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徐道政故居位于诸暨市璜山镇东庑村黄畈阳自然村，门临射钩山麓（射钩山系诸暨与义乌两县之分水岭，峻秀挺拔，俯瞰群峰，相传为越王勾践习射处。）是一座“耕读传家”、文出举人、武出少将的古老式庭园，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p><p class="ql-block">徐道政（1866——1950）原名尚书，初改名平夫，取“匹夫平天下”之意，又易名病无，取“君子病无能”之义。幼贫苦，以农为业（ 16岁时还足蹬草鞋放牛农耕），后因立志苦学中秀才，课蒙童为生,并在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中举人。辛亥革命后，考入北京大学，专攻中国文字学。毕业后，任教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凡十余年，继任台州师范学校校长4年。系南社诗人、教育家、书法家。</p><p class="ql-block">光绪三十年（1904年），徐道政等人，发起把翊忠书院(今诸暨市浬浦中学)改为新式学堂，称公立翊忠高等小学堂，也称翊忠小学或翊忠公学。为了宣传新思想，开阔师生眼界，先后聘来新派好教师，如马叙伦、蔡元培、徐锡麟等到校讲学。蔡元培先生还主持过一段时间的校政。成为当时全县校舍规模最大的学校。</p><p class="ql-block">创办于1905年的斯民小学新校舍建成后，徐道政先生为该校撰写校歌，康有为欣喜地为新校门题上了“汉斯孝子祠”5字，并悬上了“公诚勤恒”的校训，在《校歌》和《校训》的教导下，斯民小学用各种办法激励孩子努力向上，使小学的教育一天天走向辉煌。</p><p class="ql-block">徐道政深研许慎《说文解字》，批判各家注释，纠正段玉裁注释之谬，《说文部首歌括》一书，于1908年出版，教育部定为初级小学教科书。所撰《中国文字学》为学界所重，在1917年8月出版。工诗善书，长篆刻，与马一浮多有往来。民国24年编成《诸暨诗英》（共18卷4册,民国25年石印,见诸暨图书馆藏书）。民国二十年，徐道政等还纂修过浙江·暨阳大成徐氏宗谱三十九卷。晚年隐居黄畈阳，自称“射勾山民”，纵情诗书，并选诗稿千余首，名《射勾山房集》。其家射勾山房藏书数万,为诸暨藏书楼之最,诸暨邑内年长者无一不知。其人名、诗作和传略列入《诸暨县志》。</p><p class="ql-block">其三子徐逸樵(1899—1989)，原名颂薪，深得其父教益，5岁即入读本村私塾。 6岁进贞惠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年13岁赴杭州就读商科、农业学校，1915年毕业于诸暨县中学堂（诸暨中学前身）。1918年，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留学。1924年春学成回国，同年8月，与诸暨斯宅乡斯欲仁（号介人）之女斯桂珍结为伉俪。先后在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政法大学、浙江省立严州中学任教。1928年起，在上海政法大学政治系任课，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批判，编写《社会主义ABC》，由世界书局出版。稍后，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工作。此时，编写《徐氏公民读本》共六册，由世界书局出版，供民国高中学生三年级使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赴东北调查，国民党政府准备派几位专门委员一同前往，徐逸樵先生名列其中，日方畏其宣传抗日的知名度，指名加以阻拦，国民政府作出让步，致使他终未出关。先生受此大辱，愤而辞去训练部之职，再次转向教育，1933年，应教育部长王世杰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1937年芦沟桥事变，祖国面临危亡，先生投笔从戎。先后出任国民党20集团军秘书长、31集团军政治特派员，194O年创办陕西省立政治学院并任校长。1944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1946年奉命赴日本任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首席顾问，后与张群等创办“亚东协会”任常务理事，1947年在东京成立“亚东协会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汤恩伯、蒋鼎文、张群等都曾劝其去台，但先生不为所动，并毅然辞去驻日代表团之职，定居日本，潜心研究日本史，希望从中找出有益于中日建立长久和平的途经，著有《先史时代的日本》一书。先生在日本生活了30多年，既不去台，也不入日籍，并在艰苦的环境里，努力为中日友好和两国关系正常化，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60年，时值祖国困难时期，徐逸樵夫妇毅然将幼子送回国内，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到回国前，先生携夫人三次回国。其中1973年10月7日，曾受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共进晚餐，总理建议徐逸樵夫妇每年都回来看看，并在适当的时候回国定居。在返日途经香港时，徐逸樵向记者谈及归国观感：“依我看，祖国的统一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相信，就是反对这种看法的顽固派中最顽固的人，其本身也明白统一祖国已成为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次访谈内容为香港报界广为刊载。1978年9月7日回国定居，后任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先生生前多有著述，晚年所著《日本原始古代史论考》及《日语语源论略》等，亦系如掾工作。尤为贵者，先生回国定居前夕，把自己长期经营的“亚东协会”东京分会的大批房产和现金变卖赠给我驻日使馆；回国后把自己多年收集珍藏的流散海外的宫廷珍品，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把老家的祖传房产赠给当地小学，并捐赠巨款给母校诸暨中学作为奖学金，以鼓励乡梓后学。</p><p class="ql-block">徐逸樵的子女均在国内工作，生活自食其力。当有子女对流俗不满，流露出苦闷牢骚时，特在日本作诗以勉之，教育晚辈爱党爱国，要有民族气节。1989年9月30日，徐逸樵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10月17日，徐逸樵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乔石、王震等致送花圈，丁关根、王任重、程思远、钱正英等及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告别仪式。徐逸樵一生著书甚多，影响甚广，其诗作和传略象父亲一样列入《诸暨县志》。</p><p class="ql-block">徐道政最小的儿子徐颂周（1908～1977），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南京行健中学任历史教师、河北省教育厅视察员、河南省国民党第20军团干训班政治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国民党卅一集团军（20军改编）政训处上校队长、浙江省镇海县政府教育科长镇海县政府柴桥区长、诸暨县政府自卫指挥部政治主任、诸暨县政府泌湖区长、诸暨县政府主任秘书，自卫总队长兼政治室主任、诸暨县政府璜山区长、诸暨县暨阳中学校长、诸暨县解放委员会委员、统战部副部长等职。</p><p class="ql-block">徐颂周在1942年诸暨沦陷时，他眼见日寇烧杀淫掠、山河破碎，激于爱国义愤毅然放下教鞭投身抗日，直到日寇投降，抗战胜利重返教坛，担任暨阳中学校长。当时颂周先生已是诸暨解放委员会委员、统战部副部长，他的暨阳中学革命气氛较浓，与美术教师黄有光先生（现璜山镇璜山村中市人）关系甚密，诸暨解放委员会的第一联络站就设在黄有光先生处。徐颂周先生和身边的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在抗日战争和诸暨解放中为拯救国家危亡历尽艰辛；为国培育英才，一直筚露蓝缕，勤奋办学，颇孚众望。</p><p class="ql-block">其孙徐祖璧(1920-1992)在徐逸樵的培养教育下，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前苏联专家撤回时，担负起我国自主培养技术人才的职责，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任劳任怨，贡献出了自己光辉的青春年华。</p><p class="ql-block">为了继承和发扬“耕读传家、文化作基，务实进取、和谐发展”的优良传统，积极鼓励村民树立“修身养性、创强争先”的创业思想，以徐道政先生“十六放牛成举人”、以徐逸樵先生“行遵大道近半世，入耄更应勤自励”的精神为楷模，鼓励子孙后代，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爱家乡的理念，东庑村民委员会已由徐生根同志牵头和村老年人协会一起修建“徐道政故居”，陈列有关先贤资料和物品，供后人参观瞻仰，鼓励乡梓后学，功德无量！ </p><p class="ql-block"> 马启煌于润墨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