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小聪明

馋师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北平扶植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内蒙古还扶植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多个汉奸政权林立，但是，他们都不是国民党员，无法成立一个能分化国民党的政治核心，因为缺乏一个能与蒋先生分庭抗礼的伪领袖。

1938年12月，汪精卫在日本策划下逃出大后方重庆，投入日本人怀抱，发表所谓“艳电”公开投降，汪精卫可是正统的国民党员，还是孙文总统的秘书，投降前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时的职务是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虽然都是虚职，但就地位而言，俨然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

　　在日本人支持下，1939年8月，汪精卫一伙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以汪精卫为中央党部主席的新的领导机构，以“纯正”国民党的面目出现，加紧准备继承中华民国法统，成立新的国民中央政府。

　　1939年9月至年底，汪精卫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三巨头曾以汪精卫伪政府为中心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就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也就是利益划分问题，在南京，青岛等地召开过几次会议。

几家汉奸都想在新成立的伪政府里尽多的划分利益。其中军事力量最强的是王克敏，王克敏背后是日本陆军（省)部支持，前期历任三届民国财政总长，有钱有势有军队。梁鸿志背后是海军部，枪杆子里出政权，于是，如何把王克敏的部队归于伪政府，成了光杆司令汪精卫的心头大事。

心腹周佛海，曾经劝过汪精卫，依照目前政府制度，每讨论一事，必将投票决定。王对于部队归属，财政大权，议员位数，任命官员等等绝大利益问题，不可能忍痛割爱，深明大义的举手同意归于新政府，还是请日本人来说服王克敏进行统一管理。

汪精卫却成竹在胸，不屑一顾地说，你尽管把提案写出来，剩下的由我来。

汪伪政权建立不久，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前，汪精卫找到老大哥王克敏，并把会议议程一一通气，王克敏见都是小事，并不涉及重大事项，就摆明下午要举手赞成。并即兴给汪先生讲解了一系列如何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技术。(该技术王克敏曾讲予张作霖，张作霖当时就奉为圭臬)。

会议的座位按照官职大小排位，汪精卫居首席，这是三方都认可的。但第二把交椅，汪精卫提前拉了梁鸿志入座。然而王克敏呢，论资格他最老，论辖区他最大，第二把交椅应该由他坐才对，而且以前的席次都是这样安排的。但王克敏来迟了一步，当他进入会场时，梁鸿志已经坐在第二席上了。

王克敏独眼斜视，然后拂袖而去，当场给汪精卫和梁鸿志难堪。汪时璟、殷同等华北伪政权的人唯恐局面闹僵难以收场，拉住王克敏苦苦相劝，王克敏这才委屈地回到第三席上坐下。但他板着铁青的面孔，怒气冲冲，一言不发。

汪精卫等人早已不动声色地策划好了将王克敏赶下台的计划。正当王克敏坐在台上生闷气的时候，汪精卫拿出另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沦陷区各省市办理转移管辖”的提案。而王克敏正在气头上，光考虑位次问题了，也没有听清楚汪精卫的提案，就举手表决同意了，汪精卫马上宣布通过。

翌日，汪精卫又立即将提案明令发表，要求各地照此办理。会议结束后，汪精卫向王克敏解释座次有误，并向他道歉，然后又与王克敏说说笑笑，显得十分亲热，王克敏的怒气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次会议通过的“移转管理办法”，其实质是各地方政府的负责人，由汪伪政府直接任命，部队，资产也有了其他人管理。王克敏却稀里胡涂，全然不知。等王克敏回到北平的时候，汪精卫已派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先期到达北平，住进中南海，办理移转管辖手续。等王克敏明白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这就是汪精卫的阳谋阴做。

王克敏与汪精卫不和，有次一起吃饭。王克敏把周佛海拉到一边，对他小声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的事情呀。”

可见，他们在那个时代，王克敏和汪精卫一样，都不觉得自己是个汉奸。

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他与日人俄人合作，口口声声说是继承孙先生遗志，不知道是否真假。

再看看他们同时代的袁世凯的秘书王揖唐的说法：假如说我是汉奸，那大清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那我们的祖先能活下来，是不是都已经是了汉奸呢！那我们岂不都是汉奸的后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