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前夜的猴场会议

老周

猴场会议会址

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后，按毛泽东提出“避实就虚”的正确建议，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的直接领导下，一路斩关夺隘，横扫黔敌，突破王家烈的清水江河防，连克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城，把十几万敌军甩到了湘西南，使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围歼”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12月下旬，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已向乌江南岸前进的消息后，急忙改变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2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阻止红军“赤化黔北”，并且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以为“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前有乌江天险，后有追兵的严重局势，博古、李德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而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以实现原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不但引起了部队思想的混乱，而且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瓮安县猴场后，于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在猴场宋家湾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1984年12月记者罗开富在猴场会议会址处留影(翻拍)

《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影印件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李富春、伍修权(翻译)。会议的焦点在于中央红军的行军方向问题，是继续一路北上，到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折返湘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立了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进军的军事路线，再次重申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军事部署。肯定了关于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会后，中央红军以势不可挡之势，抢渡乌江，占领遵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猴场会议既是对黎平会议的补充和确认，又是党在战略转移中的一次会议。它再次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拨正了红军战略转移航向。它提振了革命士气，为突破乌江提供了精神动力。它逐步瓦解了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猴场会议决议明确规定凡重大军事行动，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把违背党的纪律，教条主义的“处理一切”的“左”倾领导人手中的军事权收归政治局，而由政治局集体来决定重大原则问题，从而在组织上开始纠正中央红军在“左”倾中的危险，开始逐步恢复党对军队领导的正常状态，初步恢复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由政治局集体作重大决策的集体领导制度，开始改变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为后来遵义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了准备。(史料来源《猴场会议资料汇编》《红军三过瓮安》)

本文作者在猴场会议纪念馆前留影

(个人简介)周 君 男 汉族 中共党员 贵州省凤冈县人，1964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贵州省中共党史学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遵义市长征学学会理事，自2015年底从县委政法委改任非领导职务后，专门从事长征文化和地方历史文化的资料搜集研究。写有《遵义大捷》《血战大广坳》《红军游击队在黔北》《转战乌蒙》《鏖战川滇黔》《英雄血洒乌江畔》《千里大突围》《突破湘江》等十七部有关红军题材书稿。已出个人专著《伟大转折》《残阳如血》《1934--红六军团进凤冈》《凤冈抗日志愿兵团浴血潇湘》《凤冈--1950》和《龙泉号军烟云录》等。所写《浅谈石阡会议、盘县会议在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论文，获2016---2020全国党史和文献部门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