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治信用

先秦经学_龚希平

文/龚希平

美篇号：127932771

图/网络（感谢原摄影老师）

“仁义礼智信”为儒门“五常”。所谓“五常”，也就是人都具有的五种最基本的“德”性。

什么是“仁”呢？按照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什么意思呢？孟子的意思是说：仁，就是人的恻隐之心；义，就是人的羞恶之心；礼，就是人的辞让之心；智，就是人的是非之心。孟子还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意思是说，人之有仁义礼智之德，就像人有双手双脚一样自然。

本文要讲的是政治之“信”，上面所引用的孟子关于“五常”的论述只讲到其中的“仁义礼智”四德，唯独没有讲到“信”。关于“信”的意义，有一章《论语》说得很到位，那便是《卫灵公》篇的第十八章：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这章《论语》，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要以道义为本，并要在礼的规范下实行或推行，以谦逊的态度来表达，并且要凭借诚信来成就事功，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算是个合格的君子。

“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信”排在最后，《卫灵公》第十八章，孔子论“义礼逊信”，“信”同样居于最末位置。是“信”不重要所以居末吗？不是！恰恰是因为“信”太重要了，所以才放到最后来表达。信以成之，没有“信”，即使有“义礼孙”也不能“成”！

在“五常”中，“信”的意义同样如此，“仁义礼智”四德，如果没有“信”，也是同样不能“成”的。

所以，在《论语•颜渊》的第七章，当“子贡问政”时，孔子的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去兵。”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说：“去食。”并最终说出了那句有关“信”的千古名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什么叫“民无信不立”？就是人民不拥护不讲信用的君主与政府。但历代的《论语》解读，都把这句《论语》理解成“人民如果不讲信用，他们便不能在这世间立足”，这岂不是混账与反动透顶！

曹操与曹丕父子，他们本来是汉献帝之臣，曹操生前虽未称帝，但他为曹丕其后的称帝扫清了障碍，而曹丕则最终逼迫汉献帝禅位而做了魏国的开国皇帝。曹魏政权讲政治信用了吗？其后的司马氏的晋国也是通过逼迫曹魏禅让而建立，司马氏讲政治信用了吗？所以不管是曹魏政权还是司马氏的晋国政权都是一地鸡毛。

还有一位历史名人，那就是商鞅，他则因为不讲政治信用而最终惨遭车裂之刑。

商鞅原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 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 ，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后商鞅入秦，得到秦孝公重用而推行变法。商鞅初行变法一年，秦民都说法令不便，太子甚至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本来要处罚太子，但考虑到太子身份尊贵，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

公元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同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 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时魏惠王说：“寡人真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

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等贵族势力罗织罪名，诬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追捕。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骗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文君派兵攻打，结果商鞅失败战亡。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这就是商鞅个人因不讲政治信用的惨痛结果。

今天政治信用与民间信用都极为稀薄，真是让人担心害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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