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名人研究系列之三 | 徐献忠

红火

廿年苕霅为迟留
安土重迁是和平时期大多数民族的共同习性。在一块熟悉的土地上耕耘劳作，兴建家园，或依山林水溪，或筑土堡小院，诗意栖居，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代传承，那是怎样的惬意和安谧。但是假如没有迁徙，人类的交流就减少了很多，甚至难以产生新的文明和进步。古代社会，大规模迁徙多产生于战乱。每至战火纷飞，狼烟四起，生灵涂炭，四顾无所依靠之时，迁徙便开始了。中国历史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南渡以及太平天国等等之后，都曾经出现大量移民。
徐献忠字伯臣，生于明弘治六年（1493），其先祖本是大宋沙溪人，曾经仕宋供职为宋判御药院。后来靖康南渡时随高宗渡江南下，先居于杭州。元兵南下，欲避兵燹，又迁松江府华亭县普照寺南。之后数百年徐氏子弟皆居于斯。徐献忠父亲徐瑛之上，三代都为单传，鲜于兄弟。所以徐瑛在去世前念及于此，嘱托儿子徐献忠务必寻求风水墓地，以求家族人丁兴旺。到正德十四年（1519），徐瑛去世，徐献忠历经八年，多方寻访，终于在湖州西南二十里的福山附近找到了理想的风水宝地，于是葬父于此。
这一年，徐献忠已经35岁。两年前他通过应天乡试，成为举人，开始在人生通达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造化弄人，随后是14年间他四次会试落第。赴京城考试、去吴兴祭父、归松江安居，在这样的循环中，徐献忠消磨了人生最该精彩的壮年。直到49岁的时候，才获得遴选奉化县令的职务。三年后，遭遇罢官。
明代对政府官员的考核是很严格的。每三年有重要的考核，地方官员要赴京汇报。作为县令的徐献忠赴京途中，路过徐州。有一名地方长官给他一个大竹箱子，请他帮忙捎给京城某显赫官员。徐献忠明知这是违法，因为明代制度不允许官员私下拜谒京师上级，尤其是那大竹箱里显然是行贿之物。果然此事不久就被同僚告发，徐献忠遭受不擅处理官场俗务之累而罢职归乡。
罢职不久，徐献忠就来到湖州省墓。在父亲墓前，他樽酒祭奠，咏诗抒怀：其一：湖南树色几经春，迢递重来觅四邻。落日云霞开远嶂，空山砧杵动归人。皇姑社里清樽散，乌秈畦中暮雨新。野老相将谈旧事，可堪长望欲沾巾。
其二：霅川西畔有坟台，结屋羁栖寄我哀。四载薄游云树远，杪秋移棹洞阴开。稚松渐过林前屋，宿草遥连石上苔。洒泪不堪乌鸟思，晚蝉殊复动人怀。
古代士人为父守孝，好多人就在坟墓旁边构造房屋。宋代湖州人叶梦得甚至为此在其父坟墓旁边兴建了一幢别墅，号为“石林”。居其石林别墅，可以北望太湖，南瞰湖城。叶梦得晚年乐居其间，一时海内仰望。徐献忠为了祭祀父亲，每年要坐船往来松江、湖州之间，颇费周折。去职不久，他就动了要迁居湖州的念头。他的诗中写道：“廿年苕霅为迟留，满眼青山水上浮。老去萍踪犹卜宅，向来相思已并州。”在深沉的古人意象低回百折中，他考量着自己的未来生存。
嘉靖二十三年（1553）初春，61岁的徐献忠终于迁居吴兴九霞山。此前数日，倭寇从上海登陆，寇扰平民。仓促当中，徐先生果断决策：全家西迁吴兴。在他写给挚友唐一庵的信中说：“数十年移家之计，未能决定。近因此乱草草西行。”
徐献忠父亲的坟台在福山，即今湖州市康山村骆驼湾与荷塘头附近，与栖贤寺相近。此地相传原是唐代诗人沈亚之（字下贤）故居。据说沈亚之死后，杜牧曾经来此凭吊，作七绝诗《沈下贤》：“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诗中所说的“小敷山”，明代已写作“福山”。
沈亚之，唐元和十年登进士第，之后官至殿中侍御史，一生仕途蹭蹬，颇不得意。起初参加科考，下第归里，好友李贺作诗相赠，句中有：“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
元代戴表元又尝作《小敷山记》云：“敷山，匝于吴兴十有余里，山中卷外截，水罄，折行平原茂樾间，左右之徐山、杼山，挟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苍峭再连，圭起簴伏，望而知为美壤也。”
福山一带，竟然是如此人文典范之处。福山旁边，有一小山名九霞山。徐献忠先生饱读诗书地志，或有感于福山典故，才定居此处的。
九霞山山居期间，徐先生不辍于诗文著述，还与熟识的缙绅大夫书信往还。其生活所依靠的，是亲自去手植一些“药、草、茶、竹，聊以供旦夕”。
迁徙家族，常常面临难以融入地方文化的窘境。徐先生却在钻研吴兴地方掌故时，深深地爱上了这块热土。作为一名退职的官员，他不仅仅考察民情，体验民瘼，而且深入其间，作了很多文章，述及吴兴地方风土人情，以及农桑耕织水利赋役等等，令今人有了了解明代中期湖州的史料。如他所作《沿湖溇港考》，详细考察了太湖旧有的沿湖堤防，描述了当时三十八港溇的基本概况及利害得失。《复设劝农府县佐议》一文，则描述了太湖流域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山乡水利议》中写道：
“予寓居吴兴，屡见各县山乡旱灾不收，大受饥困。山乡平田既少，一遇旱亢，泉流枯涸，既无所资，坐以待毙，有司者徒见下乡平田，颇有润色，不肯特为奏免粮税，予按视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
然后他建议采纳元儒梁寅的凿池溉田的建议，即十亩田可以开凿一亩水池，可以防止灾患，政府应该统筹山地陂湖，兴修水利设施，实现山乡水利设施的利益最大化，保障民众农业利益。
徐先生除了体察民生、参与劳动实践之外，还热衷于经书传注文学品评，于金石文字、六朝文章、乐府、唐诗等都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并都有著作。他还热切关注地方历史文化积淀，在批阅大量文献之后，整理编辑了一部十七卷的《吴兴掌故集》，为湖州地方文化钩沉索隐，披露了大量当时地方志所没有收录的吴兴地方文史资料。
徐先生字写的非常有功力，在当时即以真、草知名。他徙居吴兴时已经六十多岁，何以没有为自己的家乡松江府写一部《掌故集》，却为迁徙之地写了一部《吴兴掌故集》呢？想来，这是一种浓郁的吴兴情结让他难以释怀。 在《吴兴品水赋》中他写道：“予眷心于泽国，望菰城而问津，泛清泠以穷奥，擎旷朗之苍垠。”
这清晰地表白了自己反认他乡为故乡的思想。他又作《湖州歌》七首，赞美湖州山水风物，同时也忧怀感伤时事和世道人心。
吴兴之山群可呼，灵根秀朵壮三吴。山中流水多情思，时汇空浑作仰湖。青松白鹿弁山尖，瀑布阴寒水作帘。洞里龙归何处所，民间犹把晴雨占。墨妙亭子已荒芜，金石千年倚丈夫。莫信病民愁纸价，只愁作吏愧颜苏。荒政传来今种种，俗流更事故纷纷。先王掩骼非无谓，谁遣愚民发旧坟。功业谁甲安定公？道逢芜没旧时茔。千年重见传孙子，远道寻来是赵翁。
徐献忠生命最后的十几年里居于吴兴，几乎走遍了吴兴的山山水水。他的诗文中既有对湖州山水的赞美，也有对人事的忧虑，尤其是对于腐败不作为的官吏的斥责。对湖州有了比常人更深一层的感情在。
徐先生非常注重个人气节。被罢官主要也是因为与上司不合，自己又不愿意阿谀奉承，所以一旦遭遇排挤倾轧，就落了下风。归乡之后，他也从不逢迎巴结权贵，不求复职或高升。他和故乡的何良俊、董宜阳、张之象等交游，以文章气节闻名，一时被称为“四贤”。
今人读他写的《吴兴掌故集》，可以感受到徐先生对吴兴那种着深深的炽爱之情。但是书中也并不是满纸好话，做好好先生。对于徙居之地，他也有些许微辞，尤其是有些论断，直到今天看来，还是那么激烈。在《吴兴掌故集》第十二卷《风土》一节中他说：
“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奢，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吴兴在七郡中独号称朴厚，夫朴必少文采，文采或阙，其下者纤啬而寡情，上者好相轧而争。此亦湖俗之敝也。”
意思是说这江南喜欢奢华，人情冷淡，尤其歧视那些老实本分的人。而湖州在江南七郡（即苏松太常杭嘉湖）中是最缺少文采的地方。缺少文采很麻烦，底层的人就会很小气，而且薄情寡义，上层的人，就会相互倾轧，而且争斗不止，这是湖州习俗的弊病。
湖州人为什么小气？徐先生也试图解释，他说：“湖人语音多缩为商音，杂出徵声，山气盘薄使然，故其俗啬而不好首事，大抵北人多宫音，南音多商，苏人轻清之极，又杂出羽，凡地气囿人而声以通之，皆不能逾其常。有逾而特出者，不为方舆风气所囿，必贵人也。”
把语音与风俗结合在一起讨论，由来已久，似乎徐先生的解释有点牵强。他的意思是说湖州人说话发音声音大而不尖（商声），间有尖细发音的（徵声），主要是因为山气曲折高昂所致。南方的发音，多商音，苏州人说话很轻而清，又间有很响亮的（杂出羽），大凡地方的风俗限制了人的性格，而语音是与之相通的，都不能够逾越常规。有能够逾越常规而特别的，不被地方风气所限制，一定是贵人。
这番理论未必为今人接受。可是“俗啬而不好首事”却是今天很多湖州人依旧残存的流弊。古人编辑方志的目的，古代就有说法，叫做“扬善隐恶”，所以徐先生这个近似诛心之论，嘉靖以后几乎所有的湖州方志，都不予转摘存录，以至于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原来近五百年前，曾有人指出湖州人的小气和不敢为天下先。这大概也是徐先生对吴兴这个地方爱之太深则责之尤切的缘故吧。 图源网络

徐献忠深深地热爱着湖州的山山水水，也积极参与了湖州文化的建构。湖州就是这样不断地由移民与土著相互协作，共同建构起地域文化的。最早的吴越楚等土著居民，文化相对落后，跟中原文明相比，有不小的差距。后来汉代有了举族南迁的士大夫带领下的大家族定居，于是中原文化得以在南太湖繁衍发展，泼墨般地展开。大量的外来文化为湖州地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的文化形式才得以快速发展和转型。尤其是宋代“靖康南渡”，文化移民成为江南文化的新现象。大批成熟的文化阶层士人，挟家带子，裹藏大批文物典籍，颠沛流离，最后落脚在湖州，成为参与湖州地域文化建设的新成员。南宋迁居湖州的四川籍官员，为湖州地域文化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如李心传庆元元年（1195）科举落第后，绝意仕进，专事著述。全家徙居湖州弁山上田村。弁山有三岩，分别是秀岩、碧岩、云岩，李心传居秀岩下，遂号为秀岩，晚年获得赐进士出身，始为史馆校勘，主修《中兴四朝帝纪》，迁著作佐郎，修《十三朝会要》，嘉熙间以工部侍郎兼国史馆修撰，主修《中兴四朝国史》，后卒于湖州，其著述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道命录》等，皆为今日研究宋史重要资料。李氏所居处，子弟日益繁多，所居之巷闻名远近，后竟以李家巷名其地，遂有今日李家巷镇。还有牟氏，自礼部尚书牟子才嘉定年间自四川迁居湖州后，其子大理少卿牟巘、其孙元代进士牟应龙，祖孙三人皆为学者，有文名，学有渊源，远近闻名，可谓文化世家。再如丹阳葛氏，自葛胜仲南宋初迁居湖州，与其子葛立方皆登第为进士，父子学识渊博，同为填词名家，其著述《丹阳集》《丹阳词》《归愚集》《韵语阳秋》《归愚词》俱为宋代文学佳品。他如宣城吴柔胜，携家迁湖州，结果其子吴渊、吴潜俱为进士，吴潜还高中状元。自济南迁徙而来的周氏一族，为文学世家，至宋末周密，著述等身，自署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山东伧父等，念念不忘“世为齐人，居历下，或居华不注之阳”，但其生活早已融入到了湖州地域文化。自苏州迁徙而来的叶氏家族，至叶梦得已四世，家族文化世代相袭，叶梦得居弁山碧岩，筑石林而居，披览《春秋》，论列千古是非。绩溪胡仔，热爱“山一带，水一脉，流水白云长自在”的苕溪，于是隐居于斯，潜心学术，成就中国诗话里程碑式的著作《苕溪渔隐丛话》。一部湖州文化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迁徙定居者大多在阅历苕水弁山中，酝酿出深深的“吴兴情结”，爱屋及乌，便与子孙世世代代袭居于此。
九霞山山居的徐献忠先生吟诗作赋，躬耕陇亩，守望父母坟茔，教育子弟成长。他在《山家月令诗》序中说：“余居九霞山中，心无害盈之警，业有顺时之度，宣承岁气，以乐其志。”
其诗《康山庄》之三说：“青山鹤发此相逢，住近烟霞第几峰。累薄自堪家做隐，孙多元合老称翁。闲如禅子游三昧，遭为衰年办一筇。西望白云无尽处，尚嫌身在白云东。”
一种恬淡的心志令他生活的非常惬意。有时候会有朋友来看望他，如老一代的顾应祥、唐一庵、施峻，年轻一代的茅坤、董子直。但他所交往多数还是凡俗百姓。偶尔他会应邀或邀集朋友雅集，如他曾经参与岘山、南湖、宝塔山等名流聚会，参与者多数分韵赋诗。这是当时文人的一种喜尚。他能够享受那种雅聚的快乐，也能够耐得寂寞。自罢职山居之后，他曾经有16年不去省城杭州。徐先生也曾主动和朋友建社立约。其《会约》写道：
“我辈辟居吴兴，不但地僻可以远害，实亦山水清幽，聊堪啸咏，以抒郁思。方此新秋，殊为佳日，欲藉壶榼以集群彦，又恐费多则扰，非力所堪，或因费违情，又为山灵所笑。拟各持一肴、酒数觞，以嘉其事，可办随割牲，非过乏资则剪蔬咸宜。或偶阙持携，止将清兴，更为佳士。若髫发有情，随侍长者，亦堪羡赏。持有果核者不在限内。”
这样一种文人雅集的气氛，可以读见其其乐融融的文化气息。
徐献忠一生著书颇富，今人可见的传世著作有《大易心印》《洪范或问》《春秋稽传录》《四书本义分节》《三江水利考》《浙西水利书》《四明平政录》《参同契心测》《山房九笈》《乐府原》《金石文》《六朝声偶》《唐诗品》《水品》《长谷集》《吴兴掌故集》等等。
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1545），七十七岁的徐献忠溘然长逝于九霞山中。先生去世之前，其著述“千万言”无赀刊印。弟子门生和亲友以及仰慕者协作商议，遂集体出资为其刊刻。所以今天我们看《长谷集》中，长长地开列出两页捐资襄助人的名单，其弟子董宜阳说他：“栖志道林，簞思艺苑，以文章名海内，为远近所宗慕。”他去世后，当时文坛领袖王世贞私谥之曰“贞宪”。
有意思的是，迁居吴兴前，徐先生仅有一子。迁居湖州之后，年逾六十的他连得三子，后又得孙六人。他的弟弟也得了一个儿子，四个孙子。徐氏家族一下枝繁叶茂，留居吴兴后继有人。看来其眼光真的锐利，是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