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一种不屈不挠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渔父

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而我的父亲，则是那部充满波折与奇迹篇章极为耀眼的角色。他的一生，仿佛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打击，却从未被击垮，反而以一种不屈不挠、坚韧不拔、乐观旷达的精神，照亮了家庭前行的道路，成为我们心中那座永不熄灭的灯塔。

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有一个特殊的词语叫做“黑五类”，所谓“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的统称。一个人一旦被贴上其中一个政治标签，就会被时代和社会打入万劫不复之地，不仅自己的政治生涯完全被终结，还会株连到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其子女求学入团参军求职工作等希望都被掐灭。在这种政治重压下，不少人，不堪凌辱投河自尽，有的忧患成疾抑郁而终。而我的父亲，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却被贴上其中两个政治标签（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在政治生涯中遭受接二连三的重击，被社会打入十八层地狱，但他每次都从泥泞的地下蹒跚的站了起来，用清澈的河水洗净身上的泥污，最终迎来了春风的吹拂，拥抱阳光的洗礼。

自身受迫害

1958年春天父亲被打成右派时，那时我才4岁，父亲当时处于怎样的困境，我没有留下太多记忆，这里不妨引用师兄张纯阳先生（原万县市西教场小学59级学生，西小教师子女，后任万县市昆仑仪表厂副厂长）的一段回忆来还原当时父亲的精神状态。

“58年，我在西较场小学读书（五年级），那时薛教我们的算术。三年级起我就随母亲来到西较场小学（母亲由电小调到西小）。薛是校长，每每在学校走廊或食堂打饭时碰见我，就要摸摸头，说几句鼓励的话，慈祥得很。薛四十来岁（实为三十多岁），一米七的个头，淡淡的眉毛下两眼炯炯有神，且精力充沛，校长除行政工作外，还兼任高年级的语文、算术课。58年“反右”运动中薛被打成了右派。可能是师资缺，也可能是算术课放“毒”有限，虽被撤去校长职务，薛仍教高年级的算术。十一、二岁的孩子不懂政治，迷糊中又知道他被定为坏人，本来就贪玩，没有权威的教师上课情形就可想而知，有说话的，有背过身去拿铅笔的，有男生超过“三八线”女生尖叫的，嗡嗡声不绝于耳。薛很无奈，但仍坚持认真地教下去。 “一次， 在喧闹声中，他发现我正跟前后排的同学摆龙门阵，就点名叫我起来回答问题，自小我就有点小聪明，喜欢将第二天的课文预习一遍，题就难不倒我，我一边吃瓜子一边回答问题，就有轻蔑、骄傲之意。题答完了，他愣了片刻，眼睛里滚动着泪花，神情中透出无奈和痛惜……，终于，他翕合的嘴唇吐出话语：‘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定有出息……，我——我——我……，‘语音嘶哑、咽塞，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我剥瓜子的手垂了下去，全班肃然。薛老师，我的纪念，永远抹不去我心灵中对你的愧疚，永远，永远！”

父亲被无辜打成右派后，为发泄心中苦闷，赋诗一首：

《冤愁.七律》

风云突变一瞬间，

清白成就已云烟。

山河依旧家颓败，

盛世何铸窦娥冤。

注：七律实为七绝

那时全国大炼钢铁，学校也参与其中。西小按市里布署,成立炼铁领导小组，成员是学校领导班子,学校指派父亲和童隆云，黄士珍等等右派分子，每周一次翻过大垭口开县境内换耐火石，其余时间就是炼铁,从10月一直持续到年底，最紧张时有连续17个昼夜未睡一分钟,父亲实在支持不住了,屙尿时打瞌睡跌倒时才吓醒，可是校长潘学思和工作组长田中立硬诬陷父亲是消极怠工，反对钢铁元帅升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外郎公社各大队成立了造反派战团，冬天的夜晚，东井大队造反派好像荷尔蒙爆棚，举着火把在我家门外高喊“把坏分子薛敦信（父亲族名）揪出来” “把右派分子薛敦信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接着就是抄家，家里凡是带有“四旧”印迹的东西都被造反派抄走了，实际上就是据为己有，父亲的一支“新农村”金笔被造反派凌XX揣到口袋里了，民国时期镶有金边的饭碗被当场砸碎。战团领导人凌XX有次见到我，问我父亲有过什么反动言论，其时虽小，但我回答没听说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父亲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两次大型批斗，一次是在竹林村校召开的批斗大会，这次批斗大会是外郎公社南边东井、竹林、高桥、三台四个大队的黑五类分子全部集中起来进行批斗，父亲戴的高帽子上写着“坏分子薛敦信”，造反派们把父亲不断的推搡着，声嘶力竭的叫喊着。一次是在外郎小学天井里，这次是把全公社比较有名的黑五类分子集中在一起进行批斗，父亲被铁丝穿着的柜子板挂在颈项上，腰弯成90度，人在那种场合下实在撑不了几分钟，于是父亲把头稍稍抬了下，武装部长谭坤文又把他的头按了下去，如此往复。我看着这个场景，当时心里在滴血。现在回想起来，我怎么当时没冲上去，保护自己的父亲，大声呵斥那些造反派，但我没有那么做，直到今天，我还在为自己的怯懦深深自责。更让人愤怒的是，连凤鸣区革委会（那时凤鸣区有七个公社）搞大型批斗会，都要指令我父亲去陪宰，虽然不是被批斗的主角，但从东井3队前往凤鸣区公所，要步行50多华里的山路，到了目的地，马上又要站到批斗场上。

文革批斗会（图片源自互联网）

除了无休无止的批斗会，1968年左右，大队革委会还要求黑五类分子在和社员一起劳动时，要用一块长35公分，宽25公分的白关布，上面用毛笔字写上自己的身份和名字，比如我父亲的白布上就写着“坏分子薛敦信”,分成两排排列 ，用别针挂在胸前，然后去干农活，父亲在精神上受到极度摧残。

精神上的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身体上的压榨和摧残就更不用说。

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外郎公社有一个规定（也可能全国各地一样），全公社的黑五类分子，要被强制履行义务劳动。那时，外郎公社准备修建砖木结构的大礼堂，这需要大量的木材，而公社南边的三台大队木材较多，于是公社下达指令，每个黑五类分子参加义务劳动，从三台泉家坳运送500斤木料到公社所在地外郎湾。

原外郎公社礼堂

泉家坳到外郎湾全程大概30华里，泉家坳地处三台大队五峰山上，海拔大约500米首先从泉家坳出发，全是山间崎岖小路，顺着山路直下，来到磨刀溪，然后过柏木渡船，再从王爷庙一直往上爬，一直到外郎湾，外郎湾海拔大约也是500多米，一个半天累死累活，也就运一次木料，为了减轻父亲身上的担子，那时才十多岁的我，我也去运了几次木料，虽然每次只能扛50斤左右，但总算替父亲减轻了一些负担。不仅外郎公社是这样，连凤鸣区政府也强制要求黑五类分子参加义务劳动，凤鸣区政府所在地海拔在680米左右，冬天来了，温度较低，通常都是由各地黑五类分子（也可能是公社点名我父亲去送炭）从山台去挑杠炭（青杠木烧制成的木炭），全程往返大约100华里，每次大约要挑100斤，我记得父亲被点名去送了两次。

这还不说，东井三队召开社员大会，冬天的晚上，社员开会烤火取暖的木柴，也是由父亲义务劳动无偿提供（那时3队就只有父亲一人是黑五类分子）。

子女遭株连

如果说，来自社会上的压力，父亲还能硬撑过去，但看到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无辜受到株连，心如刀绞一般。

1961年我7岁时，该入学读小学了，按就近入学的规定，我该在西教场小学（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学校）。但我去报名后，开学时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右派分子的子女不得入学读书。无奈之下，父亲才把我带到他重新安排工作的龙宝二完小读书。

1963年，我那时9岁，已经从龙宝二完小转学回万县市民主路小学读书。至今我还记得的一件事就是一天下午，三所十二段（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几名社区干部陪着两个民警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让我反复写“杀“和”人民公社“这几个字，我当时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按要求做了，后来才知道，当时在民主路小学附近发现了一条反对”人民公社“的标语，民警在调查时，认为我嫌疑很大，所以把我叫去对笔迹。我的笔迹与标语笔迹显然不合，最后不了了之。

万县市民主路小学（1998年小学同学联谊会，我因事未参加）

1968年，我在外郎小学毕业（本该1967年毕业，因文革延迟一年）后，本该升学读外郎民中，其时，已经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由大队推荐，大队民兵连长凌云福正是管委会成员，不予推荐我入学，这样我就在1969年15岁时辍学回到东井三队当农民了。

云阳县外郎乡小学

原外郎公社小学（现响水村小）

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制度，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我参加了当年的中专考试，最后，外郎公社参加高考和中考的40多名考生，只我一人上录取线，并随后参加了例行体检和政审，但最后还是因为我属于黑五类子女而未获通过。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来对我政审的是凤鸣区文教助理熊同福和云阳中学总务主任邬凤翔，因我们家是黑五类家庭，母亲出于热情，为两位政审干部煮了一碗开水蛋，他们都不敢吃，唯恐吃了政治上说不清楚。加入共青团也是遭歧视。我从15岁回乡，看到村里的年轻人都入团了，为了要求上进，我年年都向东井大队团支部写入团申请书，但就是不予批准，一直到1979年5月，父亲平反后，我才如愿加入共青团。可以想见，看到自己孩子受到的政治上的株连打击，父亲当年心里所受的煎熬和痛苦，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南充师院中文系七九级1班超龄团员退团纪念（右一是我，我1979.5.4入团，1980.12.14退团，团龄1年半）

除了这些，父亲有时还要忍受我们作孩子的不理解和不懂事。下乡时，我才1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开始有些叛逆，尤其是在东桥井这个贫困山区长期居住，忍受着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困顿。68年小学毕业前，班里有一胡姓同学才转学来，比我大一岁，有次指着我说，“你是牛鬼蛇神子女，只准你规规矩矩，不准你乱说乱动”（文革时髦语言），为这句话，我差点和他打起来了。这句话很打击我的自尊，即使五十六年过去，当时的情景都还历历在目。不过那位胡姓同学，和我一样，后来都同在教育战线，每次见面或相逢一笑或握手致意，毕竟当时都才十四五岁。每次回万县市，路过民主路小学同学诸如胡志华晏兴华陈维民家门前时，我都自卑没有前去打个招呼，只有住在马伦岩的杨万才偶尔见个面聊几句，那时他没有下乡已在灯泡厂工作了，可以说我们的地位在云泥之间。由于对前途未来深感绝望，有时在家里对父亲有些埋怨，有时甚至高声嚷叫，那时年纪尚小，不懂事，不能理解父亲所遭受重压的痛苦，发了一些不该发的怨气，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语，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内疚。

1976年冬，我怀揣一线希望，步行50华里路去凤鸣区公所，想报名参军（其实，我在外郎公社就被政审下来了），自然，我连体检表都没拿到。从凤鸣返回时，父亲从磐石回来，我等他一路，走到马门口下面的马槽沟，父亲知道我没有被允许参加体检，他说了一段至今我都不能忘怀的话：不能参军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的政治问题，包括像我们这一类当年被错划成右派的人，中央正在考虑要为我们平反。话岁少，但却坚定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父亲就是这样，无论是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重压，还是自己子女的埋怨和不理解，他用自己宽厚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用无尽的耐心和温柔包容了我们的每一个错误和缺点。父亲是坚韧不屈的，同时也是乐观旷达的，即使天大的压力，他都一人默默的埋藏在心底。我记得1962年的春节后刚开学，父亲还身背着所谓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还是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教师舞蹈队，到龙宝场镇上演出《洪湖水浪打浪》，父亲的舞姿虽不十分精湛，但在我眼中，37岁的男人跳起舞来更显得那么帅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跳舞，也是唯一的一次。再后来，我偶尔也能听到父亲唱几句川剧，但被遣送回农村后，就再也没听见他唱歌了。父亲知道自己是受了天大的冤屈，同时他也知道，总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所以他不断的向中央、四川省及各级政府申诉。1979年，父亲及我们全家并最终盼来了春天，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凡昭雪。

《平反.五律》：

手捧平反书，

喜泪浇旧愁。

求是昭日月，

红旗再中州。

注：“五律”实为“五绝”。

退休后，父亲还不忘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时事新闻，即使90多岁了，还赶潮流，在互联网上浏览国际国内重大事件。

如今，当我们回首父亲走过的路，那些曾经的打击与挫折，都已化作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父亲的不屈不挠、坚韧不拔、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不仅成就了他自己，也一直潜移默化的感染着我们，更引领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遇，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在挑战中磨砺意志。父亲的故事，是对生命不屈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

时任云阳县县长覃昌德慰问（2015年教师节）

关心时事阅读报纸

父亲上网冲浪（90岁）

从此漫步重霄九，再见音容梦几更

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先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的诞辰，更是为了传承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愿父亲在天堂安息，愿他的精神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