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族》第十一篇（下）

丰桥夜泊

题 记：

老祖宗造字，蛮有意思：人在草木中为“茶”。换言之：“茶‘’，即“草木之人”。

“茶族”——这里说的不是喝茶一族，而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草木之人”一族，是也！

再作说明：

《茶族》（又名《草木人生》），是一部专门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自传体小说。其结构形式：以本人生平为纵向轴线；以身边亲人、同事、朋友为横向面，展示人物和故事。由于主体属自传，文章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基本保持原始。为避免对号入座，文中对人名做了隐喻或虚化处理。为增强文章阅读的趣味性，还对某些原型人物、事件、情节，进行了必要的重塑、延展和升华，从而定位“小说”而非“回忆录”，更为宽泛，更为恰切。

文章采用“系列剧”（不是连续剧）的样式开篇。每篇独立成章，与其它篇目无连贯性，无先后顺序。

在语言风格上，尽量回避过多书面语言，力求口语化，保持当地语言习惯和语境。让文字通俗易懂，不耍“花枪“。

（为适应大家“小块时间”阅读习惯，在这里，每篇分上下两部分发表）。

第十一篇：榆树梢上的“广播电台”

下半部分（紧接上篇）

我们家只有两张床，父亲没费力，就把四个床桄拆完了。爷爷做起了木匠活。锯了四根木棒代替床桄，钉上床腿，中间用草绳子攀起网子，铺上高粱秸和床席。两张床，很快就做起来了。我和弟弟睡在上面，特别高兴，感觉很新鲜。

随后几天，我们就把家里做饭的铁锅、洗脸的铜盆、大门上的铁环、箱子上的铜鼻子、铜锁，都起下来交给了生产队。

晚上，村里好多人都跑到后小岭的高坡上观景。黑夜中一座座炼铁炉，火光冲天，星罗棋布。人们猜测，这些炼铁炉，有的在炼铁矿石，有的就在炼我们上交的铁锅、铜盆和那些“废铜烂铁”。

过了不久，听说报纸登出来了。短短的几个月，中国的钢铁产量翻了好几番。美国鬼子、英帝国主义和走狗蒋介石听了，直翻白眼。

可老百姓太高兴了，因为这里边，都有自己为国家做的贡献。

家里没有了锅，怎么做饭？哎，好事来了，都到生产队吃免费的大食堂。至于没铜盆洗脸了，也没感觉不方便。因为，农村没有天天洗脸的习惯。干活脏了，拿水瓢从缸里舀点水，倒到手上搓把脸就好。比较讲究一点的，是那些新媳妇，她们去集上买来瓦盆代替原来的铜盆。不过说归说，在她们心里，总免不了有些失落。因为那些铜盆、锁箱子的铜锁之类的，都是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大红箱子没有锁倒还好说，可起掉了那些四角起紧固作用和前脸起装饰作用的铜箍、铜板、铜鼻儿之类的，露出那么多钉子眼儿，也实在丑看。丑看就丑看吧，人家都不说，咱也别吭声了。

一个初秋的下午，我们正吃着晚饭，董福林的喇叭又响了。这次他的声音很急促：“哎——嗨，哎——嗨！我说社员同志们注意啦！刚刚公社打来电话：雷暴雨马上就要来啦，现在已经到了张家岭。再有一顿饭的功夫，可能就到了我们村。”他在台子上，转着圈不停地重复喊着。

董福林因为喊得太急，嗓子有点沙哑了：“我今天下午到地里都转着看了。大部分队的地瓜干儿，都是今天刚撒下的，不怕雨淋。只有三队和六队，西河北沿挨着的那两块地。晒了三天，已经多半干。要不赶快收回来，着了雨，都得烂成眼镜（被雨淋过的地瓜干，每页中间都腐烂掉了，只剩下边缘一圈）。所以希望大伙，发扬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赶快去帮着这两个队拾瓜干儿。”

　　董福林一遍一遍喊。这时，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大树下面的钟累向他高喊：“你快下来，打雷了，你站那么高太危险。”这时家家户户的人，都挎着篮子往外跑。董福林顾不得自己，还在上面调侃地喊着：“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着鼓来了。大家都穿上蓑衣，带上灯笼啊！”钟雷急得在下面拼命喊：“好了，快下来！你不要命啦？！”

董福林就像没听见一样，还在上面低着头，一边往下看一边喊：“邪妈‘鸡爪子’你还在那里磨叽，人家都跑出去一里路了。‘站街虎’都比你强，你就光顾你家那几页破瓜干儿......”

说话间，“咔嚓——”一声脆响，电光石火般的霹雳在董福林身后炸开裂，一截树干被拦腰截断，连同那个大喜鹊窝，从空中呼呼啦啦砸落下来。

董福林和钟雷吓得同时惊叫起来。只见董福林扔下喇叭，抱住台子一边的竖杆，歘歘歘（chua）神速地滑了下来。他俩看着被烧焦的半截树干和冒着青烟的喜鹊窝，里面四只喜鹊（其中还有两只幼雏）已经焦糊。两人面面相觑，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钟雷生气地说：“看见了吧，是这窝喜鹊救了你的命。”董福林身子哆哆嗦嗦地应着：“是，是......今天我没遭雷劈，老天爷照顾我没做伤天理的事。”

钟瑞气得直摇头，说：“性命关天了，你还在这里闹着玩儿呢！”

豆大的雨点，开始零零星星地撒落下来。董福林拉着钟雷说：“哥，别生气，别生气。咱俩得到大队部守着电话，别漏了公社的通知。”说罢，两人急火火朝大队部走去。

钟雷比董福林大四岁，论辈分董福林叫他哥。钟雷既是我们四小队的队长，又是大队委会委员。他小时候上过四年学，比董福林有文化，都说他是董福林的诸葛亮。董福林想干的事，钟雷千方百计地支持。就拿这次在他家老榆树上搭台子来说，一般人家不会让的。可钟雷就说了一个字——中。

有人说钟雷和董福林，两人好得穿一条裤子，那也不假。钟雷佩服董福林有勇有谋，胆大心细，有侠义心肠。董福林崇拜钟雷站得高，看得远，明辨是非，敢于仗义执言。

　　那次有人背后告状，说董福林老婆搞特殊，半年多不下地干活。董福林听了满不在乎，钟雷不干了。他给县委写信，让派人来调查。结果县妇联真来了人，明察暗访了一个月。最后结论是：董福林老婆应该立功受奖。

　　董福林老婆叫吕广秀，是大队妇女主任。一副男人性格，事事好强。办公室里你永远找不到她。她从驻村部队的湖南战士那里，学到水稻插秧技术，让我们村在全县第一个栽种水稻成功，成了南稻北移的样板。她带领一帮“识字班”（姑娘），一天到晚迷在试验田里。一会挖渠引水，一会打井抗旱，没白没黑地干，两腿插在秧田里，让蚂蝗叮咬出一些血点点，她全然不在乎。有一次，妇女们正在打一口井。水泥管道下到一半，井壁突然塌方，姑娘们争着要下井清泥沙，吕广秀坚决不让。她说井下太危险，你们年轻，都是些花骨朵，还没拉过男人手，尝过恋爱滋味呢！让我这个老婆子下吧，万一被土埋了，也就这么回事啦！你们逢年过节别忘了给我烧柱香昂！吕广秀一边调侃，一边跳了下去。大冬天，冰冷的泥水硬往骨头缝里扎，她硬挺着在泥水里泡了一个多钟头。坚持一筐一筐往外清理泥沙，最后把水泥管子顺利下到井底。

　　可那次谁都没想到，她正怀有四个多月的身孕。回到家发高烧，肚子疼。姑娘们知道后，一个个都哭成泪人。

这是她们家第一个孩子，为了保胎，婆婆硬是拦在家里，半年多不让她下地干活。最后生了个女儿，双腿发育不全，医生说将来是个瘫子。婆婆哭过，怨过。最后，还是央求董福林和吕广秀，对外别提孩子残疾的事了，免得被那些绝舌头根子的人当笑话讲。

　　后来，县里接到告状信，便让妇联派人来村调查。这一查不要紧，却查出了一个县级先进典型——优秀基层妇女主任吕广秀。上了县里的报纸和山东《大众日报》，随后又被评为省三八红旗手。

　　可她的大女儿，永远失去了走路的权利。我上中学期间，常看见她女儿手里，抓着个小板凳在地上爬。长到十几岁，开始拄双拐。一张白白净净的小脸蛋儿，十分俊俏。两个的深深的小酒窝，永远装满和她妈妈一样的坚强和微笑。

　　1958年，村里的大食堂，很快就办了起来。各家各户排队到食堂打饭，拿回家里吃。开始还觉得新鲜，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了。时间久了，每天千篇一律的糊糊、煎饼就咸菜。间或大白菜炖粉条，萝卜菜“渣麸”（zha fu——小豆腐），几乎见不到个肉星。种种原因，不到半年大食堂就解散了。

那是因为1958年丰产不丰收（吃大锅饭，人们不当日子过，很多粮食烂在地里），1959年开始全国性的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地里几乎颗粒不收。加上中苏关系破裂，苏联逼迫还债。全国人民都开始过苦日子，这一过就是三年，这是后话。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听见董福林的大喇叭广播了。有人说他饿得没有力气吆喝了。也有人说，他思想保守，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挨了公社领导的批，没有情绪了。

秋后的一个下午，天下着毛毛细雨，大家没事可干。男人们有的坐在家里搓麻绳，有的聚在一起，打纸的麻将牌；女人们爱扎堆，一边纳鞋底，一边闲拉呱、查乎老婆舌头。

这时，“广播电台”董福林的声音突然又响起来了。这次，开腔没有了那个“哎——嗨”，直接：“社员同志注意啦！社员同志注意啦！”感觉他的声音和以前不一样。那股昂扬劲没了，相反有点沉闷。“昨天我在公社给大伙惹了祸，今天得向老少爷们交代，还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和支持。”

　　人们立刻停下手中的活儿，支棱起耳朵。

　　于是，董福林把昨天在公社开会，各大队书记，打擂台卖余粮的事，叙述了一遍。

　　在那个会上，公社书记首先讲全国粮食困难的形势，然后传达县委指示，要逐级动员，为国家多卖余粮。公社要求28个大队书记，逐个表态，当场喊出卖粮数字。开始大家都比较保守，公社书记、副书记对大家报的数字很不满意，就来硬的。指名道姓的把几个大队书记包括董福林，狠批一顿。然后强调这次会议，就是要“打擂台”，“插红旗”、“拔白旗”。

那年月，谁都怕“拔白旗”。一旦给你拔了白旗，政治生命就完了。那可是个处处讲政治的年代。

　　于是，书记们都豁上了。你报8万斤，我报10万斤，他报12万斤，另一个就得报13万斤。那场面就像拍卖会一样，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能，一轮一轮往上抬。最后，董福林一口喊出：“我们卖28万斤！”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少卿，公社书记才反应过来，带头鼓起掌。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向曹家庄学习！”大伙一齐响应：“向董福林看齐！”

　　这一次卖余粮，我们村争了全公社第一名，也是全县第一名。

　　董福林回到村里，连夜开队委扩大会。扩大到8个小队会计和仓库保管员。一粒不漏地算计库存粮食。这一算，让董福林大吃一惊。全大队连种子粮算上，只有28万斤的一半多一点。剩下的粮食哪里来？一个个愁眉不展的小队长，最后言辞一致：只能从每家每户的口粮里往外抠。可大家心知肚明，因为灾害欠收，各家口粮都不够吃。

　　会开到半夜，最后大家一致表示：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曹家庄人有这个觉悟，吃糠咽菜也要保国家。28万斤粮的指标，一斤都不能少。生产队的粮不够，就从各家粮食囤子里往外搲（wa——舀）。下午董福林只好冒雨蹬上“广播电台”进行大喇叭动员。

　　董福林诚恳地说：“我知道，每家每户的粮食几乎都不够吃。可是我们农民吃糠咽菜是本分。咱粉碎点地瓜秧、棒子骨、花生皮，掺点地瓜面，做成窝窝头，也能胡弄饱肚子。开春还可以挖点野菜充饥。”他清了清嗓子，提高了声音：“不是我不顾大家，现在城里人更可怜。他们一个月供应20多斤粮食，不到20天就吃光了。想吃糠咽菜，到哪里去弄啊？，有些上学的孩子，中午没饭吃，就喝口开水，趴在桌子上睡觉。可肚子饿得咕咕叫，能睡得着吗？有的啃点咸菜喝口开水这算好的。你们说，看着这些孩子挨饿，我们能不心疼吗？我们多卖一斤粮食，就可能救活一个孩子。”

　　董福林的话，很有感染力。下面听他广播的人，也不停地叹息。大家纷纷议论着，传说着外地那些挨饿的故事。

　　“父老乡亲们，大家都明白，现在的饥荒不是一个省、一个县的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省委领导说，毛主席为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度难关，都不吃肉了。”说到这里，董福林有点动情哽咽起来。过了一会他又振作起精神，大声说：“毛主席那可是过去的一国皇帝啊！皇帝还能缺了好吃的吗？可他老人家本来生活就简朴，平时喜欢吃点湖南老家的红烧肉。但现在他老人家看见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心里很难受，连肉都不吃了。你说，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我们曹家庄的乡亲是有觉悟的，是讲良心的。明天先从我家开始往外搲（wa——舀）粮食。我相信每个父老乡亲，都会按照生产队下达的指标，全家勒紧裤腰带，也要完成这次任务。”

　　第二天，八个生产队，同时由队长带着会计、保管员等一帮子人，挨家挨户往外称粮食。

　　这期间，人们没有怨言，没有吵闹。三天时间，28万斤粮食，分别用麻袋装好，整整齐齐码放在各生产队的场院里。

晚饭前，董福林腰里别着一挂鞭炮，爬上了“广播电台”。那挂鞭炮是十几挂连接在一起的，从“广播电台”顶上的木梁一直拖到地面。董福林把鞭炮挂好以后，台子下面已经围满了人。他在上面喊一声：“点火！” 带着耀眼火光炸响的鞭炮，噼噼啪啪在小院里响起。那经久不息的响声，震动着大榆树周围看热闹的人群，震撼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心。

　　鞭炮声刚落下，浓浓的烟雾还在飘散。董福林拿起喇叭，大声喊了起来：“曹家庄的父老乡亲们，上交国家的28万斤粮食，一斤不少，今天全部到齐。我给大伙跪下啦！”人们没有鼓掌，没有呐喊。一片死寂中，只听见董福林跪在高高的平台上嚎啕大哭。树下的村干部、婶子大娘、老少爷们，一个个都在无声地流泪。那泪水，饱含着对祖国的忠诚，对集体的信任，也包含着曹家庄人对自我认可的感动与骄傲。

　　十月初十，正逢我们村大集。全县组织了700辆独轮车，装运这些粮食，运送到百里之外的县粮库。

　　每辆独轮车上，一边捆着一个200斤的大麻袋。车头两边，插着两面红纸做的三角旗。这些小推车，从我们村后的公路上一字排开。往西绵延8里路，直达公社所在地。打头的是一辆解放牌汽车开道。驾驶室顶上，用绸缎扎了一朵大红花。车厢两边的大牌子上，一边写着：“曹家庄爱国第一名”，一边写着：“英雄卖粮28万斤”。

　　车厢里，前边摆一个长条椅，县委书记、董福林、公社书记并排坐着。最招眼的是车上那面超级大鼓，占满了整个车厢。五六个小伙子抡起鼓槌狠命地敲，震得地面都打颤。700辆胶皮独轮车，首尾相连向东缓缓行进，像一条匍匐摇摆的巨龙，蔚为壮观。

　　公路两边，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各村庄组织的，一部分是自己跑来看热闹的。隔不多远就有一个锣鼓队，人们举着手中的小红旗，不停地鼓掌、喊口号。推车的小伙子们脸上挂着汗珠，看着路边姑娘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心里充满了自豪。

队伍的最后，是三辆拖拉机压阵，上面坐着公社和大队的干部。那阵势真比传递奥运火炬还隆重。

　　很快，我们村就成了全县的模范村。董福林先后成为县和山东省劳模。来年又被评为全国劳模。

打那以后，来我们村参观学习的外县、外省代表团，几乎天天不断。我们村的老百姓，也越来干得越有劲，庄稼也长得格外争气。

参观的人在村头一下车，看着一片片横成片、竖成方，绿油油的庄稼，和别的村一对比泾渭分明。他们不住地点头赞叹，啧啧称奇。尤其老远看见董福林的“广播电台”，都特意到跟前摸爬一番，但终究没有一个人能爬到顶。于是“广播电台”和曹家庄一起在省内外扬了大名。

　　可这光鲜背后，有谁知道曹家庄人出了多少力，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呢？

　　别的不说，反正“广播电台”的这棵老榆树，多少年来第一次都被撸光叶子填肚皮。大伙还吃过以前从来没有人吃过的掺花生皮、棒子骨烙的煎饼。那东西吃到嘴里嚼不烂，吞到肚子里不消化，就像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战士吃的皮带一样，吃进多少，拉出多少。它们只在肚子里咕咕噜噜走了个过场。

村里好多人，包括我父亲，因为缺营养，都得了浮肿病，双腿肿得铮亮。不久上级给每个病人发了一斤白糖，度过了一场生死劫。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粮食奇缺的年代，曹家庄的父老乡亲，扎紧自己的脖子，委屈了自己，顾全了国家，做了应有的贡献。那份真情和荣耀，让后代人都倍感自豪。更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个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村干部和群众拧成一股绳，结成一条心，相互扶持，共度难关。我们村自始至终没饿死一个人。

　　“广播电台”的消失，记不得是哪年哪月。也许是后来村里有了电，街头巷尾有了电喇叭。也许是董福林走了——国家安排他退休到县城里落了户。反正，我若干年后探家，再没见到董福林和那棵几百年的老榆树，以及附着在它身上的“广播电台”。

如今家乡的味道，荡然无存。

　　老房子全部拆除重盖，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全国统一型号”；成片的土地，又分割成一个个小“豆腐块“，有些肥沃的土地撂了荒。田池中，间或有一些象征性的小树苗——据说人家这是在等待土地被征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亲戚孩子的婚礼上，我见到了满头银发的吕广秀（董福林老伴儿）。得知董福林已去世多年，活了不到70岁。他一生为国家为大伙，出了太多的力，自己却没过几天好日子。

　　他走了，他带走了曹家庄一代人的辉煌与忠诚。

——全篇完

（感谢您的阅读）

（丰桥夜泊）

美篇号78831685

——2025.1.10.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