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一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爱情赞歌

渔父

父母亲合影（1952年）

父亲历经坎坷艰辛荆棘遍布但最终迎来人生的春天，是与我的母亲密不可分的。他们长达七十四年的爱情，如同静水流深，虽不言不语，却蕴含着无尽的力量与温暖。

相识相知相亲相爱

父亲大母亲6岁，两人爱情从上世纪1947年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直到2020年6月父亲去世，经历了长达七十四年的陪伴坚守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父亲一生经历这么多的坎坷和曲折，还能坚强的活下来，并高寿到96岁才离开我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给他生活上的照顾，情感上的慰藉，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母亲杨志祥，1931年3月7日出生在万州区陈家坝杨家大院杨叔安家里，依序她排行第二，但在女孩中是长女，外公杨叔安万师毕业，万县电厂职员，解放后小学教师；外婆刘兴智(万简师毕业)是教师。母亲姐妹3人，弟兄4人，外婆家算是小康，也是一个不小的家庭。

母亲万三中高中时留影

万三中

1948年秋父亲知悉自己的初恋另嫁，遭到失恋打击,夜餐未吃，写下失恋诗一首置放书桌之上,自己就伏案而睡了。刘校长（后来成了我的外婆）发现后,即向父亲探问情况后说:“事已过去了，就不要忧郁了。婚姻大事要看缘分，我看你这么优秀,何愁找不到女人,你大姥母女真是有眼无珠。如果我是你大姥，决定成全你的婚姻”接着说:可惜我大女志华不在人世，如她在与你年龄相当，我会乐意招你为婿的”。

外婆刘兴智老师

母亲是家中长女，一切家务诸如照顾弟妹洗衣扫地煮饭等杂务就由她操持，她总是任劳任怨乖巧懂事。

1947年秋，母亲16岁考入万三中（原女中初33班），其时父亲参加高考后应万一中高7班同学挚友杨志勃（母亲大哥）所邀去外婆刘兴智任教的陈家坝七小教书，并寄住在外婆家。恰逢外婆家女佣毛妹要回家完婚，故而辞去工作，家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其家务就由外婆一人担当。又是工作，又是家务，实在忙不过来。父亲从小在农家，生性勤劳，便多方帮助做些家务，如扫地挑水种菜煮饭等什么都干，深受外婆喜欢。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母亲在城里读书，每个周末放学回家也来帮忙做家务,两人频繁的接触里彼此熟悉,并加深了解,后来外婆又委托父亲帮助母亲补讲数学。这样接触更多，久而久之就自然萌生一种爱慕之情。母亲知道父亲在中学成绩优秀为人真诚，是个有志气有涵养的青年人。1948年底，不到18岁的母亲给父亲送上一块绣花手巾，算是一件爱情信物吧！

其时，母亲的幺姨（我们喊幺姨外婆），家住文家坪，家有百多亩田地,是当地地主家庭，曾亲口向外婆提亲，想娶母亲作儿媳(嫁给母亲表兄文传珠)。外婆知道母亲和父亲正在恋爱，遂婉拒了这门亲事，

1950年，母亲进入万三中高中学习，其学费生活费全由父亲支付。1953年,母亲高中毕业考大学体检有肺结核而未升学。是年八月中旬外婆又不幸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了，这个时候，外公在钟鼓楼小学教书，但整天吃斋念佛不管家事；大舅在万县市郊区沱口教书，但体弱多病；弟兄姊妹七人，最小的幺舅杨志勇才10岁，幺姨幺姨杨志中也才12岁，都在读小学；整个大家庭几乎坍塌。为了撑起这个家庭，父亲和母亲在相识相知相爱6年后，于1953年8月28日步入婚姻殿堂，正式组建了家庭。其时，父亲28岁，母亲22岁。

父母亲1953年合影

婚后，稍微大点的舅舅和姨娘都陆续有了工作，只是周末回到家中，大家团聚。唯有幺姨和幺舅尚小，正在西教场小学读书。父母亲除了在生活中要照顾他们，还要承担教育培养的责任。那时，幺舅才10岁，比较调皮，有次在学校犯错了，父亲做为该校校长，在教育他时，生气至极，竟动了家法，打了幺舅的板子，幺舅不服，还跑到市文教局去告状。在父母亲的辛勤照料和培养下，1954年，幺姨幺舅双双考进初二中。三年后，幺姨考入万二中，并于1960年考上西南农学院。我还记得幺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那个高兴的样子。幺舅初中毕业没考上万二中，怕三姐（我母亲在杨家大院女孩中排行第三）诀他，跑到李河文家坪他幺姨（我们喊幺姨外婆）家躲了几天才回来，不得已在家休学1年，协助我母亲照料薛娅（1957年4月出生），1958年，他通过自己努力，考上了重庆煤炭学校（中专）。幺舅背上行李告别我的母亲时，看到才15岁的弟弟就要远离自己，母亲情不自禁掉下了眼泪，即使在90多岁时，母亲都还在给我们讲述幺舅离开自己前往重庆求学的情景。幺舅幺姨虽在重庆求学，但每逢寒暑假都要回到家里，这个时候，家里格外欢快热闹。我记得63年暑假，他们（幺舅已在贵州参加工作）回到家里，幺舅放声高歌时代流行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幺姨则弹着风琴为他伴奏，家里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我感觉那时就是最快乐的时光。

大家庭暑假团聚合影1964年（前排从左到右，我，幺姨、薛娅、外公、幺舅、表弟，二排依次是表舅、父亲、母亲、大舅妈，表兄，三排依次是二舅、姨爹、大舅）

那时夏天晚上一般都吃稀饭，父亲总是嘱咐幺姨幺舅煮稀饭要煮得汤是汤水是水的，意思就是不能煮得太黏，结果一段时间后，幺姨幺舅就来找母亲告状，“三姐，薛哥经常让我们煮饭不能煮得太黏，结果他吃饭时各先把干的舀了，后面都是汤了”。可见那时的家庭气氛确实很和谐开心。

1954年，我出生在万县市三马路幼儿园（那时的家安在幼儿园教师宿舍）。1955年，我们的家迁到万开路先农坛25号。1956年母亲在万县市速师毕业后组织分配去奉节工作，其时正怀有身孕,故未去奉节教书。1957年大妹薛娅出生。

父母亲和我（1955年）

三马路幼儿园

父母亲和薛娅（大妹，1958年）

万县市先农坛

从相识相知到四清运动前，父母亲相亲相爱携手一心，把整个家庭建设得温馨祥和幸福。

父母亲、薛亮、薛娅和幺爸幺婶（后排右二右一，1958年）

共度时艰不离不弃

1958年春,万县市整风反右，父亲蒙受奇冤,被错划成右派,革去校长职务，每月工资由行政21级58元降至24元,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为了生存，母亲不辞劳累,出外打工、筛石灰、剥柑皮，一切脏活累活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直到1959年才在万县市百货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她忠于职守,团结职工,苦干实干.甚得领导看重,群众喜欢，是以任命为大桥衡记百货店公方经理，是年父亲被下放盐井乡劳动改造， 1960年父亲刚回城到龙宝二校任教不久，母亲又被下放到大溪乡煤厂去大炼钢铁（那年冬天，我跟随母亲去了一趟大溪，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早上天还没亮，我和母亲在盘盘石登上一只柏木船，天气很冷，母亲用一块绿色的方巾包住我的头。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大概是在沱口上面哪里下的船，然后步行，走了将近一天，沿途不时看到开山炼铁的人,目的地是一个农村四合院，我在院子耍时，一只公鸡要来啄我，我害怕极了。晚上是住在社员家里，睡的楼板，连嵌铺，十几个如我母亲年龄差不多的妇女睡在楼上，楼梯是单楼梯，大概十几步楼梯。由于我每晚上要起夜大便，很不方便，没几天母亲又托人把我送回来了）一去就是一年多。这段时间，我和薛娅就读东城幼儿园，幼儿园老师是洪老师，名字记不得了。我还记得我的衣服号码是29号（用线缝制的号码）。每到周末，父亲回城把我们兄妹接回家，家里桌子上都有一层薄薄的灰尘。1962年底母亲回到城里荣芳相馆工作。

1961年秋，我7岁了，被西教场小学限制入学，没办法父亲才带我到龙宝二校发蒙读书，1962年通过父亲的同事民主路小学校长张宝崎，我转回城入读民主路小学。

1962年底，受父亲政治株连，母亲被精简回家，一家四口生活仅靠父亲每月24元的工资来维持，有些捉襟见肘，母亲就到段上（万县市三派出所12段，相当于现在社区）领取麻丝来拧麻绳（俗称“车麻”），赚取工钱补贴家用，我虽不到9岁，也成了母亲工作的小助手。每天午饭后，母亲坐在凳子上不断的添加麻丝，我就用一种牛骨头制成的工具来“车麻”将麻捻成线，一般“车麻”到下午2点，然后去学校上课。

最原始的拧麻绳工具——牛骨头

1964年秋,薛娅入西教场小学发蒙读书。

1964年冬天。龙宝搞四清运动，工作组以父亲“竟翻陈年老账,以所谓被划为右派不服气”，再给父亲扣上一个莫须有的所谓“坏分子”，开除公职，“放回原籍农业劳动。我当时有些懂事了，记得一天清晨，母亲叫开了我睡的房门，眼里噙着泪花，声音颤抖的对我说：“儿啊，你爸爸被开除工作，昨晚回云阳农村去劳动了。”我瞬间惊呆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来的太突然了，二十多天前，父亲和我从民主路一道回家时，还在欣喜的对我说，他马上要涨工资了，可以每月给我点零花钱看电影了。原来昨晚半夜父亲在一工作人员陪同下从龙宝二完小回到万县市我们的家，来和母亲告别。工作人员一直陪同父亲到云阳交给当地生产队后才离开，主要是怕父亲自杀。

父亲再一次遭受重大打击，心情极度痛苦，那晚，匆匆和母亲告别后，就赋诗一首《离万别妻》：

《菩萨蛮.离万别妻》：

乾坤朗朗阴霾来，

幸福鸳鸯两分开，

我心彻骨痛，

妻儿泪饥寒。

挥泪别万州，

五峰寓奇冤，

罪属莫须有，

是非辩清难。

父亲被开除工作后，工作组组长董震凡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市公安局三派出所撤下我们全家的户籍，如果不和薛庶聪划清界限，就把我们全家（母亲、我和大妹薛娅）的户籍下了，一并遣送回农村。这时，包括一些亲朋好友都劝母亲，立马和父亲离婚，划清界限，免遭遣返农村之苦。母亲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11月父亲给母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正是这封信，母亲坚定了要带着一双儿女义无反顾到农村去陪伴父亲的决心。

回想当时的情景， 我仿佛感受到了母亲内心的强大力量，一种超越世俗的坚定与执着。她像一棵默默守护的树，为父亲遮风挡雨，给予他温暖和力量。在那个年代大难临头的时候，母亲没有像林中鸟儿各自分手飞离，而是选择了坚持陪伴在一个被无辜划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父亲身边的艰辛道路，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母亲作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后，不几天，我就到民主路小学办了转学手续，转学到云阳县外郎小学，其时，我才10岁。父亲专门来万县市接我，一道回到云阳。回云阳的路程大约60公里，先过轮渡到陈家坝长途车站，然后乘坐30公里的汽车，在长滩下车，步行15公里后在向家嘴吃了一碗面，还吃了一个广柑。再步行15公里，天黑前到达云阳县外郎公社东井3队。一个月后，母亲和薛娅也来到乡下。

母亲讲述当年下乡是为了父亲（2023年拍摄）

云阳县外郎公社东井大队第三生产队（磨刀溪畔）

来到农村，母亲不仅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同时一个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女人，一下子回到乡下,上坡下坎困难重重，走路都要人扶着，但她以坚定的意志和毅力克服种种困难，逐渐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生活。

一年多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因头戴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受到了政治上的巨大冲击，除了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还要义务为各级政府部门服役，上至凤鸣区公所冬天烤火的杠炭，外郎公社修建大礼堂的木料，下至东井3队冬天开社员会，都要无偿提供木材供会议取暖。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父亲精神上有时难免有些消沉，是母亲在随时开导安慰父亲,“人要达观点,要想得开，怄坏了身体没有钱治”，“要得有柴烧必须青山在.保住身体,才能保住生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今天的苦和累又算得什么?革命功臣尚遭难、你我受点委屈,蒙冤受苦,小事一桩，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顶天立地,我就不信,中国这么大,就没有我们立脚之地”！她这么一说,父亲也就豁然开朗了。有段时间，大队革委会要求所有黑五类分子出工时，都要在胸前挂一块30公分见方的白布，上面写上“坏分子XXX”,父亲心里有时还有些别扭，佩戴时故意掉下一只角以遮盖下面“坏分子”三个字，又是母亲开导，“你以为遮住那几个字，别人都不晓得你是坏分子了，人生如同演戏，你就当是在演戏一样嘛，戴个这个牌子又有啥子难为情的”。去公社接受批斗时，母亲把亲友送的红苕,留待父亲挨批段斗时，让他吃饱些在批斗场上才能挺得住。繁重的劳动之余母亲还帮人打毛线衣服,挣点工钱，补贴家用，或者换点木料制作家具。我们回到农村时,床无一架箱无一口,衣服放在背篓里,滚楼板，睡竹帘子。

1969年2月，我们全家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小妹薛苏（小名薛九英）出生了。薛苏的出生，为父母亲和我们全家带来了稍许的欢乐。

父女三合影（父亲平反恢复工作后父女三合影，右一为小妹薛苏）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正吃着大锅饭，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东井3队社员春节一过，就是春荒时节，只有去龙角镇或万县的向家乡赶场买高价粮。同时，政府也下来一批救济粮，农村称之为“缺粮”，这种缺粮一般都是来自吉林省 的吉林包谷。缺粮一般是由公社分发到大队，大队再分发到生产队，然后再由队委会主持，大家来评，张三家多少斤李四家多少斤，通常，东井三队只有我们一家是黑五类家庭，缺粮一般都没有份，有也不多。这时，母亲就在评定会上开腔了,“虽说薛庶聪是坏分子，我杨志祥不是坏分子，缺粮我们一家还是应该要评的哈！”母亲这番话一说，大家觉得还是应该给我们家评点缺粮，缺粮不多，但也是一种政治待遇，父亲是没有资格开腔的。

母亲、幺舅妈和大舅一家合影（左一是我的母亲。1972年，幺舅结婚后和幺舅妈一道从贵州回万县市）

八年农村生活，母亲已经被艰苦生活折磨成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了。

岁月悠悠情深意长

回到云阳农村艰苦生活了15年，1979年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2月份上级组织首先为父亲“坏分子”一案纠错，在云阳就地落实恢复工作，如要恢复职务并回到万县市工作，则要等到7月份对“右派分子”一案纠错后才能落实。我们全家商议后，决定先就地落实工作。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我们全家欣喜若狂，父亲安排在云阳县凤鸣中学任教。我因父亲平反后，于当年参加高考考进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母亲和小妹薛苏转回城市户口； 1982年，为了大妹薛娅安排工作，父亲58岁时提前退休。

云阳县革委会落实母亲和薛苏城镇户口批复文件

父亲恢复工作后，母亲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随着时光的流逝，子女们渐渐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孙子辈也开始成长起来，而父母也步入了人生的金秋。岁月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痕迹，却丝毫未减他们之间的深情。退休后，他们更加珍惜彼此，无论是晨起共饮一杯清茶，还是傍晚携手漫步小径，都是他们爱情最温馨的画面。他们开始讲述过去的故事，那些关于青春、梦想与坚持的记忆，如同老电影般在彼此心中回放，每一次提及，都能激起心中那份最初的悸动。

长达22年(1958年至1979年)的非人折磨，父亲的身心也受到很大的摧残。但由于性格开朗豁达，再加上母亲的陪伴照料，相濡以沫。所以即使在那样的艰难环境下还是挺了过来。直到2016年91岁时，父亲都没有因为身体健康问题住过医院。但这一年的冬天，父亲生了一场大病，2017年春，还做了一个脑部手术，从此体能渐渐下降。虽然家里也请了人护理，但很多事情都是母亲亲历亲为，总是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喂药、擦洗、讲故事，给父亲最温暖的关怀。2020年6月25日，父亲96岁时走完了他艰难曲折又丰富多彩的一生。父亲去世将近五年了，至今，母亲还时常向我们讲述她和父亲当年彼此帮扶攻克时艰温馨而美好的故事！

父母亲合影（父亲68岁，母亲62岁，于1993年）

父母亲合影（父亲88岁，母亲82岁，于2013年）

父母亲合影（父亲94岁，母亲88岁，于2019年）

母亲和我们三兄妹合影（母亲94岁，于2024年）

七十四年的风雨兼程，七十四年的相濡以沫，父母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它不在于物质的丰富，不在于外貌的吸引，而在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携手同行，不离不弃。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那是一种无需多言的理解，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支持，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陪伴。父母亲的爱情赞歌，永远在我们心中鸣响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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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一种不屈不挠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