动乱，平反冤假错案与拨乱反正成，雨过天晴，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摘掉了刘蔚同“臭老九”帽子，得到彻底平反。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5月22日，西安医学院任命刘蔚同为皮肤科教研组主任。1979年6月12日，任命刘蔚同为皮肤病学教研组主任。

刘蔚同（1905.05.19～1982.01.07）

　　刘蔚同是1952年第二届中华医学会皮肤花柳科学会委员，1956年全国第三届皮肤性病科学会常委，1959年全国第四届皮肤性病科学会委员，1978年全国第五届皮肤科学会常委。

1951年12月，陕西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成立，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73年1月5日任第二届名誉主任委员。

陕西省1958年第二届、1963年第三届、1977年第四届政协委员。

1976年后，刘蔚同患脑梗偏瘫后不再上班。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刘蔚同父亲刘亘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被捕入狱，后由太康县知名人士保释出狱。经组织调查狱中没有叛变，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一天来得太迟，足足等了几十年。如果早来20年，“文革”中刘蔚同就不会因“叛徒”子女的罪名而遭受磨难。

1982年1月7日，一代皮肤病学大师刘蔚同教授逝世，令无数人为之痛惜。

你一路走来，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不畏难行之路。

你一生耕耘，致力于皮肤病学研究。呕心沥血，独创偏方秘方。用心传承经典，造福皮肤病患者。

大师已去，风范永存。

生命虽逝，星光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