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刘映)</p><p class="ql-block">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则是从1968年开始,到文革后期,全国知青总人数达1600多万。上山下乡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同时也是知青通过上山下乡找到入学和就业出路的途径。上山下乡对知青是一个严酷的锻炼,但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问题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回家与返城的呼声。目的与预期的反差,到了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p><p class="ql-block">同全国一样,贵州大方县的知青分为插队落户和知青队两部分。插队主要是依照个人意愿选择合适的地点,这些知青主要是借住农户的房子,自己做饭,自食其力,没有生产资料,生活极其困难。为解决知青生活的困难,1973年大方县成立1226知青队,分为大转弯,萝卜园,狐狸塘,岩下等知青队,我就分在大转弯这个知青队。</p><p class="ql-block">在知青这部年鉴上,1977年,是知青命运起伏跌宕和生死悠关的一年。这一年中一个人的复出,一次会议,一项决策不但改变了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也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民族的未来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p><p class="ql-block">1975年,我在大方一中高中毕业,考虑到农村的困难,选择到1226知青队当知青。我们大转弯知青队距县城4公里,这里夏天凉爽,遇气候变化常常大雾弥漫,冬季异常寒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就在这里度过了短暂却又十分漫长的知青生活。</p><p class="ql-block">在我的记忆中,1977年的春天来得比以往早,在阳光的照耀下,山野中那枝枝枯木吐出了嫩芽,一阵风吹来,吹绿了田野和路边的小草。一年之计在于春。正月十五我回到知青队,准备开始又一年的劳作。柳絮随温暖的春风在空中自由随风飘荡,像漫天飘舞的雪花,与往年春季不一样的是,外面的山野里吹着强劲的白杨风,把山岭上的大树吹得哗哗直响。听上年纪的老人讲,没有哪一年的白杨风像今年这么大。强劲的白杨风究竟意味着什么…</p><p class="ql-block">1977,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p><p class="ql-block">这是我在知青队的第三个年头,与往不同的是,新年伊始,人们强烈地关注时局。1976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相继去世,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人们都在关心邓小平能不能再次复出。除广播和收音机外,各种消息不径而走。这种关心与关注中,也带有种种期盼。同全国一样,在大方县的广大边远农村,关注最多的知青是其中之一。对大多数知青而言,并不想在农村当一辈子的知青,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盼望政策改变,结束上山下乡,并且找到一份可以安身的工作。</p><p class="ql-block">可是,现实与理想存在的巨大落差,对于所谓的前途,知青们沉默以对,满脸无奈。事实上,1977年之前,知青很少通过上学,招工或参军的途径走出农村。出去的少之又甚。前途渺茫,知青队的人们心情凝重,十分压抑,嘴上不好说但心里很着急。</p><p class="ql-block">我们都在等待,可1977与往不同,似乎有了一种希望与生机。</p><p class="ql-block">1977年5月,邓小平在首都体育馆露面,这是1975年他被打倒后的首次公开露面。7月,民心所向,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复出,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并开始掌控民族与国家的命运。</p><p class="ql-block">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邓小平首先把目光汇集到教育与科技领域。对于教育与科技的落后状况,邓小平感慨地说:“和西方相比,我们在教育与科技方面至少落后了二十年。”复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于八月四日召开了一个为期5天的教育与科技工作座谈会,邀请共33名专家与会商讨中国教育与科技的出路。有专家提出,文革中通过层层推荐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二是经过文革培养的学生知识水平大大下降。“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是文革期间高校招生的所谓十六字方针,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两条不知难倒了多少人。这不仅造成不公平竞争,也导致高等院校招不到合格的人才。招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第一关,现行的招生制度已无法招到合格的人才。专家们进而提出,应恢复原有的招生考试制度,这是解决中国教育的根本出路。清华大学校长抱怨,文革招收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其中高中文化的仅20%,初中仅20%,小学文化的同样占20%。邓小平对校长说:“那叫什么清华大学,不如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五天的时间,邓小平了解到了中国教育与科技战线最真实的情况。</p><p class="ql-block">召开座谈会之际,按老办法招生已成定局。邓小平问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汇报说,八月了,招生文件已发,是不是明年再搞?”有专家建言:“宁可推迟到明年一、二月份再开学,咱们都得赶快恢复高考。”“今年再按老办法招二三十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也太大了。”听了大家的发言,邓小平说:“那既然是这样,今年就开始。”此言一出,语惊四座。8月8日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执地有声地说:“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好办法</p> <p class="ql-block">恢复高考,原本是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但是,十年积压的上千万知青怎么办。文化革命造成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中国教育为之停滞并中断了十年,期间全国知青总人数达1600多万,1966~1968年三届学生史称老三届,受文革影响较小,基础较扎实,而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已过而立之年,他们是文革时期学习的佼佼者。听了大家的发言,邓小平作出了一个大胆惊人的决断。他指示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把原来写好的报告收回来,招生涉及到下乡的几百万知青,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的人才选拔上来,又不引起波动。”9月6日,邓小平在教育部的一份书面报告批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并亲笔附言:他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的高中毕业生,只相当过去初一年级的学生水平,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需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p><p class="ql-block">就这样,邓小平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和判断力,果断拍扳,作出了一个影响民族命运的关健决策。就这样,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在1977年得以恢复,并将高考时间推迟和定在1977年的第四季度。</p><p class="ql-block">为此,教育部研究并制定了“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16字方针。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深受广大知青的欢迎,也是国家与民族走向未来的基本保证。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梦。对于重新制定的16字方针,邓小平说:“队里不同意怎么办,领导不同意报考又怎么办?16字方针建议很好,我取四分之三,拿掉这一句。”这为广大社会知识青年通过平等竞争创造了条件,让他们又可以重新追逐自己的梦想。对于过了而立之年的老三届怎么办,面对这批特殊考生在期盼,又作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决策。在1977年新生录取办法中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丰富,并专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p><p class="ql-block">围绕这次特殊的高考,在短短的四个月中,邓小平先后做了多次指示,甚至因教育部办事不力,久拖不决而震怒。在这些批示中,凝聚了一位七十三岁老人太多的思考与期许。</p><p class="ql-block">不再经推荐和领导批准,放开报考条件的消息传来,全国为之沸腾。它的影响和意义大大超出考试本身。对广大社会知青而言,倾刻间打开了一扇通向人生新阶段的大门。曾经的苦闷与彷徨,在这一刻全扫而光,久违的学习热情被瞬间点燃。</p><p class="ql-block">1977年12月10日,无数社会知青和青年学子期盼已久的高考终于到来。他们在经过短暂的准备后满怀激情,走进了梦寐以求的考场参加考试。尤其是那幅:“热烈欢迎各位考生接受祖国挑选。”的横幅,令人心潮澎湃。这一年中,全国共有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参加了中断十年后的第一次高考,共有57万考生被高等院校录取。在这批人中,我们知青队的蔡勤生,宫小兵等成为时代的宠儿,我们大方一中七五届高二(3)的陈虹,刘云飞,欧晓海,谢大钊有幸成为叩开大学校门的人。</p><p class="ql-block">以1977年的高考作标志,许许多多青年被压抑的激情完全绽放,人们通过高考又一次有了选择命运的权利,而随着千百万青年人生命运的改变,国家的前途也被照亮,一个民族又绝地逢生。</p><p class="ql-block">我也是恢复招生考试制度的受益者。1977年,根据自己的情况,出于稳妥和急于解决就业心理的驱使下,报考了贵州省商校,实现了一个知青的上学梦。</p><p class="ql-block">后来,高考成为了常态,只要是有志青年,通过勤奋的学习与努力,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值得指出的是,高考并非独木桥,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我们这批50后的同学除部分被高校录取外,其他的或参加工作,或从事不同的职业为国家做奉献,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p><p class="ql-block">时光转瞬即逝,今年是我们高中毕业暨上山下乡50周年。我们1975年在大方一中高中毕业并奔赴广阔的农村,我们是中国最年轻的知青。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已到夕阳奔古稀之年。然而当5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向我们走来之际,令人浮想联翩,难以平静。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两次大迁徏,青年时代大浪淘沙,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奉献,我是在随风飘荡中,像戈壁滩上的流砂一样来到了第二故乡的毕节市七星关区;在告别了自己的工作事业之后,为了自己的老人和子女又不得不进行第二次迁徏。我在七星关和大方有许多同班同学,校友及朋友,退休后根据自己的情况离开毕节和老师同学最终定居贵阳。同我一样,许多同学也是如此,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令人惊叹的是,我们这批50后,60后的人生经历竟然高度相似与不谋而合,青年时代大浪淘沙,随遇而安,晚年又再次迁移和跟随子女。</p><p class="ql-block">时光似水,难忘的1977年已经远去。今年恰逢大方一中七五届高中毕业暨上山下乡50周年。1977年,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因伟人邓小平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而宣告结束,并由此改变了这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恩情和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永远值得我们铭记。</p><p class="ql-block"> 2025.1.15于贵阳金阳</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岁月如歌</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贵州大方一中七五届高中毕业暨上山下乡50周年</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37, 35, 8);">老同学,老知青</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 1, 1);">(图为大方一中七五届高二(3)40周年聚会)</span></p> <p class="ql-block"><i style="font-size:15px;">作者档案:刘映,生于1957年10月,贵州大方人,1975年毕业于大方一中,同年上山下乡到大方县1226知青队,1977年考入贵州省商校,1979年在毕节地区商业局五交化公司参加工作,后调毕节公安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